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倚雲 || 燕京詩派文脈探略
摘要：自燕文化之起源論起：燕地乃商先起源，在歷史的長河中，逐漸形成了樸素的勁武文化。至春秋戰國時期，燕地保留了最純真的商文化，繼而，慷慨悲歌之獨特風格形成。自唐代史思明稱帝，改範陽為燕京，便是燕京之始，即當代北京。唐代燕京詩詞已形成一個符號，作為表達生不逢時、難遇伯樂、壯志難酬的無奈慨嘆意向。經金、元、明、清朝代，形成了大都之大氣包容、尚武少謀、重義輕生、顧全大局之文化特色，在忠義、勇猛、隱忍、和合之基因傳承下，形成了「大」、「合」、「容」、「和」之文化內涵。至當代，燕京地域區別於其它地方的最突出特色是：科技史無前例的發達、部級以上行政機構最多。燕京人民繼承的發展了地域文化，燕京詩派也必會印上這些特點，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時代在呼喚，燕京地域出現一批有影響力的領軍詩人，使這一詩派影響深遠。
關鍵詞：燕京詩派，大都，慷慨悲歌，大，合，容，和
前 言
《管子》云：「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漢書》載：燕民「愚悍少慮」，《論衡》曰：「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異化也……楚、越之人，處莊、嶽之間，經歷歲月，變為舒緩，風俗移也。故曰：『齊舒緩，秦慢易，楚促急，燕戇投。』以莊、嶽言之，四國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單處，性必變易。」表明，燕文化略晚於其它地域文化。
有學者統計，先秦時，儒家學風以齊魯為盛，孔門傳人有名可查者，燕國僅一人，遠遠低於他國；戰國晚期，燕地學風漸興，但以陰陽學為主。兩漢時，燕地雖出現了韓嬰、盧植等大儒者，而從儒者的區域分布看，較之於先秦，學風分布基本無甚改變，燕地儒者仍較少，處於全國下遊水平，且燕民「愚悍少慮，輕薄無威」已被學界公認，以及南宋學者稱「燕人少思慮，多輕薄」。
燕地文明是一隻具有獨特地方特色的文明，獨立於中原地區的黃河文明。在對燕地舊石器遺址的發掘工作中，可明顯看出與中原文明在細石器上的巨大差別。燕地或是緊鄰異國的邊塞地區，或被劃入異族政權的統治區域。這一地區，民族成分較為複雜，政權的更替也比較頻繁。不僅促進了燕地任俠尚武傳統的形成，還使戰國時期的「慷慨悲歌」文化特質得以傳承和深化。這些文化傳統影響著燕京文人的思想和文學創作。久遠的傳說、久經風霜的遺蹟、曾經殺伐不斷的古戰場，都成為燕京文人以及往來燕京的文人不斷詠懷的內容。
公元759年，史思明稱帝，改範陽為燕京，這是北京稱燕京之始；公元930年，遼升包括北京在內的幽州地區為南京，作為陪都，1012年又改南京為燕京；1123年，燕京歸入宋，宋改燕京為燕山府；1125年，又歸於金，金稱燕京；1153年，改名中都，定為金代的國都：1215年蒙古軍隊佔領金朝中都，改稱燕京；1272，改稱大都，為元代國都。國都地位的確立給中都帶來了經濟和文化上的繁榮。金代滅亡後，中都改名為燕京。歷經興衰變更的燕京，成為元代文人懷古的主要地區之一。
一、商、周、秦、漢時期燕文脈探略
1、燕地乃商先起源之說
諸家對早期商朝的起源逐步推定在易水、灤河流域或凌河、遼河流域。主要圍繞以下幾事辨別文獻: 1）《詩經·商頌》、《詩經·邶風》、《呂氏春秋》等與「玄鳥生商」神話及商族通婚之事。鳥圖騰或卵生神話與東夷族有不解之緣,玄鳥、玄王、戎狄均指向北方。2）《荀子》、《山海經》、《水經》、《淮南子》等關於「昭明居砥石」事，證砥石在遼河上遊。有關商族歷史的文獻材料最可信的莫過於《詩·商頌·玄鳥》之「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加之簡狄吞玄鳥卵而懷孕生契的神話，學界幾乎公認玄鳥（燕子）與商人的歷史或生活習俗有著必然的聯繫，作為一個文化符號，燕子是商族人的專利，這是燕地最常見的一種禽類。
在秦漢大一統下，文化的地域性是存在的，特別是西漢時期，在內容方面更多地體現在風俗文化上。燕地區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區域，其文化特徵自然呈現一定的內部區劃性的。司馬遷、班固、揚雄在其著述中，對此均有涉及。
2、《史記·貨殖列傳》載燕文化特色
燕地風俗文化，可分為兩個部分：一是以「燕」這一都會為中心的區域，這裡的「燕」應指薊城。《史記·貨殖列傳》載：「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鹽鐵論·通有篇》亦載大夫言：「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之衝，跨街衢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可見，薊、涿是幽燕地區兩大都市，商業貿易佔主體地位，而不是農業經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道明了該地商業風俗的環境因素。二是上谷至遼東這一狹長地帶，緣於其「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有魚鹽棗慄之饒」的環境特徵，表現出「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慄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的風俗。而代地風俗的具體表現是好氣、任俠為奸、慓悍及不事農商，《史記·貨殖列傳》載曰：「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奸，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竒羨。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慓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這些說明，上谷至遼東地帶，亦有好氣任俠、不事農商、慓悍強直的社會風習。
3、《漢書·地理志》載燕文化特色
《漢書·地理志》載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慾，故謂之俗。」
《漢書·地理志》明確燕地風俗，以薊城為中心的區域、上谷至遼東的地帶，玄菟與樂浪為主的地區這三個風俗亞區。對燕風俗特徵描述的更為精細。如對薊城為中心的區域，明確指出「愚悍少慮」乃薊城一帶的社會風習，並對其作了細化，「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還指出了這一風習的來源，即「燕丹之遺風也」。再次，它還補充了諸多內容，顯得甚為豐富。「太子丹賓飬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後稍頗止，然終未改」。
4、關於燕民尚武少思、豪氣任狹、樂鬥輕死之說
《武經總要》特別指出：燕「地近蕃戎，俗習騎射，好勇好鬥」。可見，習於戎馬、善於騎射是燕民尚武的主要特徵或標誌。如東漢漁陽人陽球，就「能擊劍，習弓馬」。對此，其後的《隋書》載稱涿郡、上谷、漁陽、北平等邊郡「人性勁悍。習於戎馬」[1]。
受尚武風習的影響，宋人注《周禮》：「燕居東北之極，迫近邊境，人善禦敵。」 燕民眾尚武，還表現為民間善於製造武器。春秋末《考工記》：「燕無函。… …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鄭玄注「函」為「鎧」，說「燕近強胡，習作甲冑」；趙岐注《孟子》「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雲「函，鎧也。《周禮》曰：『函人為甲』」。賈公彥疏《考工記》「燕之無函」為「謂無此… …函官之等也」；宋人林希逸《考工記解》：「燕近在北狄，戎矢之具，分外精絕」[2]。《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函亦甲也。
杜甫《後出塞五首》詩之四中的一句，反映了燕地民風任俠，在史家看來，是其風習之「所長」者。《漢書·地理志下》載燕民之「所長」，就是「敢於急人」，即 「赴人之急，果於赴難也」是講義氣、任俠的表現。荀悅也說：「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3]
二、唐代燕文化探略
1、勁武與邊塞詩風
在唐代的燕地詩文中，關於民俗文化的描寫，總逃不過一個「勁」字，如：
「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杜甫《昔遊》）；
「幽州多騎射，結髮重橫行。」（高適《薊門行五首·其四》）；
在唐代的燕地詩歌中，有很多邊塞詩值得我們注意。早先時期的燕地環境惡劣，土地貧瘠，物產不足，對那時燕人來說，活命是首要大事，可為一飯之恩兩肋插刀，人人講究義氣，漸漸形成了燕地「慷慨悲歌」之文化內涵。燕地位於草原文明和農耕文明交界處，自古以來，戰亂頻發，這裡也是承載文人想像與憧憬的地方，具體作品如曹丕的《燕歌行》、盧思道的《從軍行》等，還有一些，多抒發壯志未酬的憤懣之情，這些都啟發了唐代文人之詩思。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陳子昂《登幽州臺歌》）「死生遼海戰，雨雪薊門行。諸將封侯盡，論功獨不成。」（盧象《雜詩二首·其一》）「南登碣石坂，遙望黃金臺。丘陵盡喬木，昭王安在哉。」（陳子昂《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燕昭王》）「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鞭，百金裝刀頭。」（杜甫《後出塞五首·其一》）「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箸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徵人薊北空回首。」（高適《燕歌行》）「途冬沙風緊，旌旗颯凋傷。畫角悲海月，徵衣卷天霜。」（李白《出自薊北門行》）
2、展示苦寒地理、風俗人情
燕地，因其特殊的氣候和地理環境而時常被稱為「苦寒之地」，在一些詩作中也有所體現。如：「積雪與天週，屯軍連塞愁。誰知此行邁，不為覓封侯。」（高適《送兵到薊北》）
杜甫有關燕地詩大多是在安史之亂期間和戰爭結束後寫的，在安史之亂前，他寫有《後出塞五首》，其中寫到了「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其中，「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亦廣為流傳。
3、唐代燕地詩歌的歷史影響
在唐代，「燕」已不再只是一個地理名詞，它成了邊塞與中原的連接，成了反映國家政治政策以及社會是否安定、百姓是否富足的一個衡量物，包含了偏遠、苦寒、慷慨悲涼、豪情壯志等多重意義。因此，很多借用幽燕及相關意象的表述，往往並非立足本意，而是要從它身上引出很多的東西：那些沉寂在也底，想要為國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那些對於古代名將可仗劍呼嘯、快意人生的羨慕與敬仰，以及那些對於生不逢時、難遇伯樂、壯志難酬的無奈慨嘆等。
把詩歌，從內地引向邊塞，唐代邊塞詩是唐詩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整個詩歌發展史上不能忽略的一類重要題材，這類詩在繼承以往創作優點與習慣的同時也開啟了後世的創新與創作。內涵豐富，外延具有想像空間的概念「燕京」，更多地承載了歷史與文學積澱，它的運用不僅僅只是帶動了相關典故的運用，賦予它新的含義，使得詩歌內容更加豐富，情感的蘊含量得以擴大與延伸，讀起來更能打動人心。其中有代表性的便是高適、駱賓王與岑參。
駱賓王的絕句小詩，如《於易水送人》「此地別燕丹，壯士發衝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寥寥二十字中，壯志豪情，激蕩著風雲之氣，頗能見出詩人的個性風格，在初唐絕句中也是不多見的。
文化精神的延續，「慷慨悲歌、尚氣任俠」的燕文化特徵已形成了一種文化磁場，強大的文化魅力吸引了很多詩人，他們都或多或少受到了燕地文化的影響，如「初唐四傑」的陳子昂，在此留下了千古絕唱《登幽州臺歌》。慷慨悲歌文化的發展和延續是經久不息的，我們在不同時代的各個文學作品中都能看到它若隱若現的存在。明代詩人李攀龍曾寫過一首稱作《易水歌》的作品，其中就寫道「匕首腰間鳴，蕭蕭北風起。平生壯士也，可以昭寒水」，就是對慷慨悲歌燕趙之士的敬仰。自戰國、魏晉之後，悲歌慷慨在燕趙大地己然成為一種傳統文化，從清末至今傳承二千多年而經久不減，這也的確是燕文化獨有的生命力。
三、金、元、明、清時代燕京文脈探略
1、「大」
在中國歷史上，元代開啟了「大中國」時代。所謂「大」，不僅僅是疆域之廣大。在元代，不同種族共居，不同生產、生活方式並存，不同宗教與文化並容，社會生活、政治觀念等，就必須有開放與包容的意識，在文化精神上，就體現為「大」。「大」體現在元代文化的很多方面，元代的文化精神，可以概括為大元氣象。大元氣象，表現元人超越往古的時代自信。「大」，是元代的時代特徵，國號大元，都曰大都，國力強大，氣運盛大。關於其「大」的表述還有很多，如闊大、宏大、遠大、曠大，大心胸、大氣象、大氣魄、大度包容、大大落落，等等。元人對版圖和國勢的描述，都突出「大」，所謂「大元至大古今無」，所謂「堂堂大元」。元人常說的「海宇混一」「夷夏同風」「無遠弗至」，體現的都是「大」的精神。這種時代精神的形成，是草原文化精神與中原文化精神融合而成。蒙古進入中原，將草原文化精神也帶到了中原，中原文人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響，甚至接受了其中的一些觀念。如郝經的《化城行》詩，就對中原政權千百年來築城自守的思維方式和一代代的胡漢戰爭進行反思，說：
君不見始皇萬裡防胡城，人土並築頑如冰……只今安在與地平，平地深谷為丘陵。江南善守鐵甕城，城外有田不敢耕。西北廣莫無一城，控弦百萬長橫行。
所謂化城，即海市蜃樓。郝經看到如三都兩京之壯的海市蜃樓，一陣風來，頃刻消散，想到千百年來包括長城在內的各種巍峨之城，其實都是沒有意義的。特別是江南城守的被動，與西北草原上的任意馳騁，兩相比較，更覺築城而守的被動和無意義。中原文化之「大」是一個具有本體論意義的概念，《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 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莊子·天道》云：「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
2、「合」
「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出自《漢書·王吉傳》，按照許有壬的理解，所謂「大一統」，一方面是疆域空前廣大，其合有「混一海宇之盛」，一方面是「王化大行」，無遠不被。看到元好問所編《中州集》，見書中所收，不限於中州一地之人，由此感受了元好問含納四方的胸懷，大為感動，寫了一篇《題中州詩集後》，在這篇文章中，他讚揚元好問，說元好問心中的中州，決非地理意義上之中州: 「盛矣哉! 元子之為此名也; 廣矣哉! 元子之用心也。
3、「容」
研究者普遍認可的一個歷史事實是，元代沒有文字獄。在元代寬鬆環境中習慣了的文人們，入明，還沒有做好精神準備，就在文字獄中喪了命。詩僧不幸，他遇到了朱元璋，在朱元璋面前，他依然瀟灑，依然展現才華，但這卻是他最後的瀟灑。
大元氣象之大氣包容，在各個方面體現出寬容精神。寬容，有利於學術及文學的發展。
4、「和」
元朝是一個地域差異、種族差異、文化差異都很大的國家，需要和諧。元代文人是意識到這一點了，他們編輯《天下同文集》，合和天下文學，從理論上也明確「五方嗜欲不同，言語亦異」，作品當然也就千姿百態，「洪纖曲直，青黃赤白，均為大巧之一巧」，容納一切，肯定一切，才有和諧。元初文風的南北矛盾，也逐漸相互接受，「中土之詩，沉深渾厚，不為綺麗語；南人詩尚興趣，求工於景意間。此固關乎風氣之殊，而語其到處，則不可以優劣分也。」（謝升孫《元風雅序》，傅習《元風雅》前集卷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生活需要和諧，文學需要體現和諧精神。「和」原本是中國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在元代又融入了草原文化中的和諧精神。草原生產方式，決定了草原民族必須吸收和容納各種文化，兼容和諧相處。在元代，要維護政權，單靠蒙古人是不行的，必須使「不同出身、地位、民族、文化背景的人能夠在同一片藍天下和諧相處、和睦共事」［4］，各種人同朝共事，矛盾甚至衝突不可避免，但和諧是主導方面。包容和諧，對於元朝，對於蒙古政權，是必須的。在文人階層更是如此。
結 語
燕京已不再僅僅是地理名稱，而是一個文化符號引人注目。至元代，燕京地區已是政治、科技、文化的中心，在「慷慨悲歌」的基礎上，不斷發展與融合各地文化。時至而今，北京作為國都，其地域的文化在繼承古燕地文化之內涵同時，正在融合著外域文化。既可供一些沉寂在底層者，抒發為國建功立業之豪情壯志，借古代名將仗劍呼嘯快意人生以言己志，以及對於生不逢時、難遇伯樂、壯志難酬之無奈慨嘆吟詠；同時，因科技是史無前例的發達，早把我們傳統的文化帶入天空，更把「大」、「合」、「容」、「和」之內涵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在當代，燕京地域更是政治中心，是部級機構最多的地域，因此，長期生活在這裡，由這裡的環境養料滋養成長，「大」、「合」、「容」、「和」之氣象已經融入詩人們骨血，形成了這一地域獨特的文化。我們的詩風會不由自主的被這些特色主宰，想擺脫掉都難。張桂興先生提出「燕京詩派」，首先是概念的創新，更是詩詞發展到這個時期，歷史賦予的使命，時代在呼喚，燕京地域出現一批有影響力的領軍詩人，使這一詩派影響深遠。
參考文獻
[1] 《後漢書》卷七七《陽球傳》，第2498頁；《隋書》卷三《地理志中》，第1055頁。
[2]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註疏》卷三九《冬官考工記》，[漢]趙岐注、[宋]孫疏：《孟子註疏》卷三下《公孫丑章句下》，《考工記解》卷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 《前漢紀》卷一《孝武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 哈薩，馬永真.草原文化［M］.北京: 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201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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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韓倚雲，女，河北保定人，現居北京市海澱區。工學博士後、教授，研究方向：航天宇航技術、人工智慧、工程可靠性、詩詞與科學。北京詩詞學會副會長、國標委冶金分會副主任委員、法國INSA大學特聘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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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胡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