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考特金:史達林及其同僚確實信仰共產主義

【史蒂芬·考特金（Stephen Kotkin）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約翰·伯克龍（John P. Birkelund 』52 ）講席教授，主要研究沙俄史和蘇聯史。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考特金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博士時本來學習的是法國史和哈布斯堡王朝史，並師從當時在伯克利訪學的法國社會學家米歇爾·福柯。福柯在一次與考特金談話時，提到應該有人用他有關權力與知識的理論來研究史達林時代的蘇聯。

從福柯的話中得到啟發，年輕的考特金在研究生三年級時從頭開始學俄語，並改行研究蘇聯。他的博士論文以馬格尼託格爾斯克－烏拉爾山腳下的一座鋼鐵工業小城在1930年代的建設與發展為案例，剖析蘇聯式統治的建立和權力的產生。

考特金教授著有《蘇聯的鋼鐵之城：戈巴契夫時代的蘇聯社會》（Steeltown, USSR: Soviet Society in the Gorbachev Era）、《磁山：作為文明的史達林主義》（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被避免的末日之戰：蘇聯的崩潰，1970年－2000年》（Armaggedon Averted: The Soviet Collapse, 1970-2000）、《非公民社會：1989年東歐共產黨政權的內部瓦解》（Uncivil Society: 1989 and the Implosion of the Communist Establishment）。他的最新專著是三卷本《史達林傳》，卷一已於2014年11月由企鵝出版社出版，中文版將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發行。

本次採訪的主題即圍繞考特金教授的這部《史達林傳：權力的悖論，1878-1928》展開。（本文原載於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欄目，採訪人：澎湃新聞 王夕越）】

澎湃新聞：前人已經寫過很多史達林的傳記，您為何還要再寫一部《史達林傳》？

史蒂芬·考特金：歷史上沒有人比史達林獲取過更多的權力。毫無疑問，史達林建立了世界歷史上登峰造極的專政，當然我這個說法並不是道德層面上的。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史達林的統治是冷酷的，但僅從權力角度來看，史達林獲得且行使的權力是驚人的——史達林建立的專政是專政制度的最高標準。如果我們想了解權力的產生、運作以及後果，那麼史達林和他的政權就是必須研究的課題。

以前的一些史達林傳記作品要麼傾向於對早年的史達林進行心理分析，並以此來解釋他以後的政治行為；要麼就是把史達林描述成一個平庸之輩；再要麼就是草草帶過史達林的早期生活和重要的時代背景，從十月革命以後開始敘述。

但是以史達林早年生活經歷為基礎的心理分析不足以解釋史達林為什麼能夠建立這樣一個空前絕後的集權政權。如果他真是一個庸才，那麼即便他可以陰差陽錯地坐在統治者的位置上，我們也難以想像他能在這樣一個位子上穩穩地坐下去而且把蘇聯建設成一個超級大國；而如果僅關注十月革命後的史達林，我們就難以看到時勢造英雄的大時代背景。

我一直在思考，怎麼才能更好地詮釋史達林呢？我希望能夠主要依賴蘇聯政權內部的一手檔案材料來剖析史達林和他的政權，其最大的挑戰在於參閱蘇聯的軍事及秘密警察檔案。已經解密開放的蘇聯檔案固然十分重要，但是蘇聯政權是軍警專政，這些文獻長久以來不向研究人員，特別是外國研究者開放。

年輕時的史達林

幸運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末，蘇聯軍事檔案館館長德米特裡·伏爾科戈諾夫因工作原因收集了大量軍事和秘密警察檔案，並以此為基礎撰寫了《託洛茨基傳》、《列寧傳》、《史達林傳》及其他蘇聯領袖人物的傳記。在完成這些著作後，伏爾科戈諾夫將他使用過的55卷微縮膠捲檔案材料送給了美國胡佛研究所。

我從九十年代末開始閱讀這些材料，就在將要讀完的時候，俄羅斯軍事和秘密警察檔案館開始出版他們的館藏檔案文獻，大量先前的秘密檔案得以公布於眾。與此同時，一些有權限接觸到軍事和秘密警察檔案的研究者們開始出版大量運用檔案文獻的研究論著。

另外，存於俄羅斯總統檔案館（原蘇共政治局檔案館）的史達林個人文件和檔案於1999年解密並向公眾開放，這就是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俄羅斯國立社會歷史檔案館檔案號第558號，描述號第11號）。這批文件相當重要，大約有2000件文獻，儘管這並不是全部的史達林個人文件。

總之，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以來大量的原秘密檔案如同雪崩般地被解密、公開，這使我們有機會更加準確深入地探尋歷史的究竟。雖然仍存在許多未解密的材料，但現有的材料已經可以向我們提供足夠的政權內部信息。很多研究者在使用這些材料，我只是其中之一，但是我儘量廣泛、全面地閱讀這些檔案，在對它們加以綜合分析的前提下，我認為僅基於可以互相印證為實的信息寫一本蘇聯政權的全面歷史是可行的。

在閱讀和研究過程中我改變了對史達林的看法，我覺得如果作為一個蘇聯史的研究者我尚且對史達林和他的政權有新的認識，那麼必然有很多東西值得與廣大讀者分享。這是寫這本書的可行性，也就是我這部《史達林傳》的緣起。整部書計劃由三卷組成，我從2003年開始，卷一和卷二同時寫作，卷一於2014年11月剛剛出版，卷二正在進行掃尾工作，預計於2016年底面世，卷三估計會於2019年出版。

《史達林傳》卷一的副標題叫做「權力的悖論」，討論史達林如何獲得並發展他的權力。在這一卷中我試圖避免過往史達林傳記作品的套路，一方面我採用一個更廣大的歷史視角，沒有以史達林的童年作為敘述開端，而以史達林出生時的歷史時代背景引入——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俄羅斯所處的歐亞大陸西邊有鐵血首相俾斯麥統一德國，東邊有明治維新對日本國家進行全面整合改造。日本和德國的興起對橫跨歐亞大陸的俄羅斯在地緣政治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史達林生於1878年，到十月革命勝利時他已經39歲了，儘管到此為止史達林本人的生活和經歷沒有什麼特別引人注目之處，但他所處的世界卻經歷著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些重要的歷史進程將會從根本上塑造未來的史達林。

另一方面，我強調史達林所處政治環境——他建立專政和行使權力的過程是如何創造出了我們後來所知的史達林，而不是史達林的性格如何塑造了他所處的政治環境。更進一步說，這部《史達林傳》不僅僅講述史達林本人，也是通過史達林來理解二十世紀的俄羅斯，並通過俄羅斯的視角來看二十世紀的全球史。

Stalin: Volume 1, Paradoxes of Power, 1878-1928, by Stephen Kotkin

澎湃新聞：理解史達林和他創造的體制是否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現今俄羅斯問題？

史蒂芬·考特金：史達林和他的體制是不可複製的。顯然，今天的俄羅斯無法與史達林時代的蘇聯相提並論，今天的俄羅斯總統普京也不能與史達林相比。但是今天俄羅斯的很多問題無疑是從史達林時代繼承下來的，這些問題與俄羅斯的歷史、地理、世界地位息息相關。

這本書講的是史達林在蘇聯的權力，但也講的是蘇聯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和力量。舉個例子，史達林曾說波蘭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我們知道，一戰後1918年波蘭重新獲得主權，但其曾經是沙俄和德意志帝國的一部分。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芬蘭都是從沙俄分離出去的。史達林曾說，在國際體系中，小國實際上並不擁有主權，他們只是大國手裡的棋子。波蘭和芬蘭僅僅以為自己是獨立的，但它們只是德國或者英國用來對付沙俄或者蘇聯的工具。所以與其等著這些曾是沙俄領地的新獨立小國被用來對抗蘇聯，史達林先發制人地採取策略控制這些國家。

普京今天對待烏克蘭問題的態度與史達林當年的觀點相呼應。普京曾說烏克蘭並不是真正的國家，這是史達林式的語言，指烏克蘭的主權不是真實的，烏克蘭在國際社會裡並非一個獨立的主體，它只是西方國家用來抵制俄羅斯、削弱俄羅斯、甚至瓦解俄羅斯的工具。他還說烏克蘭的軍隊都是北約的外國軍團。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史達林曾有與普京類似的表述，史達林曾說烏克蘭不擁有真實的主權，只有世界強國才有主權。所以俄羅斯若想保持主權就必須成為世界體系中的獨立強國，這是普京意識形態的基礎，而這種意識形態深植於史達林時代。普京不是像史達林一樣的人物，他沒有史達林那樣的權力，也沒有史達林的心態和冷酷。但是兩者根本的行為體系是相似的。

澎湃新聞：您剛才提到，過去的一些著作常常傾向於用史達林少年時的經歷和心理分析方法來解釋史達林後來作為一個集權者的行為，這是為什麼呢？

史蒂芬·考特金：以前很多有關史達林的文獻都是保密的，現在隨著這些文獻的逐步解密，研究者們掌握了更多的信息，我們對史達林和他的時代以及他的政治活動、整個政權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而以前的學者看不到這些機密文獻，某種程度上他們只能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和理論來彌補一手文獻的缺乏。

左：15歲的史達林；右：23歲的史達林

澎湃新聞：那麼回憶錄呢？汗牛充棟的當事人回憶錄有沒有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史達林？

史蒂芬·考特金：當年有很多人逃離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流亡到外國，他們中有不少人認識史達林，跟他一起長大，曾經在地下革命時期或後來的黨內工作中與他共事。這些人中有的撰寫了回憶錄，他們在史達林1930年代暴力清洗黨、軍隊和警察之後，開始回憶史達林年輕時的所言所行，他們在這些回憶中找到了對史達林後來行為的解釋。如果史達林年輕時在學校說過一些什麼瘋狂極端的話，那麼這些回憶錄作者們就找到了依據：「看！他早就想把我們都幹掉！」但這種所謂依據只是回顧性的反推，是事後諸葛亮。

舉個例子來說，早年生活在亞塞拜然和喬治亞地區的猶太人作家和記者列夫·奴辛鮑姆，也就是後來的阿薩德·貝，在逃到歐洲後於1930年代寫了一本史達林的傳記。這本書內容豐富，充滿了小道消息、東方異域情調的傳說和史達林的各種軼事。看看關於史達林的傳聞固然有趣，但這類作品不能被認為是紀實性的，儘管如此，它們卻給我們留下了一種特定的史達林形象。

在早期的這類作品中，最具影響力的是託洛茨基對史達林的描述。在政敵託洛茨基筆下，史達林是個內心充滿憤恨，思想十分平庸的人，相比之下，託洛茨基自己卻是在各方面都優於史達林的天才。然而通過對史達林仔細地審視，我發現史達林的智慧和能力並不平庸，當然這也是我希望能通過本書證明的。史達林能夠建立和駕馭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機器，顯示出他超凡的政治敏感性、組織管理能力以及無可比擬的信念和毅力。

史達林本人很冷酷，因此當宣傳機器把他標榜成偉人和天才時，認識並了解他的那些人便從與蘇聯宣傳相反的角度去描寫他，當然這裡還包括一些個人偏見，比如託洛茨基，所以這些作品的出發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它們不應作為我們今天認識史達林的基礎。我們今天有更多更準確的信息，不再需要與蘇聯的宣傳機器抗衡，我可以用另外的視角看待史達林，這種視角比反史達林的託洛茨基派更客觀，比心理分析這種比較表面化的概括更深入，比阿薩德·貝式的東方異域感更清醒。我們得把這些偏見清除，就像清除掉水中那些寄生在船底的貝類，才能看到船體本來的模樣。

1937年大清洗時，基洛夫斯克州黨委第一書記羅金髮給史達林的絕密報告。在報告中羅金積極地向史達林要求把「本州『第一類別（槍斃）』人數增加300人，『第二類別（流放強制勞動）』人數增加1000人」。史達林用紅色鉛筆批示「第一類別增加500人，第二類別增加800人」，日期為1937年10月22日。費盡心機討好史達林的羅金本人也於半年後，也就是1938年5月以參加反革命恐怖組織罪被逮捕，並被最高軍事法庭判處死刑，於6月被執行槍決。這份報告上紅色豎線右邊是史達林本人的籤字И. Сталин（J. Stalin），旁邊的藍色籤字是莫洛託夫（В. Молотов）。

在我的書中，我只參考歷史事件發生時對史達林的描述。比如，史達林的同僚們在1918、1922或1923年是怎樣評論史達林的，我把這些內容加以分析整理寫入書中去——這些是當事人當時的觀點和想法，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明白在歷史發生的此時此刻他身邊的人是怎樣看待他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儘量還原一個真實的史達林。

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有個名叫諾索維奇的前沙俄軍官，俄國內戰時他在察裡津（後來的史達林格勒）與史達林共事，並留下了最早的關於史達林的描述，這是1918－1919年。諾索維奇的文字給我們提供了難得的關於史達林政治行為和性格的材料。1922－1923年，負責史達林書記處運行的亞美尼亞人阿瑪雅克·納澤瑞提揚（史達林最主要的助手）在與他的好友、高加索地區負責人奧爾瓊尼奇澤通信時描述了為史達林工作的感受。

再比如，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1923年底的通信中曾談及史達林。這些人都是與史達林親密共事的人。加米涅夫此時認識史達林20年了，他們於1903年初次見面，後來1904年加米涅夫還送給史達林一本馬基雅維利《君王論》的俄文譯本作為禮物，他相當熟悉史達林。那麼，他在1923年夏如何談論史達林？這些是我認為更加重要的材料。當然，這不是說流亡回憶錄中描述的史達林都是錯誤的，那些對史達林年輕時的回憶有一定真實性，並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我們了解史達林其人，但我只是不使用這些材料罷了。

有些流亡作者留下了對史達林的心理分析描述，比如喬治亞孟什維克索索·伊萊瑪什維利，他在喬治亞的小城哥裡從小跟史達林一起長大，在同一個教區學校上學，後來又進入當地同一所神學院。1921年布爾什維克佔領喬治亞後，伊萊瑪什維利流亡到德國，並於1932年用德文出版了他的回憶錄，描述他跟史達林一起長大的日子。伊萊瑪什維利受到1930年代流行的心理分析理論影響，他回憶史達林的父親常常暴打幼時的史達林，史達林也正是由於這種虐待而產生種種陰鬱怨恨的心理情結，這就為他後來在佔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倒行逆施墊下了伏筆。由此我想是不是還能從什麼地方找到有關史達林不幸童年的記錄呢？後來我找到了由貝利亞收集的一些材料。

貝利亞是史達林後期的秘密警察頭子，他覺得通過重新加工歷史可以奉承史達林，於是他把史達林老家早年認識史達林的人召集到了提比里西坐在一起討論、回憶史達林年輕時的情況。比如，替貝利亞負責筆錄的爪牙會說：「這樣不行，咱們得想想領袖當年是如何領導地下革命的！」旁邊這些人則七嘴八舌地說：「噢！對，對，是這麼回事！」「還有他當年是怎樣在監獄裡帶領獄友進行抗爭的！」「對呀！我剛才怎麼沒想起來呢？！」貝利亞以為史達林會覺得這些子虛烏有的情節很受用，但等到這些記錄送給史達林過目時，史達林卻不以為然，不讓這些內容進入正史。結果貝利亞雖然失算，但這些資料卻被送入檔案封存起來，直到1990年代才解密。

人們也許會認為，既然這些記錄以前都是機密，那麼它必然是真的，就像那些原本是垃圾卻因為克格勃的銷毀而成為所謂持不同政見者的「藝術創作」的東西一樣。表面上看，貝利亞失算的拍馬成了所謂「真實」的歷史，但我們可以說很多這種軼事性的東西是經不起考證的。

身著蘇聯元帥制服的貝利亞，史達林後期的內政部長，黨內僅次於史達林的人物。史達林在雅爾達會議上向美國總統羅斯福介紹貝利亞時說：「這是我們的希姆萊（臭名昭著的納粹黨衛軍頭目）。」貝利亞在史達林去世後的政治鬥爭中失利並被處死。

澎湃新聞：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史達林年輕時大概是什麼狀況呢？

史蒂芬·考特金：根據我掌握的證據，史達林有一個正常、平凡、比較快樂的童年，他沒有經歷什麼值得注意的暴力。換句話說，我認為史達林的童年不能解釋他後來的行為。另外，雖說家境平庸，但少年史達林卻是個十分努力的好孩子，他希望出人頭地，並且他的努力也在回報他。

他進入老家小城哥裡的教會學校學習，在唱詩班裡唱歌，他的老師幫助他進入當地的神學院，他還拿了獎學金。我們得明白，由於沙皇政府的禁令，沙俄的高加索地區是沒有大學的，當地最高等的教育機構就是高中和神學院，那裡的畢業生有機會到帝國的其它地方接受大學教育。

在神學院的最初幾年裡，史達林仍是個好學生，成績出色，是老師的寵兒，甚至是老師監督其他學生的眼線。毫無疑問，此時的他正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但就在這時，他放棄了眼前的一切。為什麼？為了社會正義。史達林是這樣一個人——為了堅持理想經歷近20年的窮困，赤貧到一無所有，向身邊所有人懇求施捨，數次被放逐到西伯利亞。

1911年，史達林從事地下革命運動時在聖彼得堡被沙俄警察逮捕後的檔案照片。

如果你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你會知道西伯利亞的流放生活並不像後來布爾什維克們的革命浪漫主義標榜的那樣，那絕對不是一種令人嚮往的生活狀態，但是史達林堅持了下來，這是因為他參加地下革命運動是出於對社會正義的信念。而這個信念的核心是沙皇政權如此邪惡，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地推翻它。

史達林信念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個思想體系，這個思想體系告訴他為什麼沙皇政權是邪惡的，它應該如何被推翻，並且如何在此之後建立一個理想的世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史達林在神學院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他加入進步的學習小組，偷偷閱讀被禁的革命書籍。就這樣，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核心支柱，目睹著沙皇的暴政，史達林在自己最初的革命導師——英年早逝的喬治亞革命者拉多·克茨霍維利的鼓舞下走上了地下革命道路。

二十世紀初，當大眾政治已經在西歐十分普遍，俄國的沙皇政權卻固執地禁止一切政治活動，哪怕是傾向或支持現政權的群眾政治活動，民眾沒有合法渠道表達任何政治主張。二十世紀初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卻有著十七世紀的帝王政治心態，反對沙皇的左翼政治向極端化發展恰恰是因為沙皇政權極端反動。

可以這麼說，列寧和他的布爾什維克地下革命正是沙皇反動政權創造出來的極端對應體。在反對沙皇的革命浪潮中，史達林作為職業革命者的信念變得越來越堅定。要知道，在俄國革命勝利之前，史達林僅有過一個不到兩年的合法工作——提比里西氣象觀測臺的氣象員，工作內容僅是採錄天氣溫度和狀況。這就是他唯一的合法工作，此後便是艱苦的地下革命生活。在他那個時代很多人都會參加革命，但其中大多數人會中途退縮、改變想法或放棄極端革命思想，但史達林沒有，他越來越義無反顧地投身革命，他絕對是一個有思想、有信念的人。當然我們是否贊同他的思想和信念是另一回事。

沙皇尼古拉二世

澎湃新聞：那來自邊疆的小人物史達林怎麼可能獨掌大權呢，有什麼時代背景？

史蒂芬·考特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首先與俄羅斯的國力在世界中的地位相關。咱們先設想一下，如果你要成為一個超級強國，你選擇北邊是加拿大、南邊是墨西哥、東邊是大西洋、西邊是太平洋作為自己的地理位置，那麼你會佔盡地緣優勢；但如果你的左鄰右舍碰巧是迅速崛起的德國和日本、南北又是穆斯林中東和冰天雪地的北極，那麼地理制約是很大的，直接影響到你內政外交的目標和策略。

還有一個問題是，俄國方方面面的制度性遺產，以及試圖去有效處理這個農業國家的農民問題。這個世界體系是沒有同情心的，不會有哪個國家說趁你們國家弱佔你的便宜是不公平的。例如，我有海軍，你沒有，所以我不能用堅船利炮強行打開你的國門，告訴你應該如何按我的意願行事——沒有任何國家會這樣做，我們所處的世界體系是殘酷的，沙俄必須與其他強國競爭以避免不被強權殖民，沙俄時代的政治家們一直試圖努力駕馭和壯大世界體系中的沙俄國力。

史達林將在這個方面面臨著同樣的挑戰——如何在冷酷的國際環境中生存、壯大。這裡還有一個重要情況，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沙皇俄國的參戰，這場戰爭顛覆了現有的國際秩序。沒有這次戰爭，像史達林這樣一個來自帝國邊疆的小人物是沒有一點可能接近國家權力的。正是這場戰爭使現有制度失去了合法性，從根本上撼動了沙皇俄國的國家基礎，國家開始瓦解。這是大時代的背景。

澎湃新聞：史達林是什麼時候成為蘇聯的一號人物？

史蒂芬·考特金：這個問題看似複雜，但其實並不難解釋。1922年4月的時候列寧仍是無可爭議的革命領袖，同時，列寧任命史達林為黨的書記。事實上，黨的書記一職是列寧為史達林設立的。這一點可以從列寧的工作筆記中得到確認，其它一些文獻也證明了列寧有意創設了這麼一個職位。但這不是最高的領導職位，而是一個二把手職位。創設這一職位的目的不是指定繼承人，而是為列寧設置一個助手來處理政府的日常事務（編者按：列寧於1917年11月建立了蘇維埃人民委員會——相當於政府內閣，並任主席至逝世。史達林在早期蘇俄制度的建設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針對一戰後的政治形勢，他最先提出聯邦製作為蘇俄國家的組織形式，但同時強調聯邦制的國家要服從非聯邦制的、統一的共產黨領導這一原則。史達林的意見在1919年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得到確定）。

列寧選擇史達林是因為看中了他的能力。其實早在正式確立這個職位之前，史達林已經開始從事相關管理工作。注意這是1922年4月，1922年5月發生的事則是在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在史達林成為黨的書記之後，列寧於5月突發中風，並在一定時期內失去了工作能力。現在的狀況是，最高領袖失去工作能力，而其二把手職位在一個月之前才設置出來，也就是說，史達林繼承了成為集權者的潛力，但問題是他必須建立他的個人統治。

澎湃新聞：我們是否可以說列寧當時沒想讓史達林繼承他的位置？

史蒂芬·考特金：列寧沒料到自己會死，他希望自己仍是革命的領袖，他沒想到會提早離開政治舞臺。1922年5月列寧第一次中風，在此後又發生數次中風，最終於1924年初去世。列寧第一次發病之後就再也沒能投入到全職工作中去，他只能半職工作，後來再次病倒。這個情況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

列寧與史達林

史達林在此情況下，繼承了列寧在布爾什維克內部建立的個人專政，不過這不意味著史達林能坐穩這個位置，更不意味著史達林上臺後的個人專政會自動建立、完善。事實證明，史達林在建立個人專政方面十分在行，他飽覽群書，充滿智慧，擁有超凡能力但同時又十分冷酷狡詐，缺乏道德感。僅從權力和政治方面而言，史達林建立的個人專政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了不起的，甚至可以說是驚世駭俗的成就。

1922年春，史達林已經大權在握，若黨內其他人想繼承列寧就得先搞掉史達林，但問題是他們沒有史達林所擁有的權力。史達林是黨的總書記，而黨的書記處控制著秘密警察、軍隊、所有地方黨委會、所有的駐外使館以及密電碼等等，也就是說史達林掌控著一切。

史達林的同僚們很快就發現史達林在列寧病重期間已經大權獨攬。身處高位的其他幾個人，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開始就史達林的權力而互相通信討論：「他又在沒有跟我們討論的情況下就私自作出決定了嗎？」「難道他又這麼做了？……」問題的核心是，當時沒人料到列寧會突然發病。

在列寧病重、史達林手握重權期間，引人注目的是出現了一系列日期標註為1922年12月和1923年1月的列寧「遺囑」。其中有一份列了6名潛在繼承人的名單，很多與列寧親密共事的人在這份名單裡都沒有被提到，既沒有李可夫（編者按：李可夫在列寧去世後曾任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也沒有莫洛託夫。這份日期標註為1922年12月的文件對史達林有消極評價。作為政治遺囑，這份文件應該在列寧死後在黨的代表大會上公布，但是1923年5月列寧還在世時，他的夫人克魯普斯卡婭就把它交給了季諾維也夫，但是後來什麼也沒發生，史達林的位置仍然很穩定。於是在1923年6月又出現了第二封所謂列寧遺囑的文件，這份日期標註為1923年1月的文件提出解除史達林書記的職位。

但問題是，兩份文件按理說於1923年5月都應該已經產生，為什麼唯一能長時間直接接觸到列寧的克魯普斯卡婭不把它們一塊兒拿出來，而先拿出來那份在史達林問題上較為克制的，無果後，再拿出來另一份比較激進的呢？又為什麼作為列寧政治遺囑的文件不是等到列寧逝世後公布，而是在列寧活著的時候就出現了呢？

與此同時，讓我們看看列寧的醫生們當時留下的工作記錄——「（列寧）身處癱瘓狀態」、「無法說話」等等。看到這些你會開始質疑列寧是否真的能說話，並口述遺囑？再看看黨的書記處記錄——「列寧向左側身了」、「列寧向右側身了」、「這個文件送來了」、「那個文件送出去了……」完全沒有任何列寧留下遺囑的記錄和速記原件。

列寧的夫人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

我們把這些疑點拼合在一起會想：也許列寧口述了這些遺囑，但他夫人替他加入了一些信息，並把它交給季諾維也夫以平衡權力。歸根結底，我們沒有證據證明所謂列寧遺囑真的是列寧口述，並表達了他的意志。也許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我們能知道的是這些所謂的列寧遺囑對史達林產生了巨大的震動。

史達林把自己當成列寧的繼承人、列寧最忠實的學生，但現在卻突然出現了一份所謂列寧遺囑呼籲解除他的職位。在史達林試圖利用列寧創造的條件建立自己個人專政的幾年中，「列寧的遺囑」一直是個揮之不去的陰影，他的身邊時常會有人根據列寧遺囑提起解除史達林的職位。為此，有案可查的記錄顯示，史達林在1923年到1927年之間口頭或書面上主動提出辭職有六次之多。

在政治局會議上，當史達林與同僚們發生意見衝突，把他們趕出中央委員會時，這些人會說：「那你呢？列寧的遺囑也要將你免職！」史達林會說：「那好，我聽列寧的話，我辭職！」如此這般數次，列寧遺囑被史達林的同僚們用作箝制他的利器，從而推動了史達林性格的轉變，他開始積累憎恨與怨氣。

當然，政治的其他方面也深刻影響著史達林的個性。但以上這個例子說明政治環境、政治鬥爭是理解史達林作為領導人個性特質形成的主要因素。建立個人專政的行為、行使決定兩億人口命運的巨大權力，同時蘇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被資本主義勢力所包圍的現實、這種為敵人所困、為敵人所滲透給史達林造成的這種結構性偏執，再加上列寧遺囑這個懸在頭上的達摩克裡斯之劍使得史達林在1920年代中後期開始顯現反社會的行為傾向，並在1930年代晚期掀起一場殘酷的大清洗——大規模屠殺忠實的追隨者。

澎湃新聞：這麼說史達林的大清洗並不像有些學者所說的由於客觀環境所迫？

史蒂芬·考特金：對於史達林的大清洗很難給出一個好的解釋，現有的解釋只是史達林在想些什麼。布爾什維克的意識形態、當時國際形勢和共產黨的存在等種種因素客觀上使史達林的大清洗成為可能，但這些因素並不是導致大清洗的直接原因，史達林自己是大清洗的始作俑者和實施者。

史達林的這種行為不是為了應對某個事件，對付反對派，更不是為當時情況所迫的統治手段。大清洗的源頭是史達林本人，我們很難說明驅動他的根本原因是什麼，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大清洗撼動了政權的穩定性，而實施大清洗的軍隊、秘密警察本身也受到巨大衝擊。所以我們說大清洗是不必要的暴力，它與史達林和他的統治密切相關，蘇維埃政權以及共產主義的發展本身並不會必然導致大清洗這種行為。

上：秘密警察首腦尼古拉·葉若夫（右）1930年代與史達林走在一起，他是史達林大清洗計劃的主要執行者之一，後在1940年被處決；下：蘇聯審查機關把葉若夫從原照片中抹去。

澎湃新聞：那史達林1928年進行的農業集體化呢？有些學者認為這是實現國家現代化所必要付出的代價，您對這種說法怎麼看？

史蒂芬·考特金：關於農業集體化，以前的解釋是這樣的：史達林試圖建立個人統治，他需要鞏固權力，但黨內以布哈林為首的另一派反對農業集體化，史達林為了贏得黨內鬥爭而推行了農業集體化。這種說法否認了意識形態在史達林決策中的角色，強調農業集體化的動因是鞏固個人權力。但是正如我在書中所論證的，當時史達林已於農業集體化前的數年間實現了個人權力的鞏固，所以這種把農業集體化歸因於權力鬥爭的解釋是站不住腳的。

我認為農業集體化的大背景是蘇聯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及其力求在資本主義列強的夾縫中生存和發展而實現國家現代化的迫切需要，再有就是蘇聯政府長久以來試圖對農民階層的改革，就像沙俄末年的首相斯託雷平針對農民階層的改革一樣，史達林也會以自己的方式掀起一場針對農民和農村經濟翻天覆地的變革。

在這個層面上，如果不考慮史達林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一因素，我們就難以解釋為什麼史達林會採取農業集體化這一具體方式來處理農民問題。也就是說，正如《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那樣，史達林和他的追隨者們要消滅資本主義，要超越資本主義、市場、私有財產、僱傭奴隸制等等。他們的目的是實現現代化，但更重要的是以共產主義的方式實現現代化，因為他們的政權是共產黨的政權。當時黨內沒有人不同意以共產主義方式實現現代化的必要性，有分歧的是當時是否一定要以農業集體化來實現現代化。李可夫曾跟史達林說：「如果你現在這麼幹，你會毀掉一切，結果將是災難性的。」而史達林回答他說：「你難道不是共產主義者嗎？你沒有勇氣去實現你的信念！我們要不要建設共產主義？我們要不要消滅資本主義？！」

這些共產主義者在農民和農業問題上面對著一個悖論：例如，你是一個農民，本來有三頭牛，現在通過辛勤的勞作有了六頭牛。對於政府來說，你有六頭牛比有三頭牛好，因為這樣政府可以多收你的稅。但你現在有六頭牛，問題來了——你成了富農。作為獨立農民，你努力幹活，致富了，你僱別的農民給你打工，這是僱傭奴隸制，你在剝削，成了富農階級。史達林和其他黨內領導人都認為富農是不好的。

1920年代在黨的領導層沒有一個人認可市場和資本主義的合理性，他們只是在取締資本主義的時機上有所分歧。李可夫的話沒錯，史達林以強迫推行的農業集體化是災難性的，導致的慘狀遠遠超過了李可夫的預期：蘇聯爆發了大規模的饑荒，農民寧願把牲口宰了也不願意把牲口交給集體農莊，史達林自己的個人權力甚至都受到威脅，但他沒有退縮，並以一種鋼鐵般的意志不惜一切代價地將這一政策推行到底。

農業集體化是蘇聯1928-1933年大規模開展的將個體小農私有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大集體經濟的運動。

我在寫作本書的時候參閱現有的一些研究著作，發現有的學者說史達林沒有害死很多人，有的學者說集體化導致的慘劇是客觀環境的限制而非史達林的主觀意願。現有西方學術著作對史達林的暴政評價有一種縮小化的傾向，有一些左派觀點甚至認為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哪怕要犧牲數以百萬的人口也是值得的；還有觀點認為農業集體化很有必要，換句話說，就是數以億計的人口有必要被壓制，約500萬至700萬的人口有必要死亡，由於饑荒導致的人吃人有必要發生——這一切慘劇都是國家現代化必要付出的代價。讀到這些時，會覺得這種觀點不但是錯誤的，而且是大錯特錯的，必須加以駁斥。

農業集體化僅僅對史達林政權本身是必要的，對於這個政權深植蘇聯社會，對於蘇聯在資本主義列強的孤立和覬覦中得以生存，消滅資本主義並建立共產主義制度是必要的。換句話說，為了蘇共可以繼續行使專政集體化是必要的。但是對於俄羅斯國家本身的生存和發展而言，集體化顯然是不必要的。世界歷史上有很多農業國家都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並沒有使用大規模暴力也實現了工業化和現代化。

澎湃新聞：剛才您提到早在列寧還沒有去世的時候，黨內其他領導人意識到史達林掌握了太多的權力，為什麼這些人沒有及時解除史達林的職位？而且後來史達林數次請辭也沒有被接受，這是怎麼回事？

史蒂芬·考特金：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史達林的同僚們很佩服史達林的能力，雖然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史達林，但他們知道史達林一個人可以從容地運轉整個政權，他建立了蘇聯聯邦體制下的一黨專政，馴服了諸多的邊疆民族。他每天都超時工作，非常勤懇，有著驚人的記憶力等等。史達林獨一無二的管理和協調能力是受到高層普遍認可的。

還有一個問題是有誰比史達林的能力更強、更有號召力而能夠取代史達林？當時黨內高層並不認為史達林的主要競爭對手託洛茨基可以取代史達林。託洛茨基有其天才之處，但他在統治和管理方面缺乏天賦，從沒有在黨內建立起自己的派系，並且十分清高。

十月革命勝利初期，託洛茨基會撰文指出列寧的錯誤，以顯示高明，表示自己不遜於列寧；而史達林會撰文高贊列寧是如何的偉大正確，虛心地把自己看作是列寧的忠實學生。從執行列寧思想這個層面上講，史達林後來的所作所為也證明他確實是一個比託洛茨基更堅定的列寧主義者。

託洛茨基

再舉個具體點的例子，在俄國內戰（1918-1921年）期間，託洛茨基是人民戰爭委員會委員（相當於國防部長），在黨內位置僅次於列寧。託洛茨基在前線指揮之時，秘密警察首腦之一的緬任斯基主動到託洛茨基所在的裝甲列車上的指揮部告訴他：「史達林在列寧那兒說你的壞話。」託洛茨基如何反應的呢？他很生氣，告訴緬任斯基說：「你在傳播謠言，你跟史達林一樣，在背後說別人的壞話！」聽了託洛茨基的話，緬任斯基愣住了，設想一下史達林會怎麼做呢？他很可能會告訴緬任斯基：「有這樣的事？你能不能繼續關注託洛茨基跟列寧說些什麼然後向我報告？」史達林會利用緬任斯基的自動上門籠絡他，把他收歸己用。在史達林掌握權力後，這就是他的行為模式。

1922年春列寧中風，史達林掌權，這個時候緬任斯基是僅次於捷爾任斯基的秘密警察二把手了，此時史達林開始籠絡秘密警察部門的三把手雅果達，讓他盯著一把手和二把手，並把他們的動向直接向史達林報告。同時，史達林又找到了雅果達的宿敵，安排他擔任雅果達的副手監督雅果達的活動。史達林在整個中央、地方的各黨政系統及軍隊中如法炮製，安插親信眼線讓權力互相制衡以為己用。

人們常常以為沒有民主即為專制——專政的制度會自己產生，可事實上，建立和維持個人專政需要很多策略和特殊能力，史達林在此方面顯然是大大強過託洛茨基的。再有就是對其他黨內領導人來說，想搞掉史達林客觀上是十分困難的，因為他掌握著國家機器，並且總是想方設法地籠絡住大多數人。但這不是說沒有可能搞掉史達林，從當時的情況來看也許是沒有那個必要，1920年代中期的時候黨內高層的其他人似乎沒有認識到史達林以後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人。

1920年代初中期，維亞切斯拉夫·緬任斯基是蘇俄政權秘密警察機構國家政治保衛局（俄文縮寫ГПУ，由譯格別烏）僅次於捷爾任斯基的第二號人物，捷爾任斯基死後執掌「格別烏」，他懂得包括漢語在內的十四種語言。

澎湃新聞：在中國，了解一點蘇聯歷史的人常常會把蘇聯1920年代初、中期的新經濟政策和中國後來實行的市場經濟相比較，並認為如果列寧沒有過早地逝世，史達林沒有掌權，新經濟政策就會得以持續，蘇聯也會出現類似於中國1980年代改革後的市場經濟。您贊同這種觀點嗎？如果沒有史達林，蘇聯在1920年代會有發展市場經濟的可能嗎？

史蒂芬·考特金：這得讓咱們看看新經濟政策的實質是什麼。新經濟政策僅是表面上的市場經濟，它並不適用於工業生產，90%的工業生產是國有的。新經濟政策是一項農業政策，允許農民種植他們想種的作物。農民將收穫的一部分賣給國家，其餘的可以在市場上出售。在新經濟政策的運行過程中出現了許多中間人，他們將農民和城市聯繫起來，按照市場價格收購農民的糧食。

所以從農業經濟角度上看，市場關係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承認的。不過，我們得明白當時蘇俄政府並不擅長搞市場，且用強迫性的手段不斷插手農民生產。新經濟政策從沒有被允許自由發展成為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到1920年代後期蘇聯政權已經搞垮了新經濟政策。正是在這個時候史達林決定搞農業集體化。但是在此之前，由於政府廣泛使用強制措施插手農業生產和市場運行，農業市場出現斷層。政府強制壓低農產品價格來支持工業，使得農民利益和積極性受到傷害，產生價格剪刀差危機。總之，在新經濟政策期間，政府管理極度不當，經濟發展已經受到阻礙和損失。

在1980年代以後的中國，儘管政府也幹預市場，但現今的中國政府比當時的蘇俄政府對市場的了解要好得多，不可同日而語。另外，布爾什維克們厭惡新經濟政策，因為新經濟政策的核心是一定程度上認可市場機制，而他們從意識形態上就反對市場。今天的中國政府在意識形態上接受了市場經濟，並且享受著市場經濟帶來的飛速發展。

相比之下，在1920年代的蘇聯，新經濟政策只是布爾什維克們很不情願地對農民做出的暫時性讓步，他們從不認為共產主義可以接受市場和私有財產，並希望在某個時候可以取消新經濟政策。可以說當時所有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包括列寧在內都不會允許新經濟政策發展成為真正的市場經濟。至於列寧如果沒有早死，他本人後來會怎麼做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的是列寧把新經濟政策稱為暫時的「撤退」而非永久的「前進」。

那麼，如果沒有史達林的集體化政策，蘇聯會怎樣呢？我認為蘇共也許會難以維持對權力的控制並很可能會倒臺。史達林是個將反對資本主義、消滅市場和私有財產、強迫集體化和工業化以及計劃經濟義無反顧進行到底的領袖。我們不清楚其他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是否有能力、有毅力像史達林一樣， 能夠不惜一切代價地做到這些。從這個角度上講，史達林在為蘇聯政府作為一個共產黨政府而生存、持續下來並在蘇聯的城市、農村都建立起全面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方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另外，在評價新經濟政策的問題上，我們還必須要考慮到地緣政治因素。蘇聯是當時除蒙古之外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蒙古只有70萬牧民，顯然不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國，而蘇聯作為一個將反資本主義當做信條的國家，必須在國力強大的資本主義列強覬覦之下生存。蘇聯領導人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儘快地實現一個農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而新經濟政策無助於在短期內實現工業化的目標，所以蘇聯領導人需要的是一個更有效、更快捷工業化的經濟政策，史達林的答案就是農業集體化。

新貨幣的發行使得新經濟政策得以成功進行，這是1979年蘇聯為紀念新經濟政策重新鑄造的紀念幣。

澎湃新聞：您的這部《史達林傳》分三卷，卷一的時段為1878-1928年，卷二為1928-1941年，卷三為1941年以後。您為什麼這樣分期？第一卷截止於史達林1928年決定農業集體化，那麼卷二和卷三主要解決什麼問題呢？

史蒂芬·考特金：1928年是重要的一年，史達林在這一年開始實行農業集體化，這一政策改變了整個歐亞大陸的社會經濟面貌，並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創傷和痛苦。卷一的目標之一是在整個俄羅斯歷史和全球史的框架下分析史達林1928年的這一重大決定。

卷二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它將關注在城市和鄉村建立社會主義，建立一個新的世界，即一個非資本主義現代性體制的歷程。這一卷也將關注史達林的大清洗以及蘇聯的外交政策——如何應對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和來自納粹德國的威脅。卷二的副標題暫定為「等待希特勒」，並截止於1941年6月德國入侵蘇聯。我將分析蘇德衝突的來龍去脈，它是怎麼發生的？史達林是否知道希特勒會入侵？他對戰爭做了哪些準備？卷二的主要目的是如何解釋1941年納粹的入侵。

至於卷三，我還不是很確定它的截止點應該在哪裡。史達林於1953年去世，但他的生命在很多方面得以持續，他創造的體制在他身後繼續存在，關於史達林的討論從未停止，甚至延續至今。赫魯雪夫於1956年發表了批判史達林的秘密講話，史達林的遺體於1961年移出列寧墓……史達林的故事應該在哪裡結束呢？

關於史達林，從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建立到農業集體化到大清洗再到希特勒的入侵，我們也許能看到一個歷史過渡的自然軌跡，但它似乎沒有一個明確的終點，我還沒有開始寫卷三，所以不是特別確定卷三會截止在什麼地方。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就是史達林的光輝在晚年將會被毛澤東遮蔽，因此卷三的副標題暫定為「被毛澤東所遮蔽的光輝」（The Mao Eclipse），它將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開始以及中國革命的勝利。

1949年12月，毛澤東出席史達林70歲生日慶典。

此時的史達林已經垂老多病，他顯然已經不是二戰前的史達林了，從1945年到1953年史達林遠沒有以前精力充沛。與此同時，正值壯年的毛澤東是一個富有活力的領袖，中國革命在他的領導下取得勝利，從很多層面來說他就是未來。毛澤東的升起似乎對史達林的心理狀態產生了影響，他似乎不願讓自己的光輝為毛所遮蔽，但這卻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澎湃新聞：您在寫作這本書進行研究時遇到的最大的意外是什麼呢？

史蒂芬·考特金：歷史研究不能先入為主地閱讀原始材料，否則你就無法發現歷史中的很多意外，很多充滿始料未及的、適得其反的結果。

對我來說，關於蘇聯政權最大的意外就是他們是真正信奉共產主義的共產主義者。如果你回到原始材料中去，閱讀政權內部的文檔，就會發現在沒有外人在場的內部討論中，在沒有政治宣傳的時候，他們以共產主義者的方式思考、講話和行動，因為他們在建設共產主義，建設新世界，他們在努力實現社會公正，希望超越資本主義，避免大蕭條和帝國主義戰爭。

從個人層面來講，他們在付出誠摯的努力，這是一個非常深入的信仰系統。無疑，個人權力、妥協順應、事業前途這一切都很重要，但這些都並不令人感到意外，而讓我感到意外的是史達林和他的同僚們對共產主義的深刻信仰和這一信仰體系。這就是我們理解史達林的出發點：他是一位共產主義者。

青年時的史達林參加了地下革命，並且窮其一生來堅持這種革命信念並試圖建立一個新世界，他身體力行地去做了，並得到我們所知的結果，但這並不是他所預想的結果，恰恰與此相反，他雖付出了真誠努力去實現經典所說的那個優於資本主義的、現代性的社會。但不幸的是，他的這種消滅不公平的手段造成了更加深刻的不公，而且這些手段比要解決的問題還要糟糕。

但這個適得其反的結果與他們作為共產主義者想要改造世界的事實並不矛盾。這就是最深刻、最大的意外，其貌似顯而易見，但在學界內外卻對此充滿爭議。不得不說，在閱讀秘密檔案時，史達林和他的同僚們表現出的徹頭徹尾的共產主義者著實令我驚嘆。這也是我在此書中最想要表達的重要信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