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傷童一審不判賠:「社會捐助已彌補」, 能為侵權人埋單嗎?

2019年5月，農村女子王麗雲精神病發作，持刀砍傷鄰居家裡的四歲女童小雨。經司法鑑定「小雨顱腦損傷後軟化灶形成，伴有神經系統症狀屬十級傷殘」，社會捐款20餘萬元。小雨父母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四川省隆昌市法院一審判決，並未支持索賠醫藥費的主張，認為「社會捐助已彌補」，引起熱議：「大眾的愛心能為侵權人埋單嗎？」

事發時，這條村道的旁邊有棵桑樹，鄰居女孩正是在樹下被砍。黃守方望著案發現場，並未駐足。（南方周末記者 劉怡仙/圖）

2020年11月3日，四川省隆昌市響石鎮水口村村民黃守方收到法院通知，剛打完的官司因原告上訴，進入二審階段。

52歲的黃守方不會用智慧型手機上網，他不知道這起官司已引發公眾熱議，一年前的悲劇又再度回到公眾面前。

2019年5月5日，黃守方的妻子王麗雲精神病發作，持刀砍傷鄰居家裡的四歲女童小雨。王麗雲在進行司法鑑定後，被送往醫院治療。小雨則經過了150多天的治療，傷情有所好轉，其間，當地村民和網友通過不同的捐助平臺向小雨捐款，總計20餘萬元。

小雨回家後，其父母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鄰居家人承擔連帶責任，賠償醫療費、護理費、殘疾賠償金等費用，總計十八萬餘元。但2020年10月21日，四川省隆昌市法院一審判決，並未支持索賠醫藥費的主張，認為「社會捐助已彌補」，一時間輿論譁然，網友追問：「大眾的愛心能為侵權人埋單嗎？」

小雨父母隨後上訴，目前訴訟進入二審階段。但深入了解這場官司，會看見被忽視的農村精神病人如何在社區的安全防護網失效後，終釀一場悲劇。而悲劇發生以來的五百多天，兩個家庭矛盾漸深，但都深陷困頓、無助和憤怒中，倍感煎熬。

上訴

最新的爭議來自中國裁判文書網公開的判決書，該判決書詳述了案件經過，一審法院認為醫療費屬於財產性損失，已由社會捐助予以彌補，不能重複主張，也不能因他人的侵權行為而獲益。

法院沒有支持女童方索賠的10萬餘元醫療費，但支持了護理費、住院夥食補助、營養費、殘疾賠償金、精神撫慰金，並酌情支持了交通和住宿費用，以上款項共計72480元。

該判決引發了大量爭論。法官吳元中公開撰文，指出其焦點問題，「社會對受害人的救助，並不能減輕或免除侵權人的侵害責任」。

吳元中認為，侵害人作為農村精神病人，經濟能力或許有限，這十來萬元的醫療費恐難以執行。「雙方應當得到社會救助，而不是說拿女童獲得的社會捐助去抵消或免除侵害人的責任。」

有網友發現隨著大病救助網際網路服務平臺的發展，類似的案件早已不少。其中一份來自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判決書指出，社會捐贈不可替代侵權賠償數額，因為「兩者分屬不同的法律體系」。

輿論影響下，受害的女童家屬隨即提起上訴。內江市中級人民法院次日予以受理。2020年11月5日，南方周末記者嘗試聯繫進行一審的隆昌市人民法院，其綜合辦公室負責人回複目前案件已進入二審流程，他們暫時不便回應。

11月4日，南方周末記者在水口村分別見到了兩家人，各方有各方的說法。小雨的媽媽鍾倩認為，孩子突遭厄運，醫療費是好心人捐的，肇事方卻像「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這一年來，每次都要通過吵架、乞求，才能換來對方的賠償。他們只好上訴至法院，尋求公正的判決。

而黃守方也深感委屈。他不理解為什麼還要上訴，十餘萬籌款已經用於治療了，為什麼還要找他要錢？

隔壁鄰居此前未聽說兩家的官司，得知黃守方被起訴要求賠償十八萬元，替他唏噓，「他沒錢啊，怎麼還呢？」大家都知道黃守方一家是貧困戶，早幾年就靠低保扶持過日，就是因為知道兩家都難，去年事情一發生，村幹部就馬上動員村民捐款。

2020年11月4日，小雨在家附近搖晃著去鏟穀子，為防止她摔倒，媽媽在身後拎起她的衣領。（南方周末記者 劉怡仙/圖）

出事

四川隆昌水口村不大，戶籍人口三千多人，外出打工的多。王麗雲2004年嫁來當地，村裡人都知道「她精神不太正常」——經常一個人自言自語，呵呵傻笑。大家有時會問她在看什麼，小雨奶奶偶爾也逗她，「王二（王麗雲小名），你在笑啥子咧」。

「但她很安靜的，從不跟人吵。」黃守方說，平常他要外出砌磚打些零工，家裡只有王麗雲在家，洗衣服做飯，也不往外跑，就在房子周邊活動。有時村民會看到王麗雲沿著大路走，到兩公裡外的集市上買東西。路上的人見了，會喊她「趕場啊（趕集）」，她也會應人。

沒人想到王麗雲會犯下大錯。「很突然的」，原水口村委副主任王顯英說，每個村都有幾個精神病人，村委網格員每個月得去看兩回，「安靜不安靜」「吃藥了沒」。周圍的村子都沒出過事，「砍人」是頭一回。

案發時，黃守方不在現場，他了解的事件經過多方拼湊得來。

2019年5月5日下午4點多，小雨剛從鎮上的幼兒園回來，奶奶帶著她到地裡幹活，5月桑果正熟，小雨在桑樹下撿果子吃。

王麗雲一個人在家，琢磨著給地裡的豇豆插杆，拿著竹篾刀砍了一些手腕粗的竹子。「插豇豆要用小竹竿，她腦袋裡有個人喊她去砍小的。」黃守方陪著王麗雲幾次問訊後，這樣複述。

王麗雲繞到屋後找小竹子，見到小雨。她腦袋裡那個聲音又出來了，「砍小雨，砍小雨」。她上前用竹篾刀砍了下去。五十米外的一個老嬤嬤見了，大聲喊「不行啊不行」。小雨奶奶才反應過來，上前奪刀。

小雨家人保留了當時救護車抵達後的照片：小雨裹著一件大人的羽絨躺在泥路上，後腦一片血跡，眼睛半睜著，已經沒了意識。黃守方趕回來後，跟著救護車到了醫院，交了第一筆醫藥費。

王顯英陪著王麗雲到派出所做筆錄，次日，當地公安送王麗雲進行司法鑑定，被法院鑑定為「處於精神分裂症病發期」，不負刑事責任。依據鑑定，王麗雲被送入隆昌市第二人民醫院治療。

小雨父母在廣東務工，當晚乘飛機趕回來。媽媽鍾倩見到小雨時，她已經在隆昌人民醫院重症病房，身上插滿管子。「前幾天視頻還是活蹦亂跳的，突然就這樣。」鍾倩說。兩天後，醫生告知孩子呼吸衰竭。

夫妻倆立刻決定轉院。「呼吸衰竭、雙肺感染、右枕葉右側小腦裂傷、枕骨骨折」，專業名詞聽起來嚇人，當時孩子只能眨眼，沒有意識。「可能沒辦法醒來，建議轉院。」醫生又說，小雨再次轉入重慶市醫科大學附屬兒童醫院。其間，黃守方陪著受害家庭轉院，到鎮上辦證明。

小雨沒有醒轉的日子裡，每個認識的人都為此揪心。

面對醫療費用，雙方都在想辦法。在廣州的親戚以小雨父母的名義發起水滴籌籌款。王麗雲的姐姐王麗芳也發起了輕鬆籌，她覺著妹妹傷了人，很內疚，「不敢去看」，但又想著「讓我們努力挽回這一切」

那些天，「精神病人砍傷四歲小孩」的事在小鎮鬧得很大，村委會在村裡倡議村民捐款，兩家都捐。鎮政府領導給予小雨家困難補助和職工捐款，共計2萬餘元，而考慮到黃守方無力賠款，又給王麗雲申請殘疾補助1萬餘元，再轉交給小雨父母。從內江市下來的扶貧幹部也在單位籌款，給小雨家捐了幾千元。這些錢在一年後的這場官司裡，都被計作「社會捐助」。

黃守方的家裡都是「別人不要的東西」，凌亂不堪。（南方周末記者 劉怡仙/圖）

越來越糟的關係

經過數月治療，小雨於2019年12月出院，回到村裡，但留下了傷殘，法院的判決書裡寫道，「經重慶市法醫學會司法鑑定，原告（小雨）顱腦損傷後軟化灶形成，伴有神經系統症狀屬十級傷殘」。

這段話對於孩子的母親來說，則更為具體。小雨無法獨自站立，左腿走路不能彎曲，站起來容易摔跤，媽媽只好在身後扯著她的衣領，輔助她行動。小雨的平衡能力也不好，今年年初一個人坐板凳，臉朝下栽了下去，顴骨都摔青了。

治療中，因出現癲癇症狀，孩子幾次咬斷自己的舌頭再縫合。現在說話總是含糊不清。她原來很乖，現在只要一點不順，便很暴躁。「要是手裡有碗，她就把碗摔出去。」爺爺說。

重慶的一位醫生認為受傷影響孩子的情緒控制，建議他們買泛焦慮症的藥物緩解。但整個家裡都瀰漫著焦灼的氣氛。奶奶原本身體就不好，事情發生後整日流淚，時常要到鄉鎮衛生院吊針。小雨爸爸有一回氣急了，把孩子抱到黃守方家裡，喊他「這個孩子你來養吧」。

兩家人原是隔著一條馬路的鄰居，現在關係越來越糟。

在黃守方的口中，小雨家三天兩頭就來找自己要錢，每次他把身上的錢掏盡，不多，也就三、五百。但小雨爸爸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去年在重慶醫院，治療時費用緊張，黃守方卻不肯給錢，每次以「找我老婆要」為由拒絕。

黃守方說自己沒錢。總造價十三萬餘元的房子是2017年政府扶貧時蓋的，他只出了一萬多元，房子牆壁刷得粉白，屋裡卻什麼家具也沒有。親戚送了一張硬木床，他和小兒子兩個人睡；十五歲的女兒睡破洞的床墊，四處都是「別人不要的東西」，凌亂不堪。

唯一不同的是，黃守方在女兒房間放了一袋柑橘，5毛錢一斤，他惦記孩子，也不知道怎麼表達。王麗芳說，兩個孩子知道自己的媽媽傷了人，心裡很沉，尤其是大女兒，第一次庭審時提出要去旁聽。她特別心疼這兩個孩子，一想到以後，就會擔心他們會因為母親的事情受到「欺負」。

被忽略的病人

村裡人想不通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王麗芳更想不通，從妹妹發病起，她就想不通緣由。2002年，在廣東中山市的襪子廠打工的王麗雲突然發病了，上班的時候往外跑，來找王麗芳，整個人臉色鐵青，嘴唇發紺。情況越發嚴重後，父親帶她回家療養。

回家後，她嫁給了黃守方。結婚前，35歲的黃守方也知道王麗雲的情況，那時他在成都做熨衣工，每個月500元收入，家裡人喊他回來成家。第一回見面，情況就說清楚了：女孩有精神疾病，正常服藥沒有問題。他們張羅了一個「最簡單的婚禮」，沒請村裡人，親戚朋友湊了五桌，就算娶親禮成。

十六年來，兩人生了一兒一女，平常交流不多，但很少吵架。王麗芳來看過幾回，覺得「說不上感情好，就是一塊搭夥過日子」。

黃守方記憶裡，王麗雲一直在吃藥，沒斷過。開藥在隆昌縣城的第二人民醫院，黃守方每兩個月得去一趟，「看她吃得差不多了，就去領」。有時候，黃守方沒空，王麗雲就自己去拿藥。每天服藥，都是王麗雲自己管著，黃守方偶爾會問問，「沒出過問題」。

可精神衛生領域的專業社工廖文霞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王麗雲一個人自言自語，一個人嬉笑，極有可能已經出現幻象，發病了。

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精神病學科主任王小平也認為，「自語自笑」是極為重要的診斷線索，導致復發存在多種可能：沒有規律服藥，藥量不夠；或者這種藥不適用於她的現狀，要調整；也可能是疾病已經到了無法醫治的地步，這類難治性精神疾病近20%-30%。無論哪一種，都意味著要引起關注，適時對接精神科醫師診治。

但包括黃守方在內，沒有人察覺到王麗雲病發的蛛絲馬跡。村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依照隨訪要求，事發前十餘天，他見過王麗雲，「狀態挺穩定的」「病發可能是天氣太熱的緣故」。此外，村委網格員對特殊人群（包括五保戶、低保戶、重性精神病人、刑滿釋放人員等）進行探視時，同樣沒有向鎮上報告異常。

社工廖文霞認為，事情不會無緣無故發生，在王麗雲的事件裡，各方的監護一定存在缺失，她認為，大多數病人復發前都會出現失眠，言行舉止更為怪異等前兆。王小平對此表示認同，「大部分肇事肇禍都是可預防的」。

未來怎麼辦？

十餘年來，廖文霞在廣州、深圳等地做社工，面向精神衛生領域。2018年，深圳市針對家庭精神病患者開始實行社區關愛幫扶小組，要求每個社區依照1∶50的比例配備專業社工，提供個案管理服務。社工的服務對象主是危險評估等級較高的患者以及經濟貧困、家庭監護無力的家庭等。

日常工作中，廖文霞最看重「服藥管理」。她發現，許多病人發病後抗拒服藥，把藥藏在舌頭底下或者扔掉，為此，他們日常上門詢問服藥情況，必要的時候清點藥物的數量。社工會注意識別患者的病症是否好轉，如果長期保持病症，要幫助患者與精神科醫生的溝通，及時調整治療方案。規範服藥後，社工要關注其功能康復，如家庭生活自理、社交能力的恢復等。

同時監護人的日常管理和服藥監督也很重要，這些工作都需要監護人及社區醫生、社工具備專業能力。2016年，深圳市綜治、財政、衛生計生、公安、民政、殘聯等部門聯合出臺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監護補助政策。「疾病穩定的患者監護人給予每人每年2000元補助；對高風險患者監護人給予每人每年5000元補助、協助監護人每人每年1000元補助」。

王小平認為，這樣的補助適用於經濟發達地區，且是臨時調整。更長遠的考慮，精神疾病患者管理需進行宏觀規劃，優化資源配置。

而面對「弱監護人」，作為弱勢群體家庭，他們沒有能力管理、照看精神病患者，「這需要國家管起來。」王小平說。

作為一線醫生，王小平發現，近年來國家對精神衛生領域的投入每年都在增加，精神病人肇事肇禍數量已呈直線下降，但資源主要集中在專業精神病醫院，對社區支持不足，出現有些病人住院時間過長，積壓在醫院，而有些病人則因床位問題沒能得到最優治療。王小平建議增加對社區培訓、宣傳的投入，建立社區與醫院之間的互動。

而對於兩個家庭，悲劇發生後的這五百多天，煎熬已是一種常態。小雨家打官司索要的18萬賠償雖然包括了醫藥費等多項費用，但在言談訴說中，更像為了緩解這個家庭對孩子未來怎麼辦的焦慮。

鍾倩擔心這個孩子不能正常走路。醫院說要做系統康復，費用高達每月三萬元，「能康復成什麼樣，沒人敢保證，哪個普通農村家庭能承受得起？」鍾倩因照顧小雨，被迫留在家裡，她想不出小雨什麼時候能上學，哪裡的學校能收，往後靠什麼生活。「老了還得靠姐姐照顧，也給大女兒添了負擔」。

王麗雲治療幾個月後，意識有所清醒。她問前來探望的黃守方，受傷的孩子怎麼樣了，黃守方瞞著她沒說，也沒告訴她打官司的事情，王麗雲後來又問「什麼時候讓我回家」，黃守方沒有回答。

11月4日，黃守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心裡覺得王麗雲這輩子都出不來了，「犯了大錯，法院和醫院各方都不敢輕易為她做保證」。

講述這些事情的時候，南方周末記者坐在黃守方家裡，眼前是一個亂糟糟的家：客廳正中間停著一輛摩託車，一臺碾米機，養著十八隻雛鴨，因為沒有圍欄，小鴨子在大廳四處亂跑，嘰嘰喳喳地叫，留下一路糞便，黃守方置身其中間，總是念叨一句話：「那有什麼辦法呢？」

(應受訪者要求：王麗雲、王麗芳、鍾倩、小雨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劉怡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