蛐蛐的秘密：一隻蟲和它攪亂的人心
一隻重約0.65克的蛐蛐曾賣出5萬高價；北京玩家租房養蟲，不敢開火、不抹擦臉油
為了抓到好蟲，農民組織起摩託車隊。
一種生命力僅百天的蟲子，被把玩了近千年。
當蟲季來臨，玩家們付出體力和腦力，傾注財富，希望藉此獲得駕馭戰鬥的法門。在田間地頭，古老的鬥蟋文化與不斷投入的財富相遇，並隨之復活、繁榮、幻滅。
玩家中有北京城的退休教師、身家過億的老闆、年輕大學教授、國企金領、幼兒園園長、穿校服的小學生、名校博士生……
他們將為你打開另一個世界。在那裡，蛐蛐是讓成年人回憶童趣的玩物，是生命的解藥，是堪比西班牙鬥牛的文化象徵，是幫助一方百姓脫貧致富的寶藏，也還可能是擊垮富豪的賭博機器。
蛐蛐，這種存活了至少1.4億年的古老昆蟲，用它的一生締造了人間的快樂，也見證著現實的奇幻。
託孤
老崔給蟲友於佳發了條簡訊。
「把我的罐子拉走吧。」躺在病床上，血液裡的栓塞壓迫了他的運動和語言神經，一說話會咬到舌頭。
老崔的蛐蛐罐大大小小湊足了三桌。大罐子擺不開，他找人定做了手掌大的小罐。一層層摞起來，精心侍弄。
十幾年前，老崔從北京某重點中學退休。70歲的他身高1米8，和老伴兒住在一套50來平米的房子裡。爭取了二十多年，老伴兒劃出一塊1平米見方的角落，讓他伺候蛐蛐。
選蟲、飼養和格鬥，蛐蛐的玩法很像昆蟲版拳擊運動。玩家需要通過頭形、牙形、須、腿、翅膀、顏色以及動態等生物特徵，識別並判斷出一隻蛐蛐是否具備成為「泰森」的潛力。再依靠40-45天的靜養，最後將蛐蛐倒進鬥盆，用鼠須或芡草撩撥它的牙齒，指揮它贏得戰鬥。
據蟲界人士估算，在蟲季，北京城裡每天蛐蛐罐不離手的玩家至少有1萬人。
蛐蛐兒在老輩兒人的生活裡擁有特殊的地位。三千年前，詩經有云：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一百多個罐裡的生命曾驅走了老崔的煩惱和孤獨。這位曾經的數學老師願意向你描繪一幅唯美的畫面——繁星滿天，青紗帳裡蛐蛐低鳴。「除了天和地，只有你和吱呦吱呦的蟲。」
蛐蛐又名蟋蟀，是一種至少存活了1.4億年的昆蟲。
2015年春節前，老崔中風了。
被「託孤」的於佳不敢接罐：「玩蛐蛐兒的人，鬥的就是一口氣。」罐兒在，就有念想，到了蟲季他還能爬起來。
果然，轉過年，蟲季一到，老崔一抬腿又下山東了。
老崔還算不上最痴迷的玩家。一位88歲的老爺子，被醫生宣告活不過80天時，從重症監護室出來，身上掛著尿袋、手背上打著吊針、坐著電動輪椅到了山東。他跟賣蟲的農民說，蛐蛐叫百日蟲，他可能活不到蛐蛐出戰了，但到了季節「特別想聽蛐蛐叫」。
黑風口
每年8月初，當第一場秋雨飄落，蛐蛐順利褪下最後一次殼。它們的翅膀變得厚實、亮麗。雄蟲震動翅膀鳴叫著從成片的玉米地、草窩、磚縫裡跳出來，玩家們便像鐵屑一樣被「磁鐵」吸引著，奔向山東。
按照蟋蟀學者的表述，因水質和土壤利於蟋蟀鈣化，山東有一條自北往南的蟋蟀產區，位於東經116°30′—117°30′，包含寧陽、樂陵和寧津等16個地區。蟲客們把去山東抓蟲和買蟲，統稱為「下山東」。
其中，又以泰安市寧陽縣和德州市寧津縣最出名，兩地蟋蟀彪悍善戰，曾為歷代朝廷進貢鬥蟋。
按照當地公布的數據，每年至少有10萬人從上海、北京、天津、杭州等地湧入寧陽縣。這一數字，接近寧陽縣82萬總人口的八分之一。
寧陽縣鄉飲鄉小孔家村外的一個十字路口，形成了中國著名的蟋蟀交易市場——黑風口。
當年，遠道而來的蟲客為了看到第一手蛐蛐，半夜坐著小馬扎，在路口攔截抓蟲的農民。四周都是溝，天黑風大，起名叫「黑風口」。
許敬晴是村裡的85後，從他記事起，村裡就出現了拿著大哥大來收蟲的上海人。改革開放後，鬥蟋逐漸擺脫了「老四舊」的枷鎖，開始成為一部分富人的新娛樂。他的家族參與了黑風口的開發——填平深溝，蓋起兩排門面房，還在村委會的支持下，豎起了一塊石碑：黑風口蟋蟀交易市場。
圈裡叫得上名號的玩家會帶著上百萬現金出現在黑風口。他們包下人流量最大的路口，每人一張小方桌和一條小板凳，等待蟲子被送到眼前。剩下的攤位也寸土寸金，10塊錢一個沿街排開。
最熱鬧時，整個黑風口「估計得有一千張桌子」——至少相當於村莊人口的兩倍，許敬晴頓了頓，又補充：「保守地說」。
早上10點之前，黑風口會陷入癱瘓，所有車輛需要繞行——人群有多湧動，財富就有多黏稠。
蟲客擠滿了蘭州拉麵館，菸酒供不應求，平時一個月都賣不出幾桶的礦泉水斷貨了。「賣零錢」的吆喝聲會告訴你，在蟲季，即使沒什麼可賣的，零錢也是一種商品——100塊錢可以換走95塊零錢。
對一隻好蟲的渴望，驅使著蟲客在早上5點鐘出攤。「爭的就是第一個看到撬子手抓到的蛐蛐兒。」許敬晴說。
撬子手是蛐蛐捕手的職業稱謂。在蟲季，外出打工的青壯年會像春節返鄉一樣，請假回家抓蛐蛐兒。
8月8日是約定俗成開始抓蟲的日子，聽上去充滿好彩頭。
他們趟遍了村莊附近的田地，又組成車隊，向十幾公裡甚至上百裡外的玉米地進發。裹著水綠色的迷彩服，撬子手的武器是頭頂的礦燈、手裡的網罩和腰間的竹筒。
男人們黃昏時出發。前半夜一壟一壟趟過田地逮蟲。後半夜則要靠「聽叫」——在地裡吃飽喝足的雄蛐蛐會震動翅膀，召喚配偶。有經驗的撬子手通過叫聲，能聽出蛐蛐的釐碼和優劣。
那是從土地裡冒出的真金白銀。2015年，一隻重約0.65克的蛐蛐在黑風口曾賣出5萬塊的高價。按同時期黃金298元／克折算，即使是同等重量的千足金，也不過194塊錢。
蛐蛐被分裝在拳頭大的白瓷小罐裡，用橡皮筋箍著。蟲客根據閱歷和眼光給價。有的把厚厚的眼鏡抵在蛐蛐罐邊上，打量半天：先看頭，後看腿，再看皮毛不後悔，最後打草看牙。也有人一掀蓋兒就報價。在這個桌上開價100賣不掉的蟲子，到了下個桌，可能被1000塊買走了。
許敬晴說，即使抓不到昂貴的「萬金蟲」，在象徵涼寒的露水爬上莊稼之前，一個家庭也平均可以賺兩三萬。
在田間地頭等待抓蟲的撬子手。
萬金蟲
2016年秋天，許敬晴的叔叔賣了一隻蛐蛐，1.3萬元。對方出價1萬，成交後感嘆蛐蛐確實好，一高興又給了三千。
買到好蟲的玩家放起鞭炮；賣出蟲子的叔叔買來煙花，又買了煙分給一起下地抓蟲的戰友。
1993年，老崔第一次下山東，蟲友在地頭兒花150塊錢買了兩隻蛐蛐兒，旁觀的農婦驚訝得直吐舌頭。
到了2003年前後，開著悍馬、保時捷、奔馳的老闆開始出現在市場，很快成為「大戶中的大戶」。當地有了新的致富經：「一隻蛐蛐三頭牛」。
始自宋朝的古書上，列出了青、黃、紫、紅、黑、白六大類共260多個蟋蟀品種。不同的顏色和特定的形態匹配，便會演繹出等級懸殊的蟋蟀。「烏頭金赤、蟹殼青、紫黃、青麻頭、鐵頭青背、琥珀青、白牙青……」具備「帝王相」的蛐蛐鮮見，且不易辨認。
2016年秋天，42歲的北京玩家柳森花500塊從黑風口買回一隻「黃扳鉗」——外殼黃色，牙齒像扳鉗一樣威武有力。
當年，他花了幾萬塊收蟲，最貴的一隻叫價2萬，8000元拿下。這隻初看起來「中不溜兒」的黃扳鉗，在當年北京蟲王爭霸賽上，贏得6釐1重量級的「蟲王」。
「收蟲兒就跟搞對象一樣，別人看範冰冰、Angelababy好看，你就瞅不上！」3月18日的上午，柳森穿一件藍綠色Polo衫，坐在擺滿各式蛐蛐罐的方桌前。他在北京一家企業擔任中層管理。
柳森每年會和幾個蟲友開著豪車下山東。在黑風口，他們包下十個攤位，拉起橫幅收蟲。臨走時，他照顧村民生意，還買走了全村的土雞蛋。
村民每年拉起橫幅，放上鞭炮，列隊歡迎他和蟲友的到來。
柳森是朝陽門胡同裡長大的北京人，從小用酸奶瓶養蟲。記憶中，天津名家郭景升製作的蛐蛐罐擺在木板車上，2塊錢一對。如今，相同的罐子就擺在他的刺蝟紫檀茶几上，價格已經漲了上千倍。
寧陽縣政府曾做過統計，10萬蟲客在吃、住、行、購、娛樂、旅遊六大塊為全縣帶來3個億左右的產值。這個數字在280公裡外的寧津是4億元。
為了持續「蟲經濟」，寧陽和寧津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舉辦「中華蟋蟀大賽」。蟋蟀譜已出了五六十個版本。寧陽縣政府還推出了一部地方法規，規範蟋蟀資源的開發。
資深玩家王憲春曾勸過一個每年投入巨資買蛐蛐的朋友，沒必要花大價錢買蟲。
有蟲客對許敬晴說，每年下山東，趣味最足的就是坐在農村的市場裡，呼吸著清新的空氣，被賣蟲人簇擁著，「有種當皇帝的感覺」。
還有的大戶，會包下半條街的旅館，購置新的家具，創造最舒適的玩蟲環境。也有任性的蟲客，無法忍受早晨雞叫，把村裡的公雞全部買來吃掉。
擁有市值過千萬股票的蟲客，會時不時微信截圖給許敬晴：「我這股票又漲了。」
「玩的就是一種身份體驗。」王憲春曾接觸過大戶玩家。金錢為他們鑄造了自信的鎧甲。投入巨資的人，最大的希望是獲得一張頂級玩家圈的門票。
尊貴
萬金蟲進城後，住的是比北上廣還金貴的房子——價值幾萬，甚至十幾萬的蛐蛐罐。許敬晴的一位蟲客，在上海專門拿出一套500多萬的房子養蛐蛐。
許敬晴的部分同鄉，在蟲季結束時，跟著大老闆一同進城。他們為蟋蟀調理飲食、按摩、洗浴，是名副其實的「營養師」，月入過萬。
於佳是蛐蛐圈的新玩家。他希望自己成為技術型選手，而不是人民幣玩家。
為了賽場上的兩三分鐘，他常常需要準備一年。
為了不燻著蛐蛐，養蟲的三個月，於佳要求全家吃飯館，家裡很少開火。「不怕你們笑話，那幾個月，早上起來我從來都不抹擦臉油。」
按照書上記載，蛐蛐被燻了之後發軟，六條腿抓不實地，嚴重的直接斃命。
後來，於佳在北京南二環為蛐蛐們租了一套房。他從網上買了兩個養殖級的溫控開關，只要溫度計裡的水銀柱指向24度，開關會自動斷暖斷電。屋裡鋪滿了塑料泡沫，保證蛐蛐們蹦出來不會受傷。
單是餵食一項，從古書上的小米、南瓜、綠豆，到蝦尾肉、蟹腿肉、羊肝，再到冬蟲夏草、鮑魚海參、蜂王漿、螞蟻卵……人類對食物的拓展，也豐富著蛐蛐的食譜，玩家間常常諱莫如深。
在2016年寧津縣舉辦的全國蟋蟀大賽上，於佳斬獲一項全國比賽冠軍。
於佳多次提到「信念」。他強調，打草的時候要有信念：我一定能翻盤。
為了練習打草時抖手腕的動作，他買了一個1斤的沙袋綁在手腕上，開著車等紅綠燈的工夫也不自覺抖一抖。最投入的一次，他餵著餵著睡著了，手裡的蛐蛐罐摔了，一睜眼看到裡面放了三個不同的食槽，「太困了，餵了三次。」
黑風口市場上交易的蟲客。
門徒
在北京，蛐蛐王國的「領土」並不大。
佔地40多畝的朝陽區十裡河天嬌文化城，能買到蛐蛐的門面不過6家，流動攤位二三十個。
初春的午後，在迴旋著鳴蟲叫聲的店面裡，66歲的首都鳴蟲協會秘書長趙伯光在一根柱子前坐定，身後掛著「蟋蟀能人」四個大字。他身材高挑，穿一件立領皮上衣，手上戴著一枚紅珊瑚戒指。
店面只一間房大，卻是北京最全的蟋蟀用品商店。在擺滿蛐蛐罐的貨架頂上，陳列著一排泛黃的獎狀和落有灰塵的獎盃。
從1988年開始組建北京市蟋蟀聯賽至今，趙伯光組織的北京市友誼賽即將迎來第30屆。他和位於西直門、廣渠門等北京四九城的其他7個玩家，成立了八支隊伍，打起循環賽。他們草擬比賽章程和競鬥規則，每年修改。
起初，參賽者每人5塊錢，用於購買獎狀和獎盃。後來，有支持者開始為比賽提供贊助，參賽的隊伍從8支逐漸發展到22支。
趙伯光把鬥蟋視為國粹，「就像法國人的歌劇、西班牙的鬥牛一樣」。他曾在電視上出鏡85次，其中一次是應荷蘭電視臺之邀。對方此前拍攝了泰國鬥雞和西班牙鬥牛。
這天，在接完一個關於為鬥蟋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電話後，他再次向記者強調了玩蛐蛐對修身養性和提升社會文化積澱的作用。
鬥輸了的那隻蟋蟀不會鳴叫，「知恥也」。宋朝書法家黃庭堅總結了蟋蟀的「五德」：信、勇、忠、知恥、識時務。趙伯光試圖找到人和蟲在情感品格上的共鳴，並鼓勵人像蟋蟀一樣去戰鬥。
先後有23個徒弟拜在他門下。他們中有身家過億的老闆、北京城的年輕教授、國企金領、幼兒園園長，還有名校博士生。
趙伯光收徒的條件之一：必須是大學生。這既保證了徒弟的領會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收進賭徒。
在被財富裹挾的潮流中，如何保全鬥蟋蟀的味道，成了趙伯光最在意的事。
新領土
於佳敬重每一隻為他徵戰過的蟲子。蛐蛐臨終時，他會拿火柴盒裝起來，埋在小區花園裡。常勝的蛐蛐還被他做成標本緬懷。
蟲客們講究生命輪迴帶來的蟲運。一個有點迷信色彩的說法是，蛐蛐臨終要厚葬，來年還能遇見好蟲。
但在山東，「蟲運」正漸漸枯竭。
在距寧陽縣30多公裡的曲阜，農民家裡的《寧陽蟋蟀譜》都快被翻爛了。撬子手抓蟋蟀的半徑越來越大，好蟲卻越來越難抓。
原來麥秸垛、牆角裡，一翻就有。工業區、開發區的崛起，加上多年的掃蕩式捕蟲，如今車隊要開四十多分鐘去開闢新領地。
在泗店、姚村等大型交易市場，為了對抗人工繁殖的蛐蛐——「白蟲」，賣家們拉起觸目驚心的橫幅——「抓到賣白蟲的罰款2萬」。
上海、北京、天津的玩家還在嘗試去山東、河南、河北孵化新的市場。他們找到與寧陽處於同一緯度的處女地，投入金錢和設備，培訓農民如何識別優質蟋蟀。
3月11日，在十裡河，散落在北京各地的玩家，趕來和即將搬遷的文化市場告別。
「我那可是只漂亮的青衣白麻，小壽星頭，黑面骨頭大白牙，青翅包身。」一位68歲的老玩家擠在鳴蟲區的過道裡，講起2016年的得意大將，兩眼放光。
今年2月，文化市場騰退搬遷的通知下來後，趙伯光召集徒弟們開會討論新店鋪的選址問題。有徒弟建議轉做網店，遭到了他的堅決反對。「蟲友堂的招牌不能倒，得給北京愛玩蛐蛐的人一個歇腳的地兒。」
許敬晴一度搭建了一個網絡交易平臺。
當他在網上出售蛐蛐時，一個品相一般的蛐蛐，被蟲客出價1000塊。他怕郵寄過去蟲客有落差，不斷打預防針：「這種連500塊都不值。」
蟲客不理，轉眼他手機上已經收到了轉帳提醒。
網絡似乎拓展了新的領土。但行業缺乏優劣標準，以及籠罩在交易下的涉賭色彩，令他心情複雜。
他關停了網絡銷售的入口，總是忍不住回味起小時候去抓蛐蛐的單純和快樂。
夜裡，叔叔怕他走丟，一邊趟地，一邊喊著他的名字。他走在溼熱、密不透風的玉米地裡，汗水越過脖子裡的毛巾順著脊背淌向褲腰。老玉米葉子唰唰劃在臉上，辣辣地疼。
突然，一陣悠長的叫聲響起，礦燈一亮，網罩蓋住了油亮亮的一隻蟋蟀。
新京報記者 李興麗 實習生 王雙興 鄧宇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