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在「挑戰者」號太空梭爆炸墜毀30周年之際，美國甘迺迪航天中心舉行了一場特別的紀念活動。受邀與會的遇難機組人員家屬中，有一位叫做朱恩·斯科比·羅傑斯的老太太，雖然她仍對自己的丈夫和其他6名太空人（其中一名是中學女教師）的遇難感到心痛，但已經能夠平和地對待那段不幸的歷史。她說：「當我再看斯科比的照片時，我反而有些嫉妒。他還是那麼年輕，而我已經是曾祖母了。」
「挑戰者」號事故是一個災難性範例，也是政治學戰勝工程學的一個縮影。
場景一：1986年1月27日晚上，莫頓·瑟奧科爾公司和馬歇爾航天中心聯合召開的電視會議氣氛緊張，幾近形成對峙。鑑於發射場的低溫極有可能會降低火箭推進器之間密封裝置中O形環的密封性能，公司技術人員一致建議停止發射「挑戰者」號太空梭。但是，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一位官員怒氣衝衝地質問道：「我的上帝，瑟奧科爾，你們希望我們什麼時候發射？明年愚人節嗎？」隨即，瑟奧科爾公司高級副總裁傑拉德·梅森對副總工程師羅伯特·倫德發話：「拋開（你）工程師的身份，履行（你）管理者的職責！」
場景二：1986年1月28日上午，甘迺迪航天中心發射現場，瑟奧科爾公司主管O形環項目的高級工程師羅傑·博伊斯喬利，與他的同事鮑勃·埃比林極不情願地看到了「挑戰者」號點火發射。當飛行器飛離發射塔時，埃比林喃喃自語：「我們剛剛躲過了一顆原子彈！」在接下來的大約60秒後，埃比林對博伊斯喬利說，他剛做完感激上帝賜予成功發射的一個祈禱。過了僅僅13秒，天空中就呈現出爆炸時毀滅的恐怖場景。
場景三：1986年2月的一天，在一個現場直播的記者招待會上，「挑戰者」號事故調查委員會成員、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理察·費曼從密封圈連接件模型中卸下O形環，用一個C形鉗夾緊，然後放進了一杯冰水裡。過了一會，費曼在眾人注視下把C形鉗拿出來，高高舉起，一邊鬆開一邊解釋道：「我發現鬆開鉗子後，橡膠圈並沒有恢復原狀。也就是說，低溫時這種材料有好幾秒鐘會失去彈性。我相信這與我們正在研究的問題有很大的關係。」
一個不起眼的橡膠部件，即一個有缺陷的O形密封環設計，正是釀成這場太空史上最大慘案的起因。調查表明，低溫會導致O形環喪失彈性，起不到密封作用，進而造成高溫氣體洩漏，點燃存儲倉內的燃料，引發致命的爆炸。這個「小」問題，實際上在事故發生之前半年就已經引起了工程師們的注意。博伊斯喬利在致倫德的備忘錄中寫道：「我真誠地並且心懷恐懼地認為，如果我們不立即採取行動解決這一問題，將安裝接頭放在優先解決的位置，我們將面臨飛行失敗並造成重大損失的危險。」
然而，此一警示並沒有引起管理層的重視。在事故發生前夜，身為瑟奧科爾公司高管的梅森心裡念及的或許是一切按計劃行事。他知道NASA迫切需要一次成功的飛行，更清楚公司渴望與NASA籤訂一份新的合同，而工程師們不發射的主張無疑不利於新合同的獲得。他還認為，工程師們並沒有拿出低溫下O形環性能的確切數據，也提供不了不能安全飛行的準確溫度，且所有擔憂的理論根據都不是結論性的。他甚至覺得，事關安全問題，工程師們通常總有一種謹慎的傾向，持保守的立場。所以，他才會要求監理工程師倫德收起工程師的姿態，換成管理者的思路。倫德起初是堅持異議的，但在聽了上司那番話後，終於妥協讓步。於是，先前不發射的主張就出現了逆轉。
事後看，政府資助的大型高技術項目又一次滯後於預定計劃數年，而且大大超過了預算，由於要趕在新的不現實的最後期限前完工，方方面面都承受著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壓力。梅森作證時承認：「為了得出我們需要得出的，只能採取一種判斷，而不是一個精確的工程計算。」這樣，就在一個沒有可靠工程基礎的情況下，進一步擴大了可接受風險的界限。
這次技術災難一度讓NASA和瑟奧科爾公司聲譽掃地，其領導者的管理行為被視為一種病態的決策體制。它提供了一個關於組織與個體責任之間的對抗性的例證，也引起了嚴肅的倫理道德關注。比如，如何看待管理者與工程師的不同視角？在工程倫理學者看來，這一案例中，工程師，而不是管理者，應該對是否發射擁有最終的發言權。倫德錯在，作為一名工程師，在他本該像工程師那樣工作的時候，他卻像管理者那樣工作。在參與決策過程中，他本應支持工程師一方，體現工程師的判斷。他的副主管身份是針對工程的，當他放棄工程師的身份時，他就成了另一種管理者……
這個案例，也提出了發展或者促進適當的工程自主的實踐問題。事故發生後，博伊斯喬利辭去了公司的職務，積極建言工程職業要有更大的自主權，應把工程倫理納入工程課程。此舉大大促進了全美理工科大學工程倫理課程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