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50後"作家長篇小說創作風格:嚴肅成熟

 

　　長篇小說是當前文學家族中最受矚目的成員之一，它以宏闊的體量、深廣的內容、豐富的表現手段，成為時代的文化標高。近年來，長篇小說創作數量激增、品種多元、新人輩出。儘管「青春寫作」和「類型寫作」佔據了長篇小說市場的不少份額，但以傳統創作為主調的「50後」作家依然擁有強大的感召力。賈平凹、張煒、韓少功、史鐵生、莫言、閻連科、李銳、劉震雲、阿來、劉醒龍、鐵凝、王安憶、方方、孫惠芬等佳作迭出，他們以嚴肅成熟的寫作風範，執著探索的精神姿態，厚重圓融的文學品格，譜寫了傳統長篇小說藝術「常」與「變」的交響。

　　時代饋贈與恢宏表述

　　長篇小說強調一定的長度、廣度、密度與深度，它能有效地涵括歷史、社會、人生等畛域，反映作者深厚的生命積累與藝術積澱。作為共和國出生的第一代人，「50後」作家經歷了動蕩曲折的歷史變故，擁有豐富的閱歷體驗，他們自然而然地選擇了「長篇」這種大容量的文學載體，以期對複雜的「中國經驗」作整體而深刻的表述。

　　「50後」作家的長篇小說普遍有恢宏大氣的特性，這既得益於時代的饋贈，也與其自身濃重的史詩情結密切相關。「50後」作家筆下的文學世界立體而豐富，他們一面對社會現實有細緻的體察和真切的表現，一面對迂闊的歷史有智性的思考與深度的勘測，由歷史燭照現實，以現實呼應歷史，體現出把握完整歷史、觀照整體生活的文學追求。

　　賈平凹的《秦腔》、張煒的《刺蝟歌》、趙本夫的《無土時代》、閻連科的《丁莊夢》、劉慶邦的《紅煤》、孫惠芬的《吉寬的馬車》、劉醒龍的《天行者》等，皆是反映現實的長篇力作。這些小說從不同的角度切入當下生活，展現了紛繁複雜的社會現實與人生景觀，從凋敝的鄉村到混亂的城市，從瀕危的生態到弱勢的人群，作品觸及了城鄉差異、階層分化、性別歧視等尖銳問題，而作者更關注滲透其間的傳統失落、文化蛻變、靈魂掙扎與精神隱痛，力圖用文學的形式探究混沌曖昧的時代症候，對已然陌生的本土經驗作出重新的整合。

　　「50後」作家不乏立足「現實」的勇氣，更有書寫「歷史」的熱情，他們對蘊涵豐富且切近當下的中國現代史尤為關注。劉醒龍的《聖天門口》、嚴歌苓的《第九個寡婦》、鐵凝的《笨花》、阿來的《空山》等皆有一個宏闊悠遠的背景，從「過往」敘述到「當下」，從「歷史」梳理到「今天」，在大的時代跨度中演繹個人命運和歷史力量的糾葛衝突，展現民族進入「現代」的複雜與曲折。莫言的《生死疲勞》在共和國半個多世紀的歷史進程中展開敘述，閻連科的《受活》將人民公社時期和改革開放年代兩相對照，藉助歷史與現實的相互扣連，他們在歷史反省中表達當下的精神與情緒，對飛速變革的社會進行歷史性的回溯和發問。

　　精神深度與人文情懷

　　「50後」作家擁有豐富的基層生活經驗，更有視點下沉的內在自覺，面對現代化進程中的複雜景象，這代作家表現出了強烈的現實關切、歷史憂思與人道主義情感，在創作中寄寓了對人性的悲憫，對歷史複雜性、多面性的省思，對民間大地和普通人群的真切關懷。

　　從《生死疲勞》到《蛙》，從《受活》到《丁莊夢》，從《秦腔》到《古爐》，莫言、閻連科、賈平凹書寫了中國鄉村波譎雲詭的生存圖景，描繪了高密鄉、三姓村、受活莊、清風街、古爐村的諸多小人物，記錄了他們在歷史的翻雲覆雨中經歷的痛苦。小說對歷史與人的關係作了較為深入的探討，將革命、土地、計生政策等置於民族歷史和本土經驗的視域中，既對民族意志和國家政治表達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更對其作出了理性的辨析與反省。「50後」作家的長篇創作並不完全等同於傳統的宏大史詩，當然更非顛覆性、情緒化的新歷史敘事，而是嘗試著將宏大歷史與民間、村落、日常生活、個人際遇相結合，追求一種寬廣而不流於空泛的豐贍性，為嚴整的宏大敘事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

　　「50後」的文學創作關乎責任與使命，也關乎藝術良心，他們的創作依然習慣於以人道大愛為底氣，以弘揚正面價值、召喚理想精神為己任。

　　閻連科是個寓熱於冷的作家，他以藝術的方式重構了耙耬山區的荒涼景觀，小說充滿了貧瘠、窮困、殘疾，但觸目驚心的殘酷往往與飽蘸血淚的悲情交融一體，生存的苦難和生命的堅韌相互映襯，在絕望中煥發出精神救贖的微光。《我的丁一之旅》是一部獨特的愛情小說，史鐵生用詩意而理性的文字剖析了靈與肉、性與愛的複雜關係，對日益泛濫蒼白的「愛情」主題給予了深刻的重新審視，昭示了愛的真諦與意義。此外，劉醒龍的《天行者》關注鄉村民辦教師這個被長期漠視的底層群體，用真摯的筆墨謳歌了他們的奉獻情懷與自強精神；張煒的《你在高原》則以十卷長言書寫了主人公寧伽在價值失範年代中的精神跋涉，「高原」寓意崇高、博大、深邃的理想之境，成為人物與創作主體共同的皈依之所。在一個矛盾叢生、價值曖昧的時代，「50後」作家沒有止步於人性黑暗與歷史之惡的揭示，他們用思想、情感、靈魂賦予作品更深厚的內涵：呼喚美善、建構理想、昭示未來。

　　獨到視角與混搭語言

　　長篇小說是有難度的文體，也是充滿了創造可能性的文體。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純文學」浪潮的洗禮，深受現實主義傳統影響的「50後」作家也有了自覺、明確的文體意識，其長篇創作走上了多樣化的藝術探索之路，形成了博採眾長、多元圓融的風格特徵。

　　「50後」作家重視長篇小說的視角、結構、敘述、語言等問題，他們在創作中不斷更新、求變，尋找藝術創造的更多可能性。在中西文學的交流中，「50後」作家尤其注重對本土和傳統文化的開掘，他們既將西方現代派經驗轉化為自身的血脈，又在民族風格和傳統形式中注入現代的內涵。這代作家在文體上有著較為一致的傾向，其「形式」的新變幾乎都是為「內容」這個目的服務的。

　　阿來的《塵埃落定》採用「傻子」的視角展開敘事，以特殊的視界洞開了陌生化的現實景觀；閻連科則將荒誕、象徵、反諷等技法融入仿真敘述，用亦真亦幻的超現實穿透表面化、平庸化的外在現實，反而迸發出更強大的真實性力量；周大新以「乾」、「坤」標註《湖光山色》的上部與下部，以金、木、水、火、土命名小說的各個章節；莫言借佛教六道輪迴的思想描述人物長達半個世紀的生命輪迴、生死疲勞，對應中國土地的歷史變遷；王安憶的《天香》涉筆詩詞歌賦、琴棋書畫、園林建築、衣物飲食，以精細繁複的筆墨雕刻上海「顧繡」的前世今生……這些皆是從「本土」出發、從「現實主義」出發的「創造」，援西入中，翻舊為新，為作品增添了濃鬱的文化底蘊。

　　「50後」作家的長篇小說在語言上同樣強調本土化、個人化的意義。張煒的《醜行和浪漫》與王曉鷹的《長街行》分別使用登州方言、上海方言展開敘述，浮現了獨特語言中「人」的歷史和命運。莫言的《檀香刑》以流傳在山東高密的地方小戲「貓腔」為底本，賈平凹的《秦腔》在「密實的流年式的書寫」中迴蕩著獨特的秦聲秦韻，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則顯露出了明清話本的語體風格，作家們通過方言土語的活用、舊式語言的改造以及各種語體的跨界混搭，既完成了語言形式的更新，也使小說的深度意味得以彰顯和外化。

　　「50後」作家的長篇小說吸納了本土與西方、傳統和現代諸多的文化元素，構築了一個多重話語交流、多種形式互補的文學空間。「融合」成為其長篇小說的明顯標誌，這是一種更包容、大氣的文學風度，也是一種更純粹、更具深度的藝術形態，在文學趨向商品化、時尚化的今天，「50後」作家以其有效的創作重塑了傳統長篇小說的價值和尊嚴。 （作者:陽燕 單位：湖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