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好大喜功，在位六十年幾乎耗盡了大清國力，留給嘉慶一個爛攤子。嘉慶親政以後，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川楚白蓮教起義風起雲湧，國庫收入不足，人口過度膨脹，官員貪腐嚴重，河患頻繁出現。
面對如此局面，嘉慶帝十分憂慮但頭腦也很清醒。為此，他一度打出了「鹹與維新」的旗號，試圖在內政上作出一些改革和補救。
客觀地說，嘉慶帝是個勤奮的帝王，他提倡「崇儉黜奢」、「勤政務實」，並且身體力行，以身作則。從相關史料的記載可以看出，嘉慶帝在做皇子時就十分節儉，逢年過節，送給師傅們的禮物也不過是荷包食物一類的簡單物件。或許，早在嘉慶即位初年，他就已經對乾隆晚期的奢靡有所警惕。
因此，嘉慶親政後，馬上收拾了和珅，並下令取消各地官員進貢各類文玩古董之類的物件，殺一殺全國自上而下的奢靡之風。在嘉慶看來，各省進貢的貢品皆是民脂民膏，借著進貢之名，官員大肆盤剝。此後嘉慶又頒布了諭旨，嚴禁奢侈之風蔓延。
嘉慶帝和他的父親、祖父一樣，也以勤政著稱。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在蠟燭下批閱奏章。早膳之後，照例還要引見大臣十餘人。嘉慶四年的夏天，京師天氣格外炎熱，睿親王淳穎一心為皇帝著想，怕龍體過於操勞。於是他將本該及時遞上的奏摺撤下。嘉慶得知後，下令將淳穎交宗人府圈禁，並指示：「今後凡有奏摺，均必須直達朕前，聽朕批示，不得擅自撤下。」
乾隆晚期，朝野內外大刮歌功頌德、粉飾太平之風。對此，嘉慶帝也大力整頓，毫不容情。嘉慶四年，浙江旱災，偶爾下了幾滴雨，浙江巡撫玉德便趕緊上奏，說天降甘露災情減緩，全省的糧價也下來了。嘉慶帝予以斥責：「此等奏報，不可粉飾。」嘉慶五年，雲南發生水災，雲南巡撫江蘭奏報當年收穫頗豐。嘉慶立刻將他革職，並指令今後再有粉飾太平者予以嚴懲。
官員媚上粉飾太平是封建時代的固疾，要想完全根治顯然是不可能的。儘管嘉慶帝對此極為痛恨，但此類情況還是時有發生，只不過比乾隆時期稍微好一些。最離譜的還是嘉慶九年直隸總督顏檢的一道奏摺，搞得嘉慶帝和滿朝大臣哭笑不得。
這一年，北方蝗蟲肆虐，皇宮之中，漫天飛舞的都是蝗蟲，皇帝和大臣上朝時隨手一抓，就能抓到十幾個。可直隸總督顏檢竟然上奏稱，蝗蟲災害不足為慮，蝗蟲是來吃青草的，不吃百姓的莊稼，原文為：「飛蝗不吃禾嘉，惟食青草」。嘉慶看完奏摺後，將其公布朝臣，搞得滿堂大笑。
不過話又說回來，大清病入膏肓，治總比不治好，只是嘉慶帝用的不是猛藥。經過嘉慶帝的一番整頓，情況略有好轉，暫時剎住了乾隆晚期官吏腐敗的風氣。同時，嘉慶又發布諭旨，清朝各省虧空，治河賑災、減免賦稅、裁汰冗員。一時間，「鹹與維新」的改革春風吹向各地。
可結果我們都知道，這次「鹹與維新」並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效果。尤其在官吏選拔任用、官職設置、國庫管理、農商政策等事關國計民生的國策上並未有任何的改革。換句話說，鹹與維新只不過是讓大清表面看起來不像個病人，實際上病情卻在進一步惡化。
那麼，嘉慶帝為何就沒有他祖父雍正那樣的手段和能力呢？
這與嘉慶帝本人的性格有很大關係。在做皇子時，嘉慶就表現出了他守成的傾向，他在一首詩中如此寫道：「守成繼聖王，功德盡巍峨。」嘉慶四年，在扳倒和珅之後，就如何選拔人才作出了重要指示：「自當率循舊章舉行。」嘉慶六年二月，在諭旨中他也宣稱：「列聖舊章，自當恪守。」
嘉慶十六年（1811年），嘉慶所作的《守成論》中，系統地闡述了他的守成思想。他認為，「守成二字，所系至重」。之所以要守成，原因很多，他認為：
1，開國君主神武過人，大清國尤甚，祖宗所定之制度後世只需好好守著就行；
2，如果妄行改革，則福禍難測，守成關係到國家的興亡，不守成者，天必亡之。
我們可以將《守成論》看作是嘉慶帝的執政宣言。但守成帶來的後果也是嚴重的，官員們照樣貪腐，國庫照樣入不敷出，階級矛盾照樣突出。當歐洲爆發工業革命並改變世界格局時，大清依然沉睡在天朝上國的美夢中。
以治國平天下的能力而言，嘉慶和乾隆不可同日而語，他沒有那份天資，唯一的優點就是勤奮。本來，嘉慶帝執政的二十五年間，是大清面臨的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走對了就可以和西方同步。但不幸的是，掌舵人嘉慶走錯了，留下了一個更爛的攤子給了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