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社會的和政治的不正義相比，認識論上的不正義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的影響是明顯更小的。因此這一概念遲至2007年左右才被從哲學上提出。但是，學術活動，或者說科研活動，本身就是關於對世界的認識和對人類思維的認識的活動，本身就是認識性的。因此，對於學術發展或者科研活動來說，認識論上的不正義所造成的影響並不明顯更小。已經有大量的文獻揭示，在看似極度推崇「定量化」和「客觀性」的自然科學之中，隱藏著不容易被察覺到的認知偏見。
2018年6月，美國物理學會新聞報紙上的一篇文章就指出：「關於一個從事最前沿研究的物理學家看起來是什麼樣子，以及做起事情來是什麼樣子，都存在著文化假設和認知偏見。它們可能造成物理系中在環境和氛圍上的一些問題。」
在理論物理領域中，任何一篇由某幾位「大佬」發布的論文，即使並不具有特別重大的物理意義，也會吸引大量的人跟隨做後續工作。這就是「證詞不正義」在理論物理領域的一個體現。大佬們的話語被賦予了更高的可信度，並且這個可信度的來源更多是身份而不是話語本身。
在理論物理領域中，一個研究生，即使有了某個很好的想法，如果不尋得一些在領域中有較大影響力的人的某種「同意」，那麼他的想法就很可能不被這個領域聽取和理解。這就是「詮釋不正義」在理論物理領域的一個體現。只有當你的導師（或者其它某位在領域中有較大影響力的人）能把你的一些原創想法置入整個共同體共享的概念資源時，你的想法才可能被這個共同體聽取或理解。如果一個研究生既沒有在領域中有較大影響力的導師，也沒有接觸到在領域中有較大影響力的人，那麼他就很難成為傑出的科學家。這一現象背後的原因就在這裡。
然後，我們可以開始談學二代特權之三：從證詞不正義中獲益。
教育系統或學術系統，對某人的學術水平或學術發展潛力的評判，通常是根據一些確定的內容進行的。這些內容包括：對某個概念的理解，對某部分知識的掌握，解決某類問題的能力，對自己的工作的展示。
對於有學二代身份的人，在這一切事情上，都會被分配更高的可信度。不止這樣，對於有學二代身份的人，在一般的作為一個學生或學者的可靠度上，也會被分配得更多。這一切，導致學二代源源不斷地從證詞不正義中獲益。
以及，可能是最隱蔽的，學二代特權之四：從詮釋不正義中獲益。
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並且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學二代通常擁有大量的學術共同體共享的概念資源。他們能夠更容易地知曉學術系統關心的和感興趣的問題，以及這些問題的表述方式，還有逐步探求這些問題的方式。藉助這一點，他們往往能夠使得自己的知識主張更容易被學術系統聽取和理解。當他們有了某個自己的想法時，他們更明確該怎麼樣把這個想法與當前學術系統中的概念資源和信息網絡對接起來，以及該怎麼樣讓自己這個想法對學術系統造成儘可能大的可被感知的影響。
在受教育階段，這項特權表現為，當學二代在某一領域上表現出比較好的天賦時，他們更明確怎樣使這一天賦得到開發，怎樣與學術系統中在這一領域裡的專家實現交流和溝通。從受教育階段到做研究階段，學二代源源不斷地從詮釋不正義中獲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