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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要點
給定疫情災害，隔離等防控措施的社會收益遠大於其造成的經濟損失。從「統計生命價值」看，隔離措施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安全，避免了等價於約34萬億人民幣的損失，相當於年度GDP的35%。作為對比，假設隔離導致經濟活動減少20-40%， 90天的全國隔離措施可能使得GDP減少5-10萬億人民幣，約為年度GDP的5-10%。
應對疫情需要的紓困措施也是一種社會保險。防控疫情是社會的共同利益所在，但不同群體付出的代價並不一樣，對於受傷較重的接觸型經濟，其從業人員和企業的損失應該社會化，由政府承擔。政策重點應是幫助受衝擊的民眾和企業度過難關，避免大規模企業破產和長久失業。
就疫情的經濟影響而言，供給衝擊是主要矛盾。在中國，一季度的隔離對生產和消費都產生了很大的衝擊，二季度出現外需不足，但我們不能忘記在全球範圍內仍然是需求和供給雙衝擊，在出口訂單下降的同時，中國的進口供給也減少了。隔離的物理限制降低了貨幣的作用，在貨幣經濟不適用的薩伊定律反而有合理性了，也就是供給創造需求，以刺激需求為導向的宏觀政策會帶來滯脹的風險。
經濟預測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政策應沿著副作用更小的方向走。就疫情而言，中國面臨「內防反彈、外防輸入」的壓力。形勢的高度不確定給政策制定和執行帶來很大的挑戰，甚至可以說無論採取什麼樣的應對措施都難以避免副作用，我們只能追求採取副作用更小的政策組合。。
在制定今年增長目標時，可考慮區分上下半年，以下半年恢復5-6%的潛在水平為目標。在當前的統計體系下，隔離措施所「創造」的挽救生命的價值無法在GDP中體現，上半年經濟可以看成是受到了百年不遇、政策無法對衝的天災衝擊。宏觀政策應更多的著眼於未來的可持續增長，著眼於中長期提振民眾的信心。
以供給為導向，加大有序退出疫情防控措施的資源投入，促進經濟恢復常態。有序退出疫情防控措施需要醫療、社區、公安、海關、科研多部門協同，既提升全社會防疫供給能力，也意味社會保障資源投入與需求擴張。宏觀政策應該以恢復和增強供給能力為重點，加快對一季度疫情衝擊的社會保險補償的落地，但這應該和促進就業結合起來，同時避免大規模的需求刺激措施。
——彭文生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成員、光大集團研究院副院長、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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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疫情的人文經濟學
文 | 彭文生
彭文生 資料圖
截至2020年4月6日，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全球累計確診病例達127萬，近7萬人死亡。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是我們思考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經濟運行和政策應對的關鍵。新冠病毒在全球的傳播蔓延大大超出之前的預期，對經濟的衝擊也大幅超出預期，在歐美甚至引起經濟大蕭條的擔心。在中國，有關疫情影響的一個重要爭議是2020年的經濟增長是否還應該設定目標，如果是，設在什麼水平，以及為實現此目標需要的政策支持力度。
本文想強調的是，疫情衝擊和一般的經濟周期波動不同，也不能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或1930年代的大蕭條相比。疫情的源頭是外生的，是和經濟沒有關係的衝擊，其影響經濟的傳導機制和經濟內生的衝擊（比如股市崩盤或金融危機）也不同。疫情關係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疫情衝擊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我們在思考宏觀政策時應該有人文經濟的視角。
經濟預測面臨巨大不確定性
許多國家都在實施各種形式的「社會隔離」措施，以減緩病毒的傳播。在全球疫情蔓延早期，歐美很多國家遲遲不願意採取這些措施，部分歐洲國家甚至寄望於犧牲一部分「心愛的人」以達到「群體免疫」的效果。隨著疫情的蔓延，歐美國家終於行動起來，開始推動「社會隔離」，經濟活動停擺也隨之而來。中國最早發生疫情，也最早採取嚴格的隔離措施。在這些措施下，中國僅用較短時間就控制住了國內的疫情，然而經濟上也遭受了巨大打擊。
我們做經濟預測是基於對近期經濟運行機制的理解，基本上是線性外推，背後的假設是模型不變，在經濟遇到巨大的外生性衝擊時，這個假設就不合理了。中國1-2月的經濟數據包括工業增加值、社會零售和投資等數據大幅低於預期，美國近期的初次申請失業人數大幅超出預期，都顯示了機制變化帶來的誤差。我們看未來發展仍然面臨超出常規的不確定性。
首先，衝擊的源頭，疫情的未來演變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我們可以假設三種情形。
情景一，全球疫情在未來2-3個月得到有效控制。按照光大證券研究所量化分析組的估算模型，假設各個大陸均採取類似義大利封城後的隔離措施，那麼歐美主要國家在4月中旬達到新增高峰，而病情發展較晚的南美洲和非洲將在5月中上旬達到新增高峰。如果隔離措施力度沒有那麼嚴格（類似美國截止4月初的情況），那麼歐美主要國家在4月下旬達到新增高峰，而南美洲和非洲將在5月下旬和6月上旬達到新增高峰。
情景二，發展中國家疫情波浪式發展，蔓延時間延長。截至4月初，新冠疫情已經蔓延至超過200個國家和地區，在感染者跨區遷移存在可能的前提下，全球疫情可能出現波浪式發展的態勢，顯著推遲本次疫情結束的時間。所謂波浪式發展指的是疫情嚴重地區的人口基於安全考慮向疫情平緩的地區遷徙，造成疫情平緩地區的首次或多次爆發。而這又會促使該地區人口向其他疫情平緩的地區遷徙，造成其他地區的首次或多次爆發，甚至周而復始。
從全球角度來看，發展中國家由於疫情的防控能力相對疲弱，南亞、南美和非洲未來出現疫情波浪式發展的概率較大。波浪式發展的情形可能使得全球疫情結束的時間拖至今年下半年甚至更久。在這種情況下，全球政府更需要通力合作，援助發展中國家進行感染者的識別、隔離和治療工作。同時這也意味著其它國家必須延長「外防輸入」的措施實行，這對全球經濟的拖累將大於第一種情形。
情景三，新冠病毒流感化，與人類長期共存。更糟糕的情形是病毒以「遊擊戰」的形式在全球各地區、各季節輪動傳播，經常變異出新的亞型。從2010年到2015年全球因流感導致的呼吸道系統疾病引發的死亡人數平均為8.8萬人。新冠病毒的致死率高於流感病毒，因此每年致死人數有可能也會高於這個數字。這不僅會對經濟活動帶來更長期的影響，也會對全球的醫療系統帶來更多挑戰。從當前形勢看，有效治療手段和疫苗的研發都需要時間，各國政府需要在更長時間跨度內分配社會資源應對新冠疫情。
其次，疫情對經濟衝擊的力度存在非常規的不確定性。在疫苗研發成功之前，控制疫情只能靠隔離措施，由此對經濟活動的影響不是我們一般理解的供給與需求衝擊，它體現為一個物理限制，社交隔離使得人們不能外出工作和消費。一般的經濟周期波動，一個重要影響因素是價格的靈活性，價格越靈活，經濟自我穩定的機制就越強。比如，需求降低導致失業增加，工人接受工資下降，後者改善企業的盈利空間，促使企業增加對勞工的需求，就業增加。但疫情下，我們面臨物理限制，價格調整失靈，衝擊完全落在量上，實體經濟包括就業、經濟增長受到的影響大。一般的經濟分析和預測都是建立在我們對價格彈性的理解和把握上，在價格不能發揮作用的極端情況下，預測的不確定性大幅增加。
不確定性意味著預測犯錯的可能性大，對疫情演變過於樂觀與過於悲觀兩種情形都存在，但犯錯的成本不一樣。假設6個月後回頭看，我們現在對疫情演變的判斷過於樂觀，過早或者過度放鬆隔離措施，導致的結果是疫情反覆，但經濟恢復較快。如果我們對疫情的判斷過於悲觀，沒有及時和充分放鬆隔離措施，導致的結果是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經濟恢復慢，就業和經濟增長受損大。
這兩個判斷錯誤，哪個對經濟社會的危害更大？後一個誤判對經濟活動影響較大，但經濟損失可以補回來，前一個誤判導致疫情反覆，生命損失難以挽回，而為了最終控制疫情需要付出的經濟代價將會更大。顯然，犯第二個錯誤（對疫情的發展過於悲觀）的代價較小。政策面臨的難題是如何在保障人的生命安全與健康，以及維護正常經濟活動之間平衡，這涉及如何看待隔離措施的收益與成本。
隔離的經濟帳該怎麼算？
面對疫情衝擊，一個根本的問題是「隔離」挽救的生命與經濟損失，孰輕孰重？這既是一個容易回答又不容易回答的問題。當我們面對親人的生命安全時，或者個體的生命安全時，答案比較清楚，生命是無價的。但就整個社會來講，我們不可能無限制投入資源以挽救生命，比如不會因為要避免交通事故而不發展高速公路，不會因為要避免空氣汙染而禁止所有的化工廠。也就是說，就整個社會來講，就公共政策來講，生命是有價的。
這次疫情衝擊下，與經濟停擺造成的損失相比，通過「社會隔離」的方式來控制疫情拯救生命是否「值得」，或者說怎麼把握好這個度，成為很多人關心的問題。那我們究竟如何看待「隔離」帶來的更多生命延續和更多經濟損失之間的經濟帳呢？
經濟學文獻有一個統計生命價值（VSL，Value of Statistical Life）的概念。經濟學家Thomas Schelling在1968年的論文《你拯救的生命或許就是你自己的》中提出使用統計生命價值來估算生命的貨幣價值，從統計學角度計算社會為了降低單位死亡風險而願意支付多少金錢。舉個例子，假如一個社會願意支付1萬美元來降低0.1%的死亡風險，那麼這個社會評估這一條生命價值就等於1000萬美元。對於社會而言，VSL方法將每一條生命都賦予了一定的社會價格。儘管倫理爭議的聲音不絕，但VSL逐漸成為公共政策領域相對被接受的計算生命價值的方法。根據美國環境保護局的計算，2020年美國18歲及以上人群的VSL平均值為1150萬美元。現在VSL作為衡量人們為降低風險的支付意願指標，以及為提高安全性的邊際成本的指標，已經廣泛應用於對醫學、環境和運輸安全方面的公共政策的評估領域。
就本次疫情而言，通過VSL可以計算「社會隔離」所挽救的生命價值，這樣就可以跟「社會隔離」所帶來的經濟損失進行比較。最近，Greenstone和Nigam在2020年3月的一篇論文中（Does Social Distancing Matter?），利用隔離措施帶來的不同年齡階段死亡率降低的概率，估算「社會隔離」的經濟收益（表1的左半部分）。Greenstone 和Nigam認為新冠疫情期間，如果美國採取「社會隔離」會降低不同年齡階段人口的死亡率，那麼到2020年10月左右，一共可以挽救176萬不同年齡階段的人口的生命，共計可以避免7.9萬億美元的社會損失。
利用Greenstone和Nigam的方法，我們假設中國由於採取隔離措施，新冠疫情的死亡率在不同年齡階段降低的幅度與美國相似，同時中美的單位VSL和中美人均GDP成正比。這樣我們近似計算出，中國本次隔離大約可以拯救590萬條不同年齡階段的生命，因此帶來用VSL計算社會收益約為34萬億人民幣。
表1：中國和美國按照VSL計算隔離帶來的收益
資料來源：US EPA、中國國家統計局，VSL為2020年價格
在表1中，我們可以看到，新冠疫情下美國採取隔離措施避免的生命損失，整體接近8萬億美元。另一方面，從隔離造成的經濟損失來看，假設美國因為隔離導致每天的經濟活動減少20-40%，90天左右的封城隔離措施，可能使得美國全年GDP較預計減少5%到10%，對應的經濟損失大約為1-2萬億美元。對美國而言，隔離的社會收益遠大於隔離帶來的經濟衝擊。
同樣從VSL角度，由於隔離措施，中國避免了約34萬億人民幣的損失，約為中國35%的年度GDP。我們同樣假設中國因為隔離導致每天經濟活動減少約20-40%，那麼90天左右的全國隔離措施，可能導致今年GDP減少大概5-10萬億人民幣，約為5-10%左右的年度GDP。對中國而言，採取隔離措施的社會收益也同樣遠大於其可能造成的經濟損失。
實際上，採取隔離措施所帶來的社會收益可能比表1中估算的還要大。採取隔離措施，除了降低新冠疫情帶來的死亡率，還能通過其它途徑增大社會收益。第一，隔離可以降低新冠疫情帶來的預期的不確定性，有利於人們規劃未來。第二，隔離措施不僅有助於控制新冠疫情的傳播，也減少其它傳染病的傳播、降低交通等意外死亡的概率。第三，隔離措施還減少醫療資源擠兌，提高其他疾病患者存活的概率。
對如何衡量生命的價值，可以說見仁見智，以上的估算當然也有爭議。我們列出這些數字，是想強調疫情衝擊的特殊性。
我們在思考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時，不能簡單地和今年本來的增長目標比較，或者和去年的經濟增長比較來評估損失有多大，也不能簡單地和歷史上的大蕭條或全球金融危機比較。疫情本身是來自自然界的災害，明知道隔離措施對經濟活動衝擊大，各國政府有意為之，為的是減少生命與健康的損失。經濟增長促進民眾的福祉，隔離措施保障生命安全也促進民眾的福祉，兩者要綜合起來看。
政策紓困，也是社會
肯定隔離措施的價值和必要性不代表宏觀政策對隔離措施導致的經濟問題沒有反應，實際上各國政府都在採取應對措施。宏觀政策措施無論在範圍和規模上都超出了常規的理解，但大的方向是紓困，而不是刺激經濟。物理隔離措施導致生產和消費停頓，企業和個人面臨收入陡然減少和現金流緊張，政策應對是對個人和企業尤其中小企業補貼，主要是財政（減稅、轉移支付）和結構性信貸（或者說政策性金融）措施，也包括央行增加流動性供給以應對金融市場的恐慌情緒。
之所以說是紓困而不是刺激經濟增長，是因為隔離措施使得人們的生產和消費活動受到限制，貨幣刺激的作用不大。紓困的作用是幫助受衝擊的個人和企業度過難關，避免大規模的企業破產和長久失業，這樣疫情消退後經濟活動能夠很快反彈並恢復正常。也就是說疫情的衝擊好像是按下一個機器的暫停鍵，紓困好比維護機器，只要機器還在，暫停鍵取消後經濟就會快速恢復常態。
紓困的一個重要視角是結構性，和收入分配聯繫在一起。這次疫情下的無接觸經濟凸顯收入分配的新視角。過去我們關注的重點在於極少數富人（1%）和絕大多數（99%）的居民之間的差距。這次疫情下，收入差距擴大更多體現在無接觸經濟從業人員（大約20%-30%）和接觸經濟（大約70%-80%）的從業人員的分化。在這次疫情中金融、教育、科技、高端服務等行業從業者沒有受到過多的影響，他們可以通過在線工作，遠程工作進行替代。但是製造業工人，低端服務業從業人員等中低收入階層，承受了很大的衝擊。
如何理解接觸經濟從業人員受到的衝擊和政策救濟？在紓困的視角之外，還有一個社會保險的視角。隔離措施防控疫情有外部性，也就是需要所有人配合，一部分不配合的話效果會大打折扣。對於有接觸經濟從業人員來講，配合隔離措施的收益具有社會性，但成本（不工作的損失）是否應該完全由自己承擔？顯然從社會整體利益來講，這種個人的損失應該社會化，即由整個社會分擔。這種社會保險最終只能由政府承擔。
這是為什麼這次疫情下財政政策在各國都發揮了主要作用。但反映社會治理機制、發展階段、歷史路徑的差異，社會保險機制在各國的落地存在差異。歐洲的一個重要特徵是企業的工資負擔（70%-80%）直接轉移給政府財政了（包括個體經營戶），初步為三個月，美國則主要靠現有的失業救濟體系外加一次性發放現金。政策差異導致的結果是美國的失業人數大幅增加，而歐洲則沒有出現大規模失業。美國的現金發放雖然吸引眼球，但實際上歐洲的社會保障發揮了更好的作用。
美國的現金發放政策有點像直升機撒錢，應對需求衝擊有效，但應對供給衝擊效果受限。實際上，大規模失業本身將加劇這次疫情對美國經濟供給端的衝擊，或者說是供給衝擊一個重要載體。儘管這樣的失業大概率是短暫的，相關失業人員也得到政府救濟，但失業畢竟意味勞動者和僱主的分離，不利人力資本積累，和歐洲比較，美國的模式不利於疫情過後經濟活動的恢復。
中國這次應對疫情的政策措施也明顯和以往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政策不同，更多和救助企業和個人聯繫在一起，包括有針對性的免徵增值稅和退稅、階段性減免企業社保費、貸款財政貼息、企業緩繳住房公積金、延期申報納稅等。但和發達國家尤其歐洲比較，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還處在發展階段，存在紓困措施落地的問題。正因為這樣，對中國來講，應對疫情的關鍵是從供給端出發保就業，比如把救助企業和要求不裁員結合起來，這樣才有助於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供需平衡與增長目標
對疫情衝擊的屬性，是供給較大還是需求衝擊較大，存在爭議。在疫情爆發期，隔離措施限制人們外出工作和消費，所以是供給和需求的雙衝擊。同理，疫情消退後需求和供給會同時恢復。這是和一般的經濟波動最大的不同。在經濟周期下行期或金融危機時，經濟面臨的是需求不足，體現為增長和就業下行，同時伴隨通縮壓力。疫情衝擊下，增長和就業下行但沒有通縮壓力。一個含義是，以需求刺激為導向的宏觀政策可能帶來物價上升壓力，宏觀經濟運行體現滯脹的特徵。
這樣的邏輯推理面臨兩個方面的挑戰。首先，從動態的角度看，供給和需求問題可以相互轉化。就中國而言，疫情在本土的大規模傳播基本已被阻斷，民眾在一季度的勞動供給不足帶來的收入下降，意味著二季度的總需求將會受到影響，因此一定的需求管理有合理性。這個視角對美國尤其歐洲可能不適用，因為供給對需求的外溢效應沒有中國的情形大，反映了歐美政府的社會保險措施的作用。
其次，對於全球化的經濟來講，由於疫情在不同國家蔓延的時間點有差異，一國的供給衝擊可能外溢為另一國的需求衝擊。進入二季度，隨著中國復工復產的穩步推進，外需（出口訂單）不足成為一個重要障礙，內部需求刺激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那麼如何理解動態和開放經濟環境下的供需平衡問題？現階段總需求不足是主要矛盾嗎？在全球範圍來看，不存在需求與供給錯配的問題，一季度中國面臨供給和需求的雙衝擊，3-5月份歐美面臨供需雙衝擊，後面可能是其他地區。例如，3月19日，特斯拉宣布2座美國工廠暫時停產，3月21日，義大利宣布全國非必要行業的生產活動一律停止。中國在二季度的外需訂單少了，但外部的供給（進口供應）也少了。
在正常情況下，一個可以用來緩解通脹壓力的渠道是進口。但疫情的蔓延正在導致海外供給受到抑制。在全球疫情沒有明顯緩解的背景下，不能低估供給端的約束。大規模的需求刺激可能更多體現為通脹上升壓力，而不僅僅是貿易逆差（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的大規模刺激導致貿易順差大幅下降）。
一個根本的問題是供給和需求衝擊哪個更重要？首先，疫情衝擊是實體變量衝擊，不是名義變量（比如貨幣政策緊縮）衝擊，貨幣政策的對衝作用有限。更深層次來講，隔離措施帶來的物理限制使得貨幣的作用降低，貨幣經濟條件下一般不適用的薩伊定律這時反而適用了，也就是供給創造需求，或者說供給才是最重要的。以需求刺激為導向的政策的風險是滯脹和資產價格上漲，尤其是房地產泡沫。
供給比需求重要的判斷對經濟增長的目標也有含義。一般來講，宏觀政策在總需求管理方面已經建立了一套相對成熟的機制，但對緩解供給的約束作用有限。也就是說當供給是主要矛盾時，經濟增長受到的約束比較剛性。關鍵是這樣的剛性約束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這是在重新確立2020年的增長目標時需要重視的問題。
一個客觀理性的方式是把2020年上半年作為一個特殊時期，一個百年不遇、政策無法對衝的災害來處理，宏觀政策以促進經濟增長在下半年恢復到潛在水平為導向，比如5-6%的同比增速。這樣做的好處是 「忘記」已經發生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特殊衝擊，著眼於未來的可持續增長，提振民眾的信心。實際上，如上文所述，隔離措施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安全的價值遠超其導致的GDP損失，GDP只顯示了防控疫情帶來損失的一面，無法體現保障民眾生命安全的一面。給定疫情的特殊性，我們需要綜合看待今年的經濟社會發展。
走出疫情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提升供給能力應是政策重點。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之下，社會各界對於政策取向的爭議較大，尤其是在美國推出2萬億美元的救濟法案，並意欲再推出2萬億美元的基建方案後，對於中國是否應該也推出救濟或者基建刺激方案的爭論更多。基於以上分析，走出疫情的關鍵是重視供給端，當前政策的著力點應該是在維持疫情得到控制的同時，採取有效措施促進復工復產，保就業。
穩妥而有序地退出社交隔離，是未來幾個月恢復生產生活的政策關鍵。退出社交隔離的前提是疫情擴散被嚴格控制在小範圍內，不會再擠兌短期相對有限的醫療和醫護資源。在新冠病毒疫苗沒有出現之前，這意味著我們至少需要在兩個方面持續發力，一是大規模的新冠病毒檢測隔離體系，二是有效的流行病追蹤。這不僅需要社會人力物力的較大投入，還依賴於高效的社會組織和管理體系。
中國目前的疫情防控面臨「內防反彈、外防輸入」的艱巨任務。要把疫情蔓延控制在小範圍內，不僅要對內部和外部輸入的有症狀患者進行檢測隔離，還要對無症狀感染者進行檢測隔離，同時追蹤檢測這些感染者的接觸者以及他們的接觸者。檢測範圍越大、檢測周期時間越短，定位接觸感染者越準確，疫情的蔓延範圍就越可控。「及時發現、及時隔離」是把疫情的擴散嚴格控制在小範圍內並逐漸退出社交隔離的關鍵所在。而這項工作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需要醫療、社區、公安、海關、科研等多部門協同。
就宏觀政策本身而言，無論是從國內還是從國際的視角來看，目前的討論對疫情對供給側的衝擊重視不夠，存在過度強調不對稱的需求刺激的風險。這有可能造成對經濟更大的衍生傷害，埋下滯脹的壓力。
因此，宏觀政策應該以恢復和增強供給能力為重點，在加大一季度社會保險補償的落地力度的同時，應該避免沒有供給能力形成的純粹需求刺激措施。有兩個方面值得探討：一個是如何把增加需求和促進新的供給結合起來，另一個如何維護現有的供給產能。
具體來講，一個可能是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在檢疫檢驗環節、防疫物資生產等相關領域，在受到疫情衝擊而產生了供給缺口的農業、物流等領域創造一批臨時性或通用型的就業崗位，包括以工代賑的形式。其次，大力放鬆市政管理措施，允許或者補貼鼓勵民眾以擺攤等自主擇業的方式增加就業和供給能力。再次，大力增加減稅或者提供定向紓困資金的力度來提高企業的存活概率，防止產能急劇收縮，包括增加並真正有效發揮財政對小微企業融資擔保的扶持。還有，引導公共、私人部門更大力度地投資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和技術，在提升服務業效率的同時，增加無接觸經濟的就業機會。
應對百年不遇的大災，財政擴張的力度應該突破慣性的約束，對應疫情對經濟的衝擊，10%GDP左右的一次性政府債務增加有必要也合理。關鍵是如何用好這個資源轉移，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以上只是幾個具體可能的例子，重要的是思維範式。疫情是需求和供給雙衝擊，也超越經濟層面，宏觀政策不應是傳統的需求刺激導向，大規模基建不可取，指望房地產拉動需求更不應該。政策應對需要人文經濟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