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危機和災難中的人們,導演範儉:秩序重建會超越疫情的破壞力

作者：時代財經 張銀慧

癌細胞已經轉移到黃衝的脊椎、肺部。止疼藥還未見效，疼痛讓黃衝忍不住哀吟，但氣若遊絲，他也無力動彈。妻子杜進幫他擦掉因病痛而滲出的汗液，又照顧他躺下，這才背過鏡頭，面對窗戶，捏著紙巾拭淚，克制的啜泣聲傳來。

主人公的哀傷穿過屏幕，撲向觀眾。這是導演範儉所拍紀錄片《被遺忘的春天》中七分鐘左右的影像。

範儉3月初來到武漢，應澎湃新聞之邀為這座城市拍攝一部紀錄片。在對紀錄片內容的專業判斷之上，範儉考慮到要減少團隊的拍攝風險，由此將鏡頭聚焦在社區裡。

範儉選擇的是位於漢口北部的丹東社區。三千多戶居民居住於此，大多是中低收入家庭。這裡的佳園小區一共出現過22個確診病例。

《被遺忘的春天》導演範儉（左）與攝影師薛明（右）

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懼怕讓不少社區居民失去了往日的內心秩序。社區內，人與人的關係變得不確定——疏離、提防、鄙夷又或者更緊密的相守。

丹東社區書記在工作中病倒，副書記陳琦臨危受命，範儉團隊的拍攝從跟拍這位女性社區工作者開始。

一次拍攝中，陳琦正在打電話，通過交談，範儉才知道社區裡有這樣一對夫妻——男人是腎癌晚期，女人患有尿毒症，正在做透析。陳琦掛了電話後，範儉盯著她，說一定要介紹這對夫婦給他認識。

這對夫婦就是黃衝、杜進二人。

信任

一月份，癌細胞轉移到黃衝的脊椎和肺部。但疫情讓這座城市的醫療系統失去了往日的秩序，醫療資源被優先用於抗疫，腫瘤科醫生也上了發熱科一線。本來的住院計劃被擱置，黃衝暫時只能在家裡臥床，每日靠吃止疼藥稍稍緩解疼痛。

這對夫妻的悲傷和堅忍藏在瞬間的表情、動作之中，被範儉的鏡頭捕捉到，又被傳遞給觀眾。

情緒是範儉紀錄片的利器。

2009年，範儉開始拍攝汶川大地震題材紀錄片《活著》，記錄一對在地震中失去獨生女的夫婦再生育的過程。豆瓣網友將影片中父親祝俊生的幾次落淚評為最打動人的畫面。

比如有個場景，眼含淚花的祝俊生在範儉面前講起女兒和自己的往事。在有意的克制下，眼淚將落未落，然而看著桌上一家三口曾拍的照片，祝俊生眼淚還是落了下來，但被他迅速用手抹去。特寫鏡頭將這個男人失去獨女的悲傷毫無遺漏地呈現出來，直白又尖利。

《活著》在2011廣州國際紀錄片節上獲得評審團特別獎。後來，範儉又拍了關於詩人餘秀華的紀錄片《搖搖晃晃的人間》，並憑藉該片獲得2016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長片競賽單元評審團大獎及2017波蘭WATCH DOCS電影節最佳長片獎。

2018年，範儉成為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會員，參與奧斯卡評審工作。

範儉攜《搖搖晃晃的人間》參與Hot Docs加拿大國際紀錄片電影節

這次拍攝《被遺忘的春天》，疫情帶來不少挑戰。

一次去醫院拍攝，因為不熟悉紫外線燈的消殺流程，範儉和攝影師在紫外線環境下多待了幾分鐘，結果當天晚上眼睛就看不見了。滴了兩天眼藥水，眼睛才恢復原來的視力。

對範儉來說，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建立拍攝對象與自己的信任關係。

範儉擅長拍攝家庭關係，關心家庭內部所呈現的人性與情感。之前拍攝時，範儉都會近距離觀察拍攝對象家庭。《搖搖晃晃的人間》上映後，片中主人公餘秀華調侃，「我家的米都被範儉他們吃光了。」

這次也是計劃要進入拍攝對象家中。一開始在跟拍陳琦時，範儉聯繫過小區內多個有新冠肺炎患者的家庭，「一般都不讓我們進來。」

「我完全可以理解，在這樣的特殊時期，人與人的距離要拉開。」範儉也聯繫過在武漢的朋友，表達了自己想見面的願望，朋友說：「我家有小孩，這次算了吧。」

最後，只有一個有新冠肺炎患者的家庭接受了範儉的拍攝請求，即片中另一戶被拍的主要家庭——老潘一家。

老潘是小區物業的電工，確診後一直在醫院治療，妻子蔡大姐和女兒環環未被感染。

蔡大姐不僅讓範儉團隊進入家裡，還邀請他們留在家中吃飯。「這種信任太難得、太不容易了。」範儉感嘆。因此，範儉要求團隊不穿防護服去拍攝，「我不想給被拍者一種『我防著他』這種感覺。蔡大姐後來給我遞水、遞牛奶，我也沒有顧忌地喝了。」範儉相信，信任是相互的，在疫情期間，拍攝者與被拍攝對象之間情感上的溝通和理解尤為重要。

因而，在《被遺忘的春天》裡，黃衝對於生的渴望、杜進對愛人的心疼、蔡大姐對於被歧視的迷惘和委屈……這些人們脆弱又真誠的瞬間情緒，統統被範儉收入紀錄片中。

人性

在展開拍攝之前，範儉就發現疫情中存在一條「歧視鏈」。

「疫情剛發生的時候，我們看到全球範圍內，中國被外國歧視；在國內，湖北人又被其他省份的人歧視；在湖北，武漢人也被歧視；即使在武漢，疫情早期的漢口居民也會被其他武漢人歧視。」

等範儉進入小區，他發現，這兒也是歧視鏈中的一環。

蔡大姐去商店買蠔油。有人看見她，儘管這個人戴好了口罩，還是急忙捂著口鼻走遠。面對蔡大姐的多次詢問「有蠔油賣嗎？」，商店老闆就在店門口也沒做理會。

「你難道不曉得我們小區感染的是什麼人群？」

「物業的、唱歌跳舞的、出去吃年飯的，都脫不了干係。」

「其實你和老潘都不屬於討厭的人，但你家老潘在那個圈子裡。唱歌跳舞物業業委會的圈子是我們小區不喜歡的。」

「按道理來說你們也是受害者，但是因為那個圈子裡的人都這樣，小區裡的人對他們有想法。所以你又得這個病，別人肯定會有議論。」

蔡大姐去找志願者買牛奶，在小區長廊，另一位業主站在離她兩三米遠的地方，噼裡啪啦說下這些話。

蔡大姐迷茫地看著對方，只訕訕地答，「我們沒跳舞。」她的丈夫老潘是小區物業的一名維修工，新冠肺炎輕症患者，當時正在雷神山醫院隔離治療。蔡大姐不明白，患病和身份有什麼關係，難道新冠肺炎還挑人？

「瘟疫往往被賦予了不同尋常的道德觀，人們傾向於認為得了這些病的可能是道德有問題。」範儉提到蘇珊·桑塔格所著《疾病的隱喻》中的觀點。他認為，新冠肺炎也在被人們進行隱喻。蔡大姐在小區長廊遇到的那位業主，將疾病轉換成了一種道德批判。

平日熱情的蔡大姐在家中暗自垂淚。和老潘打電話時，她忍不住要講自己在小區裡被歧視的經歷。女兒環環要她別說，別把負面情緒傳遞給在醫院的老爸。而直到環環自己回到公司，回到她原本的社交圈，也遭遇了蔡大姐相似的「另眼對待」時，她才理解媽媽內心的不適。

「兩代社交圈子都存在這樣讓人焦慮的情況。」「人性的鄙視鏈在任何一個微觀環境都存在。」範儉說。

蔡大姐與環環/圖源：影片截圖家庭

在範儉的鏡頭裡，真情與疏離同樣可見。

黃衝42歲，只比範儉小一歲，但已經患癌三年，全身的腫瘤有9公斤重。妻子杜進比他大兩歲，因為尿毒症每隔兩天必須去醫院做透析。

黃衝以前練跆拳道，「一個人單打4個人，一腳能踢碎木板。」但現在他要藉助輪椅才能外出，說一句話喘三下，疼起來在床上翻身都難。

「我願意把我的壽命給他點，不想他那麼疼。」杜進說。她一直陪伴著丈夫，照顧他飲食起居。

「我覺得有人在我就不辛苦，人不在了我一個人還孤單，我不願意。起碼他在，家就在。」黃衝後來拍CT，杜進守在門外。做完後，她急忙衝進去，並鼓勵黃衝，「太勇敢了。」

「我想活，我要活著。我很留戀她。」黃衝在鏡頭前泣不成聲。

兩人緊密的情感打動了範儉和團隊，「杜進與黃衝那種堅韌的情感，是我特別想去體現的。再大的困難在這種情感面前也不是很嚇人。」

「我會選擇在危機和災難之下守望相助的人們作為拍攝對象，他們相互溫存，彼此溫暖。」

在拍紀錄片之前，範儉畢業於武漢大學，做過法制記者和編導，更關注宏大的社會議題。

2003年，範儉考入北京電影學院讀紀錄片專業的研究生，有了新的追求，他的作品漸漸更關心個體與人性，拍攝的議題大多與家庭相關。

還有一些內容沒有呈現在紀錄片中。疫情如何改變家庭內部的關係？範儉看到的除了黃衝與杜進的相守，也有一些家庭表現出來的疏離。有的患者被接回家中時，其他家庭成員反應冷淡。

「我想這個疾病可能也影響到了某些家庭內部的關係，至少在一段時間內產生了影響。」範儉表示。

秩序

現在，黃衝後背的癌細胞控制住了，但也有轉移到別處的風險。杜進每天照顧他打針吃藥。雖然黃衝仍然不能自己走路，也不能料理自己，還要吃一種很貴的靶向藥，但這個家庭仍在期待有奇蹟出現。

杜進近日發布的朋友圈/圖源：受訪者

老潘已經結束隔離，在5月初回到了物業公司上班。女兒環環從被「另眼看待」的職場離職了，準備找一份新工作。環環認為，疫情促成自己去結束了本就不那麼熱愛的工作，並讓她重新認識周圍的人際關係，她會開始行動，展開新的人生。

就像她在片中所言，「我們能在一個地方工作7年，可能並不是多麼熱愛，而是因為懶。疫情讓我們突然醒悟過來，這樣過日子還是不行，要往前走，不能一直停在這裡。」

三月初，範儉剛到武漢時，看到的是一座空蕩蕩的城市。而在拍攝的一個月間，他看著路上的人、車一點一點多了起來，「這個地方在恢復活力」範儉說。地鐵運行起來了，人們開始走出家門，生活的秩序逐步恢復。

有人等待秩序，也有人自己建立秩序。

範儉特別提到小區裡的劉叔，他和老伴疫情期間表現出超乎常人的淡定。「3月7號下種，4月26日就可以見瓜。」劉叔在天台種菜、養鴿子，每年記錄作物產量。除了疫情期間鴿子不能飛，他們生活幾乎沒有受到影響。

劉叔在天台種菜/圖源：影片截圖

「他們生活在自己的秩序裡，自我建立的秩序可以超越疫情帶來的破壞力。」範儉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