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熱背後，帶來4點冷思考

作者 | 陳歡歡

2020年諾貝爾獎3大自然科學獎已經揭曉。

在新冠病毒肆虐的今年，生理學或醫學獎不負眾望頒發給了3位C肝病毒鬥士；物理學獎連續第二年頒給天體物理學；化學獎則由兩位女性科學家包攬。

今年的諾獎同往年一樣，出現了一些爭議。首當其衝的便是華人科學家張鋒無緣諾貝爾化學獎。

與此同時，人們仍在期待中國的下一個諾獎何時到來。

諾獎熱的背後，到底給我們帶來哪些冷思考？

科學研究只有第一，沒有第二

CRISPR-Cas9是近年來最引人矚目的基因編輯技術，被譽為「上帝的剪刀」，也是諾獎的大熱候選。但很遺憾，為這一技術作出重要貢獻的華人科學家張鋒並未獲獎。

對於這一技術，2012年在《科學》發表標誌性論文的埃馬紐爾·夏彭蒂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和詹妮弗·杜德納（Jennifer A. Doudna）是毫無爭議的奠基者。

正是這篇論文，證明了兩人對這一技術的原創性和開拓性，獲得學術界一致認可。2015年，她們分享了生命科學突破獎；2016 年再次分享阿爾伯特獎。

雖然證明了CRISPR-Cas9可以編輯哺乳動物細胞基因，但在前幾年那場著名的CRISPR專利大戰中，張鋒團隊已經明確表示，杜德納首先提出CRISPR 可能會在人類細胞上起作用的預測，自己團隊則將這一想法付諸實踐。

對於諾獎來說，獎勵的優先級是發現高於實踐。許多獲得良好應用的技術在評獎時也會回溯其源頭創新，這可能是張鋒未獲獎的原因之一。

不過，雖然與此次諾獎無緣，但張鋒通過快速通道率先獲得了CRISPR技術核心專利，可將這一技術應用於包括植物、動物和人類在內的所有真核生物，商業前景廣闊。

1982年出生的張鋒今年還不到40歲，未來還有無限可能。

他早年間同博士生導師Karl Deisseroth合作創建的光遺傳技術，是一個全新的原創領域，被認為有拿諾獎的潛力。

發頂刊真的重要嗎？

《自然》《科學》和《細胞》3大頂刊在國內備受推崇。那麼，標誌著世界頂尖水平的諾獎成果，也都發在頂刊上嗎？

據科學網博主王慶浩對2006-201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關鍵論文的統計，在64篇論文中，發在《自然》上的有22篇，佔34%；《科學》上的有12篇，佔19%；《細胞》上的有9篇，佔14%。

算下來，發在CNS上的共佔67%。

不可否認的是，發表在國際頂刊無形中增加了被看重的機率。

例如，本次獲得化學獎的夏彭蒂耶和杜德納2012年的《科學》論文一經刊登就奠定了其在業內的地位，該論文的引文次數高達6000餘次。半年後，張鋒的論文同樣發表在《科學》雜誌。

不過，67%的背後意味著仍有不少世界一流的原創性成果，發在其他期刊上。

201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本庶佑曾說，被《細胞》《自然》和《科學》拒絕的研究或許才是真正一流的工作。

因為，一流的工作往往推翻了定論，因此不受人待見；迎合時代風向的文章比較容易被接受。

這一說法沒錯。

最早提出CRISPR這一想法的西班牙科學家弗朗西斯科·莫伊卡就因為發現過於超前，在2003年投稿時被《自然》、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相繼拒稿。

是孤獨的原創，還是熱鬧的跟風？看來這是一個世界性問題。

不過，本庶佑或許為大家提供了一種選擇。他認為：「既然選擇了做一名研究者，就應該力爭打開新的局面，做別人從沒有做過的工作，或力爭將現有的定論推翻。」

科研碩果需要多方「接力」

近年來，國際期刊界屢屢發生針對中國醫學界的大規模撤稿事件，引發了臨床醫生要不要做科研、論文是否應該成為醫生晉升標準的討論。

實際上，醫學史上的許多藥物都是醫生在臨床中發現問題、在實驗室中研發出來的。

而且，今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3位獲獎人堪稱「絕配」——哈維·奧爾特是臨床醫生、麥可·霍頓是公司研發人員、賴斯則是病毒學家。

由於奧爾特的開創性工作，C肝病毒才得以發現並成為可治癒的傳染病。但在發現了這種「非甲非B肝炎」的未知肝炎病毒之後，十多年裡，奧爾特都無法分離出這種病毒。

1988年，始終未獲突破的他寫了一首叫做《只見B肝表面抗原，不見森林》的小詩，其中有一句「如果不趕緊發表論文，他們就要開除我們！」

恰恰就在這一年，在美國Chiron公司工作的霍頓利用新興的分子生物學方法，終於找到了病毒的基因序列，成功克隆並命名了C型肝炎病毒。

當時，奧爾特又寫了一首小詩，表示：「我自己的諾獎是沒有了，但前面總還有另一個病毒的。」

所幸，他並未被排除在諾獎名單之外。

在奧爾特和霍頓之後，賴斯最終證明了C肝病毒導致C型肝炎的原因。3人的「接力」最終攻克了C肝這一傳染病。

C肝病毒的發現是諾獎歷史上第8項與病毒相關的基礎研究成果。而且，從這一案例中可以看出，臨床研究和轉化研究不矛盾，真正的轉化研究往往需要臨床醫生密切參與，甚至主導。

推而廣之，他們三者的合作也可看作是從需求端到基礎端，再到應用端密切合作的範例，而往往重大的科學研究都需要類似的科研「接力」，才能最終結出豐碩成果。

好奇心驅動基礎研究

英國牛津大學的羅傑·彭羅斯因證明黑洞是廣義相對論的一項理論預言而獲得2020年諾貝爾物理獎的一半獎金。

同研究搭檔史蒂芬·霍金相比，彭羅斯並不那麼家喻戶曉，但也是一位「大神」級人物，他的涉獵廣泛尤為著名。

在黑洞研究方面，他是公認目前在世的對黑洞理論貢獻最大的科學家。

彭羅斯的關於奇點的一系列開創性工作也被認為是自愛因斯坦以來對廣義相對論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彭羅斯的研究還包括扭量理論，也是建立量子引力理論的一種方法。

此外，彭羅斯還是一位數學家，他正是用數學方法研究了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

彭羅斯還擁有異常豐富的想像力，例如他提出的走不到盡頭的彭羅斯階梯。在這個循環中，找不到最高或者最低的點，因此走不到頭，成為多維空間裡面的一項重要悖論。

還有著名的彭羅斯鑲嵌，也叫彭羅斯瓷磚。

1974年，彭羅斯用風箏和飛鏢兩種單元，能夠以無限多的方式在平面上貼磚，其中沒有一種是規律性的，但其圖案可具有高度的對稱性，它們本身總是沒有重複就終止了。

彭羅斯還是一位哲學家，著述頗豐，其名篇包括《皇帝的新腦》、《通向實在之路》等等，《通向實在之路》被譽為數學、物理和哲學的集大成之作。

可以看出，彭羅斯是一位對科學有著強烈興趣和好奇心的科學家，而且涉獵廣泛。

在不同領域的各種「愛好」使他具有完備的知識結構，也許也成為他靈感的源泉，所以才能夠獨闢蹊徑，言人所未言，而這也是跨學科領域成為當今重大發現策源地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