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卡羅琳·艾爾哈特
譯者：趙元元
來源：《國際社會科學雜誌(中文版)》 2012年03期
（卡羅琳·艾爾哈特（Caroline Ehrhardt）是教育史公共事業部（裡昂高等師範學校/聯盟選舉協會）的初級研究員。她的研究興趣包括代數史及法國現當代中等和高等數學教育史。她最近出版了《巴黎科學院「伽羅瓦風波」社會紀實》（1831）（載於《語境中的科學》2010 年第 23 卷第 1期，第 91—119 頁）以及《埃瓦裡斯特·伽羅瓦》（《數學圖標樣本應用程式的編程》，巴黎：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學校，2011 年）。Email: caroline.ehrhardt@ens- lyon.fr）
1906年4月15日，《法國信使》在其專欄刊登了詩人維克多·塞加朗（Victor Segalen，1878—1919）的一篇長達20頁的文學研究，題為《雙面人蘭波》，文章詳述了蘭波棄筆詩歌創作的過程，並深刻分析了調和主人公自身雙重個性 （詩人和探險家）的可能性。1979 年，該文在另一本書中再版，書中包含塞加朗原本為撰寫有關蘭波題材的散文而準備的幾篇文獻。這些文獻中還有他為一篇「文學論文」所作的筆記，從中可以看出作者試圖在詩人亞瑟·蘭波（Authur Rimbaud）和數學家埃瓦裡斯特·伽羅瓦（1811—1832）之間進行平行對比。
維克多·塞加朗曾在布雷斯特的耶穌會學院求學，在波爾多醫學院受訓成為海軍醫生。他從未研究過伽羅瓦所擅長的數學學科，在工作中也沒有表現出對科學的特殊興趣，他的職業生涯也不與任何一位當代學者的履歷重疊，另外，他為伽羅瓦項目所作的筆記中也沒有提到對這位數學家的研究。因此，伽羅瓦的名字出現在塞加朗的草稿中，反映了 20 世紀早期存在一個與數學界中的伽羅瓦形象（把他和蘭波聯繫在一起的、經過變形的形象）截然不同的一個伽羅瓦形象：埃瓦裡斯特·伽羅瓦儼然成了我們今天所認識的一位受詛咒的數學家。( 這種說法來自 2003 年為紀念伽羅瓦而出版的《天才科學家》，2001 年《科學與生活論文》第 62 期，伽羅瓦也作為「受詛咒的學者」之一被提及。)
無可否認，伽羅瓦的生平在很多方面類似於被我們誤判為天才人群的職業生涯模式。他在寫完一段簡短而難懂的方程論後，死於決鬥受傷，年僅 21 歲。他在 1831 年向巴黎科學院遞交了一篇題為《關於用根式解方程的可解性條件》的論文，儘管方法獨特，立論新穎（方程群），但在數學家西蒙·丹尼斯·泊松和西爾韋斯特·弗朗索瓦·拉克魯瓦評審後遭到拒絕，(《科學院會議紀要》，第 9 卷，1830—1832 年，第660—661 頁。)他的論文試圖用根數 (利用根式解決一個方程包括找到只用四種運算和係數來表達解法的一種演算步驟。)來回答方程可解性的經典問題，這篇論文如今被公認為現代代數的創始支柱之一（Connes et al . 2000, pp.35- 38;Patras 2001, pp.62- 66，注意：這兩篇文章都未聲明是科學史的組成部分）。伽羅瓦兩次敗在綜合理工學院的入學考試中，還未完成教育就被預備學校（後來的巴黎高等師範學院）開除。他認為，當代學者無法理解他的著作。1830 年，較之代數研究，他更加熱衷於共和革命事業。七月革命後，他加入人民之友。1831 年，他因在宴會上發表大逆不道的言論而首次出現在法庭上，但被無罪釋放。幾天之後，他因參與 1831 年 7 月 14 日的遊行示威再次出現在法庭上。在法庭上，他被判有罪，入獄監禁數月，死前幾天才獲釋。(有關埃瓦裡斯特·伽羅瓦的傳記材料在質量上有著顯著差異，最具影響力的傳記由迪皮伊所著（1896）)
然而，故事並未就此結束。伽羅瓦的論文被數學家遺忘了，直到 1846 年數學家約瑟夫·劉維爾將伽羅瓦的論文發表在自己的《純粹與應用數學雜誌》上。但在此期間仍有某些關於伽羅瓦的記憶，可以在當時的文獻中找到它們。此外，伽羅瓦著作的出版引發廣泛關注，19 世紀 50 年代，法國和其他國家的眾多數學家都開始研究他的著作。這些對伽羅瓦著作的重讀活動產生了一種理論，即「伽羅瓦理論」，它在 19 世紀末已成為一種特定的研究領域。因此，直到 1890 年，伽羅瓦這個名字才成為數學專業領域的一種標杆。另一方面，人們對伽羅瓦本人並沒有特殊的興趣。最後，正如塞加朗的筆記中所述，伽羅瓦再次在世紀之交跨越了數學科學的邊界而在由富有遠見的天才所組成的宇宙神殿中佔有一席之地。
對埃瓦裡斯特·伽羅瓦功績的追授仍在許多方面不同凡響。首先，很少有數學理論能得到正名；其次，他的作品贏得了 19 世紀50 年代以來的持續關注。雖然伽羅瓦自己未能精確地界定它，但它現在是一門正統的研究領域，而且經過不斷的重新解讀已被明確界定為「伽羅瓦思想」。此外，由於數學在學術創作和知識生產的範圍內成為了一門相對自主的學科，因而很少有數學家能在本領域之外聲譽卓著。因此，伽羅瓦的個案提出了與專業知識相關的一個記憶過程問題，它也許是由某一領域的專家組提出的，也許是因學科與學科之間原本互不影響的邊緣知識交叉而產生。
儘管記憶的概念是「通」史的一個突出特徵，但從整個科學史來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有待開發。然而，莫裡斯·哈布瓦赫在《論集體記憶》中花費數頁來描述他所謂的「數學家的記憶」（Halbwachs [1950] 1997, pp.211- 214）。哈布瓦赫把它定義為對象和定理知識的共享，也可以表述為「對待幾何學研究先驅的精神態度」， 「只有當我們的回憶或思想與其他幾何學家心中的想法完全一致時，我們才能回想起它並理解它」。由此可見，數學家們的記憶涵蓋了內容、數學實踐以及和他們群體相關的重述系統。因此，它屬於科學「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的範疇。總之，正如哈布瓦赫所定義的，數學家們的記憶是數學社會史和數學文化史的一個研究對象（Brian 1995; Cifoletti 1998）。
尤其是「數學家的記憶」這個概念能讓我們重新看待科學知識的普遍性，自 20 世紀 80 年代採用這一概念以來，它又成了研究科學史道路上的一種阻礙（Pestre 1995）。我們要考察知識的地方性構造特徵呢，還是從時間和空間上來考察知識的流動傳播呢？就目前來看，一方面，數學對象和所有其他科學對象一樣，並不是獨立於它們所產生的歷史背景的，同樣，對它們的重新解讀也是如此（Goldstein 1995; Warwick 1992- 1993）。另一方面，它們的奇特之處在於，它們是被有計劃地孕育出來的，是作為不變的真理來被傳播的：從一個紀元到下一個紀元，從一個地區到另一個地區，數學家們總是覺得他們事實上是在與「同一個」定理打交道，而且都承認這是無法辯駁的。因此，數學對象的存在或消亡，並不取決於它是否是固有真理，而是取決於數學家是否是根據相對穩定的規則和慣例來記憶它的，儘管這種記憶的形式，所牽涉的角色以及與它交叉的範疇會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數學理論中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是不變式理論（theory of invari-ants），儘管它曾經在學科中發揮過重要作用，但流行幾年後便不再使用，因為對它感興趣並研究它的那些角色是短命的（Fisher1966）。因此歷史編撰要求我們利用哈布瓦赫所建立的分析框架來研究社會時代的影響，即不同的角色群體傳播、爭奪和統一集體記憶的不同過程和不同節奏（Brian 2008;Jaisson 2008）。筆者將以追憶埃瓦裡斯特·伽羅瓦為例，嘗試從經驗上來驗證哈布瓦赫的方法。
關於伽羅瓦的歷史記憶埃瓦裡斯特·伽羅瓦早在 1832 年 6 月就小有名氣了，因為自 1830 年 12 月以來，報刊上一直在報導他的苦難人生。有關他被預科學校開除的眾說紛紜已見諸於一本名為《學校公報》(《學校公報》，1830 年 12 月 5 日，1830 年 12 月 12日及 1831 年 1 月 2 日。) 的學生雜誌上。伽羅瓦被開除，是因為他曾通過這份刊物指責校方負責人對待七月革命的態度。他的抨擊受到路易·勒格蘭皇家中學的數學教授兼公報編輯吉亞爾的偏愛，後者自雜誌創辦以來曾一直批評師範大學學生小圈子及其與權勢之間的曖昧態度。
此外，報紙還記載了伽羅瓦與法律之間的衝突。1831 年 6 月， 《論辯雜誌》報導了他作為一位 20 歲的數學家庭教師第一次受審。然而，隨著他投入數學研究，報導又銷聲匿跡了。1832 年 6 月， 《宗教之友》在政治版向讀者公布「曾以同情共和黨而聞名一時的國民警衛隊炮手埃瓦裡斯特·伽羅瓦」因決鬥受傷而亡。我們從《醫院公報》複印的驗屍報告中了解到伽羅瓦是「一個因富有熱情夢想而著稱的優秀數學家」。法國裡昂《先驅者報》讓大家記起「一個曾被寄予厚望的年輕人，一個聲名被淹沒在政治回憶中的早熟的年輕人」。(《政治與文學論辯雜誌》，1831 年 6 月 16 日，第 3頁；《宗教之友》、《文學、政治和宗教雜誌》，1832 年第 72 卷，270 頁；《醫院公報》，1832 年 6 月 7 日；《先驅者報》、《南部裡昂憲報》，1832 年 6 月 4 日至5 日。)
奇怪的是，當代數學家對伽羅瓦數學活動的描述也寥寥無幾。不過，他的一些文章發表在 1829 年和 1830 年，有的刊登在法國首份數學專業雜誌《純粹與應用數學年鑑》上，它是由約瑟夫·熱爾崗主編，歡迎學者及教師和學生投稿的一本雜誌；有的刊登在《化學、物理及數學公報》上，它是由費瑞薩克男爵創辦的一份雜誌，知名學者和無名人士都可以概述自己的發現。伽羅瓦還得到過科學院成員、正統數學家奧古斯丁·路易·柯西的幫助（Taton 1971）。伽羅瓦去世後幾個月，與科學院的幾何學家聯繫密切的數學家索菲·熱爾曼在一封信中提到她對伽羅瓦的記憶：「有點粗魯無禮，卻還算是一個令人愉快的學生……」，儘管有人說他「常常發怒」。(索菲·熱爾曼致紀堯姆利布裡奇的一封信，參見Henry（1879, pp.631- 632）。)至於他的著作，在他離世後的科學出版物中查無音信，除了拉克魯瓦在 1835 年《代數餘集》新版的備註中再次強調科學院的評估結果是由於伽羅瓦《關於用根式解方程的可解性條件》被評審者判為難以理解而造成的。因而，倘若不考慮幾何學家的記憶，伽羅瓦死後所形成的「歷史記憶」（根據哈布瓦赫的概念來分析，參見 Brian 2008）和報刊所報導的伽羅瓦形象是一致的。他是一個揮霍了自己才華的魯莽年輕人，是七月革命之後投身共和事業的眾多學生中的一員，是可以在《巴黎或 101 本書》中隨處可見的一個典型的「1832 年年輕共和黨人」 （Pannier1833）。
為了尋找作為幾何學家的伽羅瓦的資料，有時也是為了尋找描述伽羅瓦研究性質的詳細資料，我們不得不求助於 1830 年的共和黨人和聖西門主義者等社會群體，伽羅瓦是經朋友奧古斯特·謝瓦利埃引薦才加入這些群體的。不過，這裡關注的重點仍是他的才華而不是他的數學成就。在他初次受審時，《世界報》聲稱「伽羅瓦先生卓越的數學能力是不容置疑的」， 「學者們的冷漠」應為「他的行為失常」負責。(《世界報》、《文學雜誌》，1831 年 6 月 15 日。這份報紙在 1830 年 11 月由聖西門主義者接管。當時主編是麥可·謝瓦利埃，他是運動領袖之一，也是伽羅瓦的朋友奧古斯特·謝瓦利埃的哥哥。關於這次運動，參見 Picon（2002）)
這類言論在他去世後反覆再現，尤其是當有關他的記憶被用以促進他所維護的共和事業時。年輕的數學家「被窮人們津津樂道」，他成為因「貴族和特權階級」（Trélat1833）獨斷專權而導致科學界失調的一個象徵。此外，伽羅瓦的朋友和熟人往往會把他形容為一個殉道者和一位富有遠見卓識的天才。1832 年伽羅瓦在聖佩拉吉監獄的獄友拉斯佩爾形容他是「一個孩子……在 3 年的時間裡完成了 60 年的學術沉思，數學研究已經在他的額頭刻下了深深皺紋」（Raspail1839, p.86）。在奧古斯特·謝瓦利埃看來，他是一位把「嶄新真理」奉獻給人類的「天才」（Chevalier 1832）。
儘管共和組織看似是 1832 年將伽羅瓦作為科學家加以追憶的唯一群體，但該運動群體的解散也不會讓這種記憶消失。事實上，在伽羅瓦去世後與共和黨意識形態之間所建立的親密紐帶似乎澤及他的後世。倘若考慮到當時伽羅瓦對政治紛爭的專注程度，伽羅瓦可成為「1832 年離世的風雲人物」之一。他立即會被人物傳記詞典收錄，會被載入比日報壽命更長的著作中。所有這些文本都講述了一模一樣的情節：他們花費了同樣長短的篇幅來描述伽羅瓦的政治活動和數學活動，把歷史記憶的元素（包含大逆不道言論的祝酒詞、7 月 14 日暴亂等）與共和黨的回憶（數學天賦、獄中從事的研究）混為一談。在他死後立即構建的這種傳記框架，有時會一字不變地重現在後來編撰的文本中（Desrochers 1833, p.132; Feller 1833; Henrion1834, pp.390- 391）。1830 年至 1832 年間所發生的事給人留下了這樣一個印象，在多年以後，當年的往事以寫作的方式沉澱下來。因而，根據 19 世紀 40—60 年代的作品的政治渲染，我們看到了作為共和黨積極分子或為這種事業而殉道、以數學家身份而重現的伽羅瓦。共和黨方面的代表作者有內瓦爾（1841）、特雷拉（1840）和杜馬（1863）。「保皇派」的代表作者有卡普菲格（1845）、努維翁（1857）和吉斯凱（1840）。
但受 1830 年七月革命的記憶影響而成型的有關伽羅瓦的早期社會記憶，仍然忽略了嚴格意義上的數學元素：這裡沒有關於埋頭工作的數學家的回憶。由於它只是基於當代的記述和軼事，所以這種回憶日趨淡化。值得注意的是，19 世紀中期的百科全書類作品集，如《19 世紀百科全書》、翟理斯的《傳記辭典》以及米肖編撰的百科詞典中都沒有提及伽羅瓦。除了關於七月革命的記憶之外，他似乎沒有其他令人銘記之處。
數學家們的零碎記憶伽羅瓦過世後，1843 年 9 月 4 日，新的轉機出現了。約瑟夫·劉維爾（1809—1882）在科學院會議期間對同事們說：
❝在埃瓦裡斯特·伽羅瓦的論文中，我發現了他對疑難問題有一種準確嚴謹又見解深刻的解法：假定有一個一次不可約方程，要確定它是否能實現根式可解。也許伽羅瓦的論文寫得過於簡潔。我建議對他的論文增補一段評註，我覺得，這樣一來，人們就不會對我們那位靈巧而又時運不濟的同胞所做出的絕妙發現存疑了。(《科學院每周會議記錄》，1843 年第 17 卷，第注 釋卡羅琳·艾爾哈特 92448—449 頁)
❞由伽羅瓦的弟弟轉交給劉維爾的這些論文，曾引起劉維爾和另一位科學院成員紀堯姆·利布裡（1803—1869）之間的著名爭論，它反映了當時的數學研究狀況（Ehrhardt 2010）。《埃瓦裡斯特·伽羅瓦的數學著作》終於在1846 年發表在《劉維爾學報》上。著作包括被科學院否決的論文《關於用根式方程的可解性條件論文》、發表在學術期刊上的一些新版本以及在 1832 年伽羅瓦死後出版的《致奧古斯特·謝瓦利爾的一封信》。劉維爾沒有公開宣傳，而是撰寫了一篇用嶄新框架來刻畫伽羅瓦的「序言」：他參與政治活動是被人含糊其辭地誘導的，而且讓他「分心」；另一方面則充分強調了數學的重要性。這篇文章不同於以往的評論，從其論題和文脈重點來說，應屬於科學傳記體裁。因此，1846 年之後，所有的元素——一個廣為專家們研讀的權威著作版本，以及一篇不僅確立伽羅瓦的研究正統性，而且在一個符合新專家讀者群期望的解釋性框架內對他加以定位的序言——都充分證明伽羅瓦可以「成為」一個數學家。
但出版物只是 1846 年之後伽羅瓦作品成功面世的原因之一，這在更大程度上還是要歸功於當時數學研究界的關注，使其作品的價值得以彰顯（Ehrhardt 2010）。儘管科學院在 1831 年遞交了否定報告，但是像劉維爾這樣素以科學嚴謹而享譽世界的數學家是有能力消除人們對伽羅瓦著作價值的任何疑問的。出版之後，該研究成了一個有趣的數學主題，也成了個人學術研究的一個題材。例如，我們了解到，德國數學家卡爾·雅各比在讀過《劉維爾學報》後，致信伽羅瓦的弟 弟並詢問詳細情況 （Kollros 1949, pp.17- 18）；克羅內克在信中表示，他在巴黎逗留時和劉維爾談論過它 （Petri and Schap-pacher 2004; Schering1885）。所以，學生應該讀讀伽羅瓦，他的著作奠定了新數學知識產生的基礎。例如，勒瓊·狄利克雷曾指導當時還是學生的克羅內克研究過這一問題（Petriand Schappacher 2004）；約瑟夫·伯特蘭說劉維爾曾舉辦過有關「伽羅瓦的發現」的一個研討會（Bertrand 1899）。各種各樣的教科書都推薦研讀伽羅瓦的著作（Anon 1849, p.452;Price 1857; Serret 1849）。
19 世紀 50 年代初，伽羅瓦的研究成果受到許多數學家（尤其是英國、義大利、法國和德國的數學家）的關注。在一門需要知識積累的學科（如數學）內，利用以往的著作來創作新成果本身並無特別之處。但伽羅瓦個案的奇特之處在於，數學家們的記憶並不是基於伽羅瓦本人。從來還沒有出現過一個能合理地詮釋伽羅瓦著作的學派，因為從未有過直接傳遞數學遺產的先例。沒有可以借鑑的模型，伽羅瓦研究的後繼者分散在歐洲各地且擁有很大的發揮空間。因此，儘管首批重新解讀伽羅瓦作品的人都承擔著填補其證明空缺的任務，但沒有人會局限於此。
英國數學家阿瑟·凱萊（1821—1895）把注意力放在伽羅瓦論文（置換群概念）中的一個具體方面，並試圖用已成為劍橋大學數學系優秀傳統的象徵法來概括它（Cayley 1854; Crilly 2006; Durand- Richard1996）。在法國，約瑟夫·阿爾弗雷德·塞雷（1819—1885）研究了伽羅瓦論文的體系結構，並把它與方程論之間的關聯視為一個結構整體。接著，他試圖復原伽羅瓦著作的各個要點，並通過「法國式」方程論傳統（從數學家拉格朗日到柯西）表達出原作者所省略的部分。因此，他為學生創立了「伽羅瓦理論」，它被視為對經典方程理論的補充和鞏固（Serret 1849）。義大利人恩裡科·貝蒂（1823—1892）採用了類似的方法，但他在歐洲數學領域的地位明顯稍遜一些：塞雷的詮釋藉助自編的《高等代數課程》不斷再版而成為一種參閱標準，貝蒂的貢獻很快過時（Betti 1851a, 1851b）。法國數學家卡米爾·約當（1838—1922）利用法國數學遺風，利用代數學的最新進展把伽羅瓦和柯西的成果聯繫起來。但長達十餘年的研究只是對伽羅瓦成果的一種拼湊而不是對整個知識體系的重構，在他這部具有開創性的著作《論代數方程及置換》中，伽羅瓦理論只是一種「現代」方程理論，而不是現有理論的一個新方面 （Jordan 1861, 1864,1865, 1869, 1870）。最後，德國數學家理察·狄德金（1831—1916）和利奧波德·克羅內克（1823—1891）撇開在嚴格意義上與方程相關的問題，著重關注與伽羅瓦著作中所用數字性質有關的問題，以及與其中較抽象內容相關的問題（Dedekind 1981; Kro-necker 1853）。他們的調查研究由於涉及數學思想（而不是數學應用）的基礎和方法方面的問題而得以鞏固，進而體現出德國大學體制的影響力——數學家們是在哲學系培養出來的（Ehrhardt 2007, ch.4- 7）。
因此，伽羅瓦的著作在歐洲數學界流傳所引起的反響不盡相同。數學家或是為了在對伽羅瓦作品中特定部分的研究方面處於領先地位，或是根據自身專長和科學目標、個人目標按照現有的研究路線而選擇專注於研究某一個概念。儘管他們的工作仍然忠於數學證明的簡潔性，但他們所作出的不同回應表明了對數學文本的重新解讀不僅包括連續論證的邏輯必要性，還要考慮到知識生產所涉及的地方背景以及所產生的相關問題，這門學科規範和規則所提供的自主權只是相對的。但最重要的是，這種多樣性表明了 19 世紀 70 年代存在著不同地方的數學家對伽羅瓦回憶互不相聯的狀況。每個數學家都生產出新文本，都是在更改了伽羅瓦原著的內容及系統性後，再把描述系統和自己的研究相結合而產生的新作品，特別是用數學語言來解釋「伽羅瓦思想」或「伽羅瓦方法」。
19 世紀 50 年代至 70 年代，這些地方的研究都實現了本地化且獨立運行，各個學者並沒有相互援引彼此的成果。因此，第一批重新解讀是對伽羅瓦研究的片段拼湊而不是系統化的重組過程。19 世紀 70 年代，研究的後繼者不得不圍繞一種標準化數學理論來建構理論。導致 19 世紀末「伽羅瓦理論」形成的知識沉澱在不同地區記憶之間的緩慢競爭過程，一些要素逐步積澱下來，另一些則消失。
事實上，重新解讀伽羅瓦的初期階段的記憶圖譜是可以變通的。儘管乍一看不同地區的記憶之間沒有誰比誰更合理之別，但是懷揣這些記憶的群體和他們組織這些記憶的特定節奏確保他們可以各施所長，力求呈現出更為開闊的視野或力求保持各自記憶的長久性。例如，塞雷的《高等代數課程》確保了他在重述伽羅瓦著作過程中所形成的記憶得到廣泛的持續性傳播。這本書在世紀之交來臨之前，被多次再版，已被譯成幾種外文，吸引了眾多學生讀者。因此，塞雷的重讀得益於為廣大讀者設計的、關注整個幾何學的一本教科書。
同樣在教學背景中形成的狄德金記憶則經歷了不同的演變。在 1855 年至 1857 年間，他在哥廷根大學舉辦了有關伽羅瓦研究的研討會，會議僅有少數學生參加，會議筆記也未發表。直至 19 世紀八九十年代，那些曾參與研討會的學生能夠自己編寫教科書時，這種記憶才得到更廣泛的認可。類似地，在 1878 年凱萊重歸該話題的研究之前，他在 19 世紀 50 年代發表於英國期刊上的作品的影響也主要局限於英國研究界的幾個小圈子內。
最後，這些地方性記憶之所以能永存不朽，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發起人的職業生涯模式。因此，對於 1870 年面世的約當專著，研究者們表示出欣然認可的態度，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因為研究者對 19 世紀 60 年代一直在國際範圍內發表文章的約當有心理期待。克羅內克成功地推廣了他的思想，要歸功於他在 19 世紀 80 年代之前便在數學界佔有的牢固地位，但由於最終被邊緣化，他的觀點也逐漸被淡忘了。恩裡科·貝蒂對伽羅瓦研究沒有長久的興趣，在獲得國際認可時，他已經轉向了其他領域。他對伽羅瓦論文的研究成果被視為是進一步證實了伽羅瓦著作的合法性。19 世紀 50 年代，人們對伽羅瓦著作已不再存疑，但對研究它也不再感興趣。
數學家建構的記憶鑑於科學的擴展和國際化，隨著時間推移，在早期重述作品的幫助下，越來越多的數學家熟悉了伽羅瓦的著作，這也是因為地方性記憶的相對分量逐漸達到平衡。因而，19 世紀末因有許多專題論文面世和伽羅瓦研究特色課程的建立而備受矚目，可被視為數學家之間較為一致的記憶系統得到鞏固的第一個階段。19 世紀 90 年代，數學家群體堅定地把這一研究納入他們的集體記憶中。這裡有幾個方面值得進一步探討。
首先，應當指出的是，儘管經過了「再加工」過程，但產出的知識都帶有鮮明特徵，即總是提及伽羅瓦的名字。事實上，從某種意義上說直到 19 世紀末才有「伽羅瓦理論」，才有可以聲稱是源自這位數學家的從定義到定理的有組織的資料彙編。另外，伽羅瓦的名字大有取代第一批重新解讀者姓名的勢頭：他們的成果有時在腳註中被引用，但在與之相關的結果中，甚至當這些結果還未根據作者自己的研究得到確切闡述時通常只是提到伽羅瓦。因此，儘管時間流逝，各種各樣的再闡述借著伽羅瓦的名字作保護，仍然可以確保我們今天用以和伽羅瓦進行聯繫的知識本體的長存，儘管這類知識所採取的形式伴隨著一代又一代的詮釋在不斷地進行演變。因而，歸屬的漫長過程也是數學家持續建構對伽羅瓦的記憶的一個主要因素。
把伽羅瓦的名字與某個專有理論漸漸聯繫起來的過程，也是這個名字因群論—— —在 19 世紀末得到蓬勃發展的一門更為全面的研究領域——的確立而被逐漸抹去的過程。事實上，這個概念和伽羅瓦的研究之間的聯繫曾被早期的重讀者（尤其是貝蒂、約當和凱萊）擺在了突出位置，新一代的數學家已不再關注這個領域內的伽羅瓦。在這點上應當強調一下，除了這些系譜構造中所涉及的數學方面以外，19 世紀末數學家對伽羅瓦著作進行的描述與我們今天所熟悉的不盡相同。伽羅瓦的著作只是和他的理論有聯繫，根據當時有效的分類方法，被列入方程理論的一部分，即代數學科中最傳統和最缺乏變動的部分。伽羅瓦並沒有從活力十足的群論新領域中受益。世紀後期，人們對他著作的興趣並不在於其概念的現代性或其方法的通用性。索邦神學院的埃德蒙·馬耶於 1892 年在其論文引言中概述了伽羅瓦著作在當時的地位：
❝首先，伽羅瓦的著作旨在建立與代數方程有關的置換理論的基礎，以及建立一種根式可解群結構的算法（Maillet 1892）。
❞由首批重讀者發起，後來作為伽羅瓦的研究成果被納入主流科學的數學家的記憶，並沒有造就出我們今天所了解到的這位遠見卓識的天才和帶有傳奇色彩的英雄。從本質上來說，伽羅瓦被視為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理論的開山鼻祖，而且不得不承認，他的生平對於後繼者來說是無關緊要的事。繼劉維爾發表的序言之後，再沒有認真追溯他生平的文章了。此外，而卡米爾·約當願意承認他所謂的「伽羅瓦方法」的通用性，但是隨著伽羅瓦的名字從群論系譜中消失，這方面也從集體記憶中逐漸淡去。
從數學家的記憶到社會記憶伽羅瓦傳記中有什么元素一直縈繞在19 世紀末數學家們的記憶中，鑑於上述的數學「兼併」，還有沒有其他別的群體保存著對他的回憶，如果有的話，它是否和數學家所持有的記憶有聯繫？
為回應讀者希望了解埃瓦裡斯特·伽羅瓦的要求而於 1893 年匿名發表在《研究和興趣》上的文章告訴我們那個年代的人關於伽羅瓦的一些記憶。他們提到了伽羅瓦的朋友奧古斯特·謝瓦利埃在 1832 年撰寫的訃告、劉維爾的序言，以及 1848 年匿名發表在《風景如畫雜誌》上的一篇文章（內容摘自亞歷山大·大仲馬回憶錄）而且至關重要的一點是，伽羅瓦沒有出現在任何一部著名人物傳記辭典中，甚至連馬克西米利安·瑪麗在1883 年至 1888 年間出版的規模龐大的《物理和數學科學史》(這些回應忽略了一個事實：拉魯斯在《大百科全書》中提到過伽羅瓦（兩年後，《中間人》提到這一點）。)都沒有提及伽羅瓦。兩本英文版的當代數學史中確實提到過伽羅瓦 （Cajori 1894, p.829; Rouse Ball 1893, p.477），但由於它們還收錄了其他數學家的傳記資料，並未詳述伽羅瓦的情況。數學家們記住的是他的著作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理論，他的個性特徵幾乎已從他們的記憶和他本人的傳記中消失，事實上，早在 19 世紀 90年代初他就被遺忘了，現存的只有關於他死後的那段歷史。不過，這種狀況即將發生顯著變化。為了慶祝高等師範學校（ENS）建校一百周年，1895 年發表了兩篇研究伽羅瓦的非數學體裁作品。第一篇是由當時處於群論研究前沿的挪威數學家索弗斯·李在 1895年撰寫的《伽羅瓦對數學發展的影響》（Lie1895）；另一篇是巴黎高等師範學校主管保羅·迪皮伊在 1896 年撰寫的短篇傳記。
最先對伽羅瓦本人而不是他的數學家身份感興趣的這些研究成果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百年校慶。伽羅瓦是《學校百年年鑑》中唯一收錄的一位數學家兼前校友。鑑於它被收入介紹圖書館、巴斯德實驗室、 《師範大學學生精神》以及校友介紹等各類文章的合集之中，索弗斯·李的研究留給人們的印象是，伽羅瓦是該校文化和歷史的一個重要元素。在 1895 年百年慶典活動中選擇伽羅瓦作為象徵，表明了與數學和學校宣傳有關的問題正在匯合。
應當指出，鑑於人們對伽羅瓦的普遍印象，作者索弗斯·李的選擇有些不同尋常。實際上，李的研究主要是針對群論而不是方程理論。因此，他沒有直接使用伽羅瓦的定義和定理，而是參考伽羅瓦的「思想」或「方法」，並把它們應用到代數方程以外的對象上（Lie 1880）。他的研究是把伽羅瓦的成果轉化成自身數學實踐中現行語言的闡釋形式。李依據伽羅瓦是許多「原創性」和「多產思想」的源泉為前提，試圖澄清其意旨，例如，他聲稱「伽羅瓦無疑會覺得那些讓他在代數方程理論方面獲得如此眩目成就的思想，對於其它學科而言是意義重大的」。李還斷言， 「我們不能懷疑，伽羅瓦不僅打算研究置換群，而且還會從更廣闊的視角出來研究變換式」。實際上，李把伽羅瓦塑造成了一個現代數學先驅者的形象。
但該研究並不滿足於把伽羅瓦描繪成一個遠見卓識者。一方面，李所借鑑的伽羅瓦「思想」正好同他本人的研究契合，這一點讓他屬於伽羅瓦的直系繼承者之列，同時，也把他的成果列入最新研究的中心位置：李所描述的著作遠遠不屬於過往時代。另一方面，他捍衛這種遺產的發展（群論的發展），並確保研究它的機構能從中獲益。
事實上，自學生時代，李就一直和高等師範學校的數學系保持密切聯繫。這些聯繫成為一種由來已久的慣例，因為高等師範學校自 1888 年以來，就一直把學生送到萊比錫受訓，指導者正是索弗斯·李本人。李的師範大學學生網絡包括埃米爾·皮卡，後者是分析課程（其中包含伽羅瓦理論的一個章節）的作者。皮卡把該理論應用到微分方程中，大大地啟發了被送往萊比錫受訓的學生，而且這一應用還發起了一場純粹數學和應用數學 (索弗斯·李曾為高等師範學校撰寫了一本書，他和皮卡都與達布關係密切，後者曾支持李在 1892年 被 任 命 為 科 學 院 的 通 訊 員 。)之間的對話。皮卡在 1893 年發表的評論中明確地解釋了這一合作的目的：「因此，巴黎正在成為一個各種群體的中心，一切都孕育在這些年輕人的大腦中，等鮮美的汁液平靜下來，我們會釀出一種美酒」。(皮卡致李的一封信，1893 年 （Hawkins 2000, p.188）。)維西奧和德拉什是皮卡送往萊比錫受教的兩名學生，後來分別成為著名數學家和《微分方程中的伽羅瓦理論》（作品靈感來自皮卡的研究）的作者。皮卡似乎達到了目的。另外，在 1892 年至 1895 年間，這些研究進展因索邦神學院的皮卡講授伽羅瓦理論導論，以及師範學校科研主任朱爾斯·坦納舉辦的高級師資培訓課程 (皮卡的課程在物理與化學學院的圖書館開設；坦納的課程在高等師範學校的圖書館開設。)進一步得到補充。
李對高等師範學院百年慶典所作的貢獻，證明該機構為確保一個數學學科（群論——被李和學校的數學家視為最具革新性、最多產的理論 (在與李的一次交談中，亨利·龐加萊聲稱「所有的數學問題都與群相關」（letter from Lie to Klein,October 1882; in Hawkins 2000, p.186）) ）的發展而制定的培訓政策是成功的。百年校慶紀念冊收錄的一篇伽羅瓦研究則鞏固了皮卡和坦納一直試圖創建的研究學派的合理性；通過援引一位知名先驅，也突顯了貌似被挪威式「去本土化」（delocalisation）更改過的一種內聚性的、基於巴黎經驗的研究記憶。
李的文本澄清了這種推理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適用於伽羅瓦研究：它的吸引力來自群的概念以及可被應用的各種領域。自約當在 1870 年發表了《置換論》後，伽羅瓦的著作和群論之間的聯繫曾十分脆弱，約當的研究通過重建兩者之間的聯繫重新劃分了數學家對伽羅瓦所保持的記憶界限。此後，它將會在一個更廣泛和更具活力的研究領域內發揮作用，也會因包含伽羅瓦著作的內容及其「思想」的一個重新再現過程而得到充實。
李通過把著作的最初數學闡釋變更為非技術性語言，還為那些對伽羅瓦保持著記憶的社會群體的擴大創造了條件。解釋一種與數學有關的觀點和數學實踐幾乎沒有關係。它表明了一種想要超越了個人所長的常見視角來使自己著作合法化以及在某個群體中自我定位的一種願望，這證明了該社會群體在外部世界中的身份特徵。事實上，李的研究在各個層面上都和當代法國數學家所持的立場保持一致，後者在數學的抽象發展和其不同用途之間尋求著一種平衡的同時，還竭力確保「法國科學」受到國際關注。19倘若李式伽羅瓦理論符合一種「優秀」數學理論典型的話，那是因為它為該理論在其他領域內的廣泛用途提供了某種堅實的概念性基礎，以及它能以不變應萬變，用統一的方法去應對各種不同的問題。因此，推廣伽羅瓦是為了表明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是能培養出一流數學家的。這樣做還強調了應把重點放在某些教研科目方面，正如我們將看到的，要將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不局限於數學研究的某種認識論方面的培養提上日程。
1897 年，首部再版的伽羅瓦著作與該邏輯相吻合。它是由法國數學學會（SMF）為了恢復法國在該領域內的影響力而出版的，並且該學會還把許多師範生記入會員之列（Gispert 1991, pp.17- 19）。法國數學學會通過強調伽羅瓦的著作在當代研究中的重要性而冒天下之大不韙為其辯護。劉維爾的序言被刪掉，取而代之的是該學會會長埃米爾·皮卡撰寫的序言。皮卡在序言中對伽羅瓦研究成果的定位是：可以最終把作為方程理論一個分支的伽羅瓦理論運用到群論中。
❝為了實現科學合法性，大多數普遍理論必須說明其專門用途。在一些領域，這些理論不是很容易就能發現的；在現代數學中，我敢說，我們還可以舉出一個以上普遍性受到限制的理論……伽羅瓦的遭遇，我們的痛惜之情難以表達；從一開始，方程的代數解法就為他提供了一個特定的應用領域……（Picard,in Galois 1897）。
❞皮卡身居要職，在學界也享有名望，在20 世紀 30 年代才出版的伽羅瓦著作單行本中發揮著指南作用的皮卡序言及其中蘊含的明晰數學詳論和個人思想給予 20 世紀初的這部作品以相當高的權威性。
1897 年後，數學家對作為有遠見卓識的天才的伽羅瓦進行了系統化地描述，這成了延續到 20 世紀初期法國學者專門研究的基本問題和較為普遍問題中的一個譜系元素。除了伽羅瓦的學術遺產受到國內外數學界的關注之外，和高等師範學院聯繫甚密的法國數學家也因這本書而享有伽羅瓦「思想」記憶的某種壟斷。
與具體闡釋伽羅瓦思想同時進行的是保羅·迪皮伊為慶典而編寫的傳記使百年校慶促進了對伽羅瓦的記憶在師範學校的「再本土化」 （relocalisation）。在這篇文章中，有關伽羅瓦個性的回憶，同李和皮卡所編寫的有關伽羅瓦著作的回憶在篇幅上形成了完美對稱。發表在《高等師範學院科學家年鑑》的這篇傳記由這次百年校慶的發起者撰寫，他們還把伽羅瓦銘刻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歷史中，因為傳記的作者希望廣大讀者了解到它，而專門刊物收錄它只會吸引科學家的注意。正如李試圖在自己的數學研究與伽羅瓦的研究成果之間建立聯繫那樣，迪皮伊也希望在自己對師範學校的看法和伽羅瓦對師範學校的看法之間建立不可分割的聯繫：它的前身——古老的預科學校（1826—1830）在他眼中只是一個「卑微蒼白的複製品」。因此，伽羅瓦被開除突顯了嚴酷體制中的固有危險，突顯了依附於政治勢力的機構中固有的危害，兩者都有悖於學校總管保羅·迪皮伊管理的自由原則。
另外，李是從一個數學家的角度來撰寫的，而迪皮伊則是從一個歷史學家的角度來執筆的。這篇傳記是以紀念活動為背景而創作的，但它並未被視為頌詞或缺乏歷史客觀性的作品。歷史學教授迪皮伊恪守著當時的戒律（Langlois and Seignobos 1898）。他提供了引用資料來源的索引，強調讀者有必要查閱他所閱讀的文獻，並把其中一些文獻附在他的文章之後。雖然迪皮伊的方法具有顯著的歷史特徵，但他只是從一個歷史視角來研究伽羅瓦的。他一門心思地對索弗斯·李的研究進行補充，事實上卻忽視了與正統數學相關的一切內容及伽羅瓦與當時的學者之間的關係。這種偏見給人這樣的印象：伽羅瓦一直是個被孤立的人物，在與數學規範和學科實踐者相關的領域內被邊緣化了，而強調了他與共和主義和「浪漫」天性之間的聯繫。雖然迪皮伊遵守著歷史寫作規範，但他的選擇受到了數學家所持有的回憶傳統和他自身作為某個特定社會群體中一員之間的競爭性記憶傳統的影響。這些選擇導致了另一種伽羅瓦形象再現系統的出現——一種專注於他在政治參與而非數學方面的再現系統。此外，劉維爾從伽羅瓦被揮霍掉的才能方面入手來描繪這種政治參與，而迪皮伊則從他的政治罪行入手來撰寫傳記並賦予它們意義。伽羅瓦不再是把時間花在玩政治上的一名數學家，而是一位頗具數學天賦的共和黨積極分子。
因此，高等師範學校的百年校慶活動為一種新型伽羅瓦集體記憶奠定了基礎，還為其提供了專門的地域寄託。根據這些數學家群體的觀點，這種再加工可以讓他們在更廣泛的闡釋性背景中定位伽羅瓦的成果，特別是，它與數學現代性的某種形式之間有聯繫（其中，概括性觀點與潛在用途的多樣性之間有聯繫）。因此，有關伽羅瓦的記憶成了一種認識論的範疇。與此同時他的生平備受矚目，儘管他的傳記作者已很謹慎地躲避著聖徒傳的誤區，但是作品沒能逃過高等師範學校校史書寫中所涉及的問題。他的共和黨生涯記憶被重新激活，而且對他的記憶也不再專屬於數學家。但是，儘管高等師範學校的百年校慶標誌著一個決定性的階段，但也沒有跡象表明這會引起隨之而來的伽羅瓦集體記憶的擴張，因為李、皮卡和迪皮伊的貢獻在某種程度上主要限於師範學校學生和數學家的圈子。正是通過他們的策略並調動高等師範學校與其他社會圈子的關係，伽羅瓦的宣傳者才能把數學家的記憶轉變成一種社會記憶。
一種自主的社會記憶的形成在 1895 年至 1910 年間，致力於重新發現伽羅瓦的那些人推出一種出版戰略，每個參與者為把伽羅瓦的記憶延伸到高等師範學校之外都充分借用機構或社會槓桿之力。1903 年迪皮伊的傳記再版於《半月手冊》，它是由高等師範學校的畢業生查爾斯·佩吉主編的一個政治文學刊物（Dupuy1903）。巴黎科學院常任秘書、前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兼數學家伯特蘭對這篇傳記做了評論，後來成了法國科學界和學術界之間的中介。該評論幾乎同時出現在《科學家報》和《數學科學公報》上，前者是巴黎科學院為了讓更多的公眾了解科學發展而策劃推出的一本刊物，後者是面向專家讀者群的刊物。1902 年，這篇評論在《學術頌揚》上再版（Bertrand1899/1902）。1906年至 1907 年，朱爾斯·坦納在《數學科學公報》上首次公開伽羅瓦手稿，又於 1908 年在一本書中再次公開（Ga-lois 1908; J. Tannery1906- 1907）。1909 年，坦納在巴黎近郊布爾勒雷發表演講，該演講後來刊登於《數學家公報》和《科學雜誌》（也稱《粉紅色雜誌》，一本流行的科學雜誌，針對受過良好教育但不一定是專家的讀者群），同年，伽羅瓦故居上懸掛了一塊匾牌。後來，這篇演講稿被收入 1912 年出版的遺作集《科學與哲學》（J. Tannery1909, 1912）。其他不太知名的歷史傳記資料也表明數學家和廣大公眾之間、信件與科學之間、與高等師範學校有交情的各類社會群體之間曾建立過一種對話，所有這些都成了伽羅瓦社會記憶的一部分。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高等師範學校校長歐內斯特·拉維斯編輯的著作《從四世紀到當代通史》第 10 卷的章節中（由科學史學家朱爾斯·坦納和他的兄弟保羅·坦納共同編寫），埃瓦裡斯特·伽羅瓦作為數學家之一被提及（P. Tannery 1898）。在1908 年，裡爾大學教授羅伯特·德赫瑪的論文經由皮卡指導後發表在《本月彙編》期刊上，這本期刊是由曾師從數學家朱爾斯·坦納的師範大學聖埃米爾·波萊爾創辦的一本科學文藝期刊（d』Adhémard 1908）。
無論是從學術性還是紀念性來說，這些著作中的大多數都不如迪皮伊作品那麼嚴謹，而且都未把聖徒傳的筆法視為一種缺點。它們的面世有助於編織伽羅瓦這位有遠見卓識的數學天才和傳奇的共和黨烈士形象的社會記憶。正因為有了這些豐富的出版材料，埃瓦裡斯特·伽羅瓦才能在 20 世紀初期蜚聲法國國內外和數學界。但是伽羅瓦宣傳者的成功也標誌著他們壟斷伽羅瓦記憶的終結：曾經傳播伽羅瓦生平和成果的那些人，正在遠離最初的核心群體，而且在涉及到伽羅瓦的方面能夠採用一種相對自主的話語形式來表達。
這種自主性可以首先從歷史文章的作者選取素材的自由度方面來衡量。20 世紀初期的數學期刊和科學史中關於伽羅瓦的絕大多數傳記作品都是基於迪皮伊、朱爾斯·坦納和伯特蘭的著作而寫成的，但這類出版物的尺度要遠遠大於學術性和紀念性標準所認可的尺度。事實上，故事情節的選取以及文中所使用的語氣，往往會導致科學史學家最近注意到的一種顯而易見的浮誇渲染（Rothman 1989; Taton 1993）。從這類文本的積累中浮現出一個神話人物，他的名望在數學家的虛構世界中有增無減。偉大的科學史學家喬治·薩頓在 1921 年捕捉到它的本質：
❝思想史中沒有任何情節能比伽羅瓦的生平更讓人感動了。伽羅瓦是一位像 1828 年的流星一樣消逝的年輕法國人，花了幾年狂熱的時光致力於最激烈的冥想，於 1831 年死於決鬥受傷，時年 21 歲……當一個人看到這顆熱情的靈魂消逝得如此之快時，心靈會遭受打擊和折磨，只能靠回憶某個夏日夜晚的美麗流星雨來安慰自己……沒有任何人的遭遇比他的更悲慘了……（Sarton 1921）。
❞同樣，李和皮卡把注意力放在伽羅瓦的數學方面，而且沿襲伽利略、高斯和維爾斯特拉斯的傳統成功地把伽羅瓦改造成「大師」，從此以後，他的著作可以作為未來研究的一種指導（Smith 1905）。例如，在世紀之交出版的德語原版《數學百科全書》中多次提到伽羅瓦，這證明伽羅瓦的著作被收入數學家的殿堂是基於其著作內容的豐富性（《數學百科全書》分兩個部分，算術與代數學，1898—1904）。20 即便如此，某些作家仍拒絕承認伽羅瓦對當代數學研究有最重大的影響力。尤其是美國的數學家，如吉·伯恩斯和喬治·阿米蒂奇·米勒，他們熟悉李和皮卡撰寫的那些文章，並聲明伽羅瓦的貢獻僅在於為群增加了一種數學意義，而在他們看來，群是由柯西發明的（Burns1913; Miller1910）。對待伽羅瓦的不同態度上升到更為廣泛的認識論上的分歧。事實上，李和皮卡歸結為伽羅瓦思想的普遍性方面是與其潛在用途的多樣性緊密相連的，而伯恩斯和米勒對普遍性有不同的看法，他們所強調的群論的價值完全是理論上的和抽象的（Miller1900）。因此，有關伽羅瓦的記憶是以數學領域內和認識論方面的爭論為背景的，這些爭論關乎任何一種新的群論研究方向，關乎歸因的意義是否恰當，而且更籠統地說，關係到一組數學研究成果在成形之前是否可以被描述為一種「理論」（Corry 1996; Ferreiros1999）。在這種背景下，伽羅瓦研究的後繼者與伽羅瓦著作的本質內容無關，而與由不同數學家群體所採取的重現形式及其傳播其觀念的能力有關。
按照這樣的邏輯，伽羅瓦的法國宣傳者會覺得他們佔優勢。事實上，李和皮卡編寫的有關伽羅瓦數學的作品，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獨立於學科之外的：第一篇文章所發表的刊物並不是針對專家讀者的；另一本則是從其序言的地位中獲益的，是從根本上把這種遺產贈給了它所介紹的作品。因此，它們為伽羅瓦的著作提供了一種闡釋性框架，是本身就很容易因非數學家群體的闡釋而受到影響的一種網格狀系統。因而，李和皮卡所傳達的認識論說辭可以從一個更為廣闊的關聯空間來論述，因為它與其他方面的一系列主題相關，並且能夠影響到各種各樣的代言人。另外，對伽羅瓦記憶的再加工也得益於 20 世紀早期巴黎知識分子圈的環境，在這個圈子內，和高等師範學校內同步進行的培訓和對科技進步的普遍關注形成了一個科學家和哲學家的圈子，如哲學家布特魯、數學家龐加萊以及數學家朱爾斯·坦納 （Castelli Gattinara 2001; Nye 1979; Rollet1999）。因 1901 年法國哲學學會的成立而被制度化的這些紐帶，被改造成一種試圖從歷史角度來詮釋當前科學思想和合理性的常見哲學方法（Brenner 2003;Heinzmann 2006）。這個圈子的存在及其所應對的問題在用認識論術語傳播伽羅瓦記憶方面有尤為重大的影響力。
因此，20 世紀初伽羅瓦的名字經常出現在《倫理學和形上學》雜誌上，該雜誌主要以萊昂·庫蒂拉和馬克西米利安·溫特、皮埃爾·布特魯以及萊昂·布倫斯維克撰寫的文章為主要特色，此外，它還出版過由圈內人士編寫的兩本著作《數學的哲學階段》和《數學家的科學思想》，它們將成為從認識論方面來了解數學的參考標準（Boutroux1920; Brunschvicg 1912; Couturat 1898; d』Adhémard 1900;Winter 1908, 1910）。所有這些文本採用了相同的重現系統：伽羅瓦作為現代數學的奠基人佔有一席之地。但 20 世紀早期知識分子對伽羅瓦記憶的再加工遠遠超出了對原始文本的研究。一方面，具體闡釋伽羅瓦的思想涉及把它們放在哲學家們自己所捍衛的立場上。因此庫蒂拉和溫特堅持探尋伽羅瓦「感知各種思維過程之間的類比」的能力，以及為了「形成一種全新的理論」而「充分地闡明這種機制……一個簡單的代數問題」的能力。這符合當代的進步理念和學科間的對話。同樣，布特魯和布倫斯維克讓伽羅瓦作為自己的代言人，並利用他的著作來為他們的直覺主義立場辯護（Largeault 1993, pp.37- 66）。另一方面，基於李和皮卡等人對伽羅瓦思想所作的闡述及基於坦納近期發表的關於伽羅瓦的作品所作的這些闡釋，塑造了一個數學哲學家形象，一個現代版的帕斯卡或笛卡爾。他是哲學家可以在作品中合法援引的一位作者，是現代數學發展的啟蒙者。這種哲學意義上的再加工符合作者的心理和利益，因此，它為伽羅瓦記憶開闢了一片新的空間。1909 年，為了回應德赫瑪為伽羅瓦撰寫的一篇傳記，《綜合期刊》發表了亞伯·雷伊的一篇頗具洞察力的文章，其中提到：
❝這篇文章的哲學結論……談及近年來因科學闡釋而引發的種種辯論；結論表明伽羅瓦的精神佔據著直覺和邏輯之間的一個折中位置，作者認為這似乎是該問題的定論（Rey1909）。
❞顯然，哲學已成為研究伽羅瓦這個人物的一種合理方法，也是解決他與數學學科之間現存關係意義及更根本問題的合理方法。因此，像數學家一樣，知識分子所建立的伽羅瓦記憶因其現代性及伽羅瓦對它所發揮的作用而著稱於 20 世紀初期的知識界。
最後，與 19 世紀末它的發起者相比，伽羅瓦社會記憶的這種自主性體現在沒有把數學作為闡釋的主題。伽羅瓦的形象開始同一些與科學毫不相干的價值和符號聯繫在一起。
儘管迪皮伊和坦納難免會對伽羅瓦的政治獻身產生同情，因為兩人都是德雷福斯的護衛者，而且與盧西恩·赫爾和社會主義運動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但是幾乎沒有證據能表明他們在著作中串通一氣。充其量，迪皮伊的傳記中有一處關於皮埃爾·勒魯的注釋表明他同伽羅瓦一樣曾加入過「人民之友」。事實上，廣大民眾對勒魯一無所知，但是社會主義者饒勒斯當權時樂意追認他為一名先驅。迪皮伊提到伽羅瓦只表明了自己在精神上與 1830 年共和黨之間存在著某種共鳴（Fourni ère 1901, pp.170- 172,192）。但是迪皮伊的讀者不會對這種政治層面的意涵視而不見，這一點有助於重新激活對伽羅瓦共和黨身份的記憶。激進的社會主義歷史學家弗朗索瓦·阿爾方斯·奧拉爾聲稱這篇傳記是「對共和思想歷史具有啟發意義的文獻」，能夠讓讀者「準確了解當時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的思想狀態」（Aulard 1897,pp.86- 87）。
同樣，通常會發表不同題材類型文章的《半月手冊》再版了該傳記，這說明查爾斯·佩吉讀過這篇文章後對伽羅瓦產生了興趣。(《半月手冊》從一開始就宣稱它的德雷福斯風致。佩吉最終讓自己遠離這種潮流，但該刊保留社會主義者的視角（Leroy 1975, pp.17- 30）。)事實上，佩吉並沒有把伽羅瓦作為數學家看待，而是把他視為和自己一樣的價值觀與思想的捍衛者。1911 年，佩吉曾批評拉維斯領導下的高等師範學校，並拿它和自己學生時代那「洋溢著最高尚的法國傳統、共和傳統、自由和革命傳統」的學校進行對比，把它形容為「心靈的歸屬地、埃瓦裡斯特·伽羅瓦的家園」 （Péguy1969, p.230）。
最終，伽羅瓦神話在文學作品中佔了一席之地。從兩個作品的對比來看，兩者的靈感無疑都來自於坦納發表在《科學雜誌》上的紀念性演講，闡明了曾脫離作品歷史背景的伽羅瓦社會記憶的主要特點。首先是本文開篇提到的維克多·塞加朗的文章（Segalen1906）。塞加朗在伽羅瓦和蘭波之間所進行的平行對比是基於雙重人格、早熟和對現行秩序的反叛上的，沒有引起數學和政治方面的回憶。因此，埃瓦裡斯特·伽羅瓦只有經過重塑，抹去其特有的性格特徵才能符合一種文學原型。第二個文本是阿蘭在 1909 年發表的《前言》（一篇簡介）。(編者注引用阿蘭的一封信，信中稱他已從《粉紅色雜誌》（《科學雜誌》為人熟知的暱稱）中了解到伽羅瓦的情況。)文章第一段中簡述了伽羅瓦的數學，隨後這位哲學家總結說：「……這差不多是我能說出的全部內容了。但我還是把他的傳記留給善於描繪說教形象的道德學家和杜撰者吧。」（Chartier1909, 1994, pp.295- 296）
阿蘭更對這位年輕數學家的個性以及有關他的各種不同描述感興趣（而非對他的著作感興趣）。他的《前言》的剩餘內容貫穿了伽羅瓦的一些生平事跡：寄發給科學院的論文、未能進入巴黎理工學院的挫折、被預科學校開除、投身共和事業、監禁歲月的狀況以及最後決鬥前一晚的狀態。阿蘭從伽羅瓦之死中提煉出故事的道德真諦：
❝決鬥前，他夜以繼日，修改有關方程式的偉大著作。看來，他遇到了一個殺手，因而不得不死。這段時間內他的腦中思索著什麼樣的景觀呢？來不及用筆寫下，它只是海上一閃而逝的亮光。但它的光芒照亮的不只是一艘三桅帆船，或一隻失事船隻。因為一個人不可能長生不老。我往往覺得在某些時候人們只是在思考自己想到什麼，想追求什麼，而沒有時間拿起筆。監獄、酒精和女人，這些始終可取可用。監獄，時常讓人安逸。輿論和習慣的禁錮、稀釋的酒精、阿諛奉承、男婚女嫁、功成名就、爾虞我詐、工資待遇、首飾配飾、言談話語、冤枉和輿論都是沉重的負擔，有多種因素可以導致一個人在 21 歲早逝。
❞《前言》沒有試圖賦予伽羅瓦獨一無二的天才形象，而是把他變成一種模範人物，只要世俗之人常葆青春活力，抵制慣例和從眾就可以有所成就的一種象徵。反抗社會的伽羅瓦這個人物的實際死亡和那些全盤接受社會的諸多伽羅瓦形象的象徵性死亡形成呼應。然而，儘管對於「編造說教性形象」和沉溺於冷嘲熱諷的那些群體，阿蘭讓自己置身其外，但是他的作品中有編寫傳奇的元素，再次向讀者展現了相同的情節，並突出了伽羅瓦英年早逝的特徵。因此，《前言》表明了傳奇人物伽羅瓦在集體記憶中所引起的共鳴，這種集體記憶曾逃出數學家的壟斷，又在全部的社會記憶中佔有相應的分量。
從 1832 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伽羅瓦的記憶在由與高等師範學校有交往的學者和知識分子人士重新表述之前，最初是由他共和黨朋友的證詞轉述的，隨後才由數學家群體記述的，最後，以一種集體化規模從最廣義的程度上呈現出來。因此，伽羅瓦死後對其貢獻的追授依賴於不同時期框架的關節點，從《劉維爾雜誌》發表了他的那篇論文及師範學校百年校慶紀念開始，到數學研究被接受需要的時長；還依賴於不同地方—— —無論是在學院類的地理地域、像人際圈一樣的象徵地域，還是依賴於諸如期刊和教科書中的各種材料。這與編織伽羅瓦的競爭性回憶緊密相聯，也和這些記憶共存的空間緊密相連。因此，伽羅瓦研究的首批出版物反映了數學界特有的目標和戰略。更確切地說，它成了數學家與其對手之間開展的一種象徵性記憶競爭，最終目的是為了統一伽羅瓦的理論。然而，正是因為這種努力超越了局部利益，這些文本擺脫了該群體的限制並接觸到更廣泛的讀者群，儘管他們有自己的專業領域，但他們也發揮了自己的自主性。因此，雖然不同學者的回憶都被一種統一的學科基質所取代，但同時也建立了關注其他對象的另一種記憶。人們所記住的不是數學學科專有的知識、規範和價值觀，而是伽羅瓦「本人」以及從廣義上說和他的著作有關的「思想」。因此，對伽羅瓦著作的消化吸收過程也是回顧伽羅瓦這個人物的性格的過程。
哈布瓦赫在《音樂家論文集》中提到，聆聽音樂的方式有兩種：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聲音及其合成上，集中在音樂的概貌和對象上」，也可以沉浸在音符的韻律和連貫上，「隨著音樂緩緩展開，它只是我們思想的一種伴奏」（Halbwachs 1997, p.45）。同樣，20 世紀初以來，記住伽羅瓦的方式也有兩種：學術性記憶和「文化性」記憶。把伽羅瓦塑造成一位被人們誤判的天才和現代數學創始人的這種文化性記憶皆而有之。即便如此，對它的研究也無法縮小到重現領域。伽羅瓦的後世並不是一種「純粹」的結構，不是僅僅經過調查虛構性和紀念性實踐活動就可以解釋清楚的，因為它也是根據他的著作在數學領域內的重大意義以及他的著作在其他領域（如認識論領域）的接受程度而論的。伽羅瓦的形象主要是供那些不注重伽羅瓦研究成果的實際內容而把他視為某種數學或科學化身的作家所使用的，但我們不能為了解釋伽羅瓦著作的意涵而人為地把這些話語與專家的話語分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