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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掃一掃，我知道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智庫麥克金納克公共政策中心(Mackinac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的研究員約瑟夫•奧弗頓(Joseph Overton)提出了在任何給定領域為社會可接受的政策打開「窗口」的想法，這被稱為奧弗頓政治可能性之窗。奧弗頓提出，智庫的工作不是直接倡導特定的政策，而是改變這個可能性的窗口，使那些在以前無法想像的政策想法(那些在當時觸動了人們敏感神經的想法)成為主流，成為辯論的一部分。
奧弗頓的觀點認為，直接倡導那些公眾並不接受的政策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幾乎)沒有政治家會支持這些政策，他認為，更好的做法應該是努力地改變討論，使此類政策看起來變得不那麼激進，這樣這些政策會更有可能獲得富有同情心的政界人士的支持。例如，努力提高人們對氣候變化的認識，可能會讓「在未來限制柴油車使用」的提議比直接遊說禁止柴油車更容易使人們接受，最終也會更有效。
奧弗頓關注的是智庫的活動，但哲學家和實踐倫理學家可能會從思考奧弗頓窗口中得到一些收穫。從本質上講，實踐倫理學通常涉及到的是有爭議的、政治敏感的話題。而哲學家的工作是搞「概念清潔」，或者像已故英國哲學家瑪麗•米吉利(Mary Midgley)所描述的那樣，搞「哲學疏通」：澄清、精簡和診斷不合理的斷言，並指出循環。
因此，哲學家會渴望將他們的技能應用於新的學科，這可能會使在這些領域深耕的人出現沮喪。但有時，這是理所當然的：對於哲學家們來說，試圖把自己的思想貢獻複雜的領域可能是有點天真，因為他們對這些領域缺乏一種需要時間和投入的熟悉感。但這種外部視角也可能有它的作用。儘管這樣的貢獻很少能解決一切困難，但在存在巨大分歧和爭論的領域(如實踐倫理)，這一標準要求確實過高了。相反，我們應該期待哲學家們對公認的智慧、既定的規範和教義偏見提供一種對應物。
倫理學家(至少在他們的學術工作中)一直被鼓勵對直覺和自然主義謬論(即價值可以簡單地從事實中獲得的觀點)持懷疑態度。哲學家們也熟悉諸如思維實驗這樣的工具：對事件的假設性描述和人為描述對于澄清特定的直覺或哲學主張的含義非常有用。這兩個因素使得哲學家們經常公開採取違反直覺的、非主流思想的立場(並且他們個人還可能並不贊同這種立場)，這一點不足為奇。
這可以改變、或者擴大奧弗頓之窗，這是好事嗎?有時候，哲學家們爭論的結論遠遠超出了「受人尊敬的」立場範圍;這些結論可能會被那些狹隘的、種族歧視的、性別歧視的或原教旨主義信仰的人所劫持利用來支持他們的立場。可以理解，那些受到這種信念威脅的人自然希望任何可能支持他們的論點都不會出現在辯論中，並且消失在談判桌上，被人們所忽視。
然而，對於哲學實踐來說，能自由地檢驗論證和直覺的極限是至關重要的。歷史正統觀點被推翻的例子已經數不勝數——婦女的投票權;廢除奴隸制;同性關係的非罪化，這些觀點的推翻明確了一個信息：一個信念的力量和普遍性既不代表真理，也不是永恆不變的。
反覆討論女性在勞動中的角色、墮胎、動物感受痛苦的能力等問題可能的確是過於乏味，但是禁止人們討論這些話題所帶來的後果會嚴重得多。真正試圖解決道德困境的人必須認識到，理解，是通過犯錯、並指出錯誤所發展而來的。大多數(或者說「所有」，此處還有爭議)科學都不能準確地描述或預測世界是如何運轉的。但作為一項集體事業，它可以識別錯誤並逐漸接近「真理」。倫理真理是不會那麼容易就得到，在尋找令人滿意的近似值時我們需要一種不同的方法，但這種模式的一部分要求要有足夠的空間來出錯。
不幸的是，糟糕的想法有時會被糟糕的推理所破壞，而且有時那些支持激進且大部分是錯誤的觀點的人也能說出真實的事情，這是事實。例如，想想「生來如此」的論點，這個論點支持一個有缺陷的假設：同性戀的遺傳基礎表明同性關係是可以接受的。雖然這可能會贏得一些人的支持，但如果事實證明同性戀不是由基因決定的話，那它可能會帶來一些問題。有關「文化戰爭」的辯論在大學校園吸引了許多個人批評，這些批評開始懷疑作者的立場，並指出它們適合一種特定的人群(男性白人中產階級)或與一些邪惡的人物有一些相同的特質，因此不適合用作討論。哲學的目的就是要找出這些不合理的舉動，並使論證緊扣主題;而有時，這種需要會為壞主意或壞人辯護。
參與這一進程可能會令人望而生畏。為一個不受歡迎的立場辯護，可能會使一個人成為眾矢之的：既受到有針對性的、深思熟慮的批評，也會受到情緒化的、全面的攻擊。在有爭議的話題上採取有爭議的立場比抽象哲學對利基項目的貢獻更能吸引人們的關注。其實這意味著前者比後者更嚴格，前者需要預測並阻止更多潛在的濫用、曲解和誤解，同時還要繼續為一個跨學科的領域做出貢獻，這樣的貢獻不僅需要理解哲學理論，還可能需要了解醫學、法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政治和其他學科。
我並不是要為輕率、譁眾取寵的挑釁和容易引起爭議的觀點(無論是哲學家的觀點還是其他人的觀點)辯護，但這可能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我們應該看到，實踐倫理學家的一個重要社會功能是拓寬奧弗頓之窗，推動公眾和政治辯論走向理性思考和尊重分歧。擴大奧弗頓之窗可以為許多人認為冒犯性的、直覺上錯誤的想法提供機會，但同時也可以為辯護充分、邏輯合理的想法提供機會。可以理解，那些深入參與這些辯論的人往往想要縮小這個窗口，並把這個窗口推向他們認為不具威脅性的觀點的那一邊。但作為概念的疏通工人，哲學家有一種專業上的責任去讓整個系統保持良好的工作秩序，這取決於哲學貢獻者是否能堅持學術嚴謹性和學術誠實性的學科標準(這些標準對於倫理反思至關重要)，並相信這將逐漸共同引導我們走向正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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