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凡 時評作者
賦予球迷衝突事件過多的政治化解讀，或為肆意使用國家機器大開方便之門。
歐洲杯開賽以來，球迷衝突事件天天搶奪媒體頭條位置。許多報導將之歸諸足球流氓惹的禍，這多少有些不客觀。球迷衝突事件事出多因，不能一概而論。比如，坐在同一列開往比賽地火車上的瑞典和愛爾蘭球迷之間的相互對罵和輕微肢體接觸，與俄羅斯球迷和英格蘭球迷的大打出手致人重傷，顯然不是一回事。
是球迷荷爾蒙旺盛還是足球流氓別有用心，是普通的球迷衝突還是足球犯罪，這個界限向來不好劃分。
英格蘭被認為足球流氓的主要發源地，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足球流氓群體就已基本網絡化、組織化，形成了固定的地下體育文化，沒有研究能夠驗證出這一現象形成的具體原因。能夠總結的，是足球流氓的活躍度與經濟景氣度呈反比。越是經濟糟糕，足球流氓行動越頻繁，暴力級別也越高。
但是，從足球流氓的構成變化看，又在對這一結論作出了反證。過去足球流氓主要產生於低收入、單親家庭，但後來有技能的群體甚至上流社會人群也不斷加入進來。這似乎表明，足球流氓與其個人收入水平、所處社會層級並無必然關聯。
難以預測或許本來就是人們內心深處的天然存在。勒龐指出，個人一旦融入群體，就會自覺不自覺地主動湮沒自身個性，以在群體中獲得安全感和認同感。廣場效應提供的庇護賦予了個人為所欲為的勇氣，而將道德、法律約束拋在一邊。而心理學家津巴多的路西法實驗則告訴人們，一旦進入規定性的「角色扮演」的情境，路西法短時間內就可能變成撒旦。
而足球場正好就是勒龐所說「廣場」和津巴多所說的「規定情境」。足球比賽如同一個媒介，連通了個體和群體，在一個臨時存在的空間裡賦予了網絡時代個人尋求歸屬感、釋放情感的最好機會。而且，這個機會因為愛家鄉、愛國、愛足球等加持，而變得格外正義。
毫無疑問，球迷們基於愛國、愛家、愛足球而釋放的情感無可非議。情感釋放本身常常就不是利他的，相反常具有潛在破壞力，有可能引發各種各樣的對立和衝突。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將之與足球流氓、足球犯罪間直接畫上等號。這種等式的危害在於，它會賦予對球迷衝突事件過多的政治化解讀，甚至為肆意使用國家機器大開方便之門。
只有在一種情況下等式才成立。即有意鼓勵或實施暴力行為，危害公共秩序和他人生命。俄羅斯杜馬個別議員表示支持俄羅斯球迷鬧事，俄羅斯、德國足球流氓蓄意通過血腥暴力搶奪足球流氓的「正統地位」，極右翼勢力介入球迷中試圖獲得主導權，這比球迷衝突更值得警惕。
我們已經過了對體育附加過多政治解讀的階段，對於球迷衝突事件，也需劃清衝突與犯罪的界限，而非一概放大解讀。把一場大型賽事與歐洲經濟、難民問題、極左或極右翼勢力崛起等等都關聯起來。即使各種關聯都間接存在，但足球流氓既不代表球迷主流，歐洲的政治社會弊端也不代表歐洲杯得了重症。一碼歸一碼，體育才能還原本真。不然，熬夜看球多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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