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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淦昌（中）與杜祥琬（右）
一個再大的科學家也是從娃娃長大的，王淦昌是傑出的物理學家，但他也是從小男孩長大的。
「我從小就想著要做嶽飛那樣的人」
90歲的王淦昌曾講起過一次遊行經歷。「五四」運動時，他12歲，還在上小學，老師帶他們舉著「打倒賣國賊」的標語上街遊行，當地的老百姓夾道投給他們讚許的目光。「只想著能為國家的興亡出點力就是光榮，大家就歡迎，否則會受人唾棄，嶽飛和秦檜就是這樣的例子，我從小就想著要做嶽飛那樣的人。」
上海發生五卅慘案時，正在上中學的他和同學們一塊上街去發傳單，被一個印度巡捕給抓住了，對方問：「你為什麼這樣做?」王淦昌那時候已學了半年多的英語，他用英語跟那個印度巡捕說：「我在救自己的祖國，你在幹什麼?如果在你的國家發生了這樣的事，你會抓他嗎?」印度巡捕聽後就把他放了，說：「你走吧。」
1928年，王淦昌在清華校園
1926年「三一八」慘案那天他也參加了遊行。那晚，清華物理系的教授葉企孫激動地跟他說：「如果我們的國家像大唐帝國那樣強，這個世界上有誰敢欺負我……只有科學才能拯救我們的民族……」這一段話，他記了一輩子。
兩次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
在德國留學時，王凎昌的導師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女物理學家。1934年，居裡夫婦做實驗，測到了中性的粒子，穿透力很強，不是一般的γ射線能達到的。王淦昌建議他的導師用探測器來做一下這個實驗，當時導師沒有採納。不久以後，英國的查德威克做了這個實驗，發現「中子」，並因此獲得諾貝爾獎。
有了對中子的認識，才有了核裂變、反應堆、核武器等。王淦昌後來回憶說，與發現中子擦肩而過，事實上是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
1932年，王淦昌（右）在德國留學時與老師葉企孫（中）在一起
20世紀30年代初，他從德國回國。回國後比較長的時間，他在浙江大學任教。日本人打來了，浙江大學先遷到廣西的宜山。宜山有個廟，當時成了學校的校舍。因為也不夠大，就在空地上搭了很多大草棚子；沒有桌子，也沒有凳子，老師就站著講課，學生站著聽課。
那時候，王淦昌得了肺結核，但他還在油燈下研究中微子探測。他曾提出測量中微子存在的方法，可惜那個時候抗日戰爭，教室是「大草帽」，沒有實驗條件。王淦昌就把這個文章送給了中國的物理雜誌，物理雜誌每年只出一期，就又送給美國一家國際上最著名的物理學雜誌發表了。
美國人阿倫拿去做實驗，發表了文章確認這個中性粒子的存在。但這個實驗，王淦昌看到後覺得還不夠理想。1947年，他又在 Physical Review上發表《建議探測中微子的幾種方法》。阿倫又做了實驗，確切證明了中微子的存在。這也是一項與諾貝爾獎擦身而過的成果。
當了4個月的志願軍，任務是考察「原子炮彈」
韓戰爆發後，美國人用了一種威力非常厲害的炮彈。我國懷疑是原子炮。中央領導找到王淦昌，問他願不願意去做戰場上確認一下？王淦昌一點沒有猶豫，帶了三個年輕人，組成一個小組，自己動手做了一個探測放射性的記數器，穿上軍服就去了朝鮮戰場前線。一測量發現沒有放射性，他就判斷這不是原子彈，可能只是一種氣浪彈。
1984年，王淦昌（右）參觀德國加興等離子體研究所
50歲聽研討會太專注，從沙發坐到地毯上
王淦昌任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長時，開始致力於對宇宙線的研究。在他的領導下，在雲南的落雪山建了一個宇宙線實驗室，在那兒探測宇宙線位置。國外的科學家看到他們測的一些東西，就評價中國的實驗物理學在這兒生根。
後來他為做核武器離開這個領域之前，召集他的學生一塊兒開了一個研討會。他那時候已經50多歲了。學生們年輕的、中年的、老年的，大家坐到一塊兒，誰都可以上臺去講講自己的想法。王淦昌非常專注地聽、看、想問題，不由自主地就坐到地毯上去了，自己卻毫無知覺。旁人一看，我們的老先生怎麼坐到地上去了，就趕緊把他攙起來。
王淦昌80歲壽辰在做學術報告
蘇聯學者畢恭畢敬地向他提問題
王淦昌在莫斯科杜布納時，杜祥琬也在莫斯科上學。杜祥琬上學時看到了一個新聞紀錄片，片子裡王淦昌在上面講，蘇聯學者對王淦昌先生是畢恭畢敬地提問題，這個鏡頭給杜祥琬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因為俄羅斯人自尊心非常強的，那時甚至有點不大看得起中國人。後來杜祥琬在王淦昌的領導下工作，聽王淦昌好幾次說到「中國人不比外國人差」。每次，杜祥琬都會想起紀錄片中的那個鏡頭。
1960年，王淦昌（前排左4）在前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與他領導的研究組成員合影
快60歲時變成一個叫「王京」的人
從莫斯科回來，組織找王淦昌談話，請他參加突破原子彈的工作。從1961年到1978年，長達17年，王淦昌的名字消失了。他本來在國際物理學界是很活躍的。這之後，他改名叫「王京」，其實這個名字也沒怎麼出現，家裡人也不知道他幹什麼去了，只說知道去出差，不知道去幹什麼。
就這樣，王京成為了中國核武器的奠基人之一。他當時已經快60歲了，還帶領大家不分鐘點地加班工作。他說咱們幹這種事，沒有禮拜天，只有星期七。他說星期七的話就被年輕人傳開了。
62歲，貓在洞裡開展地下核試驗
第一次中國的地下核實驗是在1969年，當時王淦昌62歲，年過花甲了。由於地下核實驗是在它的周圍安放很多的探測器，探測到信息以後，把這個信號傳出來。為這個測試方法，王淦昌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當時，在一個洞裡面做實驗，結果他和一些年輕人進去以後，就發現自己帶進去的探測器咔咔響。王淦昌看了探測結果，很快就判斷山洞裡可能有氡氣，對人是有損傷的。他為了在保證工作的前提下，儘量減少大家受氡氣的影響，就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儘量把準備工作在洞外做好。但他自己已經年過花甲了，卻不顧個人安危，在洞內做工作時間也是很長的。
79歲提出國家「863」計劃
1986年，國家開始轉向經濟建設，王淦昌已經79歲了。他看到國際上很多技術的進展，看到中國落後很著急。他於是聯合四位科學家寫了一封信，提出一個建議，說中國要開展高技術研究，要跟蹤世界的前沿，要不然中國的差距會拉得更大。1986年3月3號的信，3月5號鄧小平就批了，所以有了「863」計劃。這是科學家的智慧和國家領導人的戰略眼光相結合的產物。「863」計劃形成了八個領域。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為什麼叫「863」？就因為是1986年3月提出的。
90歲時的思維經驗總結
他在90歲的時候，總結了四點思維經驗。
第一，跟蹤科學前沿，保持思維敏銳。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在做什麼工作，我們就不要重複了，我們要分析前沿，想問題，做最新的內容。
第二，獨立思考，大膽懷疑。連居裡夫婦這麼大的科學家都要分析，中子出來了，他沒有敢確定，說是γ射線，如果沒有這樣的懷疑精神，就不會有新的中子。恩格斯說：「我們的後人糾正我們今天的很多錯誤，他們糾正我們的錯誤會遠遠多於我們糾正前人的錯誤」。我們相信後人會糾正我們今天很多錯誤的事，這樣才可能發展。
第三，實驗為源，理論為本。理論為本，是要有理論，要有解釋，要能解釋這個實驗現象，要分析個所以然。
第四，鍥而不捨，持之以恆。幹什麼事都不會非常順利，一個人如果輕易就沒有信心，就會半途而廢，這一點對我們今天中國的科技界非常重要，要鍥而不捨，不要急功近利。
晚年的王淦昌仍在知識的海洋裡孜孜以求
白髮之際，親自給患病的年輕後輩餵香蕉
王淦昌很關懷後輩，1987年，「863」計劃啟動的時候，王淦昌的學生王乃彥半夜起來上廁所，撞到了門框上，把眼角膜撞掉了。他自己很著急，看不著東西，沒法參加科研工作。王老比他還著急，找人給他看病，後來王乃彥眼睛恢復得非常好。
王淦昌還有一個很得意的門生需要換腎，王老就給他找腎源。還有一個年輕的助理研究員得了癌症，白髮的王淦昌就坐在學生病床的邊上，親自把香蕉的皮剝了，把香蕉餵到年輕人的嘴裡吃。
省吃儉用，兩次為國捐款
從德國回國以後，1936年到1950年，王淦昌一直在大學教書，沒多少錢，他夫人又是一個家庭婦女，沒收入。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他把夫人的嫁妝，金銀首飾、銅板，值錢的捐了十幾斤。但其實，那時候他的家庭生活已經很困難了，他就在那時候得了肺結核，吃的也不好，營養很差。
上世紀60年代初，國家經濟困難，天災人禍，王淦昌一家四五個孩子，連填飽肚子都很困難了。那時候他在莫斯科工作。當時他把節省下來的14萬老盧布，折合起來大概是1.4萬新盧布，都捐給大使館，支援國家建設。
王淦昌與家人在一起
不盡的結尾
王淦昌的故事，和他幾十年的成就，講是講不完的。雖然他的成就都已經是過去，但是他的人格魅力卻一直在人們的心中。
愛因斯坦悼念居裡夫人時曾說過一句話：「第一流人物對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後者，它們取決於品格的程度，也遠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
王淦昌就是這樣的人。
（摘編自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著作《寫在科學邊上》，科學出版社，2019。摘編時有刪節。）
策劃：楊金鳳
原標題：《像王淦昌一樣的一流人物，給我們這個時代留下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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