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在東四六條的臨時辦公室，右起：沈昌文、吳彬、楊麗華、趙麗雅、賈寶蘭、赫德華
吳彬認為，沈昌文的學識是大家可以達到的，但他的人生智慧，他做人的、做雜誌主編、做出版社主編所積累的那種智慧，可能真的是很少有人能夠達到，也許沒有人能夠再比得上。而「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沈昌文的那種裝傻充愣，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的那種處事態度和他在做事業的時候呈現出來的這種姿態，可能沒有人能夠想到，沒有人能夠這麼做。
沈昌文自製「名片」
「所以雖然看起來他是在裝傻，但是這確實是一種人生大智慧，我覺得好像沒有人能夠做到他那一步。沈公走了以後，以後再也不會有這樣的人。他的離世是出版業的大損失，這個損失不是從今天開始的，從他離開他自己的崗位，就已經是出版業的一個損失。後來，他在退休以後依然出版的這個範圍裡頭做了很多力所能及的事情。」吳彬回憶。
談起他們二人都供職多年的三聯，吳彬說：「沈公的精神財富大概沒有人能繼承，但是三聯的精神財富不是沈公一個人留下來的。三聯近百年來每一位引領者的風格不同，但是他們都不同程度地積澱起今天三聯的精神財富。沈公在上面也添了厚厚的一筆，但是沈公的那種呈現方式和所有前面的那些可敬的出版前輩也不一樣，沈公的那種色彩，五花八門五光十色，不是單一的。」
吳彬也感慨地說，因為疫情原因「我過去一年就沒見過沈先生」，「疫情以後，基本上就都是在家裡通過電腦和網絡工作，就沒去過編輯部。我最後一次見他可能還是前年的冬天12月份的時候，還是在77文創園，就是三聯的臨時辦公處，我從辦公室出來的時候在編輯部的主樓樓下的門口我迎面碰上他。」
「那個時候他還是精神矍鑠，跟以往差不多，依然背著一個雙肩背包，天氣比較冷，他穿的衣服也不多，我見他的時候就跟以往的任何一次見他的感覺一樣，沒見他有什麼特殊的情況，打了招呼聊了幾句，外邊很冷，我說沈公外邊太冷，別在這待著了。他說他要回家，我說那我陪你走到門口，就送他走了，之後我就再也沒有真正直面見過沈公，那就是最後一次見面留給我的印象。我沒有見到他病後是什麼樣子，本來去年在他90歲生日的時候，通知我我應該去，但是正好那幾天是中秋節，正是我先生動手術的日子，所以我就沒能去，所以我也沒能跟他見上最後一面。」
附《「八八」老沈》（本文選自《八八沈公》）吳彬 文
「八八」者，「扒扒」也！實際上，在那天大家靈機大動的鬨笑聲中，一致同意編出一本為老沈米壽稱慶的冊子時，出發點就是「扒一扒」他老人家。
自然，「扒」的宗旨，不是歷數人盡皆知的沈公之光輝成就，而是挖挖他的「糗事」。我喜歡這個選題宗旨，人無痴無癖不是真實的人，不扒出一個別樣老沈，怎能見出一位出版家的全部真實面相。所以我還是打算秉承初衷，從記憶裡搜尋一番，為譽滿江湖的老沈再添一份「異彩」。
當年的那個《讀書》編輯部是個異數，老不像老、小不像小，官不像官、兵不像兵，一致之處是有一個共同的意願：辦好這份來之不易的刊物。創辦這份雜誌的前輩留下一條規則——主編的性格就是刊物的性格。這條規則在老沈做主編時貫徹到底了。那時《讀書》那種被人廣為稱道的風格就是老沈性情的外化。
老沈的多種面相很有趣：他從上海灘一路走來，帶有上海市井中的穎悟靈動和世俗煙火氣；他又大半生遊走在北京這等政治中心的學術文化圈裡，有了根深蒂固的超越性理念。他前者對人、後者對文，南人北相，既不以古板拘泥拒人，也不以狡黠圓滑傷骨。兩者對接，竟拼出一個堪稱另類但不失完美的雜誌掌門人。老沈對編《讀書》的那份責任感與執著，體現在改得滿紙皆花的《讀書》校樣上。他一雙嚴重白內障的眼睛終日貼在校樣上，即便夜裡睡著覺突然來了想法，也會馬上爬起來伏到校樣上動筆。對著有時已經過了四個校次仍然還改得密密麻麻、花成一片的校樣，負責印製的同事往往叫苦不迭，連連抗議。看得出，老沈是在一百六十頁的雜誌裡摸爬滾打，在其中享受，更在其中掙扎，他要尋找靈感，也要尋求新的生機。
老沈自有獨特的工作和處世之道，他從不把自己包裝成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更樂意以「亦正亦邪」的面目示人，開口閉口「我是商人」。他也從不諱言自己做出版要賺錢，他在自己設計的「《讀書》服務日」專欄中起個筆名叫「金香」，對應的是「銅臭」。他熱衷於帶領編輯部為一些出版機構組織活動或宣傳新書，當然是要收些費用的。於是編輯部早早地有了複印機、傳真機、印表機、空調等當時人民出版社大樓裡獨一無二的現代設備，他還置辦了用來烹調以招待來賓的電磁爐、咖啡壺以及桌子、椅子。
興興頭頭地操作著這些像是他的玩具的東西，耳邊是恨不能二十四小時不停的鄧麗君的歌聲，老沈真是心滿意足，樂在其中。雖然他招待大家時，常因衛生太差而遭受譏嘲，比如他請喝咖啡的漂亮杯子上汙痕道道，同仁們便拒絕使用；他說沒關係他會洗洗，大家認為他的手不比杯子乾淨，他又表示會用肥皂洗手，老董（董秀玉）笑笑說：該先洗洗你那肥皂。即便如此，他還是用這些大大不符合衛生標準的家什，贏得了無數海內外學者的歡心，大大拓寬了刊物的作者群。
老沈不作興正襟危坐地討論稿件，他喜歡人聲鼎沸、嘈雜一片的小飯館，拉上三兩位溫文儒雅的學人，直著脖子一起大喊大叫地談選題，這才是他盡興的最佳狀態。他愛好穿梭在學術沙龍裡，用一口南腔北調的普通話大侃大聊，尤其是他喜歡說四個字的成語，但分不清四聲的發音，常常聽得人家一頭霧水。他還愛與不懂中文的外國學者談天，英語精到的同事說，他與人家聊兩三個小時只用一個句型。老沈的俄文是自學的，年輕時就翻譯過俄文書，他興致勃勃地操俄語與俄羅斯學者對話，結果對方和翻譯面面相覷誰都不懂。沈公時不時也要操練一下優雅的紳士風度，樂意模仿馮亦代先生為女士穿大衣，不幸的是，當他舉著大衣一個箭步躥過來時，會把人嚇一大跳。
老沈習慣每天黎明時分就進辦公室，晚上很晚不離開。有時我在附近劇場看完夜戲回家，從路經的公交車上抬眼望去，仍能見到辦公室窗口的燈光。這倒不是他一個人的毛病，三聯書店從範用到董秀玉三代掌門都有這種癖好。
說起老沈的辦公室，看似雜亂無章，但他有自己的秩序，他要找的東西總能從亂七八糟的紙堆裡扒出來。他的書櫃是敞開的，裡面的書不論是同事還是來訪的作者，看中的可以隨便拿。不過難得的或新到的書他會留下，但這些書恰好也是大家都想拿到手的。我終於琢磨出一個弄到這些書的絕招：待他正接待什麼重要貴賓時，蹭進他的辦公室，公然拿起書揚長而去。當著客人的面他無可奈何，客人走後他或許忘了，或許不好意思再找後帳。趙麗雅、賈寶蘭等同事們知道了這個「巧宗兒」後，也老實不客氣地找機會去佔便宜。
老沈博覽群書，但不太讀文學作品，上門約吳世昌先生寫稿，竟告訴身為紅學大家的老先生說沒讀過《紅樓夢》。這話我倒是有幾分相信，起碼是沒有認真通讀過吧。不過這有時也是他避免費時間討論不感興趣問題的藉口。於他而言，越能「多快好省」地聯絡到作者越好。他自稱愛看影視作品，但他的看法是：看「警匪片」，警匪雙方一開打就按快進鍵，直到匪們被打死，就算看完了；他看「愛情片」亦然，少男少女一相遇馬上按快進鍵，進到雙方「上床」就結束了。所以他看影視也是「多快好省」得無人能比。
老沈從來不隱瞞自己的出身是上海店鋪的小學徒，還常津津樂道學生意的經歷。若到上海開會組稿，則喜歡帶我們走街串巷去憶舊，一一指點他曾經留下過足跡的地方：做學徒的銀樓、吃東西的飯攤、讀新聞的夜校，等等。麻煩的是當年他老人家出入其間時，這裡還沒有公交車，所以他如今也不知道如何乘車，一趟走下來著實不近。那個年頭我還穿著高跟鞋，腳痛得實在撐不住了，要求買雙平底鞋再繼續參觀。他樂滋滋地說，知道一家著名的鞋店，興衝衝地帶領前往，我進店一看哭笑不得，這裡竟是專門經營繡花鞋的，與我這3 寸 ×3 的「金蓮」如何匹配？雖然鬧了笑話，但正是這次上海之行，在連續幾天認真參與及聆聽會議討論後，《讀書》組織並刊出了六期在知識界引起強烈共鳴與思考的「人文精神討論」專欄文章。
編雜誌是一條風光無限也風險無限的長河，身在河邊，清水濯足固然好，濁流渾水也得蹚，反正重點是涉水過河，辦法沒有也要有。就如他常講的在美國住旅館的故事：發現旅館床上蓋毯是緊壓在床墊下面的，大大不同於國人的習慣。雖然在國內出發時經過專門指導，告知出國人員應留意的各種規矩，但如何處理被褥則沒有涉及。他最後覺得還是不能壞了規矩，於是在毯子和床墊間扯開一條窄縫，掙扎著鑽進去睡了覺——他自己總結說，有些時候，辦法沒啥對錯，只求解決問題。「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必要時，無論是否溼鞋，重要的是渡了河。也就是說當年出發的初衷是抵達，需要致力的是不折在半途。相信時至今日，八十八的沈公仍在興高採烈地尋找著被褥之間可供進身的那道夾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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