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和權力被如何分配?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的新發現!

2020-11-26 騰訊網

勞道財經

周逵中國傳媒大學副教授

編輯格格

《時代周刊》「影響世界的100人」,著作等身的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推出了一本全新力作《廣場與高塔》。

「廣場」與「高塔」,是尼爾·弗格森運用的一種空間結構的隱喻,來表達人類從古至今,通常用兩種極端形態的社會網絡方式來組織社會,組織資源,分配權力。

廣場:代表橫向、平等的社會網絡。

高塔:代表高下井然的層級秩序。

在漫長的歷史中,等級制度一直主宰著人類社會,歷史學家也把它當作是推進歷史發展的強大力量。但作者認為,他們忽略了網絡系統的作用,在正式的歷史文獻之外,還有一些非正式的材料,記錄著人與人之間廣泛的網絡聯結。

作者把像「朋友圈」這樣的人際組織結構,稱作網絡系統,他認為這種網絡系統,不僅有力量改變一個人的軌跡,更有力量改變歷史的軌跡,推動社會的變革。

一、從權力階層到影響力網絡

——個人進階的新機會

每個人生活在現代網絡社會都會面臨一個問題:對一個人價值的判斷,是從高塔階層的層面來評價,還是通過網絡所謂的連接度、影響力來評價?

我們從這本書的作者尼爾·弗格森和「帶貨女王」薇婭說起。

很多人覺得這兩個人好像不太搭界,為什麼能放在一起說?

一是因為多重身份。

尼爾·弗格森認為自己其實是所謂的「明星學者」,這類學者擁有以下特點:通常會寫一些面向普通公眾的,具有學術影響力的書,可能銷量還非常高。

用現在的表達方式來說,他就是一個標準的斜槓學者。

「斜槓」這個詞是近年來興起的,象徵著作為個體的人背後可能有很多流動的身份。

擁有多重身份本身就是我們現在所面臨的網絡化社會結構的結果,這和傳統是不一樣的。在傳統社會,父母輩50年代生人,可能一輩子就在一個單位裡,只擁有一個身份,按照普通工人、幹部或者科長、處長等這樣的身份區分。

尼爾·弗格森則不一樣,首先他書籍的銷量就非常高,而且他非常活躍,本身也是社會活動家。他是英國籍的蘇格蘭人,是英國最有影響力的歷史學家之一,同時他還在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史丹福大學的胡佛研究中心擔任研究人員和講座教授,同時還擔任羅斯柴爾德家族史的權威研究。

二就是以影響力為標準的多元價值判斷。

作為一個教授,他其實沒有什麼傳統意義上的高塔上的Power(權力),他既不能決定學校是否錄用某位老師,也不能決定是否讓某個學生退學。

他有的是influence(影響力)或者叫Connectivity(連接度)。他雖然是個英國人,卻經常出沒在美國最重要智庫的研究場所,參加最重要的智庫沙龍,他可能是在華盛頓最有影響力的政策決定者中的外國人之一。

這就是對一個人的價值評價標準的問題。在一個高塔狀的社會架構裡,對一個人的價值評價標準是相對單一的。一輩子可能就是一個科長、副處長,一生在階層裡爬升。可是在一個網絡化的社會裡頭,評價一個人的方法就有很多。

從高塔往廣場轉換可以帶來新的機會。

大家都知道薇婭是帶貨女王,前幾天薇婭在優酷《花花萬物》節目裡接受訪談時說,她自己原來不是做這行的。

她原來其實是想通過偶像的方法出道,在演藝文化娛樂產業的高塔裡慢慢往上爬升。可是相繼組過兩個組合也沒能讓人們記住她。按照娛樂行業殘酷的年齡歧視,她漸漸沒有了優勢。按照傳統文化產業的高塔階層分布來講,她已經沒有太多機會。

幸運的是,2014、2015年中國進入4G時代,電商蓬勃發展,她通過直播把她個人的魅力,她的動員能力和經濟的驅動力結合在一起,充分利用了網絡影響力,所以獲得很多機會。這就是她自身從高塔往廣場轉換的方式。

大家可能都知道大鵬(董成鵬),看過他的劇《屌絲男士》,他一開始是在搜狐主持節目《大鵬嘚啵嘚》。

他不是科班出身,不是知名院校、不是播音主持人專業。按照傳統的培訓制度,他是沒有機會的,電視臺是不可能要他這樣的「野路子」的。但當時他自己想當主持人,就去了剛剛開始做在線直播的網站搜狐,慢慢開始做,趕上了好的契機,做了中國第一部網劇《屌絲男士》,第一個網際網路脫口秀《大鵬嘚啵嘚》,拍了一個電影《煎餅俠》拿到了十幾億的票房。

從個人奮鬥史、生命史角度來講,當你遇到一個很好的社會變動的機會時,你在高塔狀階層的資源分布和權力分布之下,可能沒有很多個人進階的機會,但如果廣場能夠打開,你可能會獲得想像不到的,我們稱之為體制以外的新的契機。

二、搭橋結構洞

「結構洞」是說兩個不一樣的社會網絡之間,有的時候是完全沒有聯繫的,存在著結構性的空洞。

我們很多時候發現一些人生活在信息的黑洞裡,好像你認為全世界都應該知道的事情,他就是不知道,不是因為他媒介素養低,而是他可能根本和你不在一個信息的結構當中。

你可能完全不認識娛樂行業的人,所以你的社會圈子和這個行業的圈子之間是存在著結構性的空洞的。通常這種情況之下,如果你想認識那個圈子裡的人,就要通過一個人,他就像橋一樣,可以把你和那個社會網絡勾連起來。

世界存在各種各樣的結構洞,信息的結構洞,社會層級的結構洞,生活方式的結構洞,人脈關係的結構洞……

像尼爾·弗格森這樣的學者,就很好地起到了搭橋結構洞的作用。

一是,通過這本書,讓普通人能夠對社會網絡理論和歷史學有所理解。

他認為這些學術性的觀點只有和大眾的認知結合起來,才具有生命力。在這次新冠疫情期間,很多醫學搭橋作用的重要性也已經體現出來。

二是,他通過應用並解釋一種全新的框架——社會網絡,來重新詮釋我們已有的史料,來理解我們已有的事實,這種認知框架的迭代其實象徵著認知水平的提高。

有趣的是,最近獲獎的韓國電影《寄生蟲》就是利用結構洞的搭橋來講的一個故事。

韓國的富人階層和窮人階層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富人生活在陽光明媚的別墅裡,窮人只能像蟑螂一樣生活在地下,他們甚至都難以察覺到對方的生活狀態、生活方式,甚至是對方的存在。巨大的社會階層差異,使得他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結構洞。

而當富人經濟不能下滲到窮人階層的時候,這個社會的風險就會比較高。但結構洞有一個可能性——搭橋,家教使兩個階層發生了一種可能的彌合,於是引發了很多的衝突。

三、廣場和高塔:社會網絡的權力隱喻

義大利託斯卡納錫耶納的中心廣場

很多歷史比較悠久的歐洲國家,都會有一個中心廣場。

如果玩過《帝國時代》就知道,城鎮中心廣場裡會有一個高塔,象徵著所謂世俗權力,矗立在整個城市正中間。通常這個高塔旁邊也需要一個廣場,象徵著公共形式的非正式互動交往,非常熱鬧。

這兩種空間,隱喻人類社會組織網絡形態的兩種極端,一種是高塔狀的呈現方式,另外一種是散網狀的分布式的網絡狀的呈現方式。

尼爾·弗格森用這兩種建築的方式,更形象地讓我們理解我們自己身處在何處,高塔上還是廣場裡?

有些人本來在高塔裡,前幾年決定到廣場上,也有從廣場上回到高塔裡的人,甚至有人同時在高塔和廣場之間。尤其對於一個轉型期的社會來講,不同的社會網絡結構是並存的,這種隱喻為我們的人生決策或者選擇提供了一面很好的鏡子。

從古至今的等級網絡秩序

當然,尼爾·弗格森並不認為高塔就是高塔,廣場就是廣場,廣場與高塔之間是可以相互轉化的,等級秩序根本就不是網絡的對立面,而是一種特殊的網絡。但等級秩序的網絡特徵有其自身的特點:

1、高塔狀形象最大的特點就是樹根形的形狀。關鍵是始終向下添加節點,但決不橫向連接節點。

2、這種網絡具有特殊的屬性:沒有循環,單線連接,最頂層的節點有最高度的中介中間性和緊密中心性,掌握最多的信息。

3、不可能只存在一種高塔的狀態,大部分組織在現實中只是部分等級制,即便在封建社會,很多時候也是合作制的,多種形態並存。

4、在任意兩個節點之間,只要你隨便加一條線,它的整個等級秩序就會被破壞。古今中外,尤其在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皇上特別害怕底下結黨營私,組小團體和秘密設黨,因為這會干擾到高塔這套網絡的秩序和權力分布的方法。但從人類文明開始,這種分散的網絡和集中等級秩序的緊張關係就一直存在。

等級秩序網絡在歷史裡佔據了長時間的巨大篇幅,通常來講,這種網絡會有一些好處:

權力的行使效率非常高,可以縱向調配大量的資源和人力。

「大人物」手中的中央集權能夠減少、甚至是消除在爭論「要做什麼」上所浪費的時間,而這種爭論隨時都能演變成一場內部鬥爭。

對網絡正式研究的追溯:從柯尼斯堡七橋問題到六度分隔

1、柯尼斯堡七橋問題

人類對於社會網絡的研究是從大概兩三百年前開始的,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比較有名的柯尼斯堡的七橋問題。

柯尼斯堡的七橋問題說大白話就是一筆畫問題,就是能不能有一個人一次性把這七座橋全部走完,並且不重複。

這個問題很多人做研究,最後抽象成節點和通過節點的線條數也就是度的問題。只有兩種情況可以一筆走完:

第一種情況叫有且僅有兩個節點的度為奇數。

第二種情況叫所有節點的度都是偶數。

而柯尼斯堡的七橋並不符合,所以它不能一次性走完。

之後便有了節點和度這兩個社會網絡研究最重要的基本概念。

2、對於不良少女的社會網絡研究

之後人們還對社會網絡視角下的人類行為進行了研究。

雅各布·莫雷諾(Jacob Moreno)1932年研究了紐約哈德森的一所改造學校,這個改造學校裡頭經常會出現所謂「不良少女」的問題。

按弗洛伊德的精神病角度理解,要從個體心理內部挖掘,比如她的童年經歷等等。

但莫雷諾把個體的心理症狀放到一個社會網絡當中去研究。他認為可能不是單獨個體心理的結果,而是社會網絡的結構性壓力之下的個體結果。

原來這些女孩在學校裡頭都會處於吸引或者排斥的社會網絡當中,從而會誘發她出現輕社會、反社會的行為。紐約的多元種族社會,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等等,都是導致這些女孩離家出走的重要因素。

他給我們開啟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就是當我們研究個體心理或者行為的時候,不只是從他的個人動機做研究,還應該在他所處的社會網絡當中看他的行為。

如果是一個網絡結構性壓力的結果,那麼可能跟他有類似的網絡結構性壓力的人,也會做出類似的行為。

3、六度分隔理論

1967年,社會心理學家米爾格蘭姆隨機挑選了一些居民,向他們發了一些信件,要求把這些信件最終寄給兩個人:一個是哈佛大學神學院的學生;一個是波士頓股票經紀人的太太。

怎麼轉交呢?你拿到這封信,如果你恰好認識那兩個路人,那你就直接寄給他們,一次性就完成。如果你不認識的話,你覺得誰最有可能認識他們,你就寄給他,就這樣一次次轉交。

結果他發現,最後寄到的信當中,完整的送信鏈條數量平均下來是五點幾,不到六個人。陌生人通過不到六個人的方法,就可以把信寄給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這就是最早的所謂六度分隔理論的來源。

他繼續發現,其實還有一個項目叫漏鬥效應。因為大多數傳遞的信都是由極少數明星人物完成的,這些人具有比較高的社會連接性,是彌補結構洞的關鍵點,是有高度的中介中間性的超級傳播者節點。這樣的人在我們生活當中往往會非常受歡迎,人們經常通過他們傳遞信息和資源。

人們心目當中對這封信重要性的評價也是會影響最後成功率的,這個事情如果很重要,35%的成功率就會升到97%。

4、弱關係的強大力量

這三個故事大概是人類社會網絡傳播研究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三個歷史試驗。在此期間,史丹福大學的社會學家馬克·格蘭諾維特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弱關係、弱連接」。

如果所有人際關係都如親友一般緊密,那麼這個世界也會變得支離破碎。很多時候,一個整體的社會網絡之所以能夠黏合在一起,並不是因為強連接,而是因為弱關係。而且有時候弱連接,反而能給你很多資源。

在窮人的世界裡,強關係比弱關係更重要。

你看《寄生蟲》裡窮人家的家庭全都是強關係,沒有弱關係,因為窮人所有關係只能通過近距離的熟人網絡進行資源交換、物物交換,移動性也比較差,這確實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大世界和小世界之間的差別可能只是幾條隨機的『線』——這種變化在單個頂點的層次上實際上是無法檢測到的。」

弱連接讓每個人有更多的連接機會,所以也不要低估弱連接。從防範疫情的角度來講,不要以為危險離你很遠,實際上可能只需要幾條隨機的線就能夠把一個感染者帶到你的身邊。

四、社會網絡影響歷史的變革與進程

究竟在人類社會裡,社會網絡的影響是如何嵌入到改變歷史的進程中的,這可能也是本書的核心要義。

以前你看歷史書的時候,可能會在乎關鍵的英雄人物在關鍵時間節點做的選擇。而有了社會網絡以後,你會更在乎結構性的問題。

古代社會中等級制度的缺陷

之前說了等級網絡結構是在尋求經濟規模最大化,組織效率很高。對奴隸來說,以神權為頂層的等級制度更容易接受,他會心甘情願地臣服於一個金字塔的或者高塔狀的社會網絡結構之下。神的核心要義是,作為一個虛擬的,最後具有最高中介中間性的節點,在這個社會網絡結構裡起到最大的穩定性作用。

當然,它也出現很多缺陷。

首先,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尤為嚴重。

還有,會出現向隔絕問題,也就是結構洞問題。

橫向隔絕的意思是很多社會網絡彼此之間完全不了解。

在中國的江南比如江蘇,隔一條河語言就可能不一樣,隔一個村子,兩個村子口音就可能完全不一樣。

如果從語言學角度來講,語言口音不一樣,就說明這兩個地方之間的流動性非常差。說明這兩個地方就是在高度金字塔的結構當中,處於橫向隔絕。

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點,「米索不達米亞平原歷史上的古代王朝,它有能力建造大規模的灌溉系統,卻不能解決土地鹽漬化和日益減少的玉米產量問題。」

建造灌溉網絡,需要一種自上而下的巨大的縱向的資源調配能力。可是解決土地鹽漬化問題和玉米減產問題,恰恰需要橫向打通,需要自下而上的信息傳導。

等級制度之下橫向隔絕是古代社會的一大通病。

分布式網絡更加穩定

分布式網絡可以極大地緩解系統的不穩定性,即便個別超級節點被消滅,這個網絡的整體架構可能依然存在。若是在一個傳統的金字塔狀結構裡,中間最高的節點出現問題,整個系統就會崩塌。

古羅馬帝國是一個真正的等級制國家,但是最後基督教橫掃了古羅馬。宗教、疾病、移民往往不是通過等級制的方法傳播的,而是通過散點的網絡的方法傳播的。

30年戰爭打完以後,歐洲君主們終於重新獲得了新教地區的執政權,但是遇到了一個問題,新教徒們的社會網絡已經在這些地區上被建構得很好了,這使得傳統的歐洲君主們權力不如以前的教皇,需要形成一個新的管制方法。

他們用了很血腥的方法,約翰·福克斯(John Foxe, 也譯作約翰·佛克塞)的《殉道史》記錄了377名虔誠的新教徒,該網絡中根據中介中間性排名前二十的節點人物,至少有十四個被處決了。這大大降低了存活者之間的聯繫,但是沒有摧毀整個網絡,因為剩下的具有較高中介中間性的人,頂替了原來的節點位置。

改變時代的報信人

我們發現有時候真正在節點上起到最重要作用的人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英雄式的歷史人物,他可能本身不是一個英雄,不是將領,但是那一刻,他處於非常重要的傳播節點上。

保羅·裡維爾,他不是大陸會議代表,又沒有參加制憲。大家知道他就是因為他的一次騎馬狂奔。

1775年4月18日,他最早聽說了英軍打算出城搜剿殖民地民兵的火藥,並且逮捕革命領袖,所以他自己深夜策馬狂奔跑到郊區告訴了兩個最重要的民兵組織的軍事領袖:一個是約翰·漢考克;一個是薩米爾·亞當斯。他的傳播速度也很快,凌晨一點多鐘就到達林肯,早上五點的時候距離波士頓40英裡以外的一個地方就知道了,而在這個夜裡,除了口頭傳播以外,沒有其它辦法。

為什麼他能夠作為關鍵的節點,從社會網絡理論理解,這和他自己的角色類型密切相關。

十八世紀以後,波士頓就變成一個大城市,裡頭有很多新貴。保羅·裡維爾是一個銀匠,所以很多有錢人都是他的客戶。他同時是好幾個有獨立傾向的社會團體的成員。那天晚上有很多人做這件事情,但是只有保羅·裡維爾的影響力最大,是因為他是處於多個社會網絡的中間的那個人,所以他是具有最高的中介中間性的人,所以只有他能夠完成報信人的角色。

社會網絡和科技進步

技術和技術本身之間是存在社會網絡關係的,任何一個科學發明都是網絡結構之下的產物。

瓦特之所以能改良蒸汽機是因為之前有人發明了動力引擎,有人發明了模具,有人發明了其它的一些周邊科技,在這些科技節點都已經完成了以後,瓦特恰好在那個時候把這幾項技術融合在一起,改良一個新的東西叫蒸汽機,成為了工業革命最重要的一個引擎。

以前的科學史會過大地放大某個天賦異稟的個人發明者的作用,如果從社會網絡理論來看科學網絡的話,有句話很俗,但是還是要說「站得更高是因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其實有時候不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是你站在一堆巨人的網絡當中——網絡社會裡的一個科學家的網絡。

所以經常有一個概念叫「隱形學院」(invisible academy)。

學院有兩種:實體的,比如去學院上學、教書,是比較偏傳統的階層狀網絡。隱形的,主要是指學者之間的相互引用,這種相互引用形成的社會網絡和學術網絡,是真正推動學術進步的一個重大原因。

最近大家看了不少新冠病毒研究的論文,你會發現論文之間的相互交錯引用本身是推動整個疫情防控科學研究往前進步的很重要的原因。所以為什麼說SCI學術體系雖然很討厭,但是它依然很重要,它不是由某一兩個重要的人物來決定哪些論文更重要、更好,而是網絡狀結構。有些學者之間相互引用很高,形成了很緊密的小的學術共同體,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政治家社會網絡

非正式網絡能夠提供比外交部和大使館更好的外交渠道。

1968年,基辛格被尼克森任命為國家安全顧問。

尼克森和基辛格最大的社會網絡差別是,尼克森的所有朋友基本都是他在白宮內外的人,他的個人信息網絡其實非常受限於白宮和整個華盛頓的官僚制度。

加入基辛格這樣的角色作為最重要的外交抓手,就是因為基辛格可以跳出華盛頓的這套社會網絡,搭建他個人的準私人網絡,準公家網絡。你會發現基辛格認識的很多人都是國外的政治家、記者,所以他在冷戰後非常危險、複雜的國際政治環境當中,能夠作為一個信息交換的節點,他自己就是紅線電話,他自己就是最重要的最後的調停人。所以有人說基辛格自己的社會網絡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可能性,而且他跳脫出了傳統的華盛頓的那套官僚制度,帶來一種新的打交道的方法,直到今天他還是全世界各個國家人民的老朋友,也經常來中國。

總結:

目前有一些人認為,雖然在一些大型企業裡依然可以看到非常鮮明的等級制度,但等級制度未來繼續存續下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而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的作者則認為,網絡本身可能也有問題,它很難提供一個穩定的結構體制使得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一旦面臨比較大的結構性壓力或者公共危機,網絡本身動員能力可能就沒有那麼強,或者它的資源分配、調配能力就沒有那麼及時,就會出現適應性問題。

從古至今,網絡系統和等級秩序,這兩種將人群組織起來的結構,一直並存著,他們可能輪流當主角,但卻總是共同推進歷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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