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勇 王盛剛 王婧溢 李宜航 趙景蘭
摘 要:
區域經濟圈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增長極。十四五規劃要求「堅持實施區域重大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目前，國家已陸續出臺多個規劃綱要（如長三角一體化、京津冀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等）,通過分析這些經濟圈的發展狀況、產業變遷、城市潛力，並據此提出建設銀行支持國內經濟圈協同發展的策略與措施。
一．區域經濟圈概念與內涵。區域經濟圈是指以一些大城市為核心，周邊其他城市共同參與分工合作，形成一體化的圈域經濟現象。經濟圈的協同發展是一個國家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主導著一個區域的空間布局和戰略地位，它能夠加強區域內合作，發揮規模經濟效應，對實現要素優化配置和帶動一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研究區域經濟圈及協同發展應充分理解四個觀點：一是目前國內關於「經濟圈」的概念比較混亂，「都市圈」「城市群」「經濟帶」等名詞經常混用，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意思相同，本文統一使用經濟圈概念。二是經濟圈協同發展是各城市的共同發展，既不是零和遊戲，也不是行政設置的簡單合併。三是經濟圈協同發展應堅持市場導向和政府引導的原則。四是經濟圈中各城市之間既有合作，也可能會有競爭，合作不排斥適當合理的競爭。
二、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五朵金花」。我國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長江中遊和成渝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最活躍的五大經濟圈。五大經濟圈總面積 113.81 萬平方公裡，常住人口總數 7.03 億，2019 年 GDP 總值達 63.67 萬億元。五大經濟圈以全國 11.86%的面積創造了全國經濟總量的 62.57%。五大經濟圈科技創新實力強勁，雙一流高校 107 所佔全國的71.8%。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四城獨角獸數量佔全國的 82%。區域內金融資源豐富，五大經濟圈擁有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四大金融中心，貸款總量佔全國的 60.2%。五大區域也是全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和先行者，無論是深圳特區、浦東新區，還是雄安新區的設立，都走在全國改革開放的前列。但是，當前五大經濟圈發展態勢不一，其中：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優勢明顯，京津冀稍顯疲態，長江中遊和成渝未來可期。長三角一騎絕塵，對全國 GDP 的貢獻度最高，接近 25%，遠遠高於其他區域，但京津冀對全國 GDP 的貢獻近年來已經低於長江中遊地區。從 GDP 同比增速來看，長江中遊和成渝地區增長勢頭較猛，未來發展值得期待。
三、中國五大經濟圈主導產業的發展與變遷。產業是一個區域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五大經濟圈都在不約而同地發生一個本質轉變，即核心城市正在從以「工業+商業」為主導的城市向以「商業+技術」為主導的城市轉變。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五大經濟圈的第一產業佔比都有明顯的收縮，到 2019 年五大經濟圈第一產業的佔比全在 10%以下；第二產業總體平穩，除京津冀第二產業佔比下降明顯，從 61%下降至 29%外，其他四大區域只有小幅收縮；而五大經濟圈的第三產業都有明顯的發展，其中京津冀的第三產業佔比最高，達 67%，其餘地區也在50%以上。
產業集群的變遷既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也是國內產業轉型升級和區域梯度轉移政策的體現。總體來看，工業、金融、批發零售、房地產、交通運輸等產業仍是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的主導產業集群，而農林牧漁業、住宿餐飲、工業是長江中遊、成渝的主導產業集群。當前五大區域都面臨著不同的挑戰：長三角教育、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同時出現集聚下降，基礎研究關係到經濟發展特別是產業轉型升級的後勁，如何加強區域內基礎研究值得關注；粵港澳大灣區教育業集聚明顯下降，本地教育資源稍顯薄弱，珠三角 9 市僅有「985」高校 2所，「211」高校 4 所，每百萬人口高校數僅為京津冀的 1/2；京津冀金融產業一枝獨秀，第二產業佔比下滑明顯，重點城市輻射和帶動效應沒有充分發揮，特別是天津經濟和製造業發展滯後，未來需警惕「金融空心化」；長江中遊金融業集聚明顯不足，與其他區域不同，其金融業集聚反而出現下降，2019 年金融業產值不足長三角的 1/3；成渝兩地產業重合較大，未來如何拋棄「瑜亮」之爭，實現更好合作是雙方面臨的難題。
四、中國五大經濟圈中重點城市的發展潛力。重點城市是支撐區域發展的核心。我們通過「經濟發展、創新能力、人口結構、交通便利、物價水平和生活環境」六個方面構建城市吸引力指數，比較 50 大城市之間的發展潛力，綜合結果顯示：北上廣深吸引力指數居前四位。杭州、蘇州、南京、武漢、重慶、成都緊隨其後，但與四大一線城市相比仍有較大差距。馬鞍山、肇慶、鹽城、泰州、石家莊的吸引力較低。
我們從「經濟活力」和「生活便利」兩個維度將所有城市分為三個梯隊：北上廣深位於第一梯隊，其中深圳由於較高的房價和文化生活的匱乏落於低位，未來發展可能被生活不便利掣肘，而廣州的發展較為均衡，未來仍有較大的發展潛力。位 於第二梯隊的城市有杭州、南京、蘇州、武漢、西安、成都、重慶和東莞，其中重慶和東莞發展有所「偏科」，重慶經濟發展活力相對不足，東莞生活便利程度較低。大部分城市落在第三梯隊，天津由於近年發展停滯已落入第三梯隊，石家莊在省會城市中表現最差，位於粵港澳大灣區和長三角的部分三線城市由於區域內核心城市的虹吸效應太強落在了第三梯隊後方。
五、銀行策略。中國經濟圈的協同發展為銀行提供了業務拓展的機遇，銀行在支持我國經濟圈協同發展上將大有可為。針對區域發展的「智慧城市、住房租賃、鄉村振興、產業發展和重點城市」，商業銀行可以採取以下五個措施：
一是以金融科技為引領，全面打造「金融 City」生態圈，助力智慧城市發展。
二是金融深度介入住房租賃，解決住房痛點問題，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解除後顧之憂。
三是完善普惠金融頂層設計，加大區域特色創新，助力區域城鄉一體化發展。
四是發揮好金融的潤滑劑和催化劑功能，為區域一體化的產業集群提供更好的金融支持。
五是大力推進重點城市行精細化管理，充分發揮創新引領作用，支持區域重點城市發展。
一、區域經濟圈概念及內涵
（一）基本概念
區域經濟圈是指以一些大城市為核心，周邊其他城市共同參與分工合作，形成一體化的圈域經濟現象。在國外它表現為「都市圈」、「城市群」、「灣區」等多種形式；在國內，一般表現為區域經濟一體化、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等，如長三角一體化、京津冀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它是一個國家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主導著一個區域的空間布局和戰略地位，能夠加強區域內合作，有效減少交易成本，發揮規模經濟效應，對實現要素優化配置和帶動全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我們認為，研究區域經濟圈及協同發展必須理解四個觀點：１）目前國內關於「經濟圈」的概念比較混亂，「都市圈」「城市群」「經濟帶」等名詞經常混用，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意思相同，本文統一使用經濟圈概念。２)經濟圈協同發展是各城市的共同發展，既不是零和遊戲，也不是行政設置的簡單合併。３)經濟圈協同發展應堅持市場導向和政府引導的原則。４)經濟圈中各城市之間既有合作，也可能會有競爭，合作不排斥適當合理的競爭。
（二）國際經驗
從全球範圍來看，美國、英國、日本曾先後發展形成多個經濟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國。美國先後形成了東北部(波 士頓、紐約、華盛頓)、南加洲、五大湖區等大型經濟圈，這些經濟圈的發展呈現出多樣化特點，具體呈現出三種模式：核心帶動模式、齊頭並進模式和多中心格局模式。
1、核心帶動模式。以東北部經濟圈為代表，主要特點是：１）核心城市作用突出。２）區域分工格局合理。3）多元化產業呈現聚集趨勢，各城市都有各自的優勢產業，若孤立的看，每個城市主導產業都是唯一的，只是形成了若干優勢產業群落。4）航運中心地位突出，港口是核心帶動模式中城市群發展的基礎。
2、齊頭並進模式。以五大湖區經濟圈為代表。在這種模式下，並無一個城市居於絕對核心地位，多個中心城市在功能上各有所長、互相依存、共同發展，齊頭並進。主要特點是：
1）產業集中度高。區域內主導產業集聚趨勢十分明顯；2）區域合作性強。由於城市主導產業單一，專業化程度很高，單個城市必須依賴整個生產網絡才能得到充分發展，使得城市經濟協作十分緊密；3）產業互補作用明顯，各城市在發展傳統產業的同時，積極進行產業結構調整。
３、多中心格局模式。以南加洲為代表。經濟圈中城市布局是以組團模式發展起來的，打破了市區和郊區的傳統規則，是典型的同核城市群。工業城、商業城甚至大學城犬牙交錯，沒有市區、郊區之分。空間結構上，由相對獨立的部分或次城市構成，每個次城市各自形成一個小中心，成為平面化的城市。
（三）主要啟示
一是通過經濟圈帶動全國經濟增長。美國三大經濟圈的經濟總量是美國經濟發展的主要載體。再由這些大經濟圈向內陸輻射，形成了全國均衡發展的動力源。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003年東北部經濟圈的 GDP 約佔全美國總量的 24％，大洛杉磯區佔21％，五大湖區佔 20％，美國三大經濟圈的 GDP 總量達到 6 萬多億美元，約佔全美國 GDP 的 67％。
二是在政府主導同時引導民間團體的主動作為。由於制度差異，國外政府在主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時，政府管理能力和行政事務辦理的效率相對較弱。因此，城市管治離不開民間組織的巨大幫助。如在紐約、芝加哥等城市，商會組織往往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對城市發展具有巨大的影響力。
三是充分發揮經濟圈中區域規劃的引導作用。在美國，各經濟群都非常重視區域規劃。以紐約區域為代表，1922 年紐約大都市區就成立區域規劃協會，分別於 1929 年、1948 年和 1966年發表了三份地區規劃，促進了各個城市的有序發展和規模經濟，從而為紐約大都市區幾十年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四是更加注重環保和可持續發展。各經濟群在競相發展以網絡、計算機技術、生物工程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同時，更加強化資源節約，注意保護和節約土地，實行土地資源有限開發、有序開發和有償開發，並增加對環境治理和保護的投入，加強在生態建設、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合作。通過市場準入、技術標準、排放標準等措施限制高汙染企業進入，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二、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五朵金花」
（一）五大經濟圈發展快速且舉足輕重
我國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長江中遊和成渝已經成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最活躍的五大經濟圈。這些經濟圈或憑藉其優越的地理環境、豐富的資源稟賦、悠久的文化傳承，或有力的政策支持，率先發展起一批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並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和產業，在全國經濟增長、改革開放、科技創新中都發揮著重要作用。
一是在全國經濟增長中舉足輕重。五大經濟圈總面積113.81 萬平方公裡，常住人口總數 7.03 億，2019 年 GDP 總值達 63.67 萬億元。五大經濟圈以全國 11.86%的面積創造了全國經濟總量的 62.57%。雖然五大經濟圈人口密度高，但人均 GDP普遍高於全國水平。2019 年，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京津冀的人均 GDP 分別為 16.15 萬元/人、12.4 萬元/人、7.48 萬元/人，遠高於全國人均 GDP(7.1 萬元/人)。
二是科技創新引領全國。據 CB Insights 數據統計顯示，2019 年在全球 436 家獨角獸中，中國佔據 166 家。從國內分布看，這些獨角獸集中於五大經濟圈的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四城獨角獸數量佔整體的 82%，估值佔比更是高達 93.3%。其中北京獨角獸數量最多，共 69 家，佔比 41.6%，上海、杭州、深圳依次為 35 家、20 家、13 家，佔比分別為 21.1%、12%、7.8%。同時，五大經濟圈匯集著中國頂尖高校資源，共有雙一流高校 107 所，佔全國的 71.8%。
三是集聚全國最強的金融資源。五大經濟圈擁有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四大金融中心，全國前 100 家大銀行中有 65家銀行的總部匯集在五大經濟圈，五大經濟圈的貸款總量佔全國的 60.2%，同時，匯集了全國三大證券交易所、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以及眾多券商、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等金融機構。
四是全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和先行者。1980 年深圳設為經濟特區，吹響中國改革開放的號角；2013 年－2015 年上海、廣東、天津自貿區相繼成立，成為探索對外開放新路徑的前鋒；2017 年，雄安新區設立，開啟了京津冀協同發展新局面；2019年，深圳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再次走在全國改革開放前列。與此同時，五大經濟圈對外開放程度全國領先。2017-2019 年，五大經濟圈的出口金額佔 GDP 的比重分別為23.9%、22.1%和 22.3%，分別高於全國比重 5.5、4.2、4.9 個百分點。
五大經濟圈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增長極。未來，五大經濟圈的發展仍將是十四五期間「雙循環」政策下的重要抓手和著力點。
（二）當前五大經濟圈發展各有千秋且發展態勢不一，其中：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優勢明顯，京津冀稍顯疲態，長江中遊和成渝未來可期
從經濟增長看：長三角一騎絕塵，對全國 GDP 的貢獻度最高，接近 25%，遠遠高於其他區域，但京津冀對全國 GDP 的貢獻近年來已經低於長江中遊地區。在人均 GDP 上，粵港澳和長三角都遠高於其他區域,京津冀次之。從 GDP 同比增速來看，長江中遊和成渝地區增長勢頭較猛，未來發展值得期待。
從「投資、消費、淨出口」看：在投資方面，長三角始終處於高位，京津冀地區相較於其他區域有所放緩，成渝則有加速趨勢；在消費方面，長三角作為「包郵區」優勢明顯，其餘地區差別不大；在淨出口方面，京津冀是唯一一個進口大於出口的區域，而長三角、粵港澳的出口優勢明顯。
從產業結構看：從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五大經濟圈的第一產業佔比都有明顯收縮，儘管長江中遊和成渝的農業較為發達，但是，到 2019 年五大經濟圈第一產業的佔比全在 10%以下。第二產業總體平穩，除京津冀第二產業佔比下降明顯，從 61%下降至 29%外，其他區域的第二產業只有小幅收縮。而五大經濟圈的第三產業都有了明顯的發展，其中京津冀的第三產業佔比最高，達 67%，其餘地區也在 50%以上。
我們可以看到，五大經濟圈都在不約而同地發生一個本質轉變，即核心城市正在從以「工業+商業」為主導的城市向以「商業+技術」為主導的城市轉變。五大經濟圈是拉動全國第三產業佔比提升的主要驅動力，2003-2019 年五大經濟圈多數中心城市的第三產業佔比提升幅度超過全國平均水平。五大經濟圈中的核心省市在過去十年中均呈現出了第三產業比重持續提升和第二產業比重不斷收縮的大趨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核心城市主導產業的轉變，正在從傳統「工業型」城市向「技術及服務型」城市發展。
（三）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之路任重道遠
１、區域協同發展需要更大的智慧和政策突破。區域協同發展需要在政策規劃、交通網絡、環保治理、市場交易、行政管理、民生生活等多方面實現協同，而在現有行政設置下，區域各省市行政權力相對完整、發展水平和結構各有千秋，各自利益客觀存在，能否找到合作發展的契機和突破點，需要政策上更大的智慧和突破。如粵港澳大灣區客觀上存在「兩種制度、三種貨幣、三套監管制度」。由於制度的差異，香港、澳門與大陸在金融監管、法律體系上存在差別，跨境融通業務上存在政策上的困難。
2、產業布局和產業結構面臨調整和升級。區域的協同發展可以讓區域內部不發達的地區通過承接發達城市的一些落後產業實現自身發展，同時助力發達城市轉型升級。但是，目前我國五大經濟圈內部還未形成明確的產業分工，各區域或多或少存在重複投資建設問題。比如，冶金、石化等資本密集型產業受到地方政府廣泛青睞，在 23 個長三角沿海沿江城市中，分別有 13 個和 12 個城市在「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到要發展石化和冶金產業。粵港澳大灣區除深圳、香港、澳門外，均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產業結構趨同，當前支柱產業仍集中於機械製造、金屬冶煉、紡織、食品、化工等中低端製造業。
3、交通生活等基礎設施建設空間仍然較大。當前，各區域內部的核心城市虹吸效應顯著，這說明區域內部的交通網絡、醫療教育、文娛生活等方面的資源並不均衡，區域內部的基礎設施建設仍不完善。另外，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都在疏散人口，緩解城市壓力，這就需要大力建設周邊城市的交通網絡和各類基礎設施。雖然，改革開放以來國內交通建設有了大幅提高，但是與國際主要大都市群相比，五大經濟圈在線網密度和人均裡程上都存在較大差距。
４、區域政務一體化壁壘仍然存在。目前，國家層面雖然出臺了很多區域一體化、城市群協同發展規劃等相關政策，但各區域內部並未實現社保一體化、治理一個章、民生一卡通、公積金異地互認購房等，這大大影響了區域內部的生活便利程度，限制了區域內部的勞動力流動，制約了區域的增長潛力，尚未發揮區域一體化的制度優勢。
三、中國五大經濟圈主導產業的發展與變遷
產業是一個區域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為進一步揭示五大經濟圈的產業狀況，我們分別採用了IAI指數(產業集聚指數) 和IACI指數（產業集聚變化指數）來反映五大經濟圈產業集聚的水平和變化。當IAI指數超過1，說明該區域這一產業與全國該產業比較具有相對集聚優勢。同時，當IACI指數越接近於1，說明該產業在該區域上集聚效應在增強；而指數越接近－1，則說明該產業的集聚效應在變弱。
（一）長三角：傳統的經濟發達地區，其產業變遷既反映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上漲帶來的紅利，也體現了產業轉型升級的變化規律。從時點看，批發零售、金融、住宿餐飲、工業是當前區域的主導產業集群。從變化看，金融、建築業集聚變化明顯，但是，教育、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同時出現集聚下降，如何加強區域內基礎研究值得關注。
具體來看，批發零售在長三角集聚水平最高。這充分反映該區域近年來消費性服務業的迅猛發展。在「2018 最具價值中國品牌 100 強」的７家零售企業中，3 家（阿里巴巴、蘇寧易購、拼多多）均位於長三角地區，且這３家網際網路零售企業在全國批發零售業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金融則是長三角集聚變化最高的行業。這充分反映了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角金融實力，也說明上海金融業的發展對長三角一體化的建設具有重大意義。目前，長三角匯集了銀行、證券、保險、基金、信託、消費金融公司等各類機構，涉及股票、債券等全國性金融要素市場 26 個。截至 2019 年末，上海的持牌金融機構總數達到 1659 家，約佔全國的 36.1%，遠遠高於北京（17.4%）、深圳（7.8%）、廣州（7%）。
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體業集聚快速提升，擁有良好的發展前景。但是，教育、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同時出現集聚下降，我們認為基礎研究關係到經濟發展特別是產業轉型升級的後勁，如何加強區域內基礎研究值得關注。
(二)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工業、房地產是當前大灣區的主導產業集群。在五個區域中，大灣區的製造業集聚變化最高，發展較快。但是，大灣區的本地教育資源稍顯薄弱，大灣區教育有待發展。
金融是大灣區集聚水平最高的產業。區域內，香港作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和全球物流中心，具有較強的金融服務、專業服務的優勢。同時，近年來深圳發揮緊鄰香港的區位優勢，在人民幣國際化、資本項目可兌換、數字貨幣等領域中先行先試。深圳還大力發展綠色金融，是全國首個向個人及境外投資者開放的碳交易市場，2017年，成交量和成交額在全國兩項指標佔比中排名第三。
在五個區域中，大灣區的製造業集聚變化最高，發展較快。目前，區域內產業分工較為完善，擁有 300 多個各具特色的產業集群。內地 9 市作為「世界工廠」,正在向先進位造業升級，產品科技含量不斷提升。從 A 股戰略新興行業上市公司數量來看，珠三角 9 市佔全部的 20%。珠三角 9 市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電氣機械和器材製造業的增加值佔比為行業前兩位，已成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主要動力。
但是，大灣區近十年來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與教育行業在集聚效應上呈反向變動。一方面，該區域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集聚效應提高，反映區域人才吸引力很強，科技和創新能力較高。2019 年研發費用投入（R&D）超過百億規模的城市中就有深圳、廣州、東莞、佛山、惠州和珠海，其中，深圳的研發費用投入更是達 1328 億元。但是另一方面，教育行業集聚效應在下降，說明本地教育資源稍顯薄弱，大灣區教育有待發展。目前，珠三角 9 市僅有「985」高校 2 所，「211」高校 4 所，2019 年珠三角地區每百萬人口高校數僅為京津冀的 1/2。
(三)京津冀：金融、交通運輸和倉儲、郵政業是該區域的主導產業，金融及科學研究等集聚變化明顯，但是，近年來區域第二產業佔比下滑明顯，重點城市的輻射和帶動效應沒有充分發揮，特別是天津經濟和製造業發展滯後，未來特別要防止「金融空心化」問題。
金融業在京津冀產業中一枝獨秀。無論是集聚水平還是十年間集聚變化，金融業都是最高的。特別是北京作為京津冀金融業發展的龍頭，總部經濟發達，是全國金融監管機構和絕大部分商業金融機構總部的所在地，屬於金融管理和政策制定中心。2019年，北京金融業增加值6544.77億元，同比增長10%，遠高於天津的1907.86億元和河北的2416.13億元。
京津冀的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探業實現了較強的產業集聚效應，說明京津冀科研實力強勁，創新能力強。據相關報告顯示，2017年京津冀R&D經費佔GDP的比重為3.09%，明顯高於江浙滬的2.81%。京津冀985高校數量約佔全國的1/4，211高校數量在全國該類高校中佔比超1/4，遠超其它區域兩類高校數量佔比水平。京津冀地區高校質量和數量均在全國領先，綜合教育實力強於其它區域。
但是，京津冀區域之間的產業發展實力較為懸殊。北京、天津在京津冀的協同發展中始終處於領頭羊的位置，但是到目前為止，區域內的中心輻射和引導作用沒有充分釋放，使得區域內產業結構的差距越來越大。京津冀的製造業集聚雖有所增長，但從全國來看，該地區的第二產業在五大經濟圈中比重最低。2019 年，河北、天津兩地製造業產值在全國的排名分別為第 16 和第 23 名，相較於 2010 年，分別下降了 5 位、4 位，其製造業優勢逐漸喪失。
與此同時，區域內的國有工業比重偏大，中小企業和外向型經濟發展相對不活躍。京津冀區域的市場化程度不高。國有企業工業比重不僅遠高於東南沿海地區，而且還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從企業規模結構看，京津冀的工業結構偏「重」，大型企業比重偏高，中小企業比重較小。與經濟發達的長三角和珠三角相比，京津冀的外向型經濟規模較弱，引資能力和產品出口的競爭力還不夠強。
（四）長江中遊：上遊西連成渝，下遊東連長三角，南靠珠三角，以發達農業為基礎，以鋼鐵、汽車等傳統工業為支撐，在區域產業發展上起著承東啟西的重要作用。但目前，較大的問題是其金融業集聚程度不足。
農林牧漁業在該地區的集聚水平最高，其集聚水平僅次於成渝地區。長江中遊自古以來農業發達，得益於得天獨厚的土地和氣候環境，一直是全國重要的糧食、油菜、生豬、水產等基地，是我國最大的稻穀高產區和棉花單產最高的區域，糧食產量佔全國的29%。為國家農產品安全發揮著重要作用。
從產業集聚變化來看，製造業集聚變化最大，出現大幅上升。這既是我國區域經濟梯度轉移政策帶來的結果，也與長江中遊是我國發展較早的傳統工業重地分不開。長江中遊主要以鋼鐵冶煉、汽車製造為主，其中湖北有以冶金、能源、建材等為主的原材料生產加工基地和紡服、化工、汽車零部件、醫藥等產業；湖南在工程機械、汽車製造、家電、電子信息、新材料、生物醫藥等產業上具備優勢；江西則以有色金屬冶煉為主導產業，同時在交通運輸設備製造和電器機械製造上發揮著特色優勢。
目前，長江中遊最大的產業問題是金融業集聚程度不足，發展有待提高。相對於其他四個區域，長江中遊金融業集聚水平排名最後。而且，近十年來金融業集聚反而出現了下降。2019 年長江中遊金融業產值為 6301.14 億元，，與其它區域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不足長三角的 1/3。
（五）成渝：生活服務行業集聚水平最高，金融集聚變化最為突出。未來成渝之間如何拋棄「瑜亮」之爭，實現更好合作是雙方面臨的挑戰。
具體來看，成渝的服務業發展迅速，在全國具有明顯的領先優勢。其住宿與餐飲業居該地區產業集聚水平的首位。川菜享譽全國，旅遊業發達，帶動住宿與餐飲業發展。截止 201９年，四川省餐飲業營業額為 299.9 億元，排全國第四。從城市餐飲企業數量排名看，重慶排名第一，有 28.4 萬家企業，成都排名第三，有 19.4 萬家。
區域金融業發展迅速，產業集聚變化最高。根據 2019 年中國人民大學「天府金融指數「顯示，成都作為西部金融中心，實力排名全國第六，西部第一，重慶排名僅次於成都，雙城在金融方面持續提升競爭力。據成都和重慶市政府預計，2025 年成都、重慶金融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將分別有望從 2019 年的11%和 9%提升至 13.4%和 9.5%.
作為農業大省，該區域的農業保持著較高的集聚程度，在五大經濟圈中排名第一。2000-2019 年，成渝的農林牧漁業總產值年均增速達 9.3 %，超出全國同期 8.4%的平均增速。農村的一二三產業加速融合，豐富的旅遊資源和源遠流長的巴蜀文化為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和獨特優勢。其休閒農業和鄉村旅遊業綜合經營性收入穩定在 2000 億元以上，產業規模效益持續領跑全國。
但是，成渝地區產業布局相似，在產業規劃上核心產業重合度較高，競爭大於合作，以中低端製造業為主導、重合度較高的傳統製造業面臨「觸頂」風險。從規模以上工業主營業務收入的行業分布看，成都和重慶在「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汽車製造業、非金屬礦物製品業」這三個行業的收入均位於前列。而成渝雙城在主要行業上存在同質化發展的問題。例如，汽車工業是重慶市「6+1」支柱產業之一，成都也有著「汽車城」之稱。成渝汽車製造業主要集中在中低端車型，隨著我國汽車市場的階段性飽和，其汽車產量及銷量也接近「觸頂」邊緣。2016 年成渝汽車產量達到頂峰後持續下降，2019 年重慶汽車產量同比下降 19.91%；四川省汽車產量同比下降 17.78%。在同質化發展態勢下，川渝地區汽車產業發展均受到拖累。
五大經濟圈產業集群的趨勢性變化，既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也是國內產業轉型升級和區域經濟梯度轉移政策的體現。未來，五大經濟圈應各自發揮其優勢，補齊短板，加強產業的分工協作，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四、中國五大經濟圈中重點城市的發展潛力
重點城市是支撐區域經濟發展的核心。十四五規劃要求「發揮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帶動作用」。在現有行政區劃下，我們認為，在一個區域中會出現多個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的城市群,形成依靠主要中心帶動次級中心，次級中心帶動其它城市共同發展的格局。區域內各個城市將面臨各自的區域定位、產業集聚、人才引進、科技創新、交通建設、政務便利、生活設施建設等多個緯度的戰略思考和定位選擇。
根據國家規劃，五大經濟圈涵蓋全國 15 個省（市、特別行政區），重點城市 46 個，既有北上廣深這樣的一線城市，也有眾多的二、三線城市及港澳。在上述城市中，內地一些重點城市近年來發展迅速，北上廣深已步入國際大都市行列，但在人均 GDP 等指標上與國際其他大都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我們以現有理論為基礎構建「城市吸引力指數」，以比較城市之間的未來發展潛力。城市吸引力指數從一個城市的「經濟活力」和」生活便利」兩方面進行評價，具體從「經濟發展、創新能力、人口結構、交通便利、物價水平和生活環境」等六個方面測算，共構建 2 個一級指標、6 個二級指標和 27 個三級指標。綜合指數的分值在 0-100 之間，分值越高，說明該城市的吸引力越強。
從綜合得分看，北上廣深吸引力指數居前四位。杭州、蘇州、南京、武漢、重慶、成都緊隨其後，但與四大一線城市相比仍有較大差距。馬鞍山、肇慶、鹽城、泰州、石家莊的吸引力較低，其中馬鞍山的吸引力指數最低，僅為 16.24，與第一名北京（75.97）相差了 59.73。
從省會城市和非省會城市看：省會城市中，北京、上海、廣州、杭州和南京的優勢較為明顯，石家莊、太原、呼和浩特、蘭州、南昌吸引力較低；非省會城市中，深圳、蘇州、東莞、無錫和青島表現亮眼，馬鞍山、肇慶、鹽城、泰州和揚州吸引力較低。
我們將 50 個城市從「經濟活力」和「生活便利」兩個維度進行比較，「經濟活力」指標由經濟發展、創新能力和人口結構三個指標加總得到，「生活便利」由交通便利、物價水平和生活環境三個指標加總得到。
總體來看，所有城市可以分為三個梯隊，北上廣深位於第一梯隊，其中深圳由於較高的房價和文化生活的匱乏落於低位，未來發展可能被生活不便利掣肘，而廣州雖然經濟活力稍差於深圳，但生活便利程度較高，廣州的發展較為均衡，未來仍有較大的發展潛力。位於第二梯隊的城市有杭州、南京、蘇州、武漢、西安、成都、重慶和東莞，其中杭州、南京、蘇州、武漢、西安和成都六個城市發展較為全面，但重慶和東莞發展「偏科」，重慶的生活便利程度較高但經濟發展活力不足，東莞的經濟表現較為亮眼但生活便利程度較低。
此外，大部分城市落在第三梯隊，天津由於近年發展停滯已落入第三梯隊，石家莊在省會城市中表現最差，經濟活力較低且生活不便利，亟待加大經濟發展力度。此外，位於粵港澳大灣區的中山和肇慶表現不盡如人意，中山的生活便利程度較低，肇慶的經濟活力太弱，對大灣區發展有所拖累。同時，位於長三角的紹興、南通、鎮江、揚州、嘉興、泰州、湖州等城市也集中在第三梯隊後方，這主要是由於區域內上海、杭州、南京等大城市的虹吸效應太強，導致這些地區勞動力流出較多。
五、商業銀行支持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策略與措施
經濟興，則金融興；金融興，則經濟興。中國經濟圈的協同發展為銀行提供了業務拓展的機遇，商業銀行在支持我國經濟圈協同發展上將大有可為。具體看，針對區域發展的「智慧城市、住房租賃、鄉村振興、產業發展和重點城市」，銀行可以採取以下五個措施：
（一）以金融科技為引領，全面打造「金融 City」生態圈，助力智慧城市發展
在大數據和網際網路深度滲入的時代，智慧城市已成為城市現代化發展的首要目標和任務，也是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核心內容。為此，銀行應全面打造「金融 City」生態圈，著力三大主題「智慧政務、新基建、數位化經營」，實現金融流與政府管理流、企業經營流、個人消費流的全面融合，在 G 端、B 端、C 端同時發力，助力提升城市現代化治理能力。
１、因地制宜，分類推進，加快「金融+政務」新模式建設。一是積極推廣已經成熟的雲南「一部手機辦事通」、山西「一部手機三晉通」和山東「政務服務一網通辦」等模式，使客戶在政務大廳、金融機構網點或通過線上 APP 就可以同時辦理金融業務和政務服務，實現「一站融合，便民惠民」，實現主動、整體式、智能化的政府管理和服務。二是進一步聚焦社會痛點、難點和堵點，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加大創新，使更多的政務服務項目實現線上辦理，並將銀行更多的金融創新如住房租賃、醫療養老等生活場景融入其中，形成政銀合作新場景，為政府、企業、個人提供全方位配套金融服務。三是要積極參與京津冀「網際網路+政務服務」一體化建設，給予北京、天津、河北以及雄安新區等重點區域政策傾斜，傾力打造特色顯著的智慧政務推廣樣板和標杆，並將相關經驗在長三角、大灣區等區域推廣。
２、以新基建為抓手，加大金融支持，積極助力智慧城市建設。新基建已成為打造中國經濟新引擎。據相關報告測算，預計 2020-2025 年５G 總投資規模將 2 萬億元，數據中心投資超過 2.4 萬億元，人工智慧領域投資超過 4.38 萬億元。銀行應積極參與支持」政務雲高速寬帶、智慧交通、智慧旅遊、數字鄉村、數字公安、數字環保」等重點領域建設。總行和京津冀、長三角、大灣區等經濟發達地區可以專門成立新基建專項推動小組，加大對５G、人工智慧、工業網際網路、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的行業研究，加快制定新基建各領域的授信和營銷指引，做好新基建行業細分與目標客戶選擇，建立 5G、大數據中心、人工智慧等新基建項目的「儲備名單」。對於西方國家「卡脖子」的晶片、材料、算法等關鍵技術領域的新基建行業，從總行層面進行全面梳理，並積極推動相關監管政策改革，為其設置單獨的信貸額度管理。
３、加大銀行數位化轉型，提升數位化經營能力，全面融入數字城市建設。銀行自身的數位化經營本身就是智慧城市建設的組成部分。要及時總結銀行智慧銀行網點的建設經驗，完善相關功能，積極穩妥推進智能銀行網點建設。要完善零售客戶入口，把所有生活場景和服務無縫融入銀行 APP 中，真正融入客戶的衣食住行，用一個 APP 即可為客戶提供全新的生態服務體驗和有趣便捷的金融服務。要通過新設立的數位化工廠，推進銀行輕量化轉型，通過數位化手段顛覆銀行傳統經營模式和服務，最終實現數位化銀行架構。從成本收益角度優化業績曲線，進行數位化端對端流程改造，進行流程再造，並在每個環節中，統籌規劃數位化生態體系，與生態體系各參與者合作，將金融服務無縫嵌入客戶需求各旅程中。
（二）金融深度介入住房租賃，解決住房痛點問題，為區域經濟協同發展解除後顧之憂
隨著人口向大都市圈聚集，核心城市人口流入速度加快，租賃市場需求將不斷擴容。國家持續保持嚴格調控地產戰略定力，房價快速上漲預期得到控制，各項「租售同權」配套措施逐步落地，租房正在成為居民的理性選項。通過金融支持大力發展租賃住房市場，將在區域經濟協同發展中發揮「降成本、引人才」的關鍵性作用。
１、利用金融的「手術刀」，盤活利用存量房屋，大力拓展租賃住房來源。發揮金融引導作用，在城市更新、棚戶區改造、老舊小區改造等之中，鼓勵個人長期閒置的住房、存量公租房進入租賃市場，引入或委託專業化住房租賃企業面向社會出租。引導國有企事業單位將長期閒置房屋委託給專業住房租賃企業，形成批量化租賃住房來源。
２、通過金融槓桿撬動各類資源，以新建、改建等多種渠道籌集房源，大力發展政策性租賃住房，合力推進人才公寓建設。通過政府提供優惠政策、搭建資源平臺，金融機構提供金融支持，鼓勵和引導開發企業發揮專業優勢，著力打造一批高質量政策性租賃住房項目。特別是在區域性產業園區和工業園區內，按照規定比例配套建設各種檔次的人才公寓，滿足企業高管、工程師、技術人員、產業工人等不同人群的住房需求，促進解決新市民階段性住房困難，補齊租賃市場缺少小戶型低租金租賃住房的短板，有效增加住房租賃市場的特色供應。
３、圍繞住房保障體系構建和住房租賃市場建設，做好金融業務創新，為建成「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購租並舉」的住房體系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債權融資方面，大力發展銀行商業物業貸款、商業房地產抵押貸款支持證券(CMBS)和類REITs 證券化融資。股權融資方面，全面調動商業地產基金、外資投資基金、保險資管、信託項目等各方資金來源。積極試點以住房租賃項目為基礎資產的公募 REITs 等創新型融資方式，引導住房租賃市場從當前信用為主的融資市場向未來專注資產價值的投資市場轉變，為住房租賃市場提供穩健可持續的長期資金來源。
４、利用金融科技手段打造住房租賃信息化綜合服務平臺，促進住房租賃市場數位化、智能化發展。金融機構可以利用自身金融科技的優勢，通過雲計算、人工智慧、大數據、徵信、支付等核心技術的創新運用，幫助政府建立跨區域的統一智慧住房租賃平臺。提供房源核驗、信息發布、信用信息查詢和信用評價等服務，實現住房租賃信息化綜合服務。把公租房、商租房、開發企業自持房源、中介房源、個人出租房源全部納入平臺管理，推行統一的住房租賃合同文本，落實租賃合同備案。為符合條件的住房租賃企業提供標準化的信息登記和披露服務，為住房租賃企業資產流通、提高資金配置效率提供專業化服務，促進住房租賃市場數位化、智能化發展。
（三）完善普惠金融頂層設計，加大區域特色創新，助力區域城鄉一體化發展
我國人口眾多，區域經濟金融發展不平衡現象明顯。普惠金融發展的不均衡會影響到區域經濟的質量和效率。因此，需要發揮好區域內經濟協同發展特別是城鄉發展的協同效應。與此同時，在五大經濟圈中，一些區域如長三角、大灣區、長江中遊、成渝本身就是中小微企業、傳統農業發達的地區，有著普惠金融發展的良好基礎。
１、進一步完善普惠金融頂層設計，提升區域金融均質化水平。近年來，各家銀行在普惠金融業務方面都做了有益探索，應在繼續做好已有優勢產品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頂層設計，做好各區域內普惠金融發展統籌規劃，特別是區域內分行應針對不同區域經濟規劃的要求，制定各自普惠金融推進方案。這些推進方案既要有全行共性的打法，也要有各自的特色產品。同時，對經濟發達的地區如長三角、大灣區、京津冀等，允許分行自行針對某類行業或某類企業，依託金融科技研究開發相關貸款模型，形成各自特色品牌，提高普惠金融的敏捷性和精準度。
２、完善普惠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加強金融創新，提高普惠金融服務區域經濟發展能力。信息是普惠金融進一步提高獲客水平、防範風險的重要基礎。銀行要積極參與區域內大數據建設工程，實現區域數據信息互聯互通，並充分利用區域內共享數據及信息，在前期稅務信息基礎上，更多挖掘企業水電使用數據、智慧財產權數據、進出口數據等，深度開展數據挖掘分析，通過結構化數據和非結構化數據，構建更為合理的普惠金融客戶群信用模型、風險評估模型和定價模型，實時動態衡量企業實際融資需求和貸款能力，降低客戶信用識別成本，通過普惠金融創新助力提升區域金融的包容性。
３、探索以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為依託的供應鏈金融，支持優質中小微企業發展。在區域經濟推進過程中，銀行應主動聯合政府部門、核心企業及核心企業供應鏈的上下遊企業共建信息流、物流和金融流合一的動態資料庫，如基於核心企業內部系統的供銷信息或供應商倉單訂單等自證數據，依託物聯網、區塊鏈等技術創新供應鏈金融。當前，我國多省、市推行的「鏈長制」中的「鏈長」由地方主要領導掛帥，且產業鏈選擇兼顧戰略性新興產業與地方特色產業或主導產業。銀行可借力「鏈長制」，配合政府建立「鏈長制」政策研究智庫，充分利用政策紅利，創新金融介入方式。通過創新發展供應鏈金融，既服務好區域內中小微企業，又更好促進區域中重點產業集群的發展。
４、積極發展農村普惠金融，提升服務鄉村振興能力。銀行應繼續發揮金融科技優勢，堅定數位化、場景化、平臺化經營，大力促進鄉村金融的發展。一是要繼續推廣線上平臺，如建行開發的「裕農通」鄉村振興綜合科技服務平臺、農村集體產權管理信息平臺和農民工工資綜合服務平臺等。二是進一步完善鄉村綜合金融服務網點，將普惠金融服務無感嵌入到鄉村生活場景，提高金融服務覆蓋面，不遺餘力提升服務鄉村振興能力。三是結合各地資源稟賦，圍繞農村產業集群和特色農業，通過數據的連接，沿著農業產業鏈條，整合金融和非金融資源，建設信息匯合、要素聚合、經濟撮合、服務綜合的農業產業鏈生態場景並提供綜合化金融服務方案。
（四）發揮好金融的潤滑劑和催化劑功能，為區域協同發展的產業集群提供更好的金融支持
產業集群一般是政策和市場雙重作用下形成的經濟「高地」。一方面，產業集群為區域發展提供強勁動力。另一方面，區域經濟以整個區域的角度統籌兼顧，制定統一的經濟發展規劃，有效避免重複建設，減少無序競爭造成的資源浪費，並且為產業集群在人才、信息、資本等方面提供綜合支持。在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大背景下，建行可以發揮經濟潤滑劑和催化劑的功能，為產業集群提供更好的支持。
１、積極支持區域金融中心建設，加大金融創新力度。無論是國際經驗還是國內實踐證明，現代服務業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而金融又是現代服務業的重要內容。目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規劃都提出了建設金融樞紐、大力發展特色金融產業等要求。銀行應針對各區域的發展規劃，完善相關機構布局，支持區域金融中心如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大灣區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等建設，積極參與區域內金融改革創新的試點，在跨境金融服務、金融科技、綠色金融、新基建金融、創新型期貨、養老金融、航運金融、物流金融等方面加大金融產品創新。
２、大力支持科技創新，搶佔產業發展制高點，助推區域產業經濟高質量發展。配合區域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支持區域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設，制定和建立銀行支持科技創新發展總體規劃。創建科技創新金融平臺，支持區域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助推更多先進技術成果轉移轉化，為青年創新創業提供更好的條件。在傳統金融基礎上，建立適應科技金融的信貸政策體系，大力推廣銀行的技術流評分模型，在傳統的資金流評判之外，輔以專利數量、技術含量等技術創新能力的評價，實行差異化信貸政策，在科技信用貸、貸款定價等方面給予一定的優惠。
３、堅持發展綠色金融，推進區域生態文明建設。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加大綠色金融投入，推進區域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打造宜居宜遊的優質生活圈。制定綠色金融發展目標，在五大經濟圈內打造綠色金融示範機構，成為全行綠色金融發展的引領者和重要基地；嚴格執行環保準入標準，支持企業綠色轉型升級，加大對節能環保材料、清潔能源、綠色交通、綠色建築、綠色農業、資源循環利用等重點領域的金融投入和服務；積極參與全國或區域內綠色金融改革創新，探索發展排汙權貸款等綠色信貸，加大綠色債券、綠色集合債發行，試點探索碳排放權，綠色保險、ESG 投資、綠色信貸資產證券化等新型綠色金融產品。
４、順應產業趨勢，運用多元化融資手段，為不同梯度的產業提供金融支持。產業集群包含各類規模不同的企業，並且各企業的發展階段不盡相同。因此，金融對產業集群的支持要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股權融資與債券融資、商業融資與政策融資的相互配合。針對不同類型的客戶，如傳統企業與科創企業、大型企業與中小微企業、傳統業轉型升級與先進位造業發展等，提供差異化金融服務方案，綜合運用信貸、債券、股權、產業基金、資產管理、融資租賃、供應鏈金融等融資工具及多樣化組合，滿足製造業不同規模、不同生命周期、不同階段的金融需求。銀行應積極學習國外先進銀行做法，充分發揮戰略諮詢作用，積累大數據資源，以諮詢顧問為處於各個成長階段的企業提供信息服務，如上下遊產業信息，業務解決方案、戰略規劃顧問等，提供更多的輕資產、輕資本、撮合交易、併購諮詢等業務。
（五）大力推進重點城市行精細化管理，充分發揮創新引領作用，支持區域重點城市發展
１、進一步完善經營機構布局。要積極研究最新的區域發展戰略，結合最新的產業轉型升級政策，適時調整金融機構資源配置策略，積極支持重點城市群的建設與發展。例如，支持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的金融機構，可以考慮在天津或雄安設立結算中心、資產管理中心等功能性總部，促進相關金融服務和金融功能形成集聚性發展。
３、加強金融服務的合作協同。進一步加強建立跨區域的銀行信貸等信息共享和互認機制,提高信貸服務效率和質量。推動建立統一的客戶管理系統，實現對跨省市集團客戶的信息共享，以客戶為中心，實現客戶信息、營銷、服務工作的協同管理。同時，在監管允許條件下，探索在經濟一體化區域內的異地授信放款，提升金融機構除銀團貸款、聯合貸款外的自主放款功能。
４、做好金融服務的持續創新。在符合政策和監管規則前提下，重點城市行不僅要考核同業排名，更要在總行戰略落地上作全行的引領者和特色標杆，在協同發展重點領域推出特色金融服務，創建金融業務拓展和管理的新模式。例如，長三角、大灣區城市行要在住房租賃、金融科技、跨境金融等方面加大創新；長江中遊、成渝城市行要在普惠金融、鄉村振興、養老金融等方面走出新路；京津冀城市行要在供應鏈金融、金融科技、養老金融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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