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賈鶴鵬（康奈爾大學傳播學系博士研究生）
最近，上海交通大學計算機系伍民友教授在《知識分子》發表了文章《荒謬的邏輯：對學科評估泛政治化的批評》。文章指出，一些學者認為在全國第四輪學科評估中的A類期刊大多數為英文期刊，是「學術領域的自我殖民化」、「全面西化、自由主義化」。伍教授指出這些指責毫無道理，學者用英文發表論文代表的是學術共同體的認可和為了學術交流的便捷，這些指責把學術期刊評估問題泛政治化，把學術問題政治化，體現了一種荒謬的邏輯。
伍教授說得很有道理，發表英文論文確實是科學共同體的認可而不是「學術領域的自我殖民化」，這種認可在很大程度上是獨立於政治的。但為什麼科學共同體會刻意與政治拉開距離？為何科學共同體又有底氣主張反對學術的泛政治化？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先要看看科學政治化對科學的影響。
1學術的政治化與去政治化
科學去除政治化對學術研究自身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這並非是說政治化本身一定是壞的，所以需要避免，而是因為科學的核心精神是求真，而政治的核心是處理不同利益群體的關係。兩者具有必然的矛盾。要維持科學的求真標準，就很有必要排斥政治化或限制政治化的影響。儘管科學不可避免地處於特定的政治氛圍中，但這並不表明，政治邏輯一定會主導科學的求真邏輯。諸如蘇聯李森科事件那樣的政治化不僅控制科學家身體而且也控制科學結論，或者中國大躍進期間部分科學家「論證」糧食畝產萬斤的情形，在正常情況是不會出現的。
科學在很大程度上獨立於政治、科學共同體有底氣主張反對學術的泛政治化，這並非是與生俱來的。實際上，近代科學誕生以來，科學界一直在以各種手段追求獨立於政治和權勢的科學共同體。
近代科學在英國誕生時，當時的學界就爆發了化學家波義耳（Robert Boyle，1627-1691）與霍布斯有關學術發展方向之爭。波義耳主張科學應該探尋實驗呈現的自然真理。按照哈佛大學科技史學者夏平的考證，這就是在當時英國查理二世復闢的紛亂政局中尋求科學獨立性的體現。近年科學巨匠們研究領域各異，但似乎在維護科學的獨立性上都有默契。
美國著名科學社會學家默頓（Robert Merton）在1930年代對科學的界定，包括普世性、自我糾正的共同體（community）、無私和有組織的批評四大基本特點，這些特點既決定了科學知識獨立於社會其他系統存在，並以用最嚴謹的方式追求真理為宗旨，也讓科學可以獨立於政治體系而以追求自然界的真理為目標。二戰之後，在各國都認識到科學技術的重要價值、大舉支持科學發展的過程中，科學進一步超脫於世俗政治。
正因為如此，科學共同體擁有了追求獨立於政治的學術標準的資本，科學共同體的成員在大多數情況下，也具有不問政治的底氣。既然如此，學術還會泛政治化麼？
恰恰是科學的這種超脫地位，才讓其更容易被泛政治化。
原因在於，科學的超脫和中立性會成為各方政治勢力用來強化自己一方或己方政策合理性的工具。而且隨著科學不斷發展，其越來越深入到社會和人們生活這些難免被政治覆蓋的領域。而且科學知識可以獨立於政治體系，但科研工作需要的物質和資金支持，以及科學家個人需要的功名利祿，也都讓科學在現實中難以真正從政治中超脫。
回到我們開始提到的伍民友教授所駁斥的「學術領域的自我殖民化」的指控，我們看到，雖然政治會試圖控制科學，雖然在現實中學術也會被貼上「殖民化」、「全面西化」或「自由主義化」等等政治標籤，雖然科學家不得不為爭取基金而避免與政治公然對立，但在一個正常社會中，科學仍然具有堅持自我認定的標準的能力，仍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拒絕實質性的泛政治化。這也恰恰是科學之所以為科學的原因之一。
而且，科學不但在抵制強權政治力量時取得了成功，而且也要抵制民粹政治的影響。在這方面，相對成功的例子是轉基因研究。雖然很多國家的普通公眾抵制轉基因，也包括轉基因研究，但科學界在總體上保持了符合科學規律的轉基因研究，其基於科學結論和科學共識來判斷轉基因利弊的基本標準沒有因為民粹壓力而發生改變。
但也有觀點認為，雖然科學的認識標準、判斷標準在正常的情況下沒有因為政治壓力而改變，但政治壓力會通過影響科研項目、科研資助而改變科學家對科研優先性的認定，並最終潛移默化地影響科學共同體的產出。這方面的影響的確有，比如人們可能會擔心，歐洲公眾對轉基因農業的持續抵制，導致了轉基因科研資助力度的減弱，從而導致很多科學問題無法得到解答，並最終影響到與農業領域相關的轉基因技術的發展。
這種擔心確實有道理，但值得欣慰的兩點是，民粹政治對科研資源的影響，並沒有影響到科學家對轉基因研究的判斷標準；科學是流動的，科學家更是流動的，堅持轉基因研究的科學家可以到其他對該技術友好的國家或地區（如北美）從事研究。另一方面，研究表明，科學家越來越重視媒體對科學的報導，因為這關係到其社會對其研究的重視，但媒體標準並不能顛覆科學家所更加認可的同行評議。
►2007年，作者賈鶴鵬（左二）與三個中國棉農代表一起，探訪菲律賓轉基因農業作物種植情況。作者供圖
2如何實現學術去除政治化？
上面我們的分析已經顯示，科學並不是完全隔絕於政治，而是具有抵制或至少是減少政治化對學術的內在影響的能力，或者更準確地說，是避免政治化對學術知識生產的影響的能力。科學並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完全去除政治化，而是應該設法避免政治化對科學知識生產的影響。
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至少在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科學既置身於政治話語中，同時也維持了自身知識生產的獨立性。具體而言，中國發展科學的戰略目標是黨和政府制訂的，各個科研院所都有黨委，大科學家不少是黨員，但科學和科學家的這種政治身份在總體上並沒有影響科學共同體的評判標準。比如，身為黨員的首席科學家們不會因為抵制「學術領域的自我殖民化」、「全面西化、自由主義化」而放棄英文論文發表。
美國的情況也一樣。在冷戰期間，90%以上的物理學研究資助源於軍方。但這期間科學共同體仍然能保持獨立性，這段時間仍然誕生了大量的民用科研成果，科學共同體對什麼是好的科學的評判標準，在總體上並沒有因為軍方資助而發生改變。
但儘管如此，仍有必要儘可能避免政治化對科學知識生產和科學評判標準的影響。要做到這一點，核心的一點就是要確保以同行評議為標誌的科學界自治。
我們上面的討論也提到，科學的超脫性形象會招致各方政治勢力利用科學；科學深入到社會生活這些難免被政治覆蓋的領域；以及科研需要政治家提供資金支持。這些情況難道不會改寫科學共同體的評判標準麼？的確是存在這種可能的。越是封閉的圈子，當地科學共同體受到政治控制、從而被政治化的可能性也越大，科學共同體對知識生產的控制力也越弱。
要避免這一點，一方面就需要強化包括國際交流在內的科學界的交往和流通。這就可以讓受到政治強烈影響的科學家仍然需要顧及政治影響之外的同行認可、尊重科學共同體的評判標準，而不是屈服於特定政治勢力的要求。
比如，2005年的時候中國對H5N1禽流感的官方結論是這種病毒當時剛剛出現，並沒有傳染給人的證據，所以中國不是H5N1禽流感的傳染源。但是軍事醫學科學院的一批科學家當時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發表論文，指出被懷疑2003年死於非典的一位戰士，經過解剖發現是死於H5N1病毒。一開始官方當然對此並不高興，但也並不能因此懲罰這些求真的科學家。因為我們這個社會是開放的，信息是流通的。科學家的這些求真精神推動了中國官方在公布疫情方面越來越透明，也越來越開放。現在我們已經不大會認為官方要隱瞞疫情了。
在我們舉的軍事醫學科學院的例子中，《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在發表這篇論文前，按照慣例將這一重要研究做成新聞稿發布給世界各地的科學記者。這些記者們的報導也有助於強化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的論文的影響力，反過來制約了政治化對科研人員的影響。所以，科學傳播也有助於防止學術泛政治化。
3科學傳播助力防止學術泛政治化
科學傳播可以促進科學信息的流通，與科學家不顧忌「學術領域的自我殖民化」、「全面西化、自由主義化」的指控而堅持在英語的本領域最權威刊物發表論文，兩者的原則是一致的，都是促進信息最大化的流動，讓更多的公眾和科學共同體成員了解到相關研究，從而有助於以同行評議為核心的科學自治得以發展，而這種學術自治的發展，其本身就是對學術泛政治化的制約。
科學傳播最主要的載體是媒體。學者們已經進行了大量有關科學與媒體互動的研究。研究發現，雖然科學家們經常抱怨媒體對科學的報導，但在科學信息從科學流向媒體的過程中，仍然由科學家一方主導。媒體大量報導的科學不端事件，實際上體現的是科學具有自淨能力。這些情況說明，科學傳播是有助於體現科學的獨立性的。
科學傳播有助於科學共識的形成，而科學共識的形成有助於科學保持對政治的獨立，從而相對防止學術政治化。但這不意味著任何科學傳播都有助於防止學術政治化。
在這方面，好的科學傳播首先要滿足的條件是充分尊重科學主流、尊重科學規律。比如在正常的情況下，應該等一項研究在同行評議的期刊上發表後再對其進行報導，這個小小的規範所體現的是對科學界同行評議的尊重。再比如對待不同的科學聲音，要尊重文獻證據和科學家證言的互相驗證。這些工作可以有助於維護科學共同體的共識，而我們剛才的分析表明，科學共同體的共識在很大程度上維繫了政治對科學的影響不會影響到科學界對知識的評判標準。
另一方面，作為社會存在的科學機構和科學家也難以免俗，會受到各種非科學因素的影響。而開放的和規範的科學傳播有助於通過維繫科學界的主流聲音，抑制這些非科學因素的影響力。
對於科學傳播中關鍵因素之一的媒體而言，要做到這種規範和專業的科學傳播並不容易。媒體既要保持代替社會對科學進行監督的職能，又有一種本能的匡扶正義、代言弱勢群體的道義感。作為媒體人有道義感當然是好事，但在科學問題上切忌因為這種正義感而受到處於弱勢的反主流科學一方的利用。
《知識分子》是由饒毅、魯白、謝宇三位學者創辦的移動新媒體平臺，致力於關注科學、人文、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