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稱之為外圓內方的生存智慧，用他的話來說，這是特有的「上海人性格」。
著名出版家沈昌文今晨逝世，享年90歲。
沈昌文1931年9月26日生於上海，畢業於上海私立民治新聞專科學校，1951年3月至1985年12月曆任人民出版社校對員、秘書、編輯、主任、副總編輯，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經理兼《讀書》雜誌主編。其間，出版西方經典著作《寬容》《情愛論》《第三次浪潮》，出版蔡志忠漫畫、金庸著作，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他主持下的《讀書》雜誌，被認為是「觀念最開放、思想最活躍」的刊物，先後開設了馮亦代的「西書拾錦」，王佐良的「讀詩隨筆」，樊綱的「現代經濟學讀書札記」、趙一凡的「哈佛讀書札記」等多個兼具文學性、思想性的專欄，使《讀書》雜誌成為中國知識界的一面旗幟。1996年1月退休後又發起創辦《萬象》雜誌，策劃出版《新世紀萬有文庫》等。
上海作家簡平說：「沈公是我敬仰的長輩。這些年，他每年都帶著新著來上海參加上海書展。沈公是我認識的老人中活得最有質量，最有智慧，最有趣味的人，和他在一起，會充滿活力、豁達和快樂。」
解放日報記者曾在北京專訪沈昌文。
世人若簡單分為有趣、無趣，那自稱「破老頭」的沈昌文當屬前者。這與其成為中國出版界的傳奇存在，這與業界尊稱其為「沈公」，並不衝突。關於他的有趣，業內盛傳著頗多故事。記者與他面對面暢聊近3小時，觸到更多的卻是有趣背後的通透。
有人稱之為外圓內方的生存智慧，而用他的話來說，這是特有的「上海人性格」。
記者發給沈昌文的第一封電子郵件，寫於2012年9月17日16時7分。
僅1小時後，回覆郵件來了：確認接受採訪，並請記者先定時間，「早一兩天告我即可。我們可在三聯書店門市大廳見面，然後我再安排晤談的地方」。
很難想像，如此高效的網絡操作，來自於一位當年已81歲的老人。
兩天後，沈昌文又發來郵件，為了記者報導內容的「獨家」友善提議：「你們是上海的報紙，可不可以多說說我在上海的情形？這是過去說得不多的。」
作為中國出版界的傳奇存在，沈昌文給記者的第一印象居然是善意——智慧是一定的，但更多的是，善意。
他接受過無數次採訪了。「沈昌文時代」的《讀書》雜誌和三聯書店，無疑是許多國人舉足輕重的精神家園。年輕的出版人，見他都要尊稱「沈公」。然而，他依然善對每一次新的採訪，甚至會設身處地為來訪者著想。
9月20日，記者飛赴北京。在一見外觀即知年頭久遠的三聯韜奮書店，二層咖啡館，郵件裡自稱「破老頭」的沈昌文，背著雙肩包出現了。
那裡，就是他的主場。四處皆是熟人。他自若地打了一圈招呼，告訴記者，這些人分別都曾在三聯任過何職。
剛坐下採訪，他送了記者一本他寫的書，用的是幽默且很為對方著想的方式——「我看你挺善良的，今天我書背多了，幫我減輕點重量吧。」而後，看到記者懷裡抱了幾本剛在三聯買的書，便從雙肩黑包裡摸出一個舊的黑布袋，幫著一併裝起。
在與這位長者有限的交道中，記者發覺，盡可以暢快發問。他不會介懷，他無所不答，即便有不宜相告之處仍會坦誠解釋。採訪之初記者稍顯侷促，他顯然體察到了，便巧妙地說：「我也學過新聞的，當初一心一意想進《解放日報》。」
真的？記者問。
真的！他答道。旋即兩人哈哈大笑。
沈昌文在書齋中 林環 攝
沈昌文小時候在舊上海當過「僕歐（英語boy的音譯，即僕役）」，這種生活鍛鍊教會他「趨避」，機靈地趨避；20年的上海生活烙印，還讓他學會「開放」。他在滬學了俄語、世界語，雖說主要是地下黨員的引導，但歸根到底是出於對新鮮事的喜好；他的6年學徒生涯裡，竟上了14所補習學校，而那時的上海，幾乎從早上5時到深夜23時都能找到學習機會。清晨5時，他常去現在的復興公園聽人教英文、古文。他曾告訴記者，聽講《古文觀止》時，他隨公園裡的老師讀《鄭伯克段於鄢》，那抑揚頓挫的語調，數十年難忘。
到了北京做編輯後，在上海所學，依然有用。比如，到三聯書店上任後，他想到港臺等境外的文化資源，於是出了房龍（美國通俗歷史學家）的《寬容》，很轟動，又出了金庸的武俠小說、蔡志忠漫畫等；又如，他認為，不拘一格、放棄成見，才能讓新見呈現，正是這種「大無」的思想辦出了《讀書》雜誌的「大有」，有極大的胸懷，有極大的彈性……
採訪一會兒後，記者隨他去參觀書房。雖離三聯書店不遠，他仍舊周到地為人著想，說：「你帶著這麼重的東西，我們打車吧。」
等計程車的時候，他又遇到熟人。他介紹，這位是讀者，是在《讀書》雜誌「讀者服務日」認識的——
「『上海人性格』很有必要。我學不會激進觀念，所以我辦『讀者服務日』也有講究，絕不是什麼激進的『讀書會』。某天看電視，我發現牡丹電視機廠在宣傳『為顧客服務』，靈機一動，覺得這種商業口號可以拿來用，就變成了《讀書》雜誌的『售後服務日』，1985年開始，預定每月25日舉行。我在內部還提出一個口號：『沒主題、沒主持、沒開始、沒結束』。地點在某一咖啡館。請作者、讀者隨意坐下，隨便喝咖啡聊天，編輯們周旋其間，藉機了解信息、討教主意。從此有了源源不斷的選題。我記得王蒙的『費厄潑賴可以實行』主張，即來自他喝咖啡時的隨便晤談中。會後我們即由編輯向王約稿，於是產生這一名作。」
從事出版業數十年的複雜人生，讓他習慣了一種「知所趨避」的獨特化解方式，以求儘可能多的迴旋餘地。
許多人總是傾向於尊敬那些為了信念一往無前的勇士，然而，在任何境遇中都能靈活適應並前行的智者，應同樣值得敬佩。
如他所言，「我不是個勇士」；但同樣如他所言，「我不斷地看能做些什麼」。
業內盛傳著他頗多故事。其中有一則是這樣的：
2014年8月，沈昌文的回憶錄《也無風雨也無晴》在海豚社出版。他興致勃勃來到出版社，對著幾位站起來向他致敬的年輕編輯說：「我預訂一百本《也無風雨也無晴》，等你們給我開追悼會時，每人送一本！」當時把幾位姑娘逗得只能傻笑，無以應對。
不知，成真否？
連結：《我一生做人，就是溫和地奮鬥》
刊於2014年8月12日《解放日報》
「知所趨避」
無論聊什麼，他似乎總能聊到「上海」，並時不時蹦出幾個上海話的詞。他的普通話口音也有幾分怪，帶著北京味道的兒化音，也帶著濃重的上海口音；這樣的綜合摻雜，像極了他生活20年的上海和63年的北京。
他顯然慣於接受採訪，因為「沈昌文時代」的《讀書》雜誌和三聯書店，無疑是許多國人舉足輕重的精神家園。但言談中，他卻慣用一種接近於「自輕」的方式來表達，比如屢稱自己「懦弱」。這或許是從事出版業數十年的複雜人生所致，讓他習慣了這種獨特的化解方式，以求儘可能多的迴旋餘地。如他所言，「我不是個勇士」；但同樣如他所言，「我不斷地看能做些什麼」。
記者：所謂「上海人性格」是怎樣的？
沈昌文：人們愛說上海人「滑頭」，並不假，但這「滑頭」，首先是指遇到為難的事知所趨避。舊上海是典型的「黑幫」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我小時候做過「僕歐（英語boy的音譯，即僕役）」，這種生活鍛鍊更教會我趨避，要謹小慎微。當然，單單趨避也不行，還得機靈。
有多取巧，我舉個例子。1960年代初，中宣部成立外國政治學術著作辦公室，籌劃出版「灰皮書」和「黃皮書」。前者是社會政治方面的「反面材料」，有名的如《第三帝國的興亡》；後者是文藝思潮，我記得第一本是《在路上》。作為「內行的共產黨員」，我被選上了。其實，我這時的外語水平，除了俄語能譯一些簡單的書外，其餘都只能讀懂書名和目錄。但這「其餘」，包括十來個語種，而且在日益增加。我掌握了一門技巧——從外形識別語言！例如當時上面非常注意南斯拉夫、古巴和波蘭，我於是花一兩個月，把塞爾維亞文、西班牙文和波蘭文大概了解一下，就能藉助字典、語法書讀懂書名、目錄，於是就和這方面的專家大膽交換意見了。然後官員們都知道有個工人出身的會多門外語。其實是名聲很大，沒學多少。
再說說我談戀愛時，有人介紹了一位醫生。這位大夫喜歡音樂，我於是假裝懂音樂，白天看了關於貝多芬的書，到晚上約會時賣弄。後來下鄉又拼命寫信，這麼就戀愛成功結婚了。
到了三聯書店上任後，我第一個要考慮的事情就是它的專業分工。中國的出版社是有分工的，而三聯書店到上世紀80年代才冒出來，幾乎「無路可走」了，只能是另找出路。畢竟是改革開放年頭，思想比較活躍，第一個念頭是想到港臺等境外的文化資源。比如出了房龍（美國的通俗歷史學家）的 《寬容》，很轟動；後來出了金庸的武俠小說，我們強調它的文化性格和文化意義，被批准了。
還有蔡志忠漫畫，那時我知道海外有出版漫畫熱，一口氣買了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和日本等漫畫很多種，比較下來，覺得蔡志忠的最好：通過漫畫傳播知識，比如《菜根譚》。從1989年到1993年，三聯書店一口氣出了近40種蔡作。蔡先生願把版稅存放在三聯書店，我們正愁資金不足，這也來得正好，就買了一些職工宿舍。於是我的同事在總結我任內業績時，常挖苦說主要是由於「賣菜（蔡）」。
「上海人性格」很有必要。我學不會激進觀念，所以我辦「讀者服務日」也有講究，絕不是什麼激進的「讀書會」。某天看電視，我發現牡丹電視機廠在宣傳「為顧客服務」，靈機一動，覺得這種商業口號可以拿來用，就變成了《讀書》雜誌的「售後服務日」，1985年開始，預定每月25日舉行。我在內部還提出一個口號：「沒主題、沒主持、沒開始、沒結束」。地點在某一咖啡館。請作者、讀者隨意坐下，隨便喝咖啡聊天，編輯們周旋其間，藉機了解信息、討教主意。從此有了源源不斷的選題。我記得王蒙的「費厄潑賴可以實行」主張，即來自他喝咖啡時的隨便晤談中。會後我們即由編輯向王約稿，於是產生這一名作。
說實話，對於讀書明理，我從來不是學術嚮往。我跟人討論問題的時候隨時舉某某書，仿佛我看過很多書。其實我這個「看」，跟專家學者說的讀書是兩回事，準確地說我是瀏覽。我的看書習慣是剛看這一本，看了3頁，就看另外一本了。為什麼呢？第3頁講到一個問題我感興趣，我好多書呢，我一查，又查到另一本書……我經常自嘲是「做書商地看書」。
「大無」「大有」
在三聯韜奮書店二層咖啡館見面時，他送了記者一本書，用的是幽默且很為對方著想的方式——「我看你挺善良的，今天我書背多了，幫我減輕點重量吧。」見記者已抱了幾本書，便又從雙肩黑包裡摸出一個黑布袋，幫著一併裝起。那個布袋，有些塵土，有些風霜的舊色。
人們往往尊敬那些為了信念一往無前的勇士，但在任何境遇中都能靈活適應並前行的智者，應同樣值得敬佩，正比如他。在與這位長者有限的交道中，記者發覺，盡可以暢快發問。他不會介懷，他無所不答，即便有不宜相告之處仍會坦誠解釋。採訪之初記者稍顯侷促，他顯然體察到了，便巧妙地說：「我也學過新聞的，當初一心一意想進《解放日報》。」真的？記者問。真的！他答道。旋即兩人哈哈大笑。
記者：20年的上海生涯還留下了哪些印記？
沈昌文：20年的生活烙印，畢生難以忘卻。在上海，首先學到的是「開放」。我一輩子同洋人打交道並不多，但從小就知道不要害怕他們，而且要同他們打交道。我的外祖母，一個不識字的家庭婦女，首先為我啟了蒙。我喜歡外國的「新鮮」，總想去學一學。在上海學了俄語、世界語，雖說主要是地下黨員的引導，但歸根到底是出於對新鮮事的喜好。你說，為什麼我初中一年級就能做一輩子文化？是上海給我打了基礎。
14歲，家裡窮，沒錢再讀書了，我到上海一家銀樓當學徒，磕頭拜師，很辛苦，師傅會訓人打人。但我很識相，並且是學徒中最有文化的，I can speak English（我能說英語）。雖說是半吊子的英語，但我敢開口，比如1到10我會用英語數，11就不會了，我卻照樣說1+10。當時是1945年，抗戰勝利了，美國兵到上海，來買首飾，我叫美國兵 Mr.Roosevelt（即羅斯福總統），他們聽了都樂意買。
1948年，蔣經國到上海整頓金融秩序，銀樓大多關門。我卻被老闆留下了，端茶送水。因為我有特別的才能，會英語，會寫毛筆字，還會幫老闆猜謎語。老闆喜歡看上海《東南日報》的燈謎專欄，把報紙剪下來貼在案頭，答不出的空白，我幾次悄悄給他答出來填上去。記得一個燈謎是「山在虛無縹緲中」，打一古人名字。這個燈謎是「白頭格」，意思就是第一個字是諧音。他想不出。我想出了，是孔丘，空的山嘛。老闆很高興。
那時老闆閒著，常請人打牌。來的客人中間有很多是地下黨。從蘇北解放區來採購盤尼西林等藥品、無線電器材和機帆船的，叫我「小聰明」，有時讓我幫他們收發信件，隔幾個月還讓我去生活書店買書買進步雜誌。他們穿得很破爛，睡在我的床上，但不知怎麼就一下子服飾鮮明了，跟其他客人一起打牌或吃飯。有一位蘇北來的年輕人，每天打牌之餘都努力讀一本英文書。我便找來偷看一眼，原來是本橋牌手冊。為了工作，不得不努力學習橋牌技巧，真使我肅然起敬了。我就漸漸成了他們的小崇拜者。
6年學徒生涯裡，我以自學出名。那是漫無目標的自學生涯：我受了祖母「要記得自己是好人家子弟」的教育，一直想離開學徒崗位，所以千方百計尋覓補習的途徑。那時的上海，幾乎從早上5點到夜晚11點都能找到學習機會。6年中，算起來前後上了14所補習學校，從速記、會計，到攝影、英語、世界語、俄語和無線電。這還不算早上5點去法國公園（現復興公園）聽講英文、古文。聽講《古文觀止》時，我跟公園裡的老師讀《鄭伯克段於鄢》，那抑揚頓挫的語調，至今難忘。
我到北京後還經常鼓吹上海一直以來的社會公益文化事業。我每次回上海，也都去復興公園。我現在能和人聊莎士比亞，也是復興公園積攢的。
不過，我那時只是「可悲的銀樓店裡的知識分子」。那時候，我給師兄弟們讀報，「徐鑄成」三字中的「鑄」，我一直讀成「壽」，也從沒人更正。將近半世紀後，我見徐老多次，卻不敢把這則故事告訴他。
對了，我說學過新聞是真的。當學徒時，住處不遠有一家「民治新聞專科學校」，在上海有很高的聲望，還可以晚上上課，我想去讀新聞電訊系，設法去通訊社當報務員。想不到這一來，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
「民治新聞專科學校」創辦人是顧執中先生，上海《新聞報》的名記者。考取之後，校方告訴我，新聞電訊系不辦了，因為學生太少。教務處一位先生鼓勵我上別的系。我一看時間表，採訪系是晚上上課的，就進了這個系。從這以後，不再去「滴達滴達」地敲電鍵，而是變成耍筆桿的了。
每天下午5點下班後，在馬路上買一塊點心，就去上學，到晚上9點才放學。儘管辛苦，我還是很快活，因為學校讓我看到與以前迥然不同的世界。但我初中一年級程度，如何能同別人攀高低，譬如新聞寫作，我努力半天，結業成績只是50分。60分才及格，大出洋相。但俄文還學得不錯，俄語老師想保送我進剛成立的上海俄文專修學校，但我無緣了。因為不僅籌不起學費，還要養活母親。母親年年在別人家做「娘姨（傭人）」，我再也忍不下心。於是，溜到北京了，從此離開學徒生涯。
到了北京做編輯，在上海學到的「開放」，依然有用。當年《讀書》雜誌面臨思想大為解放的情境，我認為，時下可做的只有「三無」，即「無能、無為、無我」，只有這樣才能不拘一格，放棄成見，讓新見呈現。正是這種「大無」的思想辦出了《讀書》的「大有」，有極大的胸懷，有極大的彈性。我們找各方面的人才，開設各種專欄，文學方面如馮亦代的「西書拾錦」專欄，翻譯有董樂山的「譯餘廢墨」，思想方面如樊綱的「現代經濟學讀書札記」，藝術方面不能不說丁聰老先生的漫畫……編輯部內部，由此最得益的是趙麗雅（即揚之水，《讀書》原編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她後來自己總結當年是「師從眾師」。
他微笑沉默，收起笑意，一字一頓：
「這是我一輩子的主張」
他關注海派文化。他的書房60來平方米，3間，領著記者參觀時，他說一房間是文學，一房間是社會科學，還有一房間是「我喜歡的書」——此房間，3個書架，除了藝術類、養生類，另一即關於上海的圖書匯總。不過，多為老上海的書。
他保留著老上海人的生活習慣。偶在家掌勺，必定是濃油赤醬的上海菜，可惜家人都吃不慣，所以他時而去北京的美林閣吃「帶甜味的菜」。他對記者擠擠眼睛說：「你懂的哦，美林閣，就是『蠻靈咯』。」他還曾在辦公室專烹上海紅燒肉，用此類「大嚼」政策團結作者、同僚；如丁聰老人等上海名流，會聞味而來。
他最愛聽的歌，正是他上海學徒生涯裡唯一的娛樂，那時店裡天天放。已然耳背的他，靜極思動時就揣上「北京市老年人優待卡」出門搭公交，戴個大耳機，聽著震耳的《何日君再來》；而被他稱為「西總部」的書房，反正沒人，鄧麗君的聲音更是放得幾乎聲震屋瓦。
他對此感慨為：「越老就越想回到從前，回到童年、少年，回到年輕時代。」
爬上6樓的書房時，他快步走在比他年幼近半世紀的記者前頭，踩著運動鞋，邁得呼呼風聲。儘管，喘聲如風箱。
是的，他老了。然而，他藏了一顆已經蒼老卻仍倔強著年輕的心。
尤其是說起海派文化之時——他有一套海派文化系列書，一讀再讀，他說能滿足懷舊欲。可是，能否建樹一種「新海派文化」？他的建議是，上海文化+臺灣文化。
他素來認為臺灣出版業是大陸的「試驗田」，因此臺灣同行朋友極多。在任時，每逢臺灣出版人來北京，他總要接待；其中一位出版人談版權時，老引用上海人耳熟能詳的「閒話一句」，他聽了特別高興。退休後，他每天觀看兩家電視媒體的兩岸新聞；除了一年回上海四五趟，他唯一的外出地，大概就只有臺灣了。
採訪終了，記者請他用一句話概括評論自己。
滔滔不絕已兩個半小時的他，微笑沉默了。幾秒鐘後，他收起笑意。
「我這一生做人，就是在溫和地奮鬥。它不是非死即活的。」他嚴肅地一字一頓地說，「求生存、求發展，人都必須要溫和地奮鬥。這是我一輩子的主張。」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原創稿件，轉載請註明出處
作者：林環
微信編輯：泰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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