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爾·弗格森：學院派史學和新媒體視頻如何影響歷史認知

作者丨尼爾·弗格森

面對這種時代焦慮，英國歷史學家J. H. 普勒姆曾專門寫下《過去之死》。下文是尼爾·弗格森的導讀文章。

現實版的「過去之死」

病人「H.M.」的病例在神經科學圈子裡已是盡人皆知。H.M.本是一個聰明的年輕人，卻飽受癲癇之苦。1953年8月，當時神經科學尚處於萌芽期，一名外科醫生對H.M.動了一場名為「內側顳葉雙向再切除」的手術，將內側顳葉組織切除。這場手術的目的是緩解癲癇的突然發作。手術也確實達到了緩解的目的。不幸的是，手術本身有兩大災難性的副作用。首先，這場手術摧毀了病人十一年的記憶；儘管動手術時候，H.M.只有二十七歲，不過，病人對十六歲之後發生的事情已經完全沒有記憶了。其次，更嚴重的是，手術也摧毀了他的記憶能力，手術之後，H.M.對所發生事情的記憶只能維持幾分鐘。隨後，便圍繞此一病例出臺了眾多醫學報告，其中一份描述了這場手術的現實後果：

手術十個月之後，H.M.搬家了，新家距離老家只有幾個街區。……差不多一年過去了，H.M.仍然不能記住新的住址，單靠他自己也無法找到回家的路……病人日復一日地做著同樣的字謎遊戲，但沒有任何實際效果，他會一再閱讀同一份雜誌，但並沒有發覺內容上的重複。

這個病例的眾多研究者最終達成一致看法，認為外科醫生有點操之過急，非常不謹慎地將幾個對記憶能力至關重要的腦組織切除了

（確切地說，就是海馬體、杏仁核、海馬旁回和內嗅皮層）

。

折磨著H.M.的是極端形態的遺忘症，這也為普勒姆所謂的「過去之死」提供了鮮活例證。對H.M.來說，1942年之後的那個過去已然完全死亡了，無論是這其間積累起來的事件，還是記憶的過程

（其中只有寥寥幾個例外，比如說搖滾樂、太空人以及暗殺約翰·甘迺迪）

。要把握普勒姆這本小書的意向，只需要想像整個社會都處於H.M.的境遇當中就可以了。

普勒姆是萊斯特一家鞋廠的一個地位低下的「工頭」的兒子，但他藉由對一位朝廷重臣兼鑑賞家的長期而傑出的學術研究改變了自己，這位重臣不僅是溫莎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常客，也是英格蘭那些更為古老也更為尊貴的貴族圈子的座上客。然而，無論他房間裡有多少塞夫勒瓷器，也無論有多少上等拉菲葡萄酒，都不可能將他的過去一概抹去。相反，他最喜歡強調的就是他的世俗成就「一條以萊斯特的薩默維爾路為始點的漫長道路」。

J. H. 普勒姆

在普勒姆眼中，一個人唯有不忘記過去，才能取得進步，同樣的觀念也適用於社會。他曾在自己鍾愛的基督學院宣示說，「重要的是，學術領導人物要確保這個學院的存續和繁榮，就像過去的五百年間所做的那樣」

（未出版手稿）

。過去之死，意味著放棄過去五個世紀的學術成就，這實際上也就意味著這個學院沒有未來可言了。

這本小書是以1968年3月普勒姆在紐約的四次演講的手稿為基礎寫就的，因此可以說，《過去之死》有著明顯的時代烙印。就在同一個月裡，田納西的孟菲斯爆發了數起種族騷亂，馬丁·路德·金就是4月4號在孟菲斯遭到暗殺的。此時，北越的新年攻勢正全面展開，美國對這場戰爭的投入力度則趨於衰減；1968年3月，發生了美萊村大屠殺事件，美軍士兵在這個村落殺死了四百多人，其中包括婦女和兒童，儘管此暴行直到一年後才公之於眾。學潮運動此時也在大西洋兩岸醞釀起來。甚至就在普勒姆準備自己的演說之時，披頭四樂隊憑藉那首《佩珀中士的孤獨之心俱樂部樂隊》贏得了格萊美大獎，滾石樂隊也將要將《一起歡度這夜晚》這首單曲的能量釋放出來。看起來，1968年的這個春天，已然是埋葬傳統態度和傳統結構的絕佳時機了。過去從來沒有像在這個春天那樣，陷入此等垂死掙扎的地步。

直到暮年時期，普勒姆都可算是左翼人士，對這樣的革命情緒，普勒姆當然不會沒有覺察；這樣的情感潮流即便在劍橋都可以感受得到，更不用說在紐約了。因此，在這部小書當中，發現民權運動和性革命的身影，也就毫不奇怪了。比如，在就美國主流史學的「白人」特質而作的長篇註解當中就出現了這樣的話：「過去的兩年見證了黑人力求獲取自身之過去的決心。」他後來評述說，「兩性關係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統計資料已經表明，生物衝動、生理需求，業已引領我們走向一種更為寬容的態度，並且很可能正在令人們回歸人性需求。亡靈禁忌的陰影已經從人類的臥榻消散而去。」

然而，時代潮流湧動的跡象，並非普勒姆所謂的「過去之死」的真實意思。毋寧說，普勒姆在這部小書中提出的問題，在三十年前事關重大，在今天也是如此。確切地說，普勒姆的問題在於：學院派史學，在摧毀對過去的傳統觀念的過程當中，是否本質上就是一門毀滅性的學科，有能力摧毀，但是沒有能力取代那以神話元素為主導但也具備社會功能的「過去」？一方是致力於強化社會凝聚力的過去，另一方則是職業史學家有意識鑄就的修訂派史學觀念，普勒姆一直擔心雙方會成為敵人，不幸的是，這一擔心在很多方面成了預言，得到了驗證。普勒姆那禿頂、西裝革履並佩戴著眼鏡的形象當然不可能引領1968年的潮流，不過，《過去之死》於諸多方面都在智識上領先了時代。

《過去之死》，[英]J. H. 普勒姆著，林國榮譯，雅努斯譯叢丨華夏出版社2020年3月版

劍橋語境

《過去之死》究竟有何新意，要理解這一點，不僅必須弄明白這部小書的政治語境，更重要的是，還要弄清楚它的學術語境。了解了這些，也有助於弄明白其中並不具備新意的地方。

普勒姆撰寫紐約講稿的時候，正值他歷史學生涯的黃金期，當時他五十六歲。僅僅一年之前，他出版了《英格蘭政治穩定性的增長，1675年—1725年》，這部作品最初是牛津大學的福特講座的系列講稿， 這個系列都是華彩篇章。《羅伯特·沃爾波傳記》第二卷的出版，開始了普勒姆職業生涯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如果說，普勒姆作為肖像畫家以極端的細緻出名的話

（在沃爾波之前，他實際上還在1953年的時候為查塔姆立過傳）

，那麼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他則已經準備好了以更為粗獷的線條作畫。儘管此時他已經是世所公認的十八世紀英格蘭史的頭號權威，但是他也在竭力實施自我拓展。

同時，普勒姆也自感在學術政治領域，他是安全的，甚至他本身已經處在學術層級的頂端位置上了。他已經在很長時間裡都是基督學院的頭面人物了，因此便很自然地於1966年獲得劍橋的講座教授席位，並且在紐約演講期間，成為歷史系委員會的主席。此外，不列顛科學院的研究員席位也在向他招手。此種情況下，他和他的宿敵喬弗雷·埃爾頓

（此人最終擊敗了他，贏得了分量最重的現代史欽定教授席位）

，至少可以說是平起平坐了。

儘管普勒姆和埃爾頓都不能算作歷史哲學領域的大人物，不過，二人還是在對待歷史哲學的態度上迅速分化了

（或看起來是這樣的）

。就在一年之前，埃爾頓的確出版過一本名為《歷史學的實踐》的書，這實際上是為他自己的那種盎格魯版本的德意志歷史主義寫就的一份宣言性質的東西，確切地說，就是依託蘭克的檔案材料研究方法，去應對英格蘭史上的傳統問題。普勒姆對此頗為厭煩。G.M.特裡維廉的這位單傳弟子，分享了導師對社會史的那種發自本能的熱情，並且也正確地覺察出，社會史將會為未來幾十年的史學發展定下基調。

《過去之死》英文版封面

早在1955年的時候，普勒姆就宣稱：「最完整和最深刻意義上的社會史，如今已經是碩果纍纍的研究領域，其他史學分支都無可比擬，而且就在這一代人當中，將會有偉大發現。」正是秉持同樣的精神，普勒姆在《過去之死》中斷言：「歷史探查的目的是要就人類社會活動之歷史變遷中的基本問題尋求答案，其表現形式為概念和歸納。」因此，也就可以很簡明地說，所謂歷史教學，就是教授有關「社會變遷之性質」的東西。

毫無疑問，普勒姆此論是為了扶助年輕一代去對抗埃爾頓的那種方法論上的保守主義，普勒姆歷來是站在年輕人這邊的，他將此視為自己的原則。不過，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兩人在某些方面的差異倒也並不像當初那樣顯著。「照實直書」，此乃歷史學家的職責所在，在這個根本問題上，普勒姆是跟埃爾頓一樣的蘭克主義者，這一點從下面的申述中不難看出：

……自文藝復興以來，歷史學家當中就逐漸生發出一項決心，那就是嘗試按照事情的本來面貌考察並理解事情，不再為宗教、民族命運、道德或者制度之神聖地位效勞。……歷史學家的目標也日益明確起來，那就是按照事物的本來面貌看待事物……真正的歷史，指的就是如實看待事物，無論這樣的歷史將會同社會中的智者所論定的那個過去發生怎樣的衝撞。歷史批判精神意味著將事物置於自身所屬的時代，如實看待。

普勒姆和埃爾頓也有共同的敵人。普勒姆在一則注釋中毫無來由地對 F.R.利維斯來了一番旁敲側擊，「過去這一烏有之鄉的又一個難民⋯⋯他對十九世紀英格蘭的描繪完全是浪漫派的，只不過是為了滿足人們的情感需求罷了」，此番鞭撻若是出自埃爾頓，倒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普勒姆對麥考萊也順道發起了責難，認為那是一顆「粗糙且膚淺」的心靈，此番批評也是一樣的情形。

的確，普勒姆的此類申述當中，甚至迴響著赫伯特·巴特菲爾德這類更具自我意識的保守派歷史學家的音律。儘管普勒姆在學生生涯早期就已經同巴特菲爾德決裂了，這一點鮮明地體現在二人對基督教和西方史學之關係問題的闡述當中。普勒姆本人是堅定的無神論者，不過，他也承認存在一種明確的基督教「敘事意識以及對不斷伸展開來的上帝意圖的意識」。

普勒姆與自由傳統

不過也正是在此，我們開始真正切入普勒姆的智識寶庫。這使我們進入了普勒姆論點的核心：他對「過去」和「歷史」的區分。

所謂「過去」，在普勒姆看來，在人類的記憶中總是遭遇非正式的扭曲，甚至是刻意的曲解，以此來掩蓋那更深的目的。相形之下，歷史，則不僅僅是蘭克所謂的對過去的「如實」呈現，只以自身為目的的呈現；同時也是那項恢宏的自由規劃的組成部分，此一恢宏規劃就是要推進人類的進步事業。「歷史……之未來，」普勒姆毫無猶疑地寫道，「在於將那些暗藏意圖的有關過去的幻象，從人類敘事當中清除出去。」這同時也意味著要超越那種純粹的年代記式的歷史；為著人類未來行為而作的推演，是歷史研究能夠提供的，而且也是應當提供的。因此：

歷史學家是能夠描述發生過的事情的，因此也就能夠指出什麼行為是不恰當的……歷史當中蘊涵著人類的諸多真理……一切能夠提升人類……掌控自我、掌控境遇之能力的進程，都是很值得追尋的。

以及：

歷史學家的目的在於不斷深化對人和社會的理解，這不僅僅是為歷史研究自身的目的，更是希望更淵博的知識、更深刻的意識能夠幫助塑造人的態度和行動。

此類申述倒是更契合1896年的歷史境遇，而非1968年的歷史境遇。對此，不妨舉一個例子予以說明，阿克頓勳爵在劍橋的就職演說中曾宣稱，科學史學是歐洲進步的推動力量之一：

勘察和發現之普遍精神……從未有所鬆懈，一直都在抵禦反覆襲來的反動潮流，並且會抵抗到最終勝出的那一刻。這是……一場逐漸伸展開來的變遷……藉由此一過程，人類從屈從狀態進抵獨立狀態，此一現象對我們來說，是有頭等重要意義的，因為歷史科學就是此一進程所依託的工具之一。

換言之，歷史學家不僅要致力於描述人類進步過程那命定的勝利，而且，此一敘史工作本身，實際上就是人類進步過程的一項動力元素。普勒姆的如下宣示實質上正是此一觀念的迴響：「這正應了一句歷史的真理：人類之境遇一直都在改善當中……人類之成就植根於對理性的運用，無論是技術問題，還是社會問題，都是如此。歷史學家的職責就是要教授、傳揚並論證這一點……」

後現代讀者面對此類申述，必然會大為震驚。即便是那些致力於捍衛十九世紀之真實性，並據此抵禦後現代潮流的人，也不免會感到驚愕，畢竟，普勒姆在此無異於發出了戰鬥召喚，而且還是以如此直接的方式。當然，我們無妨在此提醒說：在大學歷史院系當中，歷來都存在一些資深人士，他們真的相信諸如人類進步這樣的事情，並且也相信人類可以從過去汲取教益。

此一情況當然也是很有意思的，不過，此一情況本身倒也不足以成為重印《過去之死》這本小書的理由，甚至也不是重讀這本小書的理由。普勒姆宣稱，人性之職責就在於「化解人群當中存在的矛盾和敵意」，針對此一宣示，我們也必須記得普勒姆處身其中的時代境遇。當他呼籲歷史「協助人類建立身份認同，不是作為美國人或者俄國人、中國人或者英國人、黑人或者白人、富人或者窮人，而是作為人」的時候，我們也必須對普勒姆有所諒解，就如同我們也應當對約翰·列儂有所諒解那樣，後者的單曲《想像》不也是一副陳腐的抒情風格嗎？重要的是，面對此類申述， 我們應當予以縱深理解。

懷疑的種子

《過去之死》的真正分量，並不在於普勒姆就「科學」史學之救贖力量提起的那種極具傳統色彩的宣示，而在於隱藏在薄薄帷幕當中的焦慮。確切地說，普勒姆十分擔心這樣的歷史學不足以替代人類對過去的訴求。普勒姆的確宣稱，「古老的過去正在死亡」，不過他也補充說，「我們希望歷史能取而代之……」。然而，歷史能嗎？這樣的事情發生過嗎？

普勒姆對過往世代的史學家可謂相當嚴厲，他將其同真正的史學家對立起來，儘管如此，普勒姆敏銳地認識到往昔史家創造的那個過去的價值，儘管是勉勉強強的。正如普勒姆本人說的那樣，「倘若喪失了對歷史自我的意識，這將會招致巨大危險」。所謂過去，在普勒姆看來，其效能也許比不上真正意義上的歷史，不過，倒也比什麼都沒有要強。不管怎麼說，過去軀體之上存在的全部社會和政治功能， 並非一無是處，這對一個在劍橋度過半輩子的人來說，還不至於看不明白這一點：

芸芸眾生都少不了時間這個維度，因為他們意識到時間的存在。他們認識到，自己是歷史進程的組成部分……[而且] 他們希望了解此一過程的性質，過去是怎樣的，現在又是怎樣的。人們需要一個歷史的過去，客觀且真實……每個人都是一個歷史存在，生活在時間創造的模式當中……

這也是為什麼「H.M.」病人的困境，會令我們生出悲劇感。確切地說，H.M.並未承受身體上的痛楚，但喪失了「歷史存在」意識，在大半輩子的時間裡都是如此——普勒姆在基督學院任教，置身於過去之中的時間與之大致相當。「時間創造的模式」就這麼簡單地從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此一命運完全有可能降臨在整個社會，正是此種可能性，如同鬼影一般纏繞著《過去之死》，那深深的憂慮潛藏在普勒姆那樂觀主義敘事的字裡行間。毫無疑問，要普勒姆直面此一可能性， 是非常艱難的事情 ：歷史，他所理解的歷史，可能扮演 H.M.病例中那個外科醫生的角色，將我們集體意識的關鍵元素予以切除——正是此類關鍵元素，維持著過去的生命，無論這樣的生命是何等不完美。

普勒姆自己則是選取了一個頗具啟示特質的意象，對此予以說明。他寫道，「歷史如同蛀蟲一般，在過去這一龐大機體當中咬蝕，將木料蛀空，令其結構坍塌。」或者也如同他在接下來的一段話中表述的那樣，「歷史深切地關注過去，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協力摧毀了作為一種社會力量的過去……」此一申述可謂直言不諱，不過也是有著關鍵分量的。學院派史學家們已經對傳統史學圍繞過去建立起來的種種闡釋宣戰了，並且也確實發起了進攻並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令傳統闡釋模式元氣大傷。這些史學家的動機當然是值得尊重的。

但是，問題在於：歷史學家們可曾成功地創製一門能夠同樣滿足人類情感需求但又是真正意義上的歷史學科，來取代「過去」呢？對此，普勒姆筆鋒突轉，寫道：「許多歷史學家便在歷史之無意義這一論斷中尋求避難，他們認為，歷史學只能確立個人化的……論述；歷史學是職業選手的遊戲，而且也是職業選手在制定遊戲規則。」——此一申述不免令人想知道，普勒姆具體指的是何人。普勒姆在《過去之死》中，早早便委婉地認肯了一種令人沮喪的情狀：歷史並不比過去更有力量。歷史的光芒是「昏暗搖曳的」。確切地說，普勒姆所說的歷史缺乏那種海登·懷特所謂的「元史學」的修辭結構和敘事結構，正是這樣的結構，令那遭到扭曲的古老過去充滿魔力，更令那樣的過去讓人無從忘懷。

在撰寫《過去之死》的時候，普勒姆也如同那一時期的眾多學院派人士一樣，宣稱自己是個社會主義者。不過，即便是在這麼一個早期階段，也依然能夠辨識出普勒姆播下了自己的智識種子。到了1980年代，這批智識種子將會發育成熟，成長為徹底的柴契爾主義。不妨舉一個例子，普勒姆曾有評述說，「在此一巨大且急速的變遷時代，那種代代傳授、代代傳承的社會性質的意識形態可能面臨難以維繫的巨大危險。隨著過去歸於死亡……就會出現社會紛爭的危險……」。兩頁篇幅之後，普勒姆回歸了這個主題：

過去之於宗教、教育和經濟活動的牢固掌控一旦削弱，社會事務就會陷入癱瘓狀態。不難想見，結果之一就是……家庭結構的敗落以及年輕人日益提升的獨立性。

顯然，這段論說當中鼓蕩著保守情感，並且也足以預見到二十年後普勒姆身上那種更為劇烈的保守情愫。類似的思維很快令普勒姆的一些同代人激動，無論他們在政治光譜的哪個位置上，其中就包括了金斯利·阿米斯。普勒姆的劍橋同僚當中，只有極少數幾個人在就傳統制度和思想結構展開的這場自由主義攻勢當中，嗅到了最終的結果不是普遍啟蒙，而是普遍解體，特別是毛裡斯·柯林。

普勒姆當然也能夠意識到，學院派史學就其自身而言，其命數是不足以延展到對歷史的勝利時刻的。在一段充滿先知色調的陰暗論述中，普勒姆提起警告說：「倘若就這麼看著過去死亡，或者說，倘若過去真的已經死亡，而一個新的過去未能破土而出，那也只能說，這就是歷史學的宿命。由此，歷史學作為人類命運闡釋者的地位將會被社會科學取代。」這樣的話，實際上也等於是說，普勒姆本人在歷史和過去之間所做的那個初始區分，是一個虛假的兩元格局；確切地說，倘若喪失了廣泛的過去意識，那麼學院派歷史學就肯定會因為公眾興趣的缺失，而逐漸歸於消散。普勒姆召喚「對人類過去之價值的強迫性意識」，這實際上就是承認了他所謂的歷史倘若真要去戰勝過去，那麼這樣的勝利也只能是代價慘重的。

三十五年過去了，過去死了嗎？看看電視節目中相當受歡迎的歷史紀錄片，倘若這樣的電視節目的確有其意義的話，那就不能說過去已經死了。最近面世的西蒙·沙瑪的「不列顛歷史」系列和大衛·斯塔奇的「亨利八世的六個王后」系列，已然成功地吸引了兩百萬到四百萬不等的不列顛觀眾。

（前者是普勒姆的門生，後者是埃爾頓的門生，普勒姆可能比埃爾頓更能理解其中的諷刺意味。）

顯然，此類節目存在於過去和歷史的交匯之處，所訴求者是觀眾對不列顛之過去的現存的集體記憶，與此同時，此類節目也致力於將學院派史學研究的新成果引介給觀眾，至少是其中一部分成果。但不管怎麼說，如果普勒姆所謂的過去真的死亡了，那麼此類節目是不可能吸引到任何觀眾的。

也許，真正的病症在另一方。確切地說，在英國，真正淪落垂死境地的是學院派史學，而非過去。不管怎麼說，學院派的歷史科目在學生年滿十四歲之後便不再成為必修科目了。這也令英國成為歐洲僅有的兩個國家之一，歷史學在學生畢業離校之前不再是必修科目

（另一個國家是冰島）

。這也就意味著，只有三分之一多一點點的英國學生，會在初中階段修習歷史科目。更重要的是，初中之前的學段，學生們奉獻給歷史科目的時間少得可憐，一個星期通常只有一個小時。這也就必然對英國的初級歷史教育產生影響。1992年之後，選修高中歷史科目的人數已經跌落了十六個百分點。選修社會科學的學生是選修歷史的學生的兩倍，這恰恰是普勒姆擔心的情況。

學院派史學的萎縮，同樣在英國學生的選課範圍方面體現出來。理論上，在「第三階段」，此一選擇範圍是相當廣泛的，從「1066年到1500年的英國史」到「1900年之後的世界」，都在其列。但在實際上，百分之五十一的初中歷史科目學生和令人震驚的百分之八十的高中歷史科目學生，都選擇了納粹德國這個主題。剩下的人似乎都選修了都鐸王朝史。在很多學校，所謂歷史科目，已然等同於「希特勒和亨利王族」了。這一切，毫無疑問，都影響到了英國大學歷史系生源的數量，對質量的影響恐怕更為嚴重。

學院派史學不但沒有取代過去，反而很有可能將過去一同帶落泥潭當中。據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年齡段在十一歲到十八歲之間的學生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竟然認為奧利弗·克倫威爾參與了黑斯廷斯戰役，知道納爾遜在特拉法加海戰中的旗艦叫作「勝利號」的學生不足半數。至少有三成的學生不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在二十世紀展開的，他們還沾沾自喜。毫不奇怪，歷史頻道的節目，年輕觀眾的數量比例明顯偏低。歷史頻道「帝國」系列的觀眾群體當中，只有百分之十四的人是在三十五歲以下，五十五歲以上的觀眾則超過了百分之六十。十六歲以下的觀眾僅佔百分之三。過去也許還存活在英國的民眾文化當中，但也必然是迅速衰老了。

1968年的時候能夠預見到此番境遇嗎？很可能不能。不過，普勒姆的《過去之死》倒也確實擊中了問題的要害。職業史學家們藐視對過去的一切記憶，只保留那些藉由他們自己的研究得到印證，並在行內的權威期刊上發布出來的歷史記憶，這是否明智呢？修正主義的毀滅性能量最終創造的不是一個新的、得到改進的過去，而是一個真空，這樣的情況會不會發生？如果說普勒姆仍然希望歷史學家們能夠重鑄過去，那麼他也勢必感受到一種隱隱的疑慮，擔心職業史學家們很可能會把事情搞砸。僅僅一代人之後，普勒姆擔心的既失去過去、也失去歷史的社會噩夢便已經不再是純粹的幻象了。

在醫學世界，「H.M.」是那個得到縝密研究的遺忘症病例的首字母縮寫，此外，讀者也都不難注意到這麼一個充滿諷刺意味的情況， 這個縮寫實際上也代表了「陛下」或者「女王陛下」。君主制為英國的過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框架，這一點，普勒姆當然很清楚：他於1977年出版的《王室遺產》一書，在商業上取得的成功遠勝他的其他作品。不過，倘若孩子們都認為克倫威爾參加過黑斯廷斯戰役，那麼過去又有多少價值呢？此種境況之下，普勒姆為之奉獻終生的歷史學又有何希望可言呢？向一代又一代人介紹王室遺產、貴族遺產以及平民遺產的歷史學，又有何意義呢？準確地說，倘若過去和歷史一起死亡了，誰又記得「H.M.」代表了什麼呢？

這些都是《過去之死》的當代讀者必須去仔細掂量的，倘若普勒姆今天依然健在的話，他也會這麼做的。

本文系尼爾·弗格森為J.H.普勒姆《過去之死》特別撰寫的導讀文章，由華夏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丨尼爾·弗格森

摘編丨嚴步耕

編輯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