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傳奇：讓「日軍大隊長氣得眼睛都變色」的麻雀戰|紅色之旅
作者：胡卓然
在革命史教材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敵後遊擊戰，給侵華日軍造成了相當大的兵員損失。中國人家喻戶曉的地雷戰、地道戰和麻雀戰，常常作為抗日敵後遊擊戰最主要的作戰方式被提起。近年來，出現了關於抗戰中著名的地雷戰究竟有沒有效果的懷疑。有人認為地雷是一種「無選擇性的殺傷性武器」「不會長著只認鬼子的眼睛」， 怎麼會在戰鬥中有很高的命中率，可以給予日偽軍沉重的打擊呢？那麼，關於這三種遊擊戰的著名戰法，在日本軍隊士兵的記載裡是否又有我們不熟悉的內容呢？本文通過中日史料的對照，來展現地雷戰、地道戰和麻雀戰鮮為人知的背景和細節——
1
戰鬥在鬼子眼皮底下的「拉雷手」
地雷戰究竟有沒有效果？
為了給這樣的疑惑一個圓滿的解答，讓我們先從當年民兵隊長宋芹玉給偽軍上一堂「地雷課」的戰例開始說起吧——
1943年8月的一天，21歲的邢東縣（屬晉冀魯豫邊區太行區）民兵聯防大隊大隊長宋芹玉，俘獲了當地偽治安軍司令部的上尉副官紀守章。之後，他裝扮成紀守章，騎馬來到黑山村碉堡。
宋芹玉把這個小隊的20多名偽軍官兵都召集到了碉堡的門口，裝模作樣宣讀了駐紮此處的偽軍隊長晉銜的文書，然後說：「我還帶來一個八路軍的地雷，大家不要害怕，這裡頭的炸藥已經取出了。作戰處讓我帶來給弟兄們看看，教你們學一學排除的方法。」
手捧地雷的八路軍戰士
宋芹玉「認真」上起了課。他先介紹了如何把拉繩掛在引信上，又彎下腰一邊朝碉堡的大門移動，一邊把手中的拉繩慢慢放到地面上，跟站在他身後的偽軍們介紹說，短一些可以做絆發地雷的絆索，延長些繩子就是拉發地雷了（又稱拉弦地雷）。
偽軍們剛知道了這樣是拉發地雷，宋芹玉已一個箭步跳進碉堡門內，躲到牆壁後面的同時，把拉繩猛一拽。只聽「轟隆」一聲響，20多個偽軍只剩下3個受傷的還有口氣兒了。
這就是時任邢東縣武委會主任王元明回憶的青年英雄宋芹玉「單雷取堡」的故事。通過這個戰例我們可以知道，作為一種和日本侵略軍戰鬥的有力武器，地雷很多情況下也是「長著」眼睛的。這一雙眼睛來自於控制地雷的八路軍戰士。
大家印象之中的地雷，多是埋下去的「踏發（壓發）地雷」（也被稱為是「非操縱地雷」）， 「命中率較差」。雖然《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科學技術發展史資料》中說「事先經過對敵情做詳細的調查研究，機動靈活地進行埋設，命中率還可以提高些」，但是在日偽軍大兵壓境、瘋狂「掃蕩」的情況下，對於敵人的情況「做詳細的調查研究」明顯是極其困難的。
而且「壓發地雷」缺點不止於此，楊成武將軍（曾任八路軍第115師獨立團團長、晉察冀軍區第一軍分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冀中軍區司令員）回憶地雷戰時曾說：「沒有看雷的（即沒有控制的壓發地雷），效果小，不及時，甚至炸到老百姓和自己人。就是打垮了敵人，我們自己不敢硬撲窮追，怕炸傷自己。」
這樣的背景下，地雷戰中布置專門的戰士「在距離地雷僅僅十幾米遠」的地方控制地雷（有一個專門的稱呼叫「拉雷手」），幾乎在敵人眼皮底下拉響地雷，成為八路軍常用的一種地雷戰戰法。
日軍獨立混成第五旅團第十二獨立警備隊的衛生曹長桑島節郎，在其戰時回憶錄《華北戰紀》裡，敘述了日軍遭遇到的「拉發地雷」戰術——
「這一戰術的作戰模式大致是這樣的：夜間，日軍的討伐隊從宿營地出發開始行動被發現時，八路軍的兩三名奔跑迅速的民兵，會先行趕到日軍進發的前方線路上等待機會。他們在路上埋設地雷並蓋上偽裝網，布置拉火索。他們的目標通常選擇騎馬的日軍軍官，為了達到一擊必殺的期望，他們藉助遮蔽物在不過十米遠的地方隱蔽。
「他們會在目標踏上地雷的一瞬間拉發地雷，並在爆發的同時一躍而起，如脫兔一般逃走。由於他們熟悉地形，要想抓住他們實在並非易事。但是，這種任務，顯然如果不是特別勇敢和矯健的人也無法完成。」
美國著名作家、新聞記者哈裡遜福爾曼曾在抗戰時期來華走訪敵後抗日根據地，他在《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一書裡記述了他獲悉的「拉發地雷」的情況：
「在某些地區，地雷戰已發展成了一種美妙的藝術。沿公路的戰略據點附近都有地雷區。每個地雷都用繩子做導火線，通向磚砌的地下保護管，連在一個簡陋的『開關』上。這個『開關』或在農民家中，或在附近的崗哨。當敵人縱隊踏進地雷區時，放哨的人就輕輕地撥動『開關』上的引線……」
書中還記載了福爾曼了解的一位地雷戰英雄的事跡：「在晉察冀邊區，最著名的地雷能手是一個叫李勇的年輕人。李勇是華北地雷戰的天才，他只不過20來歲，但對地雷戰頗有經驗。去年冬天，日本進攻北嶽區，在3個月的掃蕩中，李勇指揮他的小隊擊斃和殺傷了364個日本鬼子和偽軍，破壞了5輛軍車。」
這位來自於美國的記者朋友，堪稱是中國敵後軍民使用「拉發地雷」打擊日本侵略軍的「見證人」之一。他甚至還拍攝到「拉雷手」拽住地雷引線，準備操縱地雷襲擊敵人的照片。 值得注意的是，照片的解說中，福爾曼把「拉發地雷」翻譯成「string-pull mine」（拉繩地雷），從而給敵後軍民的這種創造留下了一個英語的名稱。
敵後抗日根據地民兵正在埋設地雷
那麼，日軍走進雷區，遭遇地雷的襲擊後，殘敵是否會反擊 「拉雷手」呢？
從當時來自於敵後戰場一線的記述來看，日軍遭遇地雷襲擊後，會迅速組織瘋狂的反擊。當年膠東抗大地雷組戰士馬保軍的回憶文章，記述了山東戰場的一次地雷戰：
「1942年冬，日軍『掃蕩』山東省膠東地區的牙山一帶，我軍膠東抗大地雷組2名戰士林軍、李仁，在一個山口控制地雷襲擊了一股日軍。他們先是在距離地雷50米遠的地方控制拉火裝置。但是日軍尖兵部隊進入雷區後，拉雷卻失敗了——在較遠的地方控制地雷果然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日軍的尖兵部隊過去後，林軍、李仁檢修了地雷，改用約30米長的麻繩當雷繩。在山區崎嶇不平的地形上，控制拉火裝置的戰士距離地雷僅僅十幾米遠。
「一刻鐘之後，他們用地雷成功消滅了後面騎馬的2名日軍軍官。大隊敵人反應過來之後，隨即用重機槍、輕機槍、擲彈筒一齊向地雷組隱蔽處的小山以及西側後邊兩個山崗約400米的範圍內，猛烈地射擊。」
文章用較為輕鬆的一句話敘述了2名控制地雷的戰士脫險——「在日軍的瘋狂掃射下，林軍、李仁兩同志只用了20分鐘左右的時間就脫離了敵火力網，轉移至西北山崗」。
「只用了20分鐘左右」——其實應當這麼說，僅僅約「400米的範圍」，脫險就用了20分鐘！這20分鐘的脫險經歷中有多少槍林彈雨和驚心動魄；能夠衝出火力網必須得有怎樣的速度和敏捷。這兩名控制地雷的戰士，無疑就是日軍老兵桑島節郎眼中「特別勇敢和矯健的戰士」。
翻開塵封的史料可以看到，在各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地雷戰中，「拉雷手」會遭到未死傷日軍的追射，確實面臨極大的生命危險。
新中國成立後參加過全國民兵代表大會的膠東地區著名民兵抗日英雄杜百金，他的戰鬥事跡裡有這樣驚心動魄的一幕——1944年8月的一天，杜百金埋伏在高粱地裡拉響了地雷。隨後「順著高粱地撒腿就往南跑去」。但是「挨了炸的日偽軍見拉雷繩通往高粱地，便瘋狂地開槍向高粱地裡掃射。子彈從杜百金的頭上、身邊、腳下飛過，高粱撲撲地折斷了一大片。接著，日軍野獸般地叫著，蜂擁地拉開扇形隊伍開始包圍高粱地」。
福爾曼拍攝的拉雷手
在這樣危急的情況下，杜百金跑丟了一隻鞋也顧不得拾，跑出了高粱地之後又鑽進玉米地，才安全返回了村裡。
但被日偽軍步兵追擊還不是最為危急的情況。山東軍區人民武裝部部長朱則民在《一九四五年山東人民武裝工作匯報》中提到：日軍把「用騎兵追捕民兵拉雷手」作為應付地雷戰的辦法，膠東西海民兵曾經「被敵騎兵追得吐血」 。
可見，即使是「特別勇敢和矯健」的戰士，單單依憑一躍而起後「飛快地奔跑」，在日軍專門準備反擊拉雷手的騎兵追射之下，常常難以脫險。地雷戰輝煌的戰績背後，有多少鮮為人知的英雄壯歌。
當然，拉雷手不是只依靠「勇敢和矯健」脫險的，還依靠適當的戰術：事先布置好戰鬥組、狙擊組，配合、掩護「拉雷手」撤退；「在拉雷手往後跑的路上再埋絆雷」，以阻擊追趕而來的日軍——這都是常用的辦法。
八路軍甚至採用過「拉雷掩護拉雷」的戰術，作家周立波在報告文學《戰場三記》中寫道：
「埋在路上的頭一個地雷拉響了以後，敵人搜山，民兵就跑。敵人看見民兵只有一個人，拼命地追趕。於是往往中了第二個拉雷。原來在民兵準備逃走的路上，預先埋了第二個拉雷，敵人追來時，管理第二個拉雷的民兵把導線拉了……」在這樣連環使用拉雷的戰術打擊之下，「敵人碰見了地雷，殘敵只有慌忙逃進據點之一法」。
據楊成武將軍的回憶，在冀中平原，我軍的戰術更到了精妙的程度，把地雷戰、地道戰充分結合：地道的洞口附近埋下「拉發地雷」，在敵人靠近洞口時拉響地雷。這樣既襲擊了敵人、又封閉了這個地道洞口，拉雷手從另一個地道洞口轉移，使得敵人無可奈何。
絕大部分的拉雷手（無論是八路軍官兵還是地方的民兵），在戰爭來臨之初都還只是普通的軍人和農民，正是「堅決消滅侵略者，武裝起來保衛家鄉」的豪情壯志，使他們成為了敢於「在日軍眼皮底下拉響地雷」的矯健戰士，使他們能夠「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制定出新的戰術與日軍周旋——這就是彪炳史冊的「地雷戰」。 正如電影《地雷戰》主題歌中唱的 「小河邊，大路旁，用地雷築起萬裡屏障；山溝裡，山頂上，用地雷築起鐵壁銅牆」，讓日本侵略軍「寸步難行、無法躲藏」。
2
出現在敵人背後的「反包圍」戰術
冀中平原上還曾產生了讓日偽軍聞風喪膽、驚恐不已的地道戰。
日軍63師團老兵齋藤邦雄（戰前是日本東寶映畫電影公司的演員，戰後成為日本著名漫畫家，曾擔任東京兒童漫畫協會會長），1941年9月開始到河北省冀中一帶作戰，1945年6月隨部隊離開。齋藤邦雄也曾領略過地道戰的厲害，於是他在戰後畫出了一些反映地道戰的漫畫作品。
齋藤的漫畫描繪的地道戰
在漫畫的附文裡，齋藤邦雄描述他親身經歷的地道戰情景：當時，日軍把八路軍的一支小部隊包圍在了村邊廟裡。八路軍一開始從廟中不斷還擊，後來漸漸停止了射擊。等日軍衝進廟裡，卻發現一個人都沒有。日軍挪開廟裡神像，看到下面出現一個大洞。齋藤邦雄等日軍士兵認為：「八路軍逃到這座廟裡，然後做出還擊抵抗的樣子，看來都是為逃走爭取時間。」他們正準備找柴火燒了這座廟時，隊長跑進來下令立即從這裡撤離。
日軍從這座廟撤離還不到三分鐘，八路軍的迫擊炮彈就落在廟門前。齋藤邦雄心有餘悸地想：「如果撤離得晚一些，面對八路軍這種巧妙的地道戰法，我們鬧不好會把命丟在這裡吧。」
在戰鬥中利用地道突出包圍之後，再從日軍身後突然發動襲擊，這是地道戰的一種固有戰術。實際上，在敵後戰場這種「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地道戰也是一種十分有效的主動出擊的手段。
冀中地區敵後地道戰的三位著名領導者：曠伏兆（曾任冀中第十軍分區政委）、魏洪亮（曾任冀中第九軍分區司令員）、劉秉彥（曾任冀中第十軍分區司令員），在他們聯合署名的《冀中的地道鬥爭和地道戰》一文中曾指出：「1938年年底，冀中軍民廣泛開展破路修壕鬥爭，破壞敵人的交通線和『掃蕩』，還充分利用在平原上修起的一條條交通壕，挖了許多短小坑道通往墳地、葦坑、寺廟等。有的還在小坑道裡挖了許多土窩窩，用以藏物。這些就是地道鬥爭和地道戰的開始。」
在人們通常的印象之中，地道戰更主要是一種村落防禦中與敵周旋的作戰方式。美國記者哈裡遜福爾曼在《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中，就曾這麼描述冀中平原的地道：
「現在河北中部有一個驚人的地道系統，連接著周圍數英裡內幾百個村莊，其規模之大，簡直使紐約的城鐵變成了小孩子的玩具鐵道。這些地道足以容納所有的村民及他們的生活用品和財產，同時地道中又備有足夠的糧食和水，以應付長期的圍困。」
抗戰中的冀中軍區司令員呂正操，在《回憶冀中平原的抗日遊擊戰爭》一文中談到：「當敵人使用較大的兵力，採取包圍的形式前來『清剿』時，我軍的一種鬥爭方式就是由地道轉至村外，突襲敵人側背，並迅速轉移。」
1942年3月20日，冀中行署、冀中軍區司令部、冀中武委會聯合發出的《關於開展地道鬥爭的指示信》以廣泛推廣地道戰時，就明確指出地道鬥爭是「由單純防衛向積極進攻發展的」，且在地道戰的戰術上提到了「反包圍」，做出了有關的指示：「可從地道轉移到他村外線作戰。」
地道戰的先行者，抗戰中擔任河北蠡縣縣委書記的王夫，在《蠡縣開展地道鬥爭的回憶》中，即生動描述了八路軍通過地道「到敵人背後來一個反包圍」的戰法：「村遊擊組、青抗先（即青年抗日先鋒隊，是半脫產的青年抗日武裝）等，每當敵人包圍之前，就先把群眾特別是老弱婦孺，照顧著鑽洞跑了，然後埋伏在路口或房上等容易打伏擊的地方，待敵人非常接近的時候，一陣手榴彈或獨撅槍（自造的土槍，造型類似駁殼槍），便把敵人打得驚慌失措了。當敵人還沒有反應過來，遊擊組、青抗先及持武器的群眾便不慌不忙地順地道走了。然後，又利用通向野外的地道出口(出口處平時有偽裝隱蔽物)，再到敵人背後來一個反包圍，衝敵人屁股後邊再打一陣。因此，各村的民兵對敵鬥爭更加堅決勇敢了。」
楊成武將軍於1945年1月寫出的《冀中平原上的地道鬥爭》，是一部集地道戰經驗之大成的專著，曾作為冀中軍區司令部的絕密文件油印下發給各部隊。書中關於地道戰「戰術上的幾個要求」，專門提到了先在村內節節抵抗，再通過地道轉到外線作戰的戰術：「從高房打到院內，再從院內打到黑屋子——室內堡壘，然後進入地道轉移到村外或從另一個村莊鑽出來，再由村外向村內打，由村邊沿打到村中心，打到地道內。實行打了鑽，鑽了打，打了再鑽，鑽了再打的辦法，不斷地打擊敵人。」
在村內節節抵抗時，從地道轉移到屋頂上的民兵
根據楊成武將軍記述的戰術可以看出，齋藤等日軍士兵在戰鬥之中認為「八路軍逃到這個廟裡，然後做出還擊抵抗的樣子，看來都是為了逃走爭取時間」，其實是有明顯偏誤的。實際上這一場戰鬥中，這支八路軍小部隊就是執行著先節節抵抗，再利用地道轉到敵軍背後而發起襲擊的具體戰術。
1985年的《冀中人民抗日鬥爭資料》中刊登的《抗日戰爭時期冀中區的地道鬥爭》一文，記載了兩個發生於1942年5月的戰例——
第一個戰例是：1942年5月23日，日軍圍攻河北無極縣趙戶村。激戰中，「我6名戰士和幾個民兵利用地道轉到敵人側背，把東邊衝來的敵人向西引，把西邊上來的敵人向東引，結果敵人自己互相對打了一個多小時。」天快黑時，我偵察員帶著12名民兵從地道摸到敵人的馬群裡，砍斷馬韁繩，群馬亂跑，敵人以為我援兵趕到，急忙撤退。
而1942年5月30日的白莊村之戰，則更是一次激動人心的戰鬥。日軍圍攻河北深澤縣白莊村，拿村中一座廟作為指揮所。日軍軍官們躲在這樣的建築物中，認為被他們團團圍住的八路軍，手上沒有一門炮，是奈何不了他們的。但八路軍卻從地下冒出來到了他們的身後，「縣大隊一個機關槍排從地道潛行到玉皇廟，襲擊了敵人的指揮所，打死20多個敵人，佔領了玉皇廟。」
這種戰術在具體運用中，也有不同的變化，可以和單獨的地雷戰結合起來，也可以用於在戰鬥中發動偷襲，奪取敵人的輜重：1944年2月16日，河北省固安縣尼店村的戰鬥之中，「開始我軍在村內打防禦戰，黃昏時，我主力第35區隊利用地道偷襲了偽治安軍第20團的大車隊，繳獲大批軍用物資」。這場戰鬥中，偽軍把後勤車隊的輜重車輛放到戰場之外的地方，以為就萬無一失了，「哪知道，我軍通過地道從村內轉移到村外，把他們打了個人仰馬翻」。
一直到抗戰勝利那一年，日偽軍依舊沒有什麼好辦法對付，只有繼續受到這種戰術的沉重打擊，比如發生於1945年5月27日的河北霸縣米家務村（現屬河北雄縣）著名的「米家務反包圍」戰鬥——
日偽軍先包圍了冀中第十分區機關駐地米家務等4個村莊。當夜晚來臨，機關幹部和民兵從地道進入偽軍住房，縣大隊趁機從院外攻入，重創了敵軍。此戰斃傷敵115人，俘94人，繳獲輕機槍6挺、步槍300餘支。
這種河北平原上首創的使用地道突圍後再反包圍敵人的戰術，甚至遠在安徽淮北平原的新四軍中也曾經採用了。1943年12月發布的 《新四軍第四師司令部、淮北蘇皖邊軍區政治部、淮北蘇皖邊區行政公署布告——戰鬥動員準備反「掃蕩」》有這樣的語句：「在那些敵人可能安設據點的村鎮，更要努力挖掘地道，四面相通，在村鎮之外半裡或一裡出口，以便應付敵人的突襲包圍，而改由地道脫圍以行反包圍之效。」
3
可以變成大鵬鳥的麻雀
麻雀戰這個詞語，和地道戰、地雷戰一樣，在中國是家喻戶曉。日本老兵桑島節郎在《華北戰記》第四章《不斷的討伐》中記載了遭遇八路軍「麻雀戰」的經歷：
「和日軍作戰的八路不過是三四個人，而且經常不是正規軍、而是便裝的民兵，他們抽冷子就打，打了就跑，也根本不在乎戰果，讓調騎兵又調炮兵的日軍白費力氣。大隊長顯然對八路軍的招數完全不了解，所以，面對剛才八路軍打的『麻雀戰』擾亂射擊，竟然發了正式的攻擊命令……八路軍的子彈不時飛來，卻忽東忽西。於是討伐的第一天，就變成了這種被八路軍戲弄得團團轉的情況。
展現麻雀戰的著名攝影作品《打一槍，換一個地方》
「打到後來，大隊長氣得眼睛都變色了，而八路軍依然不緊不慢地從遠處繼續騷擾射擊。大隊長顯然心中十分惱怒，以至於中午竟然忘記了讓大家吃飯，全大隊直到下午一點三十分才接到吃中午飯的命令，但兩點鐘又被驅趕著去追擊跑得無影無蹤的八路軍狙擊手。」
從桑島節郎的這段記述可以看出，其實連日軍也知道了「麻雀戰」這個詞語。不過這些日軍士兵未必知道，麻雀戰並不是簡單的「退避戰法」「騷擾射擊」，而是一種有具體戰術要求的作戰方式。
曾擔任八路軍山東軍區政委的黎玉，在1942年6月發表的《論山東軍區工作建設的諸問題》一文中，談到 「怎樣開展民眾性遊擊戰爭」時專門論述了麻雀戰的具體戰術要求：
「採取寬大正面的配置，要布滿山谷要點，前後左右都有幾個（即縱深配備）組織稀薄的部隊，突擊鉗制和火力，三四人一小組，專門射殺敵指揮官，或打亂敵人的行軍。打了就走，再移到敵人後面射擊敵人。在敵人大小『掃蕩』時，各個山頭最易發揮，青紗帳起，可伏在高粱地內進行。」
那麼，這種讓「日軍大隊長氣得眼睛都變色」的麻雀戰，其概念究竟是什麼呢？
20世紀70年代出版的《人民戰爭威力無窮——我國民兵傳統戰法戰例選編》中，把「麻雀戰」作為我國民兵經常運用的一種作戰方法而加以介紹，指出了這種戰法的特點是「民兵有時三三兩兩，有時成班成隊，出沒在山野密林，街頭屋頂，青紗帳裡，道路旁邊，好像麻雀啄食一樣，忽聚忽散，忽來忽去，瞅空子到處擾亂和打擊敵人」。
這種說法雖然形象，卻還沒有揭示麻雀戰最本質的一面。要了解這一方面，就需知道抗日戰爭時期的麻雀戰是如何首次被使用到遊擊戰之中的，其具體理論究竟是怎麼發展的。
1938年7月7日，全面抗戰開始一周年之際，八路軍129師師長劉伯承在《129師抗戰一周年戰術報告》中提到，是129師386旅771團（團長徐深吉）「發明了打麻雀仗」：
「11月26日的範村戰鬥，在敵以步兵五六百、騎兵一個連、炮六門、汽車兩輛向我進擊時，我771團以一個連兵力分散到十餘裡，準確射擊敵人，結果使敵傷亡近百，汽車也被我打毀一輛。從此，這種打法就叫做麻雀仗。」
這場「發明了打麻雀仗」的範村戰鬥，在抗戰初期是一次頗有名氣的勝仗。著名作家卞之琳抗戰初期在太行山地區訪問，曾到八路軍一部隨軍生活。他描述了1937年10月至1939年3月範村戰鬥的情況：
「他們在11月下旬，在範村附近遭遇了敵人，於是派少數優秀射手分布各山頭，等敵人來時，先由這裡打兩槍，把敵人大炮射擊點吸引到這裡來以後，又從那裡打三槍，又把敵人的炮口轉過來放一陣，可是又從他們後方打起槍來了，如此把敵人弄得莫名其妙，只好撤退。」
同在1938年7月7日這一天，時任河南省委軍事部長的彭雪楓在河南確山縣竹溝鎮，給軍政教導大隊學員授課的講稿《遊擊戰術的幾個基本作戰原則》裡，也專門用一段提到範村戰鬥使用的「時聚時散，隨打隨分」的「麻雀陣」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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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雀戰遊擊小組正在伏擊目標
此後，「麻雀仗」「麻雀戰」這樣的詞語，開始出現在八路軍的各種歷史文獻中。而作為「麻雀戰」的命名者，劉伯承在抗戰中一直在發展和豐富著麻雀戰的理論。他有一個精煉的概括：「麻雀仗就是遊擊戰最小最散的戰鬥隊形」；也曾提到了麻雀戰在敵後反「掃蕩」和保護人民群眾中的作用：「一有警報，當地民兵與遊擊隊應以一部掩護老幼撤退，牽走牲畜；另一部則扭住敵人打麻雀仗，以使敵人無所施其殘暴與摧毀……」
甚至在麻雀戰和地雷戰的具體銜接問題上，劉伯承都曾有明確的指示：「地雷安放最好以伏擊配合之(這種伏擊是誘伏)，或配置監視哨。或在埋地雷的上面偽裝埋有資材，然後以麻雀仗的退法誘敵去挖掘處使之觸發。」
《邢臺縣誌》上記載有這樣一個戰例，就是按照劉伯承的理論來實施的——
1942年5月反「掃蕩」時，百餘名日偽軍，進至水門村西河灘即將搜山時，相距二裡遠的一個山溝裡尚有千餘名群眾沒有逃離，情況十分危急。水門村武委會主任郎守業便帶領民兵採取「麻雀」戰術，掩護群眾轉移。郎守業首先帶領民兵迂迴到菜樹堖，開槍打死一個日軍小頭目，其餘民兵也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日偽軍難辨虛實，放棄搜山計劃，紛紛尋找掩體，盲目向菜樹堖還擊。這時，郎守業迅速帶領民兵轉移到水門北堖。日軍正要向菜樹堖進攻之際，背後北堖上又響起槍聲，兩三名日偽軍應聲倒下，他們慌了手腳，急忙轉身朝北堖還擊。此時，群眾已在農會主席王俊生帶領下，轉移到安全地帶。
《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一書裡，福爾曼不僅見證了地雷戰和地道戰，他同樣也是麻雀戰的見證人：
「這種巧妙的麻雀戰是打了就走。狙擊部隊在每個村裡留下幾個狙擊手，埋伏在敵人要經過的地方。不久，日本人的追擊部隊就會發覺，自己不過是在捕風捉影而已。不僅如此，當他們掉頭回來時，還可能被集中在一起的狙擊手伏擊……」
如此巧妙的麻雀戰戰法，敵後抗日根據地老百姓曾以這樣的民謠予以讚美：「麻雀戰，麻雀戰，趕不走，打不散。一槍一個不落空，又省功夫又省錢。麻雀戰，麻雀戰，戰術靈活又多變，打頭打尾任我幹。麻雀戰，麻雀戰，竄蹦跳躍像閃電，神出鬼沒炮樓間。麻雀戰，麻雀戰，四面八方任我打，遍地冷槍和冷彈。」
那些英勇堅持在敵後，神出鬼沒開展麻雀戰的八路軍遊擊戰士，被老百姓親切而形象地稱為「麻雀兵」：「麻雀兵，更神氣，飛到東，飛到西，飛到日寇心窩裡。」
這種成為戰場奇觀的麻雀戰，在與侵略軍的鬥爭中，取得了輝煌的戰果。1942年8月，《太行軍區夏季反「掃蕩」軍事總結》中記載：
「根據一個基幹部隊的報告，敵我傷亡對比，在伏擊戰鬥中為六點六比一（即斃傷敵寇六點六人，我軍傷亡一人）；在襲擊戰鬥中為二點九四比一；在麻雀戰鬥中，為五十三比一。」
從這個記載可以看出，麻雀戰實際上是抗戰中最有效率的作戰方式之一。這也使得日偽軍不得不正視這一種戰術。
1943年，膠東萊陽偽軍治安軍107團在「討伐」時撿到了一本根據許世友將軍講授內容編成的《麻雀戰術》教材。偽軍如獲至寶，稱之為「共匪現時使用之麻雀戰術密本」，趕緊翻印成冊。1943年在偽治安總署《軍事月刊》雜誌第37期專門刊登了這篇《麻雀戰術》，供偽軍作戰時參考。
而麻雀戰作為一種最有效率的作戰方式，也成了敵後遊擊戰的象徵之一。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七大上的口頭政治報告中，提到敵後中共抗戰力量的發展壯大，「靠打麻雀戰，打遊擊戰……滿天的麻雀就是種子，可以發很多芽」。
隨後，他又以這樣生動的語言描述了麻雀戰和敵後戰場的前景：「我們這個麻雀與別的麻雀不同，可以長大變成鵬鳥。從前中國神話中說，有一個大鵬鳥，從北方的大海飛到南方的大海，翅膀一掃，就把中國掃得差不多了……我們要做好準備，由小麻雀變成大鵬鳥，一個翅膀掃遍全中國，讓日本帝國主義滾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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