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最好的比較歷史，是對羅馬和中國之帝國形成的權威性研究，由一位富有活力和創新精神的羅馬歷史學家策劃，他召集了一個專家團隊，探索政府結構和財政、統治者和精英關係以及國家權力與公民機構的互動。
——彼得·甘西，劍橋大學
這本雄心勃勃的開拓性著作對於所有開始快速發展的古代世界比較研究、跨學科研究領域的人，以及任何對複雜的國家形成問題感興趣的人來說，都將是必不可少的。它開闢了許多重要的新的研究途徑，充分實現了編者對比較研究的價值和潛力的主張。
——傑弗裡·勞埃德爵士，劍橋大學
古代中國與羅馬的國家權力
〔美〕沃爾特·沙伊德爾 編
楊硯 等 譯
「古典與文明」叢書
定價：58元，精裝，470頁
ISBN：9787108067982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8月
漢帝國與羅馬帝國是古代世界最為強大的政權，並且是所有前現代帝國形態中持續時間最久的。他們在全盛時期雖然只佔據地球版圖很小的一部分，但卻統轄著近半數的全球人口。他們幾乎在同一時間擴張、衰敗，在某些方面，他們就像分居歐亞大陸兩端的一對雙胞胎。
本書收錄八篇文章，作者包括趙鼎新、陸威儀、普鳴等，他們從比較視野研究古代中國與羅馬的國家權力，分別討論這兩個影響深遠的文明大國在這些方面的異同：王權與國家精英的構成、行政決策的制定、國家官僚制度的組織與運作、國家財政收支、國家權力對城市社會的控制、宗教信仰與王權正統的關係等。
沃爾特·沙伊德爾
（Walter Scheidel）
美國史丹福大學人文學科迪卡森講席教授、古典學和歷史學教授，古羅馬研究領域當前最重要、最活躍的學者之一。所涉領域主要包括古代社會和經濟史，前現代歷史人口學以及世界歷史的比較和跨學科研究。其作品已被翻譯成中文出版的有《羅馬與中國：比較視野下的古代世界帝國》《不平等社會：從石器時代到21 世紀，人類如何應對不平等》。
目 錄
致謝
作者簡介
引言 沃爾特·沙伊德爾
第一章 王權與貴胄的形成 彼得·菲比格·邦 高道蘊
第二章 對中國與羅馬行政決策過程的比較理解 科裡·布倫南
第三章 漢代官僚制度的起源、性質與發展 趙鼎新
第四章 共同的要素：從比較視角看羅馬帝國晚期的官僚制 彼得·艾希
第五章 漢朝與羅馬帝國的國家收支 沃爾特·沙伊德爾
第六章 漢朝和羅馬帝國中的城市系統：國家權力與社會控制 卡洛斯·諾瑞納
第七章 羅馬帝國和漢帝國城市中的公共空間 陸威儀
第八章 鬼、神與將至的末世：早期中國與古羅馬的帝國和宗教 普鳴
參考文獻
索引
譯後記
為什麼是中國和羅馬？
* 選自《古代中國與羅馬的國家權力》「引言」，
標題為編者所加
丨沃爾特·沙伊德爾
人類合作範圍的巨大擴張已成為社會變革中最重要的發展。如何將多元的地方社群納入更大的結構中，使資源的流動與調配可以跨越廣袤的土地與上百萬人口？國家權力的增強是這一過程的一個關鍵因素，然而，其起因在不同學科中仍具爭議。考慮到國家層面的社會（state-level societies）在世界大部分地區的成功，我們最好從比較視野來探討這個問題。在帝國研究方面亦是如此，一種中央化的合作形式主導著上千年來世界上較為發達的地區。
比較史學有許多用處，它讓歷史學家走出自己擅長的專業領域，並將似乎熟悉的事物陌生化了。對他者的思考使我們「自己的」案例特點變得不那麼自明，幫助我們領略各種可能的結果。用傑弗裡·勞埃德（Geoffrey Lloyd）與南森·席文（Nathan Sivin）的話來說，比較的「首要價值在於帶我們走出狹隘」。比較研究使我們能夠辨識出一些難題或問題，這些難題或問題較難從一段給定時間或空間的歷史記錄或堅持「本地」優先性和話語論述的專業研究中被發現。然而，儘管提出新問題是至關重要的一步，但它也許只是第一步。比較研究在解釋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有著格外重要的作用：「比較歷史研究基本上關注如何解釋和辨別那些產生重大利益結果的隨意組合。」比較的方法鼓勵我們思考運作於不同環境中的特定因素以及它們如何在單個案例中互相組合。比較的目標是從對解釋的描述和「地方」敘述轉向更為嚴格的因果研究：「囿於單個案例的分析……不能有效處理那些主要或完全保持在案例界限之內的因素（或那些在結構或文化處境中較不明顯的因素）。這就是為什麼走出單個案例之界能夠質疑那些似乎已確立的因果敘述，並帶來新的問題與洞見。」在最後的分析中，我們必須問自己是否有可能（且不論是否渴望）通過單個案例理解觀察到的結果。
這裡我並不想詳細探討比較歷史中的方法論議題以及它們對古代世界研究者的適切性。簡單地說，比較研究最好被理解為一種高度靈活的方法或視角，而不是一種規範的方法，它應該作為一種達致結果的工具，而非結果本身：因此，強調點應放在比較研究能夠提出新問題和改進因果解釋上。我們也要看到，比較視野傾向於動搖根深蒂固的學科實踐：比較視野難以與專業能力的規範性理念相符合（特別是在語文學領域），並且比較視野對互不相關變量的強調可能會與這一觀念相衝突——所有歷史過程都深嵌於它們各自環境中，因此不能與其分開。這些張力真實存在，但也富有成果，因為它們促使我們去質疑已然確立的學術品位與信念。對比較歷史研究的認真投入有可能改變學術知識的生產方式，特別是通過鼓勵不同專業領域的緊密協作。更廣泛地說，一種比較視野為過度專業化——這個當代專業史學的荼毒——提供了急需的解藥。
事實上，對帝國歷史的大部分頂級研究都將帝國作為一個有待進行跨文化探索的主題或現象。本書旨在貢獻於這一努力。它集中在兩類案例研究上，東亞的秦、漢帝國和地中海盆地及其腹地的羅馬帝國。一對一的比較可能並不適用於測試更普遍的模型，因為太小的樣本不一定能支持一般化規律的發現，但比起那些要求更高抽象層次的廣泛調查，一對一比較能提供更有深度、更內在於歷史狀況的探索，這會有效彌補上述不足。
為什麼選擇中國和羅馬？漢帝國與羅馬帝國是古代世界最為強大的政權，並且是所有前現代帝國形態中持續時間最久的。它們在全盛時期雖然只佔據地球版圖很小的一部分，卻統轄著近半數的全球人口。它們幾乎在同一時間擴張、衰落，在某些方面，它們就像分居歐亞大陸兩端的一對雙胞胎——漢代的觀察者很好地捕捉到了這個意象，他們提及在遙遠的西方有「大秦」。儘管漢王朝與羅馬帝國之間存在許多相似之處，但這兩個政權彼此獨立發展，這一事實使它們的相互作用相當有限，極大簡化了兩者之間的直接比較。只有新、舊世界帝國的比較研究能夠提供更有力的自主性例證，但這種比較必須面對更為顯著的生態學上的差異。作為一種獨立國家形態的自然嘗試，歐亞大陸的東、西兩大古代帝國在生態環境上大體相似，但因地理上的基本差異而區別開來：羅馬是地中海國家，而漢帝國則位於封閉的內陸；羅馬的草原邊界接近秦、漢帝國的核心區域，而漢王朝遠離西部內海。兩者的最大不同在於其後：羅馬之後的歐洲再沒有出現一個大一統的帝國，而漢之後的東亞卻有一系列的重建。這些迥異的趨勢是否且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由兩大帝國的獨有特質所解釋，這仍是一個開放（也是被嚴重忽略了）的問題。
書中所附「古代中國與羅馬歷史年表」
古代歐亞大陸的東西比較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只是近年來勢頭開始有所增加，這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當今中國的崛起：古代歷史學家並非在真空中書寫歷史，他們也不應希望如此。對希臘和中國思想文化的傳統強調仍然很強，這帶來一大批著作的問世，傑裡米·坦納（Jeremy Tanner）最近對這些文獻做了精彩回顧。希臘羅馬與早期中國史學傳統的比較研究快速升溫。如今已經有足夠多的研究為一個新的教學和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這個領域可以被稱為「比較古典學」。對國家及其機構的比較研究最終也開始吸引到了更多關注，繼20世紀80、90年代的零星嘗試之後，這方面的研究興趣在過去20年明顯增加。目前，2008年與2009年出版的兩本論文集正體現了這一點，當中探討了帝國的各種表現形式和多種帝國機構。
撰寫比較歷史有許多不同的方式，本書闡釋了幾種研究路徑。其中，最具前景的一種是研究特定文明的專家進行合作，這一過程既要確保一致的高水平競爭力，同時也要求合作者有合適的「匹配度」，以便很好地工作。在第一章中，羅馬史學家彼得·邦（Peter Bang）與中國史學家高道蘊（Karen Turner）就展現了這一研究路徑的有力之處。大多數作者選擇從兩方面探索一個既定話題：科裡·布倫南（Corey Brennan）、陸威儀（Mark Lewis）、卡洛斯·諾瑞納（Carlos Noreña）和我。彼得·艾希（Peter Eich）、普鳴（Michael Puett）也在某種程度上實踐了這一點，他們主要集中在一個案例上。這一形式推進了研究的一致性，但關鍵取決於歷史學家是否願意冒險走出自己本來的專業領域。第三種選擇是對同一主題成對的互補文章，例如趙鼎新與彼得·艾希關於漢朝與羅馬帝國官僚制的討論。在這種情況下，比較在本質上更為含蓄，主要產生自主題更狹窄的並置研究。這一進路的優勢是可以凸顯解釋上的差異，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差異在共同協作的作者那裡難以產生。例如，兩位作者有關西周文官制度或中國科舉特色的不同看法。正如其所應該達致的，這反映了當代學界豐富多樣的立場。以上研究一起探討了歐亞大陸古代東、西帝國形成中一些最為顯著的部分，足夠作為比較史學研究實踐的引介。
我們的討論主要涉及四個關鍵議題：統治者與貴胄之間的關係（第一、二章）；國家官員徵召、組織與財政（第三、四、五章）；國家權力與城市化的相互依存（第六、七章）；信仰體系中的政治維度（第八章）。邦與高道蘊通過考察世襲政治（patrimonial politics）提供了背景，聚焦貴胄地位、國家統治者和貴胄的關係。他們的比較視角反映出兩大帝國的一些顯著不同，例如古代地中海「城市—國家」文化與漢朝城市生活的不同，同時也證實了其他區別，例如可被感察到的漢儒思想與羅馬尚武精神的差異。他們觀察到漢朝與羅馬兩個體系都聲稱反對暴政，並發展出一套有關模範君主的敘述。在他們看來，這樣的平行比較「反映出處境的邏輯：共有的組織局限以及社會機構、權力結構、貴胄階層形成過程上廣泛的相似性」。這凸顯出比較研究的一項重要益處，即，比較研究能辨識出被「地方性」細節掩蓋的廣泛模式和找到特定案例之間的顯著差異。布倫南比較了漢朝與羅馬帝國商討和決策制定的過程。他借用大量的個案證明了兩種環境下正式議會的重要角色，它們皆由習俗的力量所支持。這補充了邦與高道蘊對結構相似性的發現，這些相似性皆由相平行的關注和限制所塑造。
趙鼎新和艾希探究了國家權力中的一個關鍵議題：國家官員的身份以及他們被徵召和管理的方式。趙鼎新強調西周時期已出現了漢帝國官僚傳統的雛形，並分析了漢帝國官僚組織複雜的中央化模式。他關注在委託—代理人（principal-agent）問題中至關重要的考核機制。趙鼎新認為，漢朝的儒家思想在任用官員和管理統治者與貴胄關係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該系統的弱點包括帝國行政的內部分化、徵召過程的貴族偏好和對地方官員的依賴。他提出，早期中國的官僚化不應被當作早熟的「現代性」徵兆：它可以出現於一個多樣的環境中，有別於後來西方現代化特徵的其他因素。艾希則致力於區分官僚化發展的不同程度，由此對早期中國官僚化概念提出更多質疑。他主要關注的是羅馬王政時期世襲的前官僚結構的出現，這個過程在公元3世紀的壓力下加速形成並在日後被很好地記錄下來。在第四章的第6小節，艾希勾勒了羅馬晚期的管理體系，這直接與趙鼎新對漢朝的相應描述形成了對比。與趙鼎新一樣，艾希討論了委託—代理人議題和羅馬官員的精神指導，指出羅馬缺少像漢帝國儒家思想那樣的意識形態基礎。通過與早期中國比較，艾希強調羅馬國家權力實踐過程中軍事部門與地方自治的重要性，指出兩大帝國中社群管理的方式，並以此作為解釋兩者長期差異至關重要的變量。
在我自己的文章中，我將國家財政收入與支出記錄作為下述議題的指標：國家規模與權力、統治者與納稅人之間的討價還價以及帝國資源重新分配時的主要受益人——稅收的流動揭示了國家的「骨架」。與艾希的結論一致，我們發現羅馬帝國和漢朝分別將軍事花費與行政官員薪金視為優先，這一差異反映了兩大帝國相異的組織與權力結構。兩大帝國對貴胄的補償水平也不相同，羅馬最高公職人員頗受青睞。在兩大帝國中，國家收入的總體構成份額基本相似，這表明不管各自製度背景如何，前現代國家的徵稅具有有力的強制性。漢朝的納稅與支出機制長期看來是否更具彈性，並因此更有利於之後帝國的重新統一，這還是一個開放的問題，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本書中有兩篇文章探討了城市化問題。城市化是國家權力建立與實踐中的一個關鍵因素。諾瑞納提出，因為國家權力在城市化構成方面有重要作用，所產生的不同結果反映出管理行為的不同。帝國都城的特點很好地闡明了這一差異：羅馬城隨著時間發展壯大，而秦漢的都城產生自大規模的國家幹預。在兩大帝國中，國家權力都創造了諾瑞納所說的「人造城市」，例如沿著羅馬邊境、緊鄰駐軍的聚居區和中國都城區域的陵邑。它們都源自各自體系中的關鍵因素——羅馬帝國駐軍的重要角色與漢帝國王朝延續的重要性，而羅馬帝國並未有過王朝延續。與羅馬的城市貴胄自治完全不同，漢王朝對城市有更強的掌控力，諾瑞納將此追溯至戰國時期國家對農村地區的直接統治，在這個過程中，城市貴族的權力被剝奪。相反，羅馬帝國的城市始終作為社會權力的獨立來源而發揮作用。這一功能的發揮消耗巨大，因為地方貴胄的自治不容易與一個強大的軍隊集合體的財政需求共存。諾瑞納認為，與漢朝的比較使我們把那些通常被認為是羅馬高效的跡象詮釋為其孱弱的標誌，它限制了國家的基礎設施能力，甚至在帝國衰亡後仍繼續發揮影響。陸威儀借著探討兩個帝國城市的物質特性與社會動態變化，比較了兩大帝國的城市化形態。這一研究路徑強化了諾瑞納提及的差異現象。政治權力的公共展示是羅馬世界的核心，它反映在城市的空間結構中，而中國奉行的是排他性的原則。不同於擁有集會場所與劇院的羅馬城市，在漢朝城市中，人們聚集在市場裡，它是國家控制的媒介。與諾瑞納一樣，陸威儀觀察到羅馬城市的連續性和自治性，以及中國漢代城市的短暫性和中央集權的特徵：「羅馬和漢帝國通過城市景觀來展現統治者的性質、軍隊的角色、地方貴胄的地位以及對文明特徵的界定。」但他也謹慎地提到漢代城市也為官僚架構之外的人士提供了活動空間。
在最後一章，普鳴將我們的討論延伸至意識形態領域，他集中討論了早期中國神權統治的起源和影響。他指出漢朝不同模式的「政治神學」：神權統治概念與較早傳統有巨大斷裂，後者從祖先諸靈衍生出貴族權力；全方位的宗族世系繫於天（一位神祇）的理念；開放給所有人群、與千禧年運動有關的自我神化教義。第一個與最後一個模式都支撐了創造新秩序的主張。普鳴提到，在羅馬帝國，神權統治也在政治崩壞時期被確立，並反過來為之後的人類成神運動諸如基督教奠定了基礎。因此，東、西方的信仰體系經歷了相似的發展以回應政治權力的性質變化。
成神：早期中國的宇宙論、祭祀與自我神化
普鳴 著
三聯書店2020年6月
作與不作：早期中國對創新與技藝問題的論辯
普鳴 著
三聯書店2020年1月
我們從這些比較中得到了什麼教訓？本書作者們找到了無數例證，體現了面對相似問題的兩個帝國給出了相似的解決方法：在話語領域，理想化的統治被推行以對抗暴君；等級制、集權化與官僚因素不斷加強，以回應國家內部地區之間的衝突，因此，其強度與制度性的影響在兩個帝國中區別甚大；稅收的有效規模；貴胄間共同決策的文化；國家權力與城市化之間的相互影響；對政治變遷的宗教性回應。我們還可以觀察到更多諸如此類的例子。
然而，主要的不同也即最具價值之處在於，幫助我們理解特定因素與結果之間的關係。在這方面，本書作者們關注城市管理與軍隊的角色。我們討論了官僚制（艾希，趙鼎新）、貴胄的形成（邦，高道蘊）、都城的性質、「人造城市」和地方行政管理（諾瑞納）、城市的物質外觀（陸威儀），這些研究都揭示了地方自治的至關重要性。大體來說，差異在於：早期中國更直接地控制城市和國家官員，方便了中央的民事機構對社會進行更深的滲透（儘管從現代的標準來看還是很有限），而羅馬則賦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性，國家更依賴軍事機構，並在這方面開銷巨大。
導致這些不同的大致原因十分清楚：西方城市—國家的文化中持續存在的希臘—義大利傳統以及東方戰國時期頻繁的攫取—強制循環。然而，要辨明更高層次的因果機制則較困難，例如地理與地域環境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上述發展？從結果上看，我們的研究提出了兩大問題。一是特定因素之間的因果依存關係。如果沒有龐大的軍事體系平衡社會權力自治的地方基礎，一個基於城市—國家體制的帝國能否像羅馬帝國那樣幅員遼闊、屹立千年？漢朝更為中央集權化的行政組織是否減弱了軍事部門在結構上的重要性？二是有關長遠的趨勢，即，像羅馬帝國這種規模的帝國在之後的歐洲不復存在，而像漢這樣的大帝國在東亞則循環重現。比起羅馬以較為社會邊緣的軍事力量為優先的做法，秦、漢更深的民事滲透模式是否為帝國的延續（儘管有時間間斷）提供了一個更強有力基礎？後一個問題再次要求我們從物質環境轉向信仰體系，將更大範圍的因素考慮進來。
因此，這些研究促進了更廣泛的爭論。在國家權力方面，我們還有更多的要說：統治者的功能與承繼、軍事事務、國家法律、超越性宗教的角色、邊境關係、經濟政策，以上提到的這些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有人猜想，以上很多論題在回應本書提出的「大問題」方面至關重要。不過這也只是第一步。研究前現代帝國的歷史學家們現已發展出切實可行的策略來進行多案例的分析比較，本書在問題解決層面的嘗試向既有的學術研究提出了嚴肅的挑戰，並呼籲重新組織現有的歷史研究活動，旨在強調團隊合作並提出恰當的假說論證。本書所做的只是給這棟宏偉大廈添一塊磚，奉上一份實驗精神，希望更有來者承續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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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新書丨沃爾特·沙伊德爾 編《古代中國與羅馬的國家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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