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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究竟是怎麼回事？那就是生活，如此而已。
——加繆《鼠疫》
疫情期間讀鼠疫，與其說是恰逢其時的應景之舉，不如說是望文生義的歪打正著。加繆所寫的鼠疫，同現實中的疫情只是同名，並沒有實際上的聯繫，而更多的是一種隱喻，一種對生活的隱喻。
作品的第三部中，監獄裡爆發了疫情，情勢穩定以後，當局想要授予獄卒「瘟疫紀念章」未果，原因有二：其一，獄卒什麼都沒有做，僅僅是遭遇了一場疫病，如果授予軍功章，只能「視為被軍事動員」，而這與事實不符；其二，對於疫情來說，每個人都是公平地遭遇了這場劫難，這個紀念章毫無意義。
這段情節給我很大的啟發。在生活中，許多人將疫情同戰爭相比，但其實這是一種蹩腳的比喻，因為這種比喻並不準確，除了凝聚人的精神，再沒有別的意義：戰爭，一向有勝有敗，而疫病無所謂成功或者失敗，除非人類因此滅絕了（而這個時候談「勝負」恐怕已無意義），否則人類一定是「勝利」，其區別只在代價的多少。
再比如說，戰爭中一定有一方是主動的、有目的的發起者，而疫病不同，人只能悲劇性地、被迫地遭遇和對抗，這種看似積極的回應，實則是被動的抗爭；還有，人通過戰爭，往往能夠有所贏得，譬如土地、財富等具象事物，或者自由解放、民主正義等抽象事物，但疫病恰恰相反，人類在整個過程中所做的一切，都僅僅是消耗與犧牲。凡此種種，還可以列舉很多。
但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儘管罕有人以疫病做人生的比方，但這個比方似乎極其恰當：沒有人能夠選擇自己的人生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結束，面對著同一個終點，人們各自同自己的命運做著不得不做的抗爭。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試圖賦予自己和全人類的生命以意義，但在得到背後，卻是無盡的失去。
在這位存在主義文學家的眼中，人們可能會被這種人生逼瘋，所以他才寫道：
「那逐漸充滿整個城市的無休無止、令人窒息的沉重腳步聲，它夜復一夜，以最忠實最憂鬱的音調呼應著那盲目的執著之情。」
人們在這樣的情緒下尋找著一切能尋找的救命稻草：朋友、親人的抱團取暖，投入公共事物的洪流當中去，或者是隨意相信一種流傳的預言……總之有一個就好。
這是人的本能，因此人類的文明史、思想史，無不以這條線索貫穿。我們一直在試圖給生活的意義一個答案：基督教把定義的權力交給上帝，希求通過「最後審判」裁決上天堂還是下地獄；儒教等一干人等，告訴我們為社會做貢獻就是最大的意義；佛教篤信輪迴，用來世的福報勸勉苦行的人們；自由主義者完全摒棄了客觀的標尺，將生命的意義放在自己的行動上……這些都是大膽的嘗試，可是皆不足以服人，因為帶著這樣「隱喻」的眼光重看，這些假說被一一否決。
那麼加繆的答案是什麼呢？我們根據他以往作品中的經驗，不難按圖索驥。在鼠疫中，原本忙碌的小鎮居民，生活方式發生了變化：男男女女們不再「竭力掩蓋他們之間的關係」，「緊緊依偎在一起，在全城招搖過市，對周圍的人群視而不見」；
「他們的一切都變成了現時。對他們來說，」只存在當前的瞬間」，「他們全神貫注在排隊、走門路、為吃飯而辦手續之類的事情上，再也沒有時間去琢磨周圍的人如何死去，他們自己某一天又如何死去。」
因為意義受到了懷疑，所以沒有記憶；因為只能被動地接受未來，所以希望也是無用。他們在現時裡安頓了下來。正如作者所言：
「這本編年史不可能是一本最後勝利的編年史，它無非顯示了人們在當時不得不做了些什麼。」
鼠疫，恰如西西弗斯推上又推下的巨石。只不過疫病是世界上本就有的事物，而巨石只能是故事的設定。裡厄醫生，同西西弗斯一樣，是個存在主義的英雄。他們「對英雄主義和聖人之道都沒有什麼興趣」，他們「感興趣的是怎樣做人」。也就是說，他們並不想做英雄（所有我們能叫得上號的英雄），但是在生活的過程中，他們就是英雄。
這是很啟發人的。生活的意義，我們或許可以問一問餘華所寫的福貴：「你活著是為了什麼？當你離開世界，世界上會留下怎樣關於你的回音？」先想想他可能作何答案，再想想這個問題有沒有意義。
對於譯本，我以為不必怎麼挑，因為這本書也不以文句上的東西取勝。我讀的時候，用的是這個劉方的譯本，讀起來沒有極大的障礙，別的譯本也就不用對比了：
至於加繆其他的書，我個人還是非常喜歡的，讀起來能給人一種出於理性的安慰和安全感。其中《局外人》我讀的是柳鳴九的譯本，《西西弗神話》是李玉民的版本，都覺得尚可。尤其是柳鳴九的本子，當時還想背誦其中許多段落，可惜尚未實現，但也可見其譯筆有可取之處。
我其實是很走運的，先接觸的存在主義，然後以後讀自由主義的作品時，這兩種思路相得益彰，很啟發人，自由主義的話，以後再推，都2020年了，也該讀讀加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