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岫廬:翻譯中的涵化之反思

本文來源：《外國語文研究》2020年第2期

轉自：外國語文研究

作者簡介

王岫廬，博士，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翻譯研究和現當代中國文學研究。

內容摘要：涵化是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課題之一。涵化理論主要研究移民思維、情感以及交流方式適應新文化的轉型過程，近年來關於這一適應過程的描述和理解，出現了從單向線性到互動多維的轉變和發展。翻譯作為一項跨文化交際行為，直接見證了不同文化的相互接觸、交流、融合乃至創新的過程。目前翻譯研究將涵化等同於歸化策略的觀點，沒有擺脫以單向線性的思維看待文化適應的陳舊模式。翻譯研究者有必要吸收跨文化研究中新的洞見，推進對翻譯中涵化現象的研究從方向到維度、從結果到過程、從現象描述到機理探討的轉變，從而對翻譯中的文化接觸與適應提供更為充分解釋。

關鍵詞：涵化；歸化；翻譯策略

在當今全球化語境下，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交往日益密切，人們的跨文化交往活動也日益頻繁。跨文化交流的參與者不可避免地會面對文化差異帶來的壓力和挑戰，涵化（acculturation）目前已經成為跨文化研究中的一個熱點。研究者們從不同的學科視角對涵化進行分析，這一概念的界定和理論建構已呈現出不少新的發展和變化。翻譯作為不同民族之間溝通信息和思想的橋梁，直接見證了文化間的碰撞、摩擦、衝突、融合，涵化對於翻譯活動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和影響。本文試圖梳理目前涵化研究的發展脈絡，從方向和維度兩個方面思考涵化這一概念在翻譯研究中的運用。

跨文化研究中的「涵化」

「 涵化 」 是跨文化研究中廣泛使用的一個術語，原先的英文是 「acculturation」。值得一提的是，該詞目前有不同的中文譯法，常見的有濡化、涵化、文化涵化、涵化、文化融合、文化適應或文化變遷等。這些五花八門的譯名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這一概念本身的複雜性和多義性。本文暫且採用目前翻譯研究中最為通用的 「 涵化 」 這一譯法。同時，為了避免對其過於簡單化或格式化的理解，我們首先簡要回顧跨文化研究中關於 「 涵化 」 的相關論述，重點梳理這個概念本身內涵和外延的演變。

1880 年，美國民族事務局官員約翰 鮑威爾（John Wesley Powell）在關於美國本土語言變化的報告中 , 首次使用了 「 涵化 」（acculturation）這個詞。鮑威爾將涵化定義為 「 來自外來文化者模仿新文化中的行為所導致的心理變化 」（轉引自 Rudmin24）。這一概念最初主要關注土著和少數族裔移民融入主流社會文化的個體心理調適過程， 強調主流社會對移民的單向影響，認為個體會被主流文化所同化。當時美國社會對移民採用的 「 熔爐 」（melting pot）政策，就體現了這種多少帶有歐美種族中心主義的、單維度的涵化理論。

羅伯特 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等學者提出了到目前為止最廣為接受的 「 涵化」 定義：涵化是「 由個體所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兩個群體之間，發生持續、直接的文化接觸，導致一方或雙方原有文化模式發生變化的現象 」（Redfield，et al. 149）。在此基礎上，他們區分了「 涵化」、「 文化變化（」culture-change）以及「 同化（」assimilation）這三個概念，指出涵化只是文化變化的一個方面，而同化則可以被視為是涵化的的一個階段，在不同的群體和環境中，涵化也有可能體現為文化適應或文化抵抗（49-152）。此後，心理學家的實證研究進一步證明，單向的同化並不是涵化的唯一結果，並且適應過程中的反作用力往往會導致交往中主客雙方的變化（Graves 350）。

在涵化的理論從單維向雙維的轉變中，加拿大跨文化心理學家約翰 貝理（John Berry）提出的涵化模型（圖 1）影響最為深遠。貝理認為個體對原居文化和客居文化的態度是兩個相互獨立的維度，對某種文化的高認同並不意味著對其他文化的認同就低。涵化者可以選擇接受或拒絕客居文化，同時也可以選擇保持或放棄原居文化身份。根據移民在保持傳統文化身份以及與客居文化群體交往這兩個維度上的不同表現，貝理將涵化策略歸納為四種：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離（separation）、以及邊緣化（marginalization）（Berry, 「Acculturation as varieties of adaptation」 9-25）。

Berry’s Acculturation Model

此後，貝理進一步發現主流文化群體在涵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也會影響涵化的過程。因此他在原先雙維模型的基礎上增加了第三個維度，即國家或主流群體對移民群體採取的態度。在涵化過程中，主流群體施加的涵化模式也被分為四種：與 「 整合 」 相對應的 「 多元文化 」（ multiculturalism）策略、與 「 同化 」 相對應的 「 熔爐 」 策略、與 「 分離 」 相對應的 「 隔離 」（segregation）策略，以及與 「 邊緣化 」 相對應的 「 排斥 」（exclusion）策略（Berry, 「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11）。在貝理研究的基礎上，有學者提出交互式涵化模式（the Interactive Acculturation Model），進一步強調涵化過程中主客雙方的相互影響和共同作用，並根據主流文化和移民群體採取的不同策略，推斷出 25 種可能出現的涵化結果（圖 2）（Bourhis et al. 382）。

近年來，心理學研究的發展為理解涵化過程引入了更多變量。紐西蘭跨文化研究學者珂琳 沃德（Colleen Ward）根據 ABC（Affect-Behavior-Cognition）分析模式，從情感層面的心理適應、行為層面的文化學習、認知層面的社會認同這三個維度去分析涵化過程（Ward 415）。西班牙心理學家瑪麗索 納瓦斯（Marisol Navas）等人（2005） 注意到涵化現實策略和理想態度之間的差異，並根據文化的 「 硬核 」（如價值觀、社會家庭規範、榮譽觀、兩性關係等）和 「 外圍 」（如工作或消費理念等）對涵化領域進行細分，認為個體有可能在不同的領域選擇切合實際的適應策略（Navas et al. 37）。這一關於細分涵化領域的假設在此後不少實證研究中得到了證實。跨文化研究者們對居住在荷蘭的土耳其移民，以及對韓裔美國人的調查結果都表明，移民們在公共領域期望得到主流社會的接納和承認，傾向於同化的適應策略；但在私人領域則願意更多保留原居的文化身份（Arends-Tóth & van de Vijver 266; Lee et al. 296）。

在跨文化研究中到底應該採用單維、雙維、還是多維框架的涵化理論，目前尚無定論，但存在一個基本共識：涵化是一個連續的、反覆的轉變過程，對於涵化的理解， 沒有單一的模式和心理規律，而應當採用多元的思考範式；涵化只有在參與各方的相互接觸、相互協商中方可實現，因此關於涵化的理解和評估也應當深嵌於該交往活動的特定歷史、政治和社會語境中。

涵化 = 歸化？

作為一項重要的跨文化交際活動，翻譯不僅涉及語言間的轉換，更是不同思想和文化交流的橋梁。文化間的差異及因此而帶來的理解和溝通障礙，是翻譯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出現的問題。自八十年代翻譯研究發生文化轉向以來，學界對翻譯中文化問題的關注日益突出，「 涵化 」 也成為翻譯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話題。

在《譯者的隱身》（1995）一書中，勞倫斯 韋努蒂（Lawrence Venuti）曾提出「 歸化 」 (domestication) 和 「 異化 」(foreignizing) 這兩個對翻譯研究產生重要影響的術語。其實和「 歸化」 相比，「 涵化」 是韋努蒂更早提出的，也更樂意採用的說法（Bielsa & Bassnett 9）。韋努蒂將涵化理解為 「 對文化他者的歸化，使他者能夠被理解、被視為是熟悉的、甚至是相同的，完全嵌入目標語中流通的意識形態文化話語編碼之中 」（Venuti, 「Genealogies」 127）。落實到實際翻譯工作中，「 涵化 」 就意味著要選擇 「 流暢的翻譯策略對異域文本進行歸化處理 」（Venuti, 「Introduction」 5）。

在韋努蒂提出的歸化/ 異化二元對立模式的影響下，翻譯學界普遍將「 涵化 」 理解為是譯者根據目標語表達慣例、讀者期待或社會規範，對譯文進行相應處理，使之融入目標語文化的過程。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曾多次將 「 涵化 」 與 「 歸化 」 作為同義詞交替使用。她認為在科技、法律、新聞等文類的翻譯中，為了減少目標讀者和觀眾的理解障礙，涵化是必不可少的（Bassnett 127）。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在關於布萊希特（Benolt Brecht）的戲劇作品在美國譯介的個案研究中，將涵化看作是原作在贊助者、譯者、評論者等人的共謀下，改頭換面進入目標語文化並為之接受的過程（Lefevere 109-23）。戲劇翻譯理論家阿託寧（Sirkku Aaltonen）也將涵化看作是對他者文化之 「 異 」 的弱化，在這個過程中，譯者需要 「 對不熟悉的 『 現實 』 進行改寫，讓熟悉和不熟悉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使得文化的相融成為可能 」（Aaltonen 55）。

在強調文化差異和和價值多元的現代社會裡，這一企圖以自己的話語方式去涵蓋他者文化、將差異消融於事先預想的相似性之中的做法，受到了一些學者的質疑和批判。例如，拉希亞尼（Raja Lahiani）在研究阿拉伯《懸詩》（Al-Mu`allaqat）的英譯和法譯的時候，得出了 「 涵化就是歸化；其結果就是同化 」（Lahiani 114）的結論，認為翻譯中的涵化實際上就是弱小民族文化身份被主流文化吞噬的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將涵化等同於遮蔽、過濾乃至篡改他者異質性的翻譯策略的看法，其背後的預設是對涵化直線的、單向的理解。這一在翻譯研究中相當盛行的觀點，似乎並沒有考慮到涵化理論過去幾十年發生的從單維向雙維、乃至多維的轉變。2011 出版的《中國譯學大辭典》對涵化的定義依然是 「 指某一群體或個人的語言、文化、價值觀因與另一文化相接觸而發生順向變化 」( 方夢之 302)。如果說，跨文化研究的學者們早已看到，最初將「 涵化 」 等同於 「 同化 」 的觀點已經不能夠充分描述目前多元文化互動的現實；在翻譯研究中，目前將「 涵化 」 等同於 「 歸化 」 的看法也未免顯得過於簡單片面。

作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和工具，翻譯的本質是為了跨越文化障礙並促進文化交流，這個過程需要涵化，但涵化並非意味著對文化異質的消除。相反，文化異質的存在往往正是翻譯背後的動因。在翻譯中，即便源語和目標語文化的權力或地位並非平等，它們之間的文化交流依然始終是一種雙向、互動的狀態。因此，翻譯中的涵化不應該被簡單理解為是向目標語文化趨同的歸化過程。我們完全可以借鑑跨文化研究中涵化理論的發展，尤其是對於涵化的理解從單向線性到互動多維的轉變，從涵化的方向（directionality）和維度（dimensionality）這兩個層面來重新思考翻譯中的涵化。

翻譯中涵化的方向

在方向層面上，翻譯中的涵化考慮的問題是源語文化和目的語文化之間的關係。離開原居文化環境的移民經過一系列的過程才能夠適應客居文化；同樣，文本在跨文化的旅行中，同樣也需要一定的變形才能在新的語境中得以接受和傳播。這個變形有可能需要改變譯文特定的文化基素（cultural anchoring），代之以目的語文化系統的慣例表達，這樣的做法就是目前翻譯涵化研究中最為強調的 「 歸化 」 策略。承認這一點的同時，我們還應當看到，正如移民文化適應的策略選擇是多樣化的，「 歸化 」 並非翻譯中處理文化差異的唯一可行策略。在跨文化研究中，根據約翰 貝理的涵化模型， 個體對原居文化和客居文化的態度是兩個相互獨立的維度，兩者之間並不存在此消彼長的關係。只有在涵化個體只看重客居文化，無意堅持原居文化的時候，才會出現同化；否則其涵化的結果有可能以整合、分離、邊緣化等方式表現出來。在翻譯中，譯者的文化態度是其選擇特定翻譯策略的社會語用根源（王東風 2-8）。如果譯者對目標語文化的看重遠遠超過對源語文化的重視程度，他們在翻譯中的確會傾向於遵循目標語文化慣例，此時 「 歸化 」 也就成為他們涵化的首選策略。然而，譯者對源語文化和目標語文化的認同也不是相互對立的，譯者完全有可能更加重視源語文化，或是在熱愛目的語文化的同時也對源語文化充滿嚮往。那麼譯者也可以採用 「 異化 」 或是歸化和異化相 「 雜合」（hybrid）的翻譯方法（見圖 3），而這些不同的方法和「 歸化」 一樣， 都是譯者在不同條件下選擇的涵化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在跨文化研究中，目前關於涵化方向的討論已經逐漸式微。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已經達成共識，承認涵化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移民在客居地文化中通過學習它的語言、規範、習俗等逐漸適應並且接受客居地文化；同時其本身固有的信仰、傳統、及行為模式對客居文化也會產生影響。在翻譯研究中，我們其實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研究趨勢。即便是一直大力推崇 「 異化 」 翻譯策略的韋努蒂，也承認 「 異化」「 歸化」 則兩者之間並沒有一定絕對的分界線，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一定會相互重疊。這種重疊一方面體現在譯者文化態度的多歧性帶來的翻譯策略的雜合，另一方面也體現在不同翻譯策略在文化層面所引發的實際效用。許多時候，即便經過了譯者的歸化處理，譯本所帶來的源語文化的異質性也不可能被完全抹殺掉。例如，翁貝託 埃科（Umberto Eco）在談到克羅埃西亞譯者在翻譯他的小說《玫瑰之名》（The Name of the Rose）一書的時候，提到譯者對源文中某些互文指涉採用了歸化處理，援引目的語中已經存在的某些前文本，但同時也指出，這樣的歸化處理實際上更好地將文本的異質性引入了目標語境（Eco 95）。相反，異化的翻譯也有可能會強化關於他者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塔裡克 沙瑪（Tarek Shamma）研究了韋努蒂曾經推舉過的異化翻譯的例子：理察 伯頓（Richard Francis Burton）翻譯的《一千零一夜》，發現該譯本關於阿拉伯文化和文本的直接指涉，實際上進一步加深了西方讀者原本持有的某些早已固化的、關於東方的想像，因此並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對 「 異 」 的尊重（Shamma 51）。應該說，如果單純停留在方向的層面，去討論在翻譯中應該 「 讓作者留在原處， 讓讀者去接近作者 」， 還是 「 讓讀者留在原處，讓作者去接近讀者 」，顯然已經不能充分說明翻譯活動中文化碰撞和交融的實際狀況。在此我們更有必要強調的是在維度的層面上，去思考翻譯和涵化的問題。

翻譯中涵化的維度

涵化的維度是跨文化研究近年的熱點所在，目前的涵化理論已經引入了諸如主流文化群體的態度、客居群體對於不同文化領域的態度等多種變量，大大豐富了我們對涵化策略、過程和結果的理解。應當看到，跨文化研究者現有的研究成果對於譯者尋找合適的翻譯策略也是大有裨益的。根據跨文化研究對文化 「 硬核 」（the hardcore）（如價值觀、社會家庭規範、榮譽觀、兩性關係等）和「 外圍 」（the peripheral）（如工作或消費理念等）的區分，移民群體在文化「 硬核」 的範圍中往往會保持原居文化身份， 在 「 外圍 」 中則更願意學習或採納客居地的價值觀（Navas et al. 37）。我們完全可以利用這個在跨文化研究中已經得到實證的結論，來豐富對有關翻譯現象的理解。例如， 我們可以嘗試從文化「 外圍 」 和 「 硬核 」 的角度，去梳理清末民初的西學翻譯。目前有不少關於西學翻譯的研究，側重從意識形態的視角分析這些翻譯活動背後的政治意圖對翻譯活動的影響。如果引入文化 「 外圍 」 和 「 硬核 」 的概念，就能有助於我們從文化生態學的角度去理解，1810-1919 年之間翻譯過來的 3000 多種政治、歷史、法學、倫理、教育、經濟等不同人文學科的西學書籍中，哪一類作品、以哪一種方式、為什麼得到譯介、帶來了怎樣的文化衝擊、如何與本土文化產生互動、交融、以及最終在目標語境促生了怎樣的文化形態。

除了從文化 「 內核 」「 外圍 」 的角度來思考翻譯現象，翻譯研究完全還可以引入其他更多已經得到實證的跨文化研究成果，例如上文所提到的從情感、行為、認知這三方面（Affect-Behavior-Cognition）去分析涵化過程的 ABC 模式（Ward 415）。跨文化研究者發現，移民往往在情感方面與自己的原居文化的關係最為緊密，而在認知方面會更願意學習新的文化模式，而兩者的矛盾張力往往會從複雜的行為模式上體現出來。我們也可以借鑑這個結論，去預期翻譯中的讀者期待，並設計出相應的最有效的涵化機制和翻譯策略。例如美籍英裔漢學家白之（Cyril Birch）的《牡丹亭》英譯本是在西方世界最具影響力的版本，整體而言，白之採取了異化的翻譯策略，通過直譯、直譯加注及直譯加解釋 , 保留了原文富有特定文化意蘊的表達。下面以《驚夢》一出中，杜麗娘偷遊後花園，從大自然的春色感染下，燃起對愛情的憧憬所發的兩句感慨為例：

例 1 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宮之客？（湯顯祖 54）

Here am I at the 「double eight，」 my sixteenth year，yet no fine 「scholar to break the cassia bough」 has come my way. My young passion stir to the young spring season， but where shall I find an 「entrant of the moons toad palace」 ？（Birch 46）

例 2 佳人才子，前以密約偷期，後皆得成秦晉（湯顯祖 54）

These 「fair maids and gifted youths」 after clandestine meetings made marital unions 「as between Qin and Jin.（Birch 46）

白之將 「 年已二八 」、「 折桂之夫 」、「 蟾宮之客 」、「 佳人才子 」 、「 得成秦晉 」 等帶有文化指涉和典故的表述完整地保留了下來，採用直譯的方法，以至於譯文相當拗口奇特，可謂不辭辛苦地想要把目的語讀者帶到原作面前。作為當代著名的漢學家， 白之在翻譯中力求最大限度的忠實於原文，將原文的異國風味傳達給譯語讀者，這種異化的努力更多是出於認知層面的考慮：即希望西方讀者通過閱讀譯本對中國文化乃至典故有所了解。但是必須考慮的是，作為一個 「 至情至性」 的故事，西方讀者閱讀《牡丹亭》的時候，閱讀快感和情感共鳴也是必不可少的。在這個層面上而言，白之的譯文在翻譯某些特定場景的人物對白時，也不乏流暢而自然的英語表達。暫舉一例而言：

例 3 （旦）妝千金之軀，一旦付與郎矣，勿負奴心。第夜得共枕席，平生之願足矣。

（生笑介）賢卿有心戀於小生，小生豈敢忘於賢卿乎？（湯顯祖 168）

BRIDAL: This body, 「a thousand gold pieces,」 I offer you without hesitation. Do not disdain my love. My life’s desire is fulfilled if I may share your pillow night by night.

LIU (laughs): You give me your love, my dearest: how could I dismiss you from my heart? (Birch 164)

這裡是第二十八出 「 幽媾 」（Scene 28 The supernatural sexual transgression）中杜麗娘和柳夢梅交歡後的對話。雖然這裡也有一處對 「 千金之軀 」 的異化處理，但對話表達總體上語言流暢自然。尤其是將 「 賢卿 」 翻譯為 「my dearest」, 看似簡單的一個稱謂改動，卻可以讓西方讀者更容易理解人物的關係與情感。此處翻譯的重點，不在於從認知的角度強調中國的異域文化，而在於從感情的角度，讓讀者為兩位主人翁生死相契的愛情感動。這樣的翻譯策略選擇，是和跨文化研究提出的涵化過程的 ABC 模式不謀而合的。

結語

涵化作為翻譯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最初就是從跨文化的社會研究中借用而來的（Marinetti 40）。在翻譯中，翻譯文本作為文化的載體，在文化交流和適應的過程中發揮了直接作用。研究翻譯中的涵化，就是要在特定的語境中對不同文化在翻譯中相互接觸、交流、融合乃至創新的過程進行分析和評價。

早期的涵化模式主要研究移民思維、情感以及交流方式適應新文化的轉型過程。而近年跨文化研究中涵化理論的發展對這一適應過程的描述和理解，無論在方向的層面還是在維度的層面，已經有了相當值得關注的發展。翻譯研究對涵化的討論也需要突破目前單一的「 歸化」 論，而力求從單向到多維、從線性到非線性、從結果到過程、從現象描述到機理探討的系列轉變，從而對翻譯中的文化接觸與適應提供更為充分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