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當我們面對一個肥胖的人——不是超重幾斤或幾十斤，而是體重超過200公斤——這具龐大的身體首先會吸引人的目光，而後引來訝異、懷疑、嘲諷或鄙夷，這樣的超重往往被認為是身體和道德的雙重缺陷，涉嫌自我管理的失敗和欲望節制的無能。對於一位女性來說，這樣的身體則更加特別，不僅剝奪了其尊嚴——身體無時無刻不被指摘，被觸摸和推搡時被認為是物而非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抹殺了其個性與性別。
不僅美是關於苗條的，講故事的權利也在擁有勻稱身材的「正常人」手中。「人們對於我這樣的身體所經歷的故事，大多漠然而不屑一顧，抑或報以冷嘲熱諷。人們看到我這樣的身體就會有自己的臆斷，自以為知道背後緣由，但其實他們什麼都不知道。我的故事雖無關勝利，卻也需要被講述，並且值得一聽。」美國作家羅克珊·蓋伊（Roxane Gay）如此寫道，她最重時體重達到了570磅（約合261.72公斤）。她把自己的故事被寫成了《飢餓》（Hunger）一書，一部關於她的身體和她的飢餓的回憶錄。
美國作家羅克珊·蓋伊（圖片來源：The Guardian）羅克珊肥胖的身體所層層包裹的，是她的一顆裝滿恐懼與自卑的心。她試圖以無盡的食物填補自己永遠無法得到滿足的渴望——不再受傷的渴望，她通過讓自己的身體膨脹而在眾目睽睽之下得以躲藏。她暴飲暴食的行為與日漸增大的身體，在她與任何膽敢靠近和傷害她的人之間劃出了一條界線，甚至也在她與自己的家人之間劃出了界線。而這一切，都始於羅克珊在12歲那年被一群男同學輪姦的遭遇。她不敢告訴任何人，害怕同齡人的恥笑和排斥，也害怕她不再是家人眼中的乖女孩了。她靠吃啊吃來發洩情緒、成為自己，以及構築身體的堡壘，來保護心底裡那個曾被深深傷害的小女孩；然而，在食物的力量幫她得以逃避異性的目光之時，她發現自己卻因為肥胖超重曝露於公眾灼灼的視線和嚴厲的審判之中。
隨著一點點長大，她慢慢意識到被強姦不是自己的錯，但「要相信這些真相併不像單單了解它們那樣容易」，她依然深陷自我懷疑的泥潭，認為自己殘損而軟弱，不配得到寬恕與任何人的愛。羅克珊所經歷的長久的精神上的掙扎，也反映在她與身體的鬥爭上。她一方面要承受這具身體帶來的限制和傷痛——很多通道無法通過，擔心坐壞公共洗手間的馬桶圈，另一方面也必須面對社會對肥胖人士無情的厭惡與仇恨，「我確實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裡：人們極力容忍和鼓勵他人公開仇恨肥胖人士，」她在《飢餓》中寫道。
《飢餓》[美] 羅克珊·蓋伊 著 鄧迪 譯新經典·南海出版公司 2020-12
即便是在節食和健身的過程中，她也並不認同把瘦等同於幸福，她要面對的不僅僅是將自己引向暴飲暴食之路的黑暗過往，還有三十年來作為一個胖子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累累傷痕。在這本書的結尾，羅克珊走向了與身體的和解：「我不再需要我所建造的身體堡壘。我需要拆除一些牆，而且需要只為我自己拆除這些牆，不論拆除會帶來哪些好處，我認為這是在重構自我。」
經出版社授權，界面文化從日前推出了中文版的《飢餓》一書中節選了部分內容，以期與讀者一同走進羅克珊·蓋伊的世界，去了解肥胖表象背後的傷痛與掙扎。
《飢餓：一部身體的回憶錄》（節選）
撰文 | [美] 羅克珊·蓋伊 翻譯 | 鄧迪
在高中的前兩年，我不斷地吃吃吃，我變得越來越迷茫。進入高中時，我毫無價值，而進入高中後，我越發不值分毫。我只需要在和父母通電話或回家休假時假裝成從前的那個女孩。其餘時間，我不知道自己是誰。大多時候，我都是麻木且尷尬的。我努力想成為一名作家。我努力忘記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我努力忘掉那些男孩在我皮膚上和身體裡的感覺，忘掉他們如何嘲笑我，忘掉他們如何一邊毀掉我一邊嘲笑我。
對於高中生活，我留下的記憶非常少。但在過去幾年裡，我作為作家的身份形象越發清晰，隨之我開始收到高中同學的信息，奇怪的是，他們都清楚地記得我。他們通過電子郵件、臉書或直接在活動現場聯繫我，熱切地問我是否還記得他們。在他們分享的趣聞軼事裡，我聽上去很有趣，並不像自己記憶中那樣讓人難以忍受。我不知道應該如何理解別人的記憶，也不知道如何將別人的記憶與我的記憶協調一致。但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在高中時養成了說話尖刻的習慣。我不太說話，但如果我花心思，就可以用言語傷害別人。
兒時的羅克珊與母親閒暇時，我寫了很多主題黑暗的暴力故事，講年輕女孩被可怕的男孩和男人所折磨。我無法告訴任何人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所以我用一千種不同的方式講述了這同一個故事。講出我不能大聲表達出來的話，這讓我感到寬慰。我失聲了，但我還可以寫。我的一位英語老師——雷克斯·麥吉恩——從我的故事中發現了一些東西。他告訴我我是一個作家，告訴我要堅持每天寫作。現在我意識到，「堅持每天寫作」是許多老師會給學生的建議，但我那時對麥吉恩先生的建議非常當真，就好像他在給我神聖的忠告。現在我仍然每天寫作。
不過，麥吉恩先生為我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陪我一同去校園心理諮詢中心。他看到我需要幫助，就把我帶到一個可以得到幫助的地方。我不能說我在心理諮詢中心得到了安慰或救贖，因為我沒有。我當時還沒有準備好。剛開始和我的顧問——一個男人——交流的那幾次，讓我心驚膽戰。我坐在座椅的邊上，盯著門，盤算著所有可能的逃跑路線。我不想和任何男人單獨相處，更不想和一個陌生男人單獨待在一間大門緊閉的房間裡。我知道會發生什麼。儘管如此，我還是不斷到那兒去，也許是因為麥吉恩先生讓我去，也許是因為我內心深處知道我需要幫助，讓我如此渴望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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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胖女人，我經常看到我的存在被簡化成統計數字，仿佛有了冰冷生硬的數字，我們的文化就能理解飢餓會變成何種模樣。根據政府的統計數據，肥胖症每年造成一千四百七十億美元至兩千一百億美元的損失，不過，研究人員如何得出這個令人觸目驚心的數字，對此目前還沒有明確的說明。肥胖症帶來了哪些損失？研究人員並未觸及這一問題。重要的是，肥胖症是昂貴的，因此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肥胖人士是資源的消耗者，他們過盛的身體需要醫療保健和藥物治療。許多人表現得就像肥胖人士直接把手伸進了他們的錢包，其他人的肥胖症已成為他們個人財務底線上的負擔。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統計數據還顯示，34.9%的美國人肥胖，68.6%的美國人肥胖或超重。「超重」和「肥胖」的定義通常含糊不清，被BMI或其他各種指數的武斷衡量標準所模糊。最新數據顯示，肥胖症最近已經跨越了大西洋，成為一種快速蔓延的全球性流行病——現在許多歐洲人也捲入其中。最重要的是肥胖人士太多了。必須以任何必要的手段制止這種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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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我想是出於好意——人們會告訴我，我不胖。他們會說一些話，譬如「不要那樣說你自己」，因為他們把「肥胖」理解為一種恥辱、一種侮辱，而我把「肥胖」理解為我身體的現實。當我在使用這個詞時，我不是在侮辱自己。我是在描述我自己。這些裝模作樣的人會無恥地撒謊，說「你不胖」，抑或懶洋洋地恭維，比如說「你有一張漂亮的臉」或者「你是一個很好的人」，好像我不可能既是胖子又擁有他們認為有價值的品質。
瘦人很難知道該如何與胖人談論他們的身體，不管對方是否在徵詢他們的意見。我明白這點，但是假裝我不胖，或否認我的身體和它的現實，這是一種侮辱。認為我對自己的外表一無所知，也是對我的侮辱。而認為我因肥胖而感到羞愧，仍是一種侮辱——不管這可能多麼接近事實。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我肥胖的身體賦予人們抹殺我性別的權利。我是女人，但不被當成女人。我常被誤認為是男人。我被稱為「先生」，因為人們看到我的龐大體形，就會忽略我的臉、我有型的頭髮，以及我非常豐滿的胸部和其他曲線。被抹除性別、在眾目睽睽之下消失不見，這讓我困擾不已。我是一個女人。我很高大，但我是一個女人。我應該被當作一個女人。
我們對女性概念的理解太狹隘了。當你又高又寬——呃，尤其還有文身——你總是會被呈現得「不像個女人」。種族因素也有一定的影響。黑人女性很少被允許擁有女性氣質。
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真理。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只穿男裝。我非常想變得更男性化一點兒，因為我明白，把自己打扮得像個女人會招來麻煩、危險和傷害。我以男性身份自居，因為我覺得安全。它給了我一種假象，讓我覺得我可以控制自己的身體，並左右他人對我身體的看法。這樣更易於行走於世間。這樣更易於隱匿於世。
在與女性交往的過程中，表現得男性化意味著我不需要被觸碰。我可以假裝不想被觸碰，這樣我就能保持安全。這樣我就能擁有我一直渴求的強大自制力。
這是一個安全的避風港——直到我意識到我是在扮演這個角色，而不是寓於一個我感覺真實的身份裡。人們看到了我，但他們沒有看到真正的我。
我開始擺脫這種身份，但人們仍然只能看到他們想看到的東西。現在，那些人誤解我的性別，並不是出於某種奇怪的審美，而是因為他們看不到真正的我，不覺得我和我的身體應該被認真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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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體，以及我藉由這個身體穿行世界的經歷，以種種意想不到的方式影響了我的女權主義價值觀。生活在我身體裡的經歷，使我對他人和他們的身體真相充滿更深的同理心。當然，這向我展示了包容和接納（不僅僅是忍受）不同身體類型的重要性。這向我展示了，一個特定體形的女人——我小心翼翼地用這一描述向別人介紹我的身體，並從中得到一種表面上的尊嚴——已成為我身份的一部分，而且至少已有二十年，它和我身份的其他組成部分一樣重要。儘管經歷了挫折、羞辱和挑戰，但我仍試著尊重自己的身體。這個身體是強韌的。它能忍受各種各樣的事情。我的身體給了我存在的力量。我的身體非常強大。
在布朗大學演講的羅克珊此外，我的身體迫使我去更多地留意，具備不同行動力的其他身體是如何在世界上穿行的。我不知道肥胖是否是一種殘疾，但我的體形肯定會影響我在特定空間行動的能力。我不能爬太多樓梯，所以我總是在想該怎麼進入某個空間。那裡有電梯嗎？舞臺下有臺階嗎？有多少層？臺階邊有扶手嗎？我必須問自己這些問題，這也使我明白，它們只是殘疾人出行前必須提出的一小部分問題。這讓我明白，作為身體健全的人，我總是視一切為理所當然，我們總是視一切為理所當然。
我曾和格洛麗亞·斯泰納姆一起參加過一個活動，當時她在推介她的新書《在路上：我的生活》。活動在芝加哥舉行，我們坐在一個舞臺上。我試圖保持冷靜，因為我旁邊坐著的是格洛麗亞·斯泰納姆。在我們右邊幾英尺外是手語翻譯。當格洛麗亞和我開始對話時，我們注意到觀眾中嗡聲一片：有幾個人想讓手語翻譯挪動一下，這樣他們就能更好地看到我和格洛麗亞。他們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視線的確很重要。但是，這些視線並不比聽障人士能看到手語翻譯更重要。翻譯站在那裡，環顧舞臺，顯然充滿了困惑與苦惱。我讓她坐在她之前坐的地方，並告訴她，同別人能看見我們相比，她被聽障人士看見更重要。畢竟，這是一場對話。重要的是我們能被觀眾中的每一個人聽到。
我分享這個故事，不是在凸顯我很特別，抑或試圖尋求表揚。只不過，在那一刻，我擁有比他人更強大的感知力，這種感知力只能由我的身體帶來。那一刻，我超越了自己，明白了我們所有人都必須更加體諒他人身體的客觀現實。
我過去和現在都很感激那一刻。我很感激我的身體，不管它多麼不守規矩，但它讓我從那一刻起開始學習。
本文書摘部分節選自《飢餓》，經出版社授權發布，較原文有刪節，標題為編者自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