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石器時代存在戰爭是毋庸置疑的，既有武器（鏃、鉞）、防禦設施（環壕、城垣）、亂葬坑等方面的考古學證據，也留下了古史傳說。從考古學來看，新石器時代規模較大的戰爭當開始於約公元前4000年，此後的公元前3000年前後、公元前2000年前後也都較為顯著，而這恰好是早期中國文明起源、形成和走向成熟的三個關鍵時期。那麼，戰爭和文明演進之間到底是怎樣的關係？是戰爭促進了文明化，還是文明化助長了戰爭？這是關係到文明演進機制的重要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一
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廟底溝時代，為中國新石器時代（具體當為新石器時代晚期）大規模戰爭的第一階段。該階段戰爭主要是由中原核心區的迅猛擴張所引發，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的表現。一是涉及範圍廣大。二是變化程度巨大。三是出現專門武器。
中原核心區文化的對外擴張影響，開始於約公元前4200年東莊類型形成之後，文化擴張過程中應當伴隨著人群的移動。比如岱海地區突然出現的仰韶文化王墓山坡下早期遺存，幾乎和晉西南的東莊類型文化面貌完全一樣，可以肯定是晉西南地區人群沿著汾河北上開拓移居的結果。而此時中原核心區尚未出現顯著的社會複雜化現象，只是遺址密度大幅增加。推測當時恰逢全新世中期氣候最適宜期，粟作農業得到較快發展，人口急劇增多，從而促使中原人群對外遷徙。稍後進入公元前4千紀，才在河南靈寶西坡、陝西白水下河等遺址，出現數百平方米的大型房屋——公共「殿堂」兼首領人物的居所，意味著中原率先開始強調社會地位差異。而首領人物地位的凸顯，很可能就與領導戰爭有關。
山東泰安大汶口遺址大汶口文化早期大墓、江蘇連雲港東山村遺址崧澤文化大墓，顯示黃河下遊和長江下遊地區在公元前4千紀前期開始出現顯著的貧富分化和社會複雜化，這也是僅次於中原核心區而出現文明曙光的地區。大汶口文化早期大墓隨葬的花瓣紋彩陶，是其文化上深受廟底溝類型東向影響的實證，推測其文明化進程的啟動也與來自廟底溝類型的影響和刺激有關。崧澤文化也曾受到廟底溝類型的影響，廟底溝類型對這些地區的影響可能有戰爭因素在內。稍後從公元前3500年進入銅石並用時代開始，尤其公元前3300年以後，在中原和海岱地區的進一步影響帶動下，黃河、長江和西遼河流域普遍趨於文明化。除中原腹地的河南靈寶西坡大墓、鞏義雙槐樹宮殿式組合建築外，標誌性遺存還有甘肅秦安大地灣乙址的「殿堂」式房屋、遼寧凌源牛河梁的「廟、壇、冢」祭祀遺存，以及山東章丘焦家大墓、安徽含山凌家灘豪華瘞玉大墓等。
二
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末期，迎來中國新石器時代（具體當為銅石並用時代早期晚段）大規模戰爭的第二階段。此時中原文化不如廟底溝時代強勢，甘陝黃土高原地區力量增強，北方文化南下，東方文化西進，南方文化北上，呈現出萬國林立、逐鹿中原的態勢。
北方地區有兩個現象特別值得注意。一是曾經分布著較多仰韶文化海生不浪類型遺存的岱海、黃旗海地區以及更靠北的商都、化德、蘇尼特右旗等地，至約公元前3000年後突然變成一片「空白」。二是這個時候的仰韶文化阿善三期類型人群，在鄂爾多斯和陝北地區的山頭上突然建起了很多石城堡，一般是三面絕壁，有通道的一面則築以堅固的石牆、甕城和瞭望臺，軍事防禦功能十分突出。究其原因，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國東部季風區發生了顯著的氣候乾冷事件，岱海、黃旗海及其以北地區可能很難再發展農業，加上自然災害肆虐，大概只好選擇大規模遷徙，由此自然會引發戰爭。
東方的大汶口文化和南方的屈家嶺文化此時則強勢西進北上，大汶口文化的範圍一度東擴至豫東大部，尊、杯等因素及於晉南、關中。屈家嶺文化北部範圍囊括了豫西南、豫東南大部，斜腹杯等因素及於晉南。中原西部的仰韶文化廟底溝二期類型東南向擴展到洛陽地區，籃紋等因素則東達海岱，南抵江漢。這樣一來，之前相對自成系統的河南中部地區，基本成了大汶口、屈家嶺和仰韶三大文化相互對峙的前沿陣地，這三大文化人群之間彼此發生衝突，戰爭自在情理之中。
東南的良渚文化應該不會和中原直接發生戰爭，因為其間還隔著大汶口文化，但良渚文化在北進過程中，與大汶口文化發生激烈戰爭是肯定的。良渚文化內部的超級中心聚落似乎只有良渚古城一處，至少其興盛期內部發生戰爭的可能性較小，但在其形成期迅速佔據良渚區，不排除也有戰爭的背景，其大量玉、石鉞的隨葬也證明軍權的重要性。
公元前3000年前後普遍的社會動蕩和衝突戰爭，會進一步突出首領地位，加強軍權，擴大社會分化，強化社會組織動員能力，這可能就是當時中國中東部地區普遍趨於文明化的歷史背景。其中東方的良渚文化主要致力於內部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秩序的治理，大型土木水利工程和灌溉稻作農業強化了首領權利，從而率先發展出單一中心的良渚區域文明，或具有區域王權的「古國」文明。但良渚文化對外擴張戰爭有限，終究只佔有江南一隅。大汶口文化、屈家嶺文化在對外擴張方面令良渚文化望塵莫及，但其文化內部古城林立，可能並未形成統一中心，城址墓葬規模、貴重物品等都較良渚文化略遜一籌，可能只是站在了初級區域文明社會的邊緣。隴東的慶陽南佐大型聚落，出現600多平方米的宮殿式建築，可見黃土高原的社會發展程度不低於黃河下遊和長江中遊地區。
當時冷幹氣候背景下條件艱苦的北方地區貧富分化、社會分工都很有限，但和東部諸文化一樣家族組織凸顯，而且由於戰爭而形成了大範圍的社會組織。中原地區的情況則介於東方和北方之間。公元前2500年以後，在當地雄厚文化基礎上，得益於良渚、大汶口、龍山等東部文明（文化）的貢獻，中原和北方地區形成陶寺區域文明、石峁區域文明等原初文明。
三
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龍山時代後期，進入中國新石器時代（具體當為銅石並用時代晚期）大規模戰爭的第三階段。這個時候出現了至少三波大規模的文化和人群南下浪潮，在大規模衝突戰爭中中原地區逐漸重獲核心地位。
第一波南下浪潮來自於北方地區的老虎山文化。在約公元前2200年以後極端乾冷的氣候背景下，老虎山文化後期人群被迫大規模南下，曾經繁榮一時的岱海及以北地區，再次出現文化「空白」。鄂爾多斯、陝北和晉中北地區山頭再次湧現出大量石城堡壘，以神木石峁石城最具代表性，其三重城垣、高大城門、甕城馬面等，將防禦功能強化到極致，可以想像到在北方人群南下的大背景下，戰爭是日常大事，連石峁這樣的超級中心聚落也必須加強防禦。石峁這樣的吸取中原精華形成的北方強「國」，對外發動戰爭的可能性也很大，城牆附近發現的多處埋葬青年女性的頭骨坑，很可能就是女性俘虜的頭骨。當然，老虎山文化南下最清楚的證據，就是將大量陶鬲等帶進晉南臨汾盆地，使得陶寺文化轉變為陶寺晚期文化，在陶寺古城出現屠殺亂葬、凌辱女性、毀掘大墓等暴力現象，在陶寺之外的臨汾下靳、芮城清涼寺也同樣有毀墓現象。老虎山文化還進一步向南影響，將陶鬲、細石器鏃、卜骨等擴散到黃河中下遊廣大地區。
第二波南下浪潮來自於中原地區的王灣三期文化。約公元前2100年左右，後期階段的王灣三期文化向南大規模推進，其結果是將豫西南、豫東南和鄂北大片地區納入王灣三期文化範圍，使江漢平原甚至洞庭湖沿岸文化的面貌也變得和王灣三期文化近似。這一文化變革涉及的範圍，比現在的整個湖北省都大。作為原石家河文化主要核心的石家河古城，城垣被毀，出現大量甕棺葬，曾經極富特色的數以十萬計的紅陶杯、紅陶塑基本消失，顯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第三波南下浪潮，指公元前2000多年豫東地區的造律臺文化形成以後，隨即東南向擴展至江淮地區，留下江蘇興化南蕩、高郵周邶墩等遺存，並且深刻影響到江浙地區廣富林文化的形成。良渚文化的衰落固然有環境變遷的原因，但其滅亡可能與造律臺文化南下引起的戰爭相關。
公元前2000年前後從北向南多米諾骨牌式的文化南進和引發的戰爭，直接後果就是使得中國文明格局得以重新整合：江漢和江浙地區急劇衰落，中原—海岱—北方三足鼎立式文明主體區形成，中原地區的核心地位凸現。稍後的公元前1800年以後，在中原地區終於興起二里頭青銅文明，其影響及於中國大部地區，中國文明進入成熟的「廣域王權」或者「廣幅王權」的「王國」文明階段。從這個意義上說，公元前2000年左右龍山後期的戰爭，為輝煌的三代文明打下了基礎。
四
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戰爭，大體和一些古史傳說可以相互印證。總結起來看，中國新石器時代戰爭和文明起源大致存在這樣的關係：適宜的氣候條件引發農業的快速發展和人口的急劇增長，促使中原地區對外擴張和發動戰爭，促進中原地區文明起源的步伐；中原地區的擴張影響，帶動了黃河下遊、長江中下遊和西遼河地區社會複雜化和文明化進程；隨後乾冷的氣候背景，引發大規模頻繁戰爭，刺激中國大部地區先後進入原初文明和成熟文明社會。如果著眼於早期中國整體，戰爭對於破壞舊的大格局、整合新的大格局則有著全局性的作用。
植根於廣大深厚農業經濟的早期中國文明，短於對外擴張，卻長於對內整頓秩序。每一次大規模的內戰，就是破壞舊秩序建立新秩序的一次極端行為。新石器時代的戰爭提高首領地位、促使階級分化和社會分工，以粗暴的方式使得廣大地區短時間內發生文化和血緣的深度交融，很大程度上推進了早期中國文明起源、形成和發展的進程；而文明的成長反過來促使大規模戰爭的發生，文明化進程每前進一步，戰爭的程度就升級一次。戰爭和文明化互為因果、相互促進，因此戰爭才成為古代中國兩件最大的事之一，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社會科學戰線》2020年第10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齊澤垚/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