我國生態環境脆弱引發憂慮和研究
王玉慶（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研討會主持人）
我國人口眾多，資源相對不足，許多地區生態環境脆弱，特別是在近20多年經濟快速發展的情況下，出現了令人憂慮的生態、環境問題。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環境保護，前不久發布了《國務院關於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明確提出，到2010年，重點地區和城市的環境質量得到改善，生態環境惡化趨勢基本遏制。到2020年，環境質量和生態狀況明顯改善。
姜春雲同志長期關注我國生態和環境問題，約請多位專家學者深入研究，歷經多年，完成了《中國生態演變與治理方略》一書。該著作從我國生態演變現實和未來發展的趨勢出發，率先提出了治理生態、保護環境的九大戰略和十大保障體系，對國家科學制定宏觀戰略和方針政策，指導生態治理和環境保護，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和重要意義。召開這次研討會，對宣傳和貫徹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是非常必要和及時的。
召開本次研討會的目的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姜春雲同志主編的《中國生態演變與治理方略》一書為主題，就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實現「人類與自然和諧」，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資源保護相協調，促進中華民族的可持續發展，進行研討。請大家對生態恢復和環境保護髮表意見，把這一關係全局、關係國家長遠命運的研究進一步引向深入。
統籌協調是生態治理的首要戰略高吉喜（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生態所所長）
在長期的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和社會發展過程中，我國生態環境受到了嚴重破壞，具體表現為水土流失日益加重，土地荒漠化面積不斷擴大，植被破壞越來越嚴重，湖泊、溼地面積萎縮，資源破壞加劇、江河斷流頻率增大，生物多樣性下降。生態環境的不斷破壞，不僅造成了區域環境質量降低，而且加速了自然災害發生的頻率與危害強度，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了嚴重製約作用。
20世紀50年代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方面採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績。但到目前為止，我國生態環境變化的總體趨勢仍然是：局部地區有所改善，但整體環境質量仍在不斷下降，且範圍在擴大，程度在加劇，危害在加重。造成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重點輕面，重建設、輕保護，缺乏區域、流域整體思想，缺乏區域生態保護的基礎理論與方法，在生態保護與建設方面缺乏生態系統思想，未能從根本上建立人地和諧的自然關係。
由國務院副總理姜春雲主編的《中國生態演變與治理方略》一書，在對我國生態環境演變回顧的基礎上，全面分析了我國生態治理存在的問題，最後從戰略高度提出了我國生態治理的總體任務、目標和支撐保障體系。書中提出的生態治理方略高瞻遠矚，切中要害，符合我國實際。
目前，我國正處於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但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有限。因此，如何實現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是目前面臨的關鍵問題。我國是世界上生態退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其類型之多，範圍之廣，程度之烈，都是前所未有的。對這種生態退化如果沒有足夠的清楚的認識，並及時採取有效措施加以減緩或制止，不僅將制約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從長遠看，甚至將會危及中華民族的生存。在這種情況下，樹立正確的發展觀，妥善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係，對我國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中國生態演變與治理方略》一書，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從根源上剖析了我國生態保護與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將統籌協調戰略作為生態治理的首要戰略。統籌協調，就是總攬全局，統籌兼顧，優選最佳謀略，做出明智抉擇，正確處理生態治理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係，確保二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既要使人民群眾富起來，又要使大地綠起來，這一戰略，充分體現了建立正確觀念，樹立和諧人地關係的理念，對指導我國生態保護與建設、解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矛盾具有重要指導作用。
落實生態休養生息戰略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李育材（國家林業局副局長）
當今世界，生態與環境惡化已成為全球性最重大、最緊迫、最具災難性的問題。為著眼於這一問題的解決，姜春雲同志高瞻遠矚，從我國的國情出發，親自組織專家學者進行深入研討，並在此基礎上主編出版了《中國生態演變與治理方略》一書。該書高屋建瓴地提出了生態與環境治理的九大戰略（統籌協調戰略、轉變生產方式戰略、循環經濟戰略、休養生息戰略、資源替代戰略、科技創新戰略、生態產業發展戰略、工程示範帶動戰略和綜合整治戰略）。這九大戰略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完整的體系，對於切實解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一系列重大生態問題，均具有重要意義。
自進入工業化時代以來，人類對自然生態的索取大大超出了其承受能力，以致自然生態系統不堪重負、嚴重失衡，很需要休養生息。從我國情況看，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我們的生態與環境狀況每況愈下，自然生態系統更需要休養生息。如何加快水土流失防治和植被恢復步伐，儘快改變生態與環境惡化的局面，已經成為全社會關注的重大問題。
休養生息戰略，就是要給自然生態以必要的休養、恢復、生長的時間和空間，是對自然生態系統生產力的自我維持、修復和更新原理的實際應用。實施這一戰略，是儘快補償生態建設欠帳、恢復良好林草植被和生物多樣性，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
根據生態學原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地球生態鏈條中的一個環節，人與自然萬物唇齒相依、息息相關。只有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大自然才能造福人類。我們今天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包括重新確立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關係。在生態和環境日益惡化的情況下，人類也只有遵循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思想，才會真正有所作為。
但是，長期以來，人們並沒有這樣的認識。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上，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總是以技術為武器、以徵服者自居，無休止地與大自然作鬥爭，無限制地索取自然資源，包括對土地過度開墾，草原超載過牧，森林過度採伐，湖泊、沼澤及溼地過度墾殖與利用，以及開發建設過程中的亂挖亂採、亂堆亂倒等，結果導致了水土流失、洪災泛濫、河道斷流、綠洲消失、沙塵暴肆虐等等一系列生態災難的發生。大自然向人類的報復和懲罰，反過來構成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嚴重威脅。在這方面歷史的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生態休養生息戰略是根據生態生產力有限與無限的對立統一性原理提出來的。從長遠和全局看，生態生產力是無限的；但從短期和局部看，生態生產力是有限的。換句話說，具體的生態生產力有一個上限，即生態生產力的閾值。不同類型的生態系統，其生產力的閾值也各不相同。對於失去更新能力的生態系統，當務之急是要將其生產力恢復到閾值的下限以上、把人們對生態資源的收穫量約束在閾值以內。
實施休養生息戰略，歸根結底是要樹立科學的發展觀、政績觀，實現經濟社會與自然生態的協調發展。這就要求各級領導幹部在謀求發展時，既要尊重經濟規律、社會規律，又要尊重自然生態規律；既要充分考慮經濟與人口增長的需求，又要考慮資源的支撐力和生態與環境的承載力。同時，應當在各級領導幹部的政績考核中，把生態的休養生息和恢復作為一項重要內容，建立和完善科學的政績評價標準、考核制度和獎懲制度，在發展經濟的同時確保生態資產的「保值」、「增值」，為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實施休養生息戰略應當注意處理好幾個關係：一、要處理好依靠自然力量修復和人工治理的關係。不能一講依靠大自然的力量，發揮生態的自我修復能力治理生態、保護環境，就以為要放棄人工治理。這是片面的也是消極的。強調依靠大自然的力量進行自我修復，以恢復林草植被，是因為過去在這個方面重視不夠，條件也不完全具備。現在通過努力，能夠創造出讓生態發揮自我修復能力的條件，使得我們有可能用比較短的時間，在大範圍內使生態、環境得到改善。這只是要求我們在解決水土流失等問題上，必須把充分依靠大自然的自我修復能力作為核心的指導思想。而搞人工治理，其目的也是為了更好地發揮大自然的自我修復能力。應當認識到，人工治理離不開自然的作用，自然恢復也離不開人的作用。我們不能把兩者對立起來，而只能在尊重和利用自然規律的前提下，因勢利導，把生態自我修復和人工治理緊密結合起來。
二、要處理好小區域綜合治理與大面積封育保護的關係。我國許多地區人多地少，土地開發利用強度大，水土流失嚴重，必須採取小流域綜合治理，其特點是：治理標準高，小範圍內治理速度相對快，但投資強度大，需要勞動力多，治理範圍相對較小。而在地廣人稀地區更適合大面積封育保護，其特點是：費用低，所需勞力相對少，恢復範圍大，整體改善生態效果好，短時期內，可以擴大治理面積，從而大大加快治理恢復的速度、達到初步治理目的，是當前形勢下加快治理水土流失的一項重要措施。因此，水土保持在治理和恢復方面要抓「一小一大」，既堅持開展以小流域為單元的綜合治理，又積極實施大面積的封育保護。
三、要處理好封與育的關係。封山禁伐、封草禁牧，不是單純地「封」。而是要在依靠大自然的力量恢復良好的生態與環境的同時，切實注意在封禁區採取人工育林育草，快速提高封禁區的生物量。為此，要因地制宜地補植、撫育，防治病蟲害，採取飛播、安排生態用水等措施。只有這樣，才可以儘快恢復植被，改善生態，提高防護功能。
四、要處理好封與用的關係。封山禁伐、封草禁牧是為了恢復良好的生態和環境而採取的手段，並不是目的。在一些降雨量大、植被恢復快的地區，應該以可持續的方式合理而有限度地開發利用生物資源，使封育保護的成果能夠為群眾脫貧致富所利用，實現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贏。在條件比較好的草原區應實行輪封輪牧，建立合理利用的制度，控制好利用量，嚴格限制過牧。其中的關鍵，是要掌握好植物生長利用的規律，其利用的規模和強度要限制在資源再生產的速率之下，不能導致生態破壞和資源過度利用。
中國生態環境的突圍之路蔣高明（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
一、釋放自然力，恢復退化的自然生態系統在陸地上，土壤的重要性遠高於生物多樣性。無論在什麼樣的氣候帶上，只要有了土，陽光就會照耀，就會有光合作用發生。有了植物固定的能量和合成的物質，才會有動物和微生物，才會有人類以及人所創造的文明。因此，對於退化生態系統的恢復，無論我們採取什麼方案，護土是最重要的。有了土，再有了自然恢復的「彈力」，加上人工適當的輔助措施，生態恢復才能走向健康的路子。沒有了土，恢復的費用就明顯地加大，因為，恢復植被首先從恢復土開始，而將被江河衝到海裡的土壤，或者將被沙塵暴帶到太平洋裡的土壤，還原回高原和山坡，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我們今後的恢復之路，首先是制定合理的計劃，對於那些土壤尚存，或者生態退化沒有達到退化極限的地方，自然恢復是最明智的做法。在中國版圖上，需要人工努力的顯然是「一小撮」。我們應當借鑑唐太宗釋放人力的做法，釋放自然力。釋放自然力在當今人口眾多的中國有一定的難度，但是既然每年國家需要花費大量的金錢，採取以人力代替自然力的做法，我們就還有很大的空間。自然力一旦釋放這個潛力是巨大的，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這裡我們舉下面的三個例子：
1991-1999年的8年中，北京延慶山區搬遷人口4356戶（共2萬人），山區人口由原來的近6萬人減少到3萬人，從而極大地緩解了山區森林的壓力。在1300多平方公裡的山區，林木覆蓋率由原來的30％達到了目前的70％以上，其中四海鎮、大莊科鄉達到了87％和84％以上。
廣東車八嶺自然保護區建立於1981年，面積共7萬公頃，其生態保護的主要矛盾是社區貧困，這裡有8個村落1200人，80％為瑤族。開始時保護區只管自然保護，忽視社區發展。因為不讓打柴和打獵老百姓收入下降，由1981前的600元下降到1985年的330元，由此誘發了激烈的矛盾，甚至保護區的牌子也給砸了。後來保護區意識到不解決社區問題，生態恢復和自然保護就是空話，主動幫老百姓發展生產，從縣農業局請技術人員搞精耕細作，發展反季節蔬菜和果園。瑤民們丟掉斧頭拿鋤頭，收入上去了，人均收入2002年就達到了3000元。這樣，自然恢復與社區發展實現了雙贏。
四川九寨溝的例子更突出。原來的藏民是「靠山吃山」的，以原始性的破壞自然為代價。1984年建立自然保護區，發展起生態旅遊後，所有藏民都變成了生態系統的維護者，大面積的森林靠自然力全面恢復。目前，門票與旅遊觀光車收入兩項，每年就達3億多元。而實際上，九寨溝的經濟帶動遠從四川成都和青海西寧就開始了，其社會、經濟、生態效益遠遠大於九寨溝本身創造的價值。
藉助自然力恢復成功的遠不止上面三例。從熱帶到寒帶，從沿海到荒漠，從高山到平原，我們在全國發現了幾十處成功的例子。為此，建議國家下一步生態環境恢復的重點應當以「保護為主、建設為輔」，也就是以「自然力為主，人力為輔」。而其中的關鍵是如何有效地保證自然力發揮，如何將用來建設的大量經費轉移到社區經濟發展上去，變人的破壞力為保護力，這才是決定我國退化生態系統恢復能否成功的關鍵所在。應當在全國合理規劃出適宜自然力恢復的區域，加以政策性的引導，中國的生態恢復是大有希望的，我國的四大沙地、溫帶草原、高寒草甸、荒漠、熱帶與亞熱帶森林以及部分溫帶森林（只要土壤還在）都可以藉助自然力恢復。
我國已經劃定的佔國土面積14.37％的自然保護區，其生態恢復的主流方向顯然應當以自然恢復為主。
二、因地制宜，科學規劃人工生態恢復方向自然恢復需要較長的時間，因此在一些僅靠人工恢復難以奏效的地區，如礦山、土壤嚴重損失的山地以及北方的乾旱區以及南方的乾熱河谷等，必須通過人工扶助才能獲得成功。但是，即使人工恢復，也應在在物種、生態因子等方面做到科學規劃，從而避免大量金錢的浪費。這裡，我們以乾旱區造林為例說明這個問題。
最近，英國和荷蘭研究人員在印度、波多黎各、南非和坦尚尼亞進行的一項為期4年的研究發現，乾旱區造林不能幫助改善水流和防止土壤侵蝕；樹木長長的根系反會加劇乾旱區水資源短缺；樹葉和樹根會大大增加水分蒸發麵積，造成蒸發到空氣中的水分遠多於自然植被。這一觀點，國內科學家早就在各種場合下提到過，如已故黃秉維院士就形象地將乾旱區造林比喻成「抽水機」，可惜這些科學道理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乾旱區造林首先必須考慮當時的立地條件，這個條件就是水分、溫度和風速。如何判斷森林能夠生長，最好的辦法是觀察自然界中的植被分布。如，草原上鮮有大面積的森林，這裡就不適合造林。其二，造林的物種要適合本地的生態，在中國的四大沙地（科爾沁、毛烏素、渾善達克、呼倫貝爾）裡，楊樹的適應力遠不如本地的榆樹，顯然在那裡造林適宜的樹種是榆樹而非楊樹，可目前的做法背道而馳。因此，「年年造林、年年不見林」。第三，造林的密度要符合當地的生態條件，自然界有其規律性。如在渾善達克沙地，自然選擇的榆樹密度是每百平方米3-5棵榆樹；而人工的楊樹林密度高達30-50棵，水分根本無法支持。造林設計應當向自然界學習，而不能「閉門造車」。第四，人工恢復森林要多物種配合，而不能只發展單個物種的純林，後者極容易遭受病蟲害襲擊，還會造成「綠色荒漠」。這樣的教訓我們已經有過很多了。
乾旱半乾旱區生態治理要充分考慮到牧（農）民的切身利益，發展牧（農）工商經濟。以生態小城鎮和高效畜牧業基地建設為核心，合理配置資源，有效使用資金，以產業化帶動生產方式的轉變，以企業行為帶動經營方式的轉變，以科學研究和試驗示範帶動管理方式的轉變，從根本上解決乾旱半乾旱區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生態恢復等諸多棘手問題。為此我們建議：
第一，轉變國家生態治理主導思想。停止乾旱區尤其草原造林，將生態建設的重點向生態保護轉移，國家投資主渠道要向人轉移。
第二，提高經費使用的有效性。生態保護與生態建設涉及許多部門，如林業、農業、水利、環保、礦產資源、土地、自然保護區等。而在具體的生態恢復中，上述部門必須從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全國一盤棋。實現上述治理的關鍵一環是保證經費使用的有效性。
第三，對國家已經進行和正在進行的生態工程需要建立科學的評估標準。對於那些違背自然規律、經濟規律和社會規律的超大型人工生態工程，及時進行調整甚至果斷停止都不失十分明智的做法。
三、不解決鄉村貧困，中國退化生態系統恢復困難重重當今的生態退化特點與古代不同，來自人的壓力很大。歷史上的中國人口一致維持在3000-5000萬左右，清朝末年也只有4億多人，而現在的人口是13億多。因此，目前的生態退化多因人對資源的過度利用引起，如過度放牧、陡坡開荒、採礦、樵採、漁獵等等。我們不能輕易地將這些活動歸結為百姓的破壞，這些「破壞」因貧困而起，生存是第一硬道理。然而，由於不遵守自然規律造成的「破壞」就不能原諒了。一些深層的破壞來自人的「主觀能動性」，如在不適宜的地區造林、將複雜的林分改變成單一的林分、引入外來入侵物種等。這些做法雖然是出於恢復退化生態系統的良好用心，但由於違背了自然規律，使得「事與願違」，還白白延誤了自然恢復的寶貴時間。
實際上，只要政策對頭，即使鄉村這樣勞動密集型的地方，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也是不矛盾的。這裡，我們不妨舉山東臨朐縣的例子。臨朐縣是山東半島中部的一個山區縣，總面積1834平方公裡，85.2萬人。過去一段時間裡，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生態環境也日益惡化：青山變成了荒山，大河小河斷流，古縣誌上多次描述過的美好景象遭到嚴重破壞，有的甚至不復存在。針對這一嚴重現實，新一界屆領導班子將生態環境治理列入了重要議程，經過幾年的努力，生態、社會與經濟面貌發生了實質的變化。
臨朐縣成功的例子值得我們借鑑。他們有兩個產業，即大棚果實和奶牛基地仍然是在光合產物上做的文章，壽光蔬菜也是沒有脫離農。目前，在農業的光合產物中，我們只取走了其中一半，即糧食，而秸杆白白浪費了，還汙染了環境。農民秋天燒掉的是牛肉、是羊肉，是牛奶。如果我們充分利用起來，就可以為國家增加大量的牛羊肉和牛奶，國民如果大量食用高蛋白的食品，對糧食的需求就會下降。理論上，秸杆中含有的熱量與糧食中是不相上下的，關鍵一環是通過牲畜轉換，即生態上的初級生產和次級生產的連結。如果全部利用起來，等於全國糧食增產50％，這比農學家辛辛苦苦地去提高單產其優勢不知高過多少倍。中國畜牧的潛力在山東、河南、河北這樣的農業大省，而不在內蒙、新疆、西藏這樣生態脆弱的地區，他們的初級生產力限制了畜牧業的發展。2002年，山東畜牧業產值是700億，而內蒙是112億，可國家給內蒙的生態治理費用是100多億。可見，只要我們利用好了農區的土地優勢，就可以實現全國範圍內的「以地養地」。中國西部牧區應當轉變成發揮生態優勢為主，他們產出的畜產品應當是質量而不是數量。農區的土地潛力有多大呢？2005年，山東農業大學的專家培訓了畝產1400公斤的玉米世界記錄，加上秸杆就是2800公斤，再加上一季小麥（籽粒+秸杆）就是4400公斤（66噸/公頃）。其淨初級生產力甚至超過了熱帶雨林（10-35噸/公頃），是草原地區的50-100倍。
我們祖先反覆強調的「五穀豐登、六畜興旺」是有科學道理的。「五穀」就是糧食，這一點農學家和農民都強調了；而「六畜」我們重視還不夠，六畜中的馬、牛、羊和一部分的豬是能夠吃草的，這個草的優勢是來自農區的秸杆，而非旱區寒區的天然草原。
秸稈還有別的用途，即用來發電。一個年消耗秸稈約17萬噸的發電機組，可增加農民收入約3000多萬元。這對於一個百萬人的貧困大縣將是其可支配財政收入的1/3！全國的12億噸秸稈如果充分利用起來將產生2100多億元的效益。有此巨大效益，我們為什麼還不行動起來呢？
四、發展循環經濟，將汙染控制在源頭「循環」是生態系統的靈魂，自然界中無廢物。循環經濟就是在生態系統原理指導下的經濟發展模式。從傳統經濟到循環經濟，這是人類向可持續發展邁出的可喜一步。實現循環經濟，必須從資源生產、資源利用和資源再生三個環節上下工夫。
首先從生產的源頭上實現循環。水、氧氣、土壤、材料等在生產過程中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汙染，如果不加處理排放，或者交一定的「排汙費」排放，這對於生產方，可能是很容易的，但對於公眾利益其損失是巨大的。因此，生產方必須革新技術，使汙染物的排放減量化。要發展經濟就要消耗能量，但能量本身是可以轉化的，有清潔能源和非清潔能源之分。充分利用以太陽、風能、潮汐、水和可再生的生物質能源是循環經濟的關鍵。
煤炭、天然氣、石油等是幾億前植物的光合產物，用一點少一點；而秸稈等生物質能則是近一兩年的光合產物，只要陽光照耀大地，大地每年都在生產能量且為清潔的能源。如果充分利用這些能源，並逐步替代傳統能源，將極大地促進環境保護並有利於我國退化的生態系統恢復。
在人們的傳統觀念上，空氣、水、生態環境、自然保護區等在生產過程中是不計成本的，因此，很少受到人們的重視，客觀上造成了我國城鄉環境汙染和生態系統退化擴大化。如果採取生態補償機制，領導的環保政績能夠被認可，這樣我國的退化生態環境就會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可從更宏觀尺度上實現循環經濟。目前生態修復存在的巨大難度是，自然力被嚴重壓制，人工在很大程度上幹擾了自然平衡，使生態系統的物質生產不能循環，造成了「花錢不辦事或少辦事」的尷尬局面。
其次是在資源利用過程中找空間。對傳統資源利用，還有很大的節約空間，這是因為傳統經濟是「高開採、高消耗、高排放、低利用」（三高一低）的，而循環經濟則相反，是「三低一高」。我國工業用水佔15％，主要汙染物通過汙水排放，而我們對水的利用效率僅為發達國家的幾分之一甚至十幾分之一；農業用水佔總用水量的70％以上，可農業用水基本上沒有採取節水措施，許多寶貴水資源白白浪費了。黃河斷流的主要原因就是對水資源的粗放式利用。
第三是資源再生。也可從兩處著手，一是在工廠內部循環，二是在工廠外部循環。廢水、廢氣、廢渣在排出工廠之前通過技術改造，可使之重新有用，這在理論上是完全行得通的。美國生物圈二號在封閉住人實驗的兩年半中，人喝的水、呼吸的空氣都可以重複利用，更何況與外界並非完全隔絕的工業生產。廢物在排放到環境之前，還可以轉移到下一家工廠裡得到利用，這樣就增加了可循環的「產業鏈」長度，如甘蔗製糖後的廢渣又可成為造紙廠的原料。當然，最徹底的循環是製造者本身控制的循環，如西方汽車製造的汽車，報廢后的零部件重新回到工廠，這是對環境負責到底的做法，今後也應當是我們努力追求的目標。
實現循環經濟的關鍵在於「經濟」本身，只要有利可圖，就有人願在循環的環節上下工夫，建工廠，發展企業。如石家莊實施的種―養―乳產業鏈條，將秸稈餵牛－產出牛奶－牛糞發酵－出沼氣－渣施肥－催玉米－玉米收割－生產秸稈這個生態系統的食物鏈與工業生產的產業鏈有機地結合起來，這個圈轉了起來，就讓石家莊一年賺回了了27個億。轉變觀念更重要，大家都知道循環經濟是個好東西，但具體操作起來要找好突破口，上面提到的能源革命、退化生態系統修復以及水資源循環利用都大有文章可做。
五、堅持科學發展觀，合理解決中國生態環境問題目前我們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和人家拼資源的。然而，大家都清楚在資源方面我們並沒有優勢――中國人多，一平均就少得可憐了。拿我們的劣勢比人家是優勢是非常不明智的。生產一億條褲子才能換美國一架波音飛機，其環境損失要比製造一架波音飛機多得多。當年西方發達國家資源原始積累的時候，是將環境危機是轉嫁到他們的殖民地頭上的，但我們受汙染的只好是我們自己，受害的是子孫後代，甚至就是我們這代人。發達國家在人均GDP8000-10000美元的時候解決了環境問題，但我們支持不到那一天。當中國人均GDP3000美元時，環境危機可能夾帶著其他社會問題提前來到，我們所取得的那點經濟成果根本無法抵擋這些環境危機、社會危機甚至是政治危機。中國只有不惜一切地提前解決環境問題，才是根本出路。我們正處在未來發展的十字路口，我們今天的選擇，必須面對祖先、面對子孫、面對歷史。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不總是對立的。日本的人口資源環境結構比我們更差，開始也學歐美傳統發展模式，後來撐不下去了，經過深刻反思走上一條獨具東方特色的綠色崛起道路，在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的同時解決了環境問題。還有新興工業化的韓國，在人均GDP5000美元時利用後發優勢提前使環境得以好轉。如今，全球所有發達國家全部拋棄了傳統的工業發展模式，走向生態工業的綠色發展道路。綠色經濟就是低消耗的生產體系，適度消費的生活體系，持續循環的資源環境體系，穩定高效的經濟體系，不斷創新的技術體系，更加開放的國際貿易金融體系，中國今後的經濟發展模式必須走這條「綠色崛起」道路。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中國發展史上的重大轉折，是過去發展戰略的根本轉變。目前中央提倡建設人與自然和諧的環境友好型社會，我們必須乘這股東風，將環境保護的號角在中國大地上到處吹響。
對生態保護中三個問題的看法鄂竟平（水利部副部長）
一、生態環境邊治理邊破壞、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謀求經濟發展等為什麼難以制止的問題
從水利部統計的情況看，繼森林砍伐、陡坡開墾、草地開墾、草原過牧等活動之後，隨著工業化、現代化、城市化的加快，交通修築、能源利用、資源開發等生產建設活動忽視水土保持已成為人為新增水土流失的主要因素。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每年新增水土流失1.5萬多平方公裡。
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三個因素：第一是法律意識淡薄。目前，我國與生態環境保護相關的法律有十幾部，涉及的法規、規定和地方配套法規也很多。但由於宣傳、教育、普法等力度不大，不深入、不普及、不持續，公民尊法、守法、愛法意識不強。特別是一些地方一些單位，以權壓發、以言代法的現象時有發生，在社會上造成很壞的影響。第二是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後，責任追究不當，處罰過輕，必然導致生態環境破壞事件頻發。第三是政績觀與發展觀出現偏差，急功近利有好處。很多地方、很多單位、很多人謀求眼前利益。
二、充分認識自然生態的自我修復能力，封山育林、封育輪牧以及休漁等做法對自然生態環境自我修復的巨大作用問題
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是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建設和諧社會的具體體現。很多地區成功的實踐證明，利用大自然的自我修復能力，採取封山育林、封育輪牧、封禁保護的措施，大力推進生態修復，是多、快、好、省，防治水土流失的有效途徑；是生態建設的必由之路；是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必然要求；對保障國家生態安全，促進生態和環境改善、農村經濟發展，加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是保護生態、環境的基礎工程問題
水土保持是防治水土流失，保護、改良與合理利用水土資源，維護和提高土地生產力的綜合性科學技術，是保護生態和環境的基礎性工程，這是不容置疑的。從學科分類來說，水土保持還是一門綜合性學科，與一些基礎性自然科學、應用科學、地球科學、環境科學等都有密切關係。
從資源學來看，水和土是人類生存的基本物質，是發展農業生產的基本要素。而水土保持對於發揮水土資源的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發展生產和建設，整治國土、治理江河，減少水、旱、風沙等災害，維持生態系統平衡，維護良好生態環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水土保持工作實際是著力解決兩個方面問題：一是促進水土資源高效、可持續利用，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二是促進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維護，使生態系統能夠穩定、良性循環，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保障。
從保護生態、環境的角度出發，水土保持包括以下4個方面：第一，實現水土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維護。水土保持不僅為當代人生存提供良好生存環境，滿足當代人的需要，而且為後代人留存生存發展空間，滿足後代人的需要。
第二，改善生態和環境。水土保持的主要功能是逐步修復和改善受損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提高環境質量和容量，為經濟社會發展和人的生產生活提供良好外部條件。
第三，促進水生態和水環境安全。水土保持能夠提高土壤水源涵養能力和植物過濾淨化能力，控制和減輕多種汙染物進入江、河、湖、庫水體，改善水質、生態和環境。
第四，促進社會進步和新農村建設。水土保持可以促進促進農業生產結構調整，為解決「三農」問題創造條件。還可以治理、恢復和改善農村生態環境，從而加快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是保護生態環境的基礎工程
吳斌（中國水土保持學會秘書長、北京林業大學教授）
我國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根據最近公布的全國第二次遙感調查結果，我國水土流失面積為356萬平方公裡，佔國土面積的37％；平均每年流失土壤50億噸，土壤侵蝕模數最高超過3萬噸每平方公裡，截至2004年，我國荒漠化土地263.62萬平方公裡。嚴重的水土流失產生的直接後果就是耕地減少，土地退化嚴重，泥沙淤積，生態惡化。
水、土資源既是基礎性的自然資源，又是戰略性的經濟資源；既是生態與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影響生態與環境的關鍵因素。它具有基礎性、有限性、脆弱性三個特點。水土資源是人類賴以生存發展的基礎條件和前提，須臾不能缺少。相對於不斷增長的人類需要，地球能夠提供給人類的水土資源及其承載力是有限的。水土資源極易受到人類利用方式的影響，在利用不當的情況下，其生產力會急劇下降。土地資源的補給和再生一般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一旦超過了極限，要想恢復是非常困難的。水土資源的這三個特點，決定了解決水土流失問題是生態建設的首要問題，水土保持在生態建設中具有基礎性地位。
從遠古的「平治水土」，到現在的預防為主、防治結合，乃至近年來總結形成的人工治理與生態修復相結合，水土保持形成了走綜合整治之路的傳統，有效地保護和合理利用水土資源。
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水土保持事業新發展的過程中，需要特別強調認真落實三個方面的理念。
第一，樹立和落實統籌協調的理念。水土保持最大的特點在於綜合，在於協調。這項工作涉及多個因素、多個目標，包含了許多對立統一的方面和問題。在水土保持工作中，必須處理好它們之間的辨證關係，統籌安排，使之協調發展。在技術路線上，水土保持要始終堅持綜合治理，山水田林路統籌安排，工程、生物、農業、管理措施綜合運用，不能搞單打一。在區域布局上，要全面兼顧，上下遊統籌。
第二，樹立和落實以人為本的理念。水土保持工作主要、直接面向廣大農村和農民，面向經濟欠發達地區，落實以人為本尤為重要。在水土保持工作中落實這一理念，一是要解決好群眾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正確處理水土保持和改善民生的關係，把解決群眾生產生活實際突出問題作為水土保持的前提和手段。二是要幫助群眾解決好長遠發展的問題。要引導群眾從長計議，認清保護和建設良好生態的長效利益。找準治理水土流失與增加農民收入的最佳結合點，把水土流失治理與長遠的農業增產、農民增收和農村經濟發展緊密結合起來。三是注意發揮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使水土保持各項決策和建設內容符合實際，符合群眾要求。
第三，樹立和落實人與自然和諧的理念。不論是水土資源，還是生態環境，對人類活動、對動植物的生長發育都是有一定承載能力的，一旦超過其承載能力，水土資源和生態環境就會受到傷害。同樣，人類的生態建設活動如果超過自然的承載能力，也必然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因此，在水土保持工作中，必須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的理念，正確處理人與自然兩者的關係。一是尊重自然規律，按照自然規律辦事。要深入研究水土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因地制宜，因水制宜，分類指導。根據水土資源、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合理選擇水土保持的措施和方案，合理選擇適宜的植被類型，做到因地、因水制宜。二是要處理好開發與保護中人與自然的關係。在開發資源、發展經濟、滿足人的需要的過程中，既要關注人，也要關注自然；既要滿足人的需要，也要維護自然的平衡。
增強生態治理和環境保護的國家意志夏光（國家環保總局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回顧中華民族在長期生態演變中的生存和發展歷史，可以得到一個基本認識：中華民族已經先定地處在比較艱難的自然條件下，不可能幻想重新獲得優裕的發展環境，因此未來我國的發展必須繼續發揮我國人民長期積累的自然倫理思想和豐富生存智慧，探索在中國特殊國情條件下的人、自然、社會、技術之間的合理結構，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環境與生態治理戰略。
環境和生態治理的國家意志，是指國家最高權力系統關於環境和生態治理的政治意願和行動部署的集合，即國家意志由國家意願與國家行動構成。其中，國家意願又可分為「理念」和「決心」，國家行動又可分為「承諾」和「要求」，即形成如下結構：
國家理念
國家意願
國家決心
（環境與生態治理）國家意志
國家承諾
國家行動
國家要求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為了生態治理和環境保護做出了一系列決策，組織過大規模的興修水利、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植樹造林、防沙治沙、草原保護、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還草、建立自然保護區和防治環境汙染等工程活動，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全國10％的沙化土地得到治理，林木覆蓋率已達到16％，近10年來全國累計種草保留面積1500多萬公頃，封育草場1000多萬公頃，退耕還林600多萬公頃，自然保護區佔國土面積近15％。這些成就，是國家意志與人民奮鬥相結合的體現。
進入新世紀以來，科學發展觀、人與自然和諧、新型工業化、環境友好型社會等一系列與環境和生態保護有直接和密切關係的新的國家執政理念開始在經濟社會發展中逐步實施，形成了發展領域新的意識形態。由於國家執政理念實際上是執政黨的理念，因此生態和環境保護工作已經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成為國家意願的一部分。《中國生態演變與治理方略》提出的九大生態治理戰略和十大支撐保障措施，具有豐富內容，應當進一步研究，使之具體化和實體化。
儘快完成從開環流程到閉環流程的轉換騰藤（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生態經濟學會理事長）
30年前，在許滌新等老一輩經濟學家倡導下，中國開始形成經濟和生態協調發展的理念。經歷30年的持續探索，我們確立了經濟與生態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模式，以避免西方國家採用「先經濟、後生態」模式所犯的錯誤，更好地實現經濟騰飛和生態文明復興。1982年，國家把「環境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汙染和其它公害」寫入了《憲法》；1984年，政府將環保提升為「基本國策」；1993年編制了《中國21世紀議程》白皮書，明確提出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的整體戰略；2003年，最終形成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
自然生態系統之所以能夠生生不息，不斷進化，最為關鍵是它具有兩種機制，即生物體從資源到產品再到資源的循環機制和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的進化機制。這兩個機制實際上也是社會經濟系統具有可持續性的必要條件。所不同的是，自然生態系統的這兩種機制是內生的，而社會經濟系統的這兩種機制是外生的，它們是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的結果。具體地說，就是通過技術和制度創新構建循環機制，實現「資源―產品―廢棄物」的開環流程到「資源―產品―資源」的閉環流程的轉換，使生產和消費過程中排放出的廢棄物不高於環境的容量或自淨能力，使經濟和生態具有相容性；通過發育市場體系構建競爭機制，促進技術、企業和制度的優勝劣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按照現在的增長勢頭，國內生產總值在2000至2020年期間完全有可能再翻兩番，從而實現全面小康生活水平的目標。目前亟待要做的事情是，利用資源與產品相互依存，相互支撐的關係和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三類途徑，儘快完成從「資源―產品―廢棄物」的開環流程到「資源―產品―資源」的閉環流程的轉換，使最終排放的「廢棄物」控制在環境自淨能力的閾值之內，扭轉稀缺資源難以為繼，生態環境不堪重負的局面。具體地說，就是以企業為單元，推行清潔生產，建立「點」上的小循環；以行業或企業群為單元，延長產業鏈，建立「線」上的中循環；以產業群為單元，建立工業生態學意義上的共生互動的生態產業體系，建立「面」上的大循環，形成共生互動的生態產業體系。
發展循環經濟是我國當務之急費維揚（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
從我國面臨的資源、環境形勢來看，發展循環經濟，確實是當務之急。
第一，我國嚴重的資源、能源短缺狀況制約了經濟的發展。從水資源來看，我國人均水資源量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從耕地資源看，我國人均耕地面積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從探明的礦產資源看，總量約佔世界的12％，但人均礦產資源則嚴重不足；從森林資源來看，人均森林面積及蓄積量分別相當於世界人均水平的21％和1/8；到2020年要實現GDP翻兩番，能源、資源供應面臨嚴重的挑戰。
第二，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粗放，資源利用效率低，造成資源的大量浪費。最近20多年，通過大力調整經濟結構，加快技術改造和加強管理，我國資源利用效率有了較大程度的提高，但總體水平上看，資源利用效率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仍然較低。例如，在資源產出率方面，2003年我國用水量與美國相當，但GDP僅為美國的1/8；在資源利用效率方面，我國單位GDP產品的能源加工、轉換、貯藏和終端利用的效率仍低於發達國家1990年代初的水平。
第三，我國生態環境破壞和汙染十分嚴重。我國生態環境比較脆弱，巨大的人口總量和高汙染、高消耗、低效益生產方式的持續擴展，與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構成了尖銳的矛盾，生態安全已受到嚴重影響。有關數據表明，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每增加單位GDP的廢水排放量和固體廢棄物要高得多，我國每年由生態環境破壞帶來的損失十分嚴重。
發展循環經濟是防治汙染、保護環境的重要途徑。水、大氣、固體廢棄物汙染的大量產生，與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資源利用效率低密切相關。我國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氣體的排放量的急劇增長已引起世界的關注。因此，發展循環經濟，實施清潔生產，促進廢棄物的資源化利用，是保護環境的治本措施。
發展循環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參與，所有參與主體都應從大局出發，通力合作，為實現我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資源環境的可持續利用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為此，建議大家認真閱讀《中國生態演變與治理方略》一書，深刻領會其中的精髓，以便更好地指導我國循環經濟的實踐，推進生態治理工程的順利發展。
地方官員應該樹立正確的發展觀念張佩昌（江西省贛州市委副書記、贛州市政府常務副市長）
根據我們的實踐，為加強生態和環境保護，地方官員應該樹立以下的正確發展觀念：
一、在思想觀念上樹立和諧共贏的發展觀。一是糾正只注重經濟增長，忽視人和社會全面發展的片面觀念。經濟增長無疑是發展的主要內涵，但並不是發展的全部；經濟增長是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但不是人民利益的全部；經濟增長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是社會進步的物質條件，但也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部。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統一體。保護好生態環境，經濟可以持續健康發展，經濟發展了，又可以促進生態環境的保護和建設。如果把兩者對立起來，把經濟發展建立在資源過量消耗和生態環境破壞上，一味拼資源、拼環境、拼物耗，表面上看GDP在增長，但除去資源成本、生態成本，實際上可能是低增長或負增長，這樣的發展是無序和不可持續的。二是糾正不計成本和代價、盲目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片面觀念。加快發展必須注重成本和效益，用較小的發展成本實現較大效益。片面的發展觀只注重發展速度和短期成果、忽視發展成本代價和長遠利益，只注重增量財富的變化、而忽視了存量財富的變化，這都是有害的。三是糾正無視生態與環境承載力，過度向自然索取的觀念。發展必須考慮與環境的承載力、人類對自然的索取應當與人類對自然的回饋相平衡，人們必須通過控制、約束自身的非理性需求和行為，在生態與環境承載力範圍內，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
二、在評價體系上樹立與時俱進的政績觀。《治理方略》一書認為：生態生產力有著它固有的屬性，一是生態破壞後果顯現時間與經濟增長時間不同步，二是生態代價貢獻與當代利益驅動不均衡，三是生態環境對增長的貢獻未能以貨幣價值度量。這些屬性決定了在經濟增長的數據裡，很難把生態環境的份量界定清楚，客觀上為某些「透支」資源、「吃祖宗飯，斷子孫糧」的地方官員們提供了一個追求政績的隱性良機，造成「一代人的政績，幾代人的包袱」等惡果。尤其是在當前，中央管人（幹部任免）、地方管錢（分稅制）的體制下，地方政府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很容易造成擊鼓傳花式的一屆接著一屆的浪費、破壞資源，一些官員們前僕後繼地進行著以犧牲資源、特別是以犧牲礦產、土地資源為代價的「政績競賽」。如何看待政績？過去砍樹有理，如今退耕還林有理，這確實需要樹立一個與時俱進的正確政績觀。近年來，我們在考核黨政領導政績的時候，不僅單純考核經濟發展，更是把人口、資源與環境指標納入考評體系。某些「竭澤而漁」、「竭礦而採」、「竭林而伐」的非理性做法，只能望而卻步。在正確的政績觀面前，靠山吃山注入了新的內涵。江西贛州市通過生態自我修復，全區水土流失得到初步控制，土壤侵蝕量每年減少100萬-150萬噸，有些河道的河床以每年2-5釐米的速度下降，其中，一條非常成功的經驗是：在當地政府中形成了「幾任書記一本經，幾任市長一道令，幾套班子大合唱，一任接著一任幹，一任幹給一任看」的好傳統。
三、在利益驅動上樹立造福萬代的全局觀。「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這兩句話，在某個角度講，是正確的，但借用到生態環境治理上來，又帶有一定的片面性。作為地方政府的官員，不能僅局限在本地區的局部，就地方論地方的談治理。生態與環境無界，一個地區的生態與環境惡化後果不僅影響本地發展，而且也影響其他地區。因此，生態治理和環境建設上有全局性、整體性。比如：山上與山下的關係、上遊與下遊的關係、縣域與區域的關係等等，這就需要地方官員有一個全局觀。以贛州市東江源頭治理為例。發源於江西省贛州市南部的東江，源區流域面積3502平方公裡，東江流經廣東龍川、河源，再經「東深供水」，注入深圳、香港，不僅是流域3000多萬居民生活的主要水源，更佔香港淡水供應量近八成。為了東江碧水長流，位於東江源頭的尋烏、安遠、定南三縣作出了巨大犧牲。這三個縣有著豐富的鎢、稀土、鉛、鋅、鉬等礦產資源。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這裡一度礦山林立。當地政府意識到大規模開採會造成嚴重水土流失，取締關閉了330多個礦點，遏制了亂挖濫採行為。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安遠縣每年的財政收入因關停礦山減少7240萬元，因限制林木採伐減少800萬元，因關閉松焦油廠、活性炭廠、木材加工廠減少1300萬元。特別是近兩年來，贛州按照「整合資源，保護環境，科學規劃，合理布局，深度加工，做大產業」的原則，採取「三保護」（保護資源、保護環境、保護縣裡利益）、「兩調整」（調整產業布局、調整利益關係）、「三控制」（控制開採總量、控制分離、控制資源外流）、「一放開」（在規劃指導下放開深加工）的思路，加快稀土、鎢等礦產資源整合的進程，實現了「四個轉變」：即實現礦山開採向規模化、集約化開採轉變，向限量和計劃開採轉變，向採勘結合、採勘平衡轉變，向開採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三者結合轉變。通過近年來大規模的禁採復墾，一些礦區又重新披上了綠裝，東江源區平均森林覆蓋率高達78.2％。
四、在政府作為上樹立生態優先的主導觀。地方政府應在生態環境治理中發揮主導作用。一是地方政府要主動關注生態環境。我們從贛州的水體汙染事件中得到教訓，各級地方政府必須主動關注生態環境問題，而不能被動地等問題發生了以後，才來採取應急措施。像汙染的治理，生態環境的優化等等，這些工作，都必須成為各級政府的前置任務。二是地方政府要自覺履行職能，把生態環境治理放在重要位置。從本質上講，生態環境屬於公共產品的範疇，有很多資源（如空氣）無法進行清晰的產權劃分和管理。因而政府就必須履行好管理公共資產的義務。三是地方政府要保護好、發展好人民群眾治理生態的積極性。人民群眾是生態治理的主體，而不是被動的客體。勞動人民參與生態治理，是社會文明程度的標誌，也是動員社會力量保護生態與環境的有效方法。廣大人民群眾對生態環境有著更加深切的感受。「大自然是遠遠先於人類在地球上生存發展的，人類只不過是自然界的組成部分，又是靠大自然養活的」。生態環境惡化，他們是直接的受害者；生態環境治理，他們是直接參與者；生態環境優化，他們是既得利益者。因此，各級地方政府一定要把這股力量組織好、使用好，絕不能等生態環境問題和民眾呼聲、壓力影響到政府權利時，政府權利才來被迫關注生態環境問題。
《中國經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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