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觀新聞報導 近日，德國弗勞恩霍夫製造技術與自動化研究所（IPA）的兩名科研人員來到上海，開始了為期5年的在滬工作。他們正與上海交通大學科研人員合作，為在華企業提供「工業4.0」解決方案。
德國弗勞恩霍夫應用研究促進協會是歐洲最大的應用科學研究機構，擁有72個研究所。今年3月，上海交通大學弗勞恩霍夫協會智能製造項目中心在臨港成立，這是該協會在中國設立的第一家科研機構。中心中方主任王皓教授認為，秉持非營利屬性、研發共性關鍵技術，是弗勞恩霍夫協會成功的兩大原因，值得上海借鑑。
法國巴斯德研究所也極具借鑑價值。這家從事傳染病、微生物學等研究的私立機構，在全球26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32個分所，構成巴斯德國際網絡。這提示我們：上海在積極引進科技資源的同時，可主動出擊，積極加入全球創新網絡，這樣才能更有全球影響力。
功能型平臺要服務整個行業
在德國小城卡爾斯魯厄綠樹掩映的小樓裡，弗勞恩霍夫系統和創新研究所（ISI）政策、產業、創新研究中心副主任萊納·弗裡奇（Rainer Frietsch）博士介紹，今年是弗勞恩霍夫協會成立70周年。協會72個研究所分布在德國各地，共有25000多名員工，研究領域覆蓋通信、製造、交通、能源、環境、健康等行業，為企業和社會服務。2017年度，弗勞恩霍夫協會獲得的經費共計23億歐元，除了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和國防研究的3億歐元外，其餘經費中超過70%來自協會與企業籤訂的合同以及財政科技項目，近30%來自德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資助。
弗裡奇博士介紹弗勞恩霍夫協會。 圖片來源：上觀新聞 俞陶然攝
弗勞恩霍夫協會是非營利社團，根據協會章程，各個研究所不得生產商品，不得將技術獨佔性轉讓給某家企業，而是要通過與一批企業合作，推動整個行業的技術進步。協會總部考核各個研究所的績效時，如果一個研究所的橫向課題經費佔比低於10%，就會受到質疑，因為它沒有很好地與企業合作。同樣是1000萬歐元經費，如果是來自與一家企業籤訂的合同，就不如10家企業合同好，因為後者更有利於整個行業發展。
如今，上海正在布局建設一批研發與轉化功能型平臺，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與弗勞恩霍夫協會一樣，市政府對功能型平臺的定位是「非營利機構」。由於運營功能型平臺的都是公司，而非社團，如何在未來發展中保持非營利屬性，需要政府部門的指導和監督。
與企業合作研發共性關鍵技術，也是弗勞恩霍夫協會的看家本領。問及成功訣竅，上海交通大學弗勞恩霍夫協會智能製造項目中心德方主任、IPA工廠規劃部部長米歇爾·利科菲特（Michael Lickefett）的回答是：「在企業，為企業。」意思是科研人員要走進企業，與企業研發人員一起工作、每天交流，這樣就容易取得突破。王皓指出，弗勞恩霍夫協會與高校的合作機制也是技術突破的重要原因。「弗勞恩霍夫研究所所長都是大學教授，他們兼任所長後，不但能指導研究生，還能通過研究所這個平臺聘用一批工程技術人員和市場人員。這就突破了高校科研團隊的局限，更容易把實驗室成果轉化為生產力。」
王皓教授帶領團隊研發中德合作的人機共融製造系統。 圖片來源：上觀新聞 賴鑫琳攝
向外輻射構建科技創新網絡
與弗勞恩霍夫協會不同，總部在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是一家基礎科學機構。研究所內還有巴斯德故居和墓地，訴說著該所132年的歷史。132年來，這家私立機構共有10人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在傳染病防治等領域取得的成果為世人矚目。
巴斯德所為何能長期保持創新策源能力？巴斯德所國際合作部副主任詹妮弗·赫雷（Jennifer Heurley）的回答有些出人意料：「品牌效應是關鍵。」在她看來，做好了品牌建設工作，就能讓全球各地的巴斯德分所吸引到當地一流科研人才，自然能取得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所長唐宏研究員介紹，之所以有這麼龐大的國際網絡，源於研究所創始人路易斯·巴斯德的一個理念：研究傳染病不能只待在歐洲的實驗室裡，而是要去非洲、東南亞、南美洲的疫源地，投身疫情一線科研，並與當地科研機構和政府部門共建研究所。如今，巴斯德網絡成員遍布五大洲的26個國家和地區，與近現代歷次重大疫源地重疊。
每年，巴斯德國際網絡要召開兩次所長聯席會議，總部管理層和各個分所所長集聚一堂，商討合作機制改革和未來研究方向。「上海要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可借鑑巴斯德所的做法，不但要引進海外人才，還要在國外布局一批研究機構，向外輻射構建科技創新網絡。」唐宏說。
赴巴斯德所總部調研的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張宓之博士持類似觀點：「上海公立和民營科研機構可加強國際品牌建設，更積極地走出去，與國外一流科研機構合作，並通過創新網絡把各國人才的思想匯聚在一起。這有利於形成創新策源能力。」
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3位博士參觀巴斯德故居。 圖片來源：上觀新聞 姜傑攝
對標格勒，破除協同創新藩籬
為建設國家科學中心，政府將高水平科研機構和高校集聚在一起後，如何推動其協同創新？被譽為「歐洲創新之都」的法國小城格勒諾布爾，對張江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建設也有值得借鑑之處。
格勒諾布爾位於阿爾卑斯山脈腹地，毗鄰法意邊境。二戰後，法國政府決定在此建設國家科學中心，打造民用核能、集成電路研發基地。為此，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法國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員會（CEA）等國家級科研機構先後在此設立分支機構，並通過國際合作，建設了歐洲同步輻射光源、勞厄—郎之萬中子研究所、歐洲分子生物學實驗室等一批大科學裝置和實驗室。
經過70多年發展，這座法國小城形成了以五個大科學裝置為依託，能源、信息技術、物質等領域交叉融合，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產業部門協同發展的創新生態，成為全球名列前茅的科學中心。
在格勒科學半島，有兩個大型園區——微納米技術園區（MINATEC）和格勒先進新技術創新園（GIANT）。MINATEC主任讓—查爾斯·吉博（Jean-Charles Guibert）介紹，2006年成立的這個園區旨在打造微電子和納米技術研究集群，將科研機構、高校、企業的研發人員集聚在一起，覆蓋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再到技術轉移、工業應用的整條科技創新鏈。GIANT的創立也是基於這種理念，這個大型園區由CEA、CNRS、3個大科學裝置、當地3所高校共同發起，旨在營造和諧的創新生態，促進學科交叉和資源共享。過去10年裡，GIANT每年迎來國外訪問學者9000人以上，孵化出200多家企業。
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公使銜參贊孫玉明認為，我國正在建設的上海張江、北京懷柔、安徽合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可對標格勒諾布爾，採用發達國家通行的跨機構組建聯合研究團隊、形成多學科交叉集群的協同創新模式，並制訂相應的個人、團隊和管理部門考核評價體系，探索科研組織模式的新思路新做法。多次赴格勒諾布爾調研的中國駐法國大使館科技處二秘茹志濤說，法國科研機構、高校間合作十分密切，組建聯合研究團隊是常態。與之相比，我國科研機構和高校彼此分割，合作相對薄弱，「比排名、搶資源」屢見不鮮。「希望國家科學中心建設能打破以往科研院所和高校的『跑馬圈地』模式，破除協同創新的藩籬，樹立我國跨機構、跨學科協同創新體系的標杆。」
「要提高創新策源能力，構建創新生態至關重要。」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戰略規劃研究室主任朱學彥博士說，「科研機構在物理空間上的集聚提高了『科研密度』，但這不等於『創新濃度』。上海張江需要探索以使命為導向、跨機構集中攻關的科研組織模式，構建開放度高、互動性強的一流創新生態，把『科研密度』轉化為『創新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