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爾思想的整體性及其實質

列斐伏爾思想的整體性及其實質

原載|《山東社會科學》2019年第10期

文| 張笑夷

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1901—1991）一生幾乎貫穿整個20世紀，他的傳奇人生和思想歷險是20世紀社會歷史發展的最好見證。愛德華·索傑（E. Soja）曾感嘆：「在1991年靜靜地『消失』的不是亨利·列斐伏爾，而是20世紀本身。」然而，列斐伏爾思想的意義並未隨著20世紀一起消逝，他的思想遠未被20世紀的理論發展和社會實踐所窮盡，而使他成為新紀元當之無愧的「同時代人」。在21世紀，列斐伏爾的思想不斷同包括哲學、文學、建築學、激進地理學和城市研究在內的眾多領域的現代理論與實踐展開對話，不斷產生新的理論爭論和實踐模式。

列斐伏爾思想具有當代意義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英語世界和國內學界對列斐伏爾各個時期的具體理論都作了詳細深入的研究和解讀，而且這項工作還在持續。在此背景下，我們提出「重訪」列斐伏爾不是要去討論其思想是否有當代意義，而是聚焦於如何闡發列斐伏爾思想的當代意義。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反思：應如何解讀列斐伏爾留給我們的看似各個獨立的思想，是停留於他的某個思想階段的具體成果還是從總體上把握其思想實質？在這些問題上，無論是英語世界還是國內學界都未達成共識。英語世界過去三十年主要關注列斐伏爾關於都市、空間和國家的著作，對他的思想的解讀主要呈現為「後現代文化批判」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兩種解釋路向。國內學界對列斐伏爾思想的解讀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涉及三個方面的主題：第一階段主要從列斐伏爾學術生涯和參加法國共產黨早期的理論和實踐入手，集中於他對馬克思人道主義思想的譯介與闡釋；第二階段主要研究他1968年之前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論；第三階段則以他的空間和都市理論研究為主，將其解讀為一種空間政治經濟學批判。

將列斐伏爾的思想分成幾個相對獨立的部分固然有助於更深入地把握他的思想的具體內容，但若在研究各部分思想時不能超越各部分的界限，因而缺乏一種總體性研究視角，那麼就容易割裂各部分思想的內在整體性關聯，遮蔽其思想的批判精神，而將它變為實證性理論，這顯然不能為終身致力於以辯證的方法拒斥任何形式的教條主義的列斐伏爾本人所接受。列斐伏爾在具體的哲學批判、社會學批判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立場上形成的批判理論實質上具有不可分割的整體性特徵。因此，「重訪」列斐伏爾就是要從對其思想發展階段和理論結論的相對獨立的闡釋走向對其思想整體性及其本質精神的合理闡發，要從對其思想所呈現的理論主題的關切走向對其深層思想結構的把握和揭示。而這種整體性及其精神實質既表現在列斐伏爾具體地探索總體的思想歷程中，也表現在他具體地探索總體的理論結構中。

一、回到馬克思的遺產：探索總體

列斐伏爾是最早接觸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20世紀20年代末就與人合辦了《馬克思主義雜誌》，同時他也率先提出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又要超越馬克思主義的主張，堅定地扛起反教條主義的旗幟從事激進的批判。傳奇的生活體驗和豐富的想像力使列斐伏爾不斷遊走於各種理論領域之中，在卓越的理論建樹和開拓性貢獻中贏得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論之父」「現代法國辯證法之父」「城市社會學理論的奠基人」和「都市馬克思主義的開創者」等美譽，也使他的思想呈現出多重面相，甚至使他被視為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異端」。列斐伏爾與盧卡奇、科爾施、葛蘭西、霍克海默、阿多諾等同時代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一樣，致力於復興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特定的「上層建築」層面，從事文化批判；同時，他又是一個異常孤獨的前行者。當西方馬克思主義在過度膨脹的美學研究中走向衰落，阿多諾、盧卡奇、馬爾庫塞和薩特等人相繼謝世之後，在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的思想遭受空前冷落甚至被拋棄之時，列斐伏爾依然保持著對馬克思思想的信仰，以旺盛的創作力和敏銳的觀察力，對其所生活時代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進行整體性研究。1983年，佩裡·安德森出版《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慶幸自己發現了這個傑出的例外，「他就是我所討論過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在世人物中最老的倖存者，亨利·列斐伏爾，他在八旬之際既不屈服也沒轉變，而是對那些為大多數左派所忽視的典型課題繼續從事冷靜而富有創見的著述」。這也是英語世界第一次發現列斐伏爾這個「異端」最具經典馬克思主義氣質。然而，安德森特別提醒的《城市權利》和《空間的生產》等著作的重要性，似乎因其寫在注釋裡而沒有在當時引起注意。

其實，如果將列斐伏爾的思想形成過程與馬克思思想的發展歷程進行粗略地比較，我們就不難發現，與馬克思本人的思想重心從哲學轉向政治經濟學非常相似，列斐伏爾也經歷了從對馬克思思想的人道主義闡釋到運用《資本論》的方法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轉變。國內學界普遍認為，馬克思在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歷史等領域從事的理論批判並不是要在這些領域形成區別於以往理論的新理論，而是要超越以「解釋世界」為特徵的傳統理論範式，建立以「改變世界」為特徵的嶄新的理論範式。馬克思思想有著深刻的整體性，「馬克思所有的理論批判和理論研究實際上構成了一種以人的勞動、現實的生產活動，即人的實踐為現實基礎而說明人類社會的生成與分裂，以及揚棄這些分裂和對立，使人類獲得解放的一體化的革命的和批判的學說」。列斐伏爾最引人矚目的思想成就體現在他對日常生活、都市化、空間和國家的研究中，還包括對諸如1968年5月風暴等重要政治時刻的沉思。但他本人並不是試圖建立某種現代學科分類意義上的哲學、社會學、政治經濟學或建築學、城市規劃學的理論體系。他「始終保持馬克思的信仰並且直接面向現實問題」。列斐伏爾在1966年完成的《馬克思的社會學》中曾經嚴肅認真地研究了馬克思的著作，思考馬克思思想的當代價值和意義，並提出「馬克思的思想不僅是充分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它與一種特殊的科學——社會學有著特殊的關聯」。「馬克思的社會學」想要闡明的就是馬克思將社會作為一個總體來研究，他的思想中隱含著一種結構或要素，即總體性，這是「我們當今形勢的重要的、原創性的、富有成效（fruitful）的和不可取代的要素」。直到1982年給這本小書寫序時，列斐伏爾依然捍衛並強調他對馬克思思想當代價值的揭示，「馬克思的思想是全方位的：它獲得了一個總體，甚至是建構了一個總體……因為他想改變生活的性質和社會秩序，而絕非僅僅滿足於理解和解釋它們」。在他看來，只有這種總體性的視野和綜合性的研究範式才能達到關於社會歷史的真理，才能解答我們去往何處的重大問題。

因此，列斐伏爾將探索總體及總體性視為理論或思想的生命。而且他認為，探索總體不能僅停留於感性直觀的層面或抽象思辨的層面，相反，只有回到現實生活中，回到人的實踐活動之中，才能使這個一般的概念獲得具體的內容，同時使生活獲得豐富的意義。馬克思正是從理念王國回到現實世界，從「自我意識」到「勞動」，再到「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使總體性原則一步步具體化，才建立起與人的歷史真實相連的「歷史科學」。然而，很多理論的通病是「以非批判的方式使用總體這個哲學範疇」，在實踐之外對待總體性原則，「離開社會實踐和對社會實踐的分析的理論研究……導致了多種矛盾的表達」，使這種哲學具有「不統一、無力和貧困的形象」。20世紀30、40年代史達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也面臨如此「大旱」，當時的馬克思主義成了從書本到書本、從現實之外開啟現實的教條。正是在這種理論危機中，列斐伏爾主張理論必須面對鮮活的現實，在對自己時代現實的分析中建立新的歷史時期以總體性為特徵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二、日常生活—都市—空間：具體地探索總體的思想歷程

馬克思思想的焦點是人類的命運與現實的人的生存狀況。馬克思的方法是從人的實踐活動出發總體地理解社會發展和歷史運動，思考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關係。馬克思終生為之奮鬥的目標是人類解放與人類幸福。實際上，列斐伏爾終其一生都在思考如何將馬克思思想的範式和方法與人的現實行動相關聯。一方面，如何使理論恢復總體性的特徵，成為「批判的武器」；另一方面，如何使總體性理論「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並相互作用」，變成「武器的批判」。

第一，「日常生活」是列斐伏爾對馬克思科學的總體概念的第一次具體化，是為自己批判理論確立的真實基礎和具體地表達社會歷史現實的總體。在20世紀30、4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危機中，列斐伏爾開始了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具體現實進行連接的第一次探索，此時他找到的分析人的實踐活動和社會生活的總體便是日常生活。在他看來，批判地認識日常生活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應有之意，是馬克思主義把握當代歷史現實的真實基礎和出發點。「日常生活」是具體的總體。「具體」與「一般」「抽象」相對。具體的總體不是總體一般，是總體的一個層次，是在一個總體性的具體層次上呈現總體。日常生活不等於人的全部實踐活動及其社會生活，但日常生活以自己的方式形成一種總體。作為總體的日常生活是人的全部實踐活動及其社會生活的一個層次，這個總體性的具體層次包含並表現著人及其社會生活的總體。從日常生活的構成來講，「日常生活包括三個元素，三個方面（工作、家庭和『私人』生活、閒暇活動）。三個元素的統一和三個元素的整體性，以及日常生活，決定著具體的個人」。也就是說，日常生活是這三個元素相互作用構成的整體，其總體性表現在這三個元素交織而成的整體性中。列斐伏爾發現，儘管日常生活表現為一定的總體，但決不是任何抽象的總體，而是具體的總體，因為日常生活決定了具體的個人的生存和再生產，進而決定了社會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馬克思早就指出，社會歷史的前提不是任何神秘的或神聖的東西，而恰恰就是現實的個人。在此意義上，社會的再生產依賴於現實的個人的再生產。而現實個人的再生產在更大程度上依賴於作為個體再生產要素「集合」的日常生活的再生產。可以看到，日常生活一方面集合了並非不起作用的全部微觀要素及其個人的再生產，另一方面指向了整個社會秩序的再生產和維繫。正因為日常生活連接了總體性和具體性，並在二者之間建立起相互進入的通道，因此，日常生活在人的全部實踐活動及其社會生活中具有根本的地位，是理解人的全部實踐活動及其社會生活的基礎和核心。「日常生活從根本上是與所有活動相關的，包含所有活動以及它們的差異和它們的衝突；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動交匯的地方，……是所有活動的共同基礎。正是在日常生活中，產生人類和每一個人的關係總和有了整體的形狀和形式」。當日常生活批判在學界引起爭論之後，列斐伏爾在20世紀60年代初第二卷寫作中首先為日常生活「正本清源」，明確表達了日常生活的核心地位。「沒有在社會和社會歷史核心的地位上……批判地認識日常生活，就不能認識（作為整體的）社會。沒有對（作為整體的）社會的批判性認識，就不能認識日常生活」。在列斐伏爾看來，日常生活的基礎性作用也表現在它對社會歷史進程所產生的重要影響方面。現實的歷史發展證明，日常生活的變化往往會落後於上層建築的革命性變革。然而，若是不改變構成社會的牢固的生活基礎的日常生活，就無法實現真正的社會變革和人的解放。「正是在日常生活中和通過日常生活，人的器官（眼睛、生殖器）才人化了。歷史、勞動、社會生活和文化已經改造了人的器官。這種轉變發生在日常生活的王國裡，並隨著日常生活，包含在日常生活之中。否則，這種轉變根本就不存在」。可見，「日常生活」是列斐伏爾為自己批判地理解社會歷史現實確立的真實基礎和具體的總體。他致力於通過日常生活批判恢復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總體性特徵和統一的、有力的和豐富的形象。日常生活是呈現社會矛盾的具體的總體，也是革命的終極尺度。批判地認識日常生活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變革日常生活，通過日常生活的變革具體地達到馬克思改變世界和人類解放的目標。

第二，「都市」是具體地認識20世紀現代性和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總體。20世紀40年代確立的日常生活批判還只是列斐伏爾具體地探索總體的社會批判的思想開端。而且，一旦確立以具體的總體來把握總體的方式，就意味著一方面要認識到「層次」之於「總體」的區別，另一方面要不斷探尋「層次」與「總體」的「相關性」問題。其實，這就是列斐伏爾60年代初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裡主要思考的問題：「貫穿本書，我們一直對一個判斷提出挑戰，即特殊的和分割開來的科學分子包含著對整體的權利」。他既清醒地指出這種方式的界限，即層次研究只能達到對總體的一部分的認識，又堅定了以具體的總體把握總體的方式。「但是，沒有障礙或不可阻擋地，每一個特殊的和分割開來的科學分支都有權繼續深入它們的研究」，「整體是一個觀念」，「我們只能以分割的方式把握總體」。此時，列斐伏爾是在不斷地自我反思和澄清日常生活批判在哲學上的合法性以及對於認識人的全部實踐活動及其社會生活的正當性。而且，他時刻提醒自己，避免自己開創的以具體的總體來探索社會總體的總體性思想退回到實證主義和教條主義的窠臼之中。他把日常生活比喻成自己為考察社會和歷史現實而編制的引路地圖，是一種科學戰術和戰略，告誡自己不要因為所使用的「地圖」和「戰略」而忘記所要認識的社會和現實本身的廣袤性和多樣性。如果說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和第二卷時期，列斐伏爾還主要是在理論層面探討日常生活研究的合法性和界限問題，日常生活還主要表現為列斐伏爾探索馬克思主義與實踐相連而得到的一個相對抽象的概念。那麼，接下來列斐伏爾要做的工作是深入到當代社會生活的歷史變遷之中走向具體的日常生活研究，即社會地歷史地挖掘日常生活的全部豐富內容。日常生活與人的全部實踐活動及其社會生活的相關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必須從理論再次回到「鮮活的現實」，在現實的社會歷史變遷中具體考察日常生活及其與社會生活總體的相關性。

在列斐伏爾那裡，都市就是具體地認識20世紀現代性和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總體。20世紀50、60年代遊走於法國家鄉庇里牛斯山脈所獲得的城鄉發展不平衡的視覺衝擊，週遊世界所見證的各國的城市化進程，使列斐伏爾對20世紀的現代性和資本主義社會生活做出了獨特的都市化的解釋。首先，列斐伏爾指認20世紀現代性體現為都市現代性，「現代世界的日常生活」體現為都市及都市社會。這不僅是因為20世紀都市化進程在各個地域正客觀地普遍地發生，「都市社會」將替代「工業社會」成為社會發展的方向，而且主要是因為都市從方方面面規定了人的日常生活的樣式，在微觀層麵塑造著每個人的生存樣態，進而決定著人的整個生活方式。其次，列斐伏爾指出了資本主義都市現代性的矛盾性。一方面，新城市建設開啟了新生活，為人類通向自由和解放帶來了新的曙光。另一方面，人類也從未如此陷入更加深重的異化之中。現代都市世界從一開始就呈現出無所不能又表現為無能為力的截然相反的雙重面孔。最後，在此基礎上，列斐伏爾提出以都市這個具體的總體概念來理解社會歷史變遷並指出革命可能的方向。具體來說，從都市本身來講，它是人類生產自己生活的一個層次，即生產自己城市生活的方面。在這個意義上，它是人類生活的一個具體的總體。從都市生活與人類全部社會生活的關係來講，都市生活不是人類全部社會生活的某個階段，而是全部過程貫穿始終的社會生活的一個層次。它是從農村生活以及農業文化中慢慢「分泌」出來的，一開始只是居於次要方面，在大約16—17世紀城市和農村的意義發生了根本性的翻轉，然後工業與城市聯姻，工業化進程開始。在這一進程中，都市化逐漸取代工業化成為主要方面，都市矛盾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於是，列斐伏爾設想通過都市革命改變人的都市生活方式來真正地改變世界和改變生活。由此，人的全部實踐及其社會生活表現為都市化從零發展到都市化真正完成的歷史進程。在這一時期，列斐伏爾正是通過對都市現代性和資本主義都市生活的揭示才從尚在抽象理論論證之中的日常生活理論走向了具體的日常生活研究，才有了1968年《現代世界的日常生活》的問世。因此，都市社會理論是列斐伏爾走向具體日常生活研究的思想橋梁，是力求與社會歷史重大變遷保持同步的日常生活理論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對現代世界和現代人生產自己的生活方式進行認識的手段。

第三，「空間」是列斐伏爾用以揭示日常生活及其都市社會現實深層結構的總體。通過20世紀50、60年代對城市和鄉村問題的研究以及對都市現代性的分析，列斐伏爾發現，日常生活一方面與現代性互為表裡，日益成為人類生產現代世界的「場所」；另一方面又與現代性相抗衡，蘊藏著反抗現代世界的潛能。在《現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列斐伏爾分析了二戰後資本主義世界城市化進程導致的日常生活日益貧乏、受動和被規劃的變化，但此時他並沒有深入研究日常生活因何被操控以及如何被規劃，也沒能指出支撐和維持資本主義都市現實的新的社會運行機制，從而也就無法提出改變日常生活的具體戰略。儘管如此，列斐伏爾的日常生活批判依然產生了巨大影響。深受其影響的1968學生運動打出了「改變生活」、「改變生活的被僱傭」的旗幟，反對資本主義的都市現實。但是，反抗力量從理論中獲得的只能是對「改變生活」這個當務之急的認同，而無法獲得明確的革命鬥爭策略以指導現實的政治行動。「當經濟的和社會的『基礎』還沒有被推翻，國家權力的基礎仍然牢固時，理智、道德和精神的『上層建築』已經倒塌了。」這是列斐伏爾面對現實運動的挫敗和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論困境不得不深入思考的關鍵問題。資本主義都市現實背後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基礎」是什麼？日常生活被規劃所需的社會發展「架構」是什麼？國家在其中又扮演著什麼角色？

列斐伏爾從對現實生活的研究重新回到馬克思的思想去探索日常生活批判的出路。在他看來，馬克思關於19世紀資本主義現代性和社會生活異化的思考之所以能走向科學的批判道路，原因在於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正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研究中，馬克思建立了「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的「歷史科學」。因此，列斐伏爾意識到他必須像馬克思那樣，以政治經濟學分析為基礎，找到解決上述問題的答案。早在19世紀中期，馬克思便揭示了資本主義續存的秘密，即「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係，從而對全部社會關係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頁。。列斐伏爾思考20世紀資本主義都市現實的「基礎」正是從這裡得到了啟發。他認為，馬克思在闡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時已經指出了「生產關係的再生產」，但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由於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理解而忽視了它，僅把生產方式視為理解一切問題的答案。而在他看來，對於作為一種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在20世紀的存續和發展，只有通過「生產關係的再生產」這個概念才能得到理解和揭示。「不管在什麼地方，處於中心地位的是生產關係的再生產（la reproduciton d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這一過程（processus）發生在每一個人的眼皮底下，並在每一項社會活動中完成，其中包括那些表面上最無關緊要的活動（休閒、日常生活、居住[l』habiter]與住宅[l』habitat]、空間的利用）」。幾年之後，在《資本主義的倖存》的開篇，列斐伏爾進一步闡述了這一重大發現：「生產關係的再生產，作為概念和事實，並未被『發現』（或揭露）：它自己顯示出自身。無論是知識領域的探索者還是事實的記錄者，在未對其真正地進行探究之前，都不能發現這塊『大陸』。……『大陸』的隱喻說明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生產方式，作為一種從未被系統化或完成的總體性，遠未『終結和完成』，而仍然在不斷實現中……為了說清它（生產關係的再生產）正在顯示什麼，（我）花費了相當長時期的工作。在正確地闡述這個問題之前，不得不通過近似的（概念）來詳細闡述整個概念星叢：『日常生活』『城市』『重複』和『差異』；『戰略』『空間』和『空間的生產』，等等。」可見，「日常生活」「都市」「空間」這些具體的總體概念都是為了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總體的變化與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再生產在日常生活、都市化進程和空間的生產中顯示自身。於是「與城邑和都市相關的研究，回到了關於空間的研究，並產生了一部著作……《空間的生產》……這一社會空間理論，一方面包括對都市現實的批判分析，另一方面包括對日常生活的批判分析」。空間成為列斐伏爾揭示都市現實，使日常生活批判在都市社會條件下得以進一步延伸和拓展的總體性思想的對象。

正如都市不僅指資本主義生產現代都市生活的社會結構，空間也不僅是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其社會關係的工具。列斐伏爾的都市是在都市化從零到真正完成的具體層面上理解整個社會歷史過程的總體性概念，同樣，空間也是理解人類生產自己生活的一個具體的總體性概念，是列斐伏爾理解作為總體的社會的都市總問題的核心概念。具體來說，列斐伏爾所談的空間是社會空間，是人的「第二自然」，是人的全部社會活動作用於「第一自然」的產物。空間的生產實際上表現著全部人類社會實踐及其社會生活。當人開始生產自己的社會空間，人本身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人們用以生產自己的社會空間的方式，是他們表現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們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因此，從空間與人類社會歷史變遷的關係來講，「每一個社會——因此每一種生產方式……生產一種空間，即它自己的空間」。也就是說，每一個社會空間與相應社會的構成性生產關係是一致的。從一種生產方式向另一種生產方式的變遷，必然伴隨著一種社會空間向另一種新的社會空間的轉變，因為人類必須有他們表現自己生活的新的空間生產的方式，也就是他們生產自己空間的新的生活方式。進而，面對資本主義都市化進程形成的國家和政治權力與技術合謀生產的「抽象空間」及其對日常生活的「殖民」，都市革命的關鍵在於空間革命。「為了改變生活，我們必須首先改變空間。」至此，列斐伏爾通過都市社會的發現，再把都市革命最終落腳到空間革命，為日常生活變革找到了堅實的基礎，通過改變空間，改變空間的生產來改變生活和改變世界。由此可見，都市社會理論、空間和國家理論是列斐伏爾理解資本主義都市化進程中的日常生活及其全部社會生活的生產和運行的「鑰匙」，使他得以緊緊圍繞重大社會歷史變遷來研究日常生活，定期更新日常生活批判。

三、「三元辯證法」：具體地探索總體的理論結構

由上可見，馬克思思想的總體性原則始終是貫穿列斐伏爾思想的主要線索。在「理論——生活——理論——生活——理論……」的不斷作用和轉換中，「日常生活」、「都市」和「空間」是列斐伏爾在重大社會歷史變遷中理解作為整體的社會的一個個具體的層次或層面。對日常生活、都市和空間的研究，不是將其作為一個先驗的或本體論的實體，而是從人生產自己的社會生活的角度，研究人的全部實踐活動及其社會生活和歷史現實的變遷。所謂的「日常生活批判」「都市社會理論」和「空間政治經濟學批判」並不是在時間上和邏輯上前後相繼的不同批判立場和領域，而是列斐伏爾從日常生活這個具體層次上探索總體的不斷具體化的理論成果，是以「改變日常生活」為宗旨的一體化的革命的和批判的學說。「日常生活」、「都市」和「空間」等概念構成的理論星叢都緊緊圍繞一個具體的思想核心：通過變革日常生活來改變世界，找到理論與人的解放具體相連的道路。「研究日常生活和使用這種研究成果來指導對現代性的認識，都是為了尋找具有變革可能性的契機，都是為了跟隨這個可能變革的決定性階段或契機：通過把日常生活看作什麼是可能的實際內容來認識日常生活的現實。因為『人是一個日常生活的存在，否則，他根本就不存在』。」到了20世紀80年代，即便列斐伏爾悲觀地認為現代性已經被現實主義所取代，實現哲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依然寫作了《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探討日常生活批判作為哲學何以可能，對日常生活的研究是否可以以及如何可能成為走出現代社會複雜迷宮的「阿里阿德涅之線」。

同時，應該看到，被列斐伏爾具體發展的總體性原則在邏輯層面指向的是一種從馬克思那裡繼承下來並經過改造的三元辯證法。這種辯證法既是他不斷探索總體的工具或手段，而且在本質論的層面上規定了他總體性思想的出場和顯現。正如在黑格爾那裡，辯證法乃是方法論和本質論的統一。在一定程度上，只有真正理解了這種表現為辯證法的思想結構，才可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他的各思想要素的內在關聯以及所產生的整體效應。

「辯證唯物主義的思維方式是我的出發點，我知道這一點。」在列斐伏爾看來，馬克思思想從根本上來講關注的是人的存在與人的命運，「當我們到達馬克思思想的核心……我們發現的乃是一項關於人類行為和它的成就之間關係的一個整全（over-all）論題的研究」。依據這種見解，他認為，社會要通過組成社會的個人來定義，「主體」始終是處於與社會整體的歷史地聯繫中的個人，因而，社會整體的發展表現為人的自我實現和自我異化的雙重過程。如果說馬克思的全部思想及其內在邏輯都是要通過揭示現實的人的實踐活動及其社會生活的辯證矛盾來闡釋人的這種雙重過程，那麼列斐伏爾也是從對象化和異化兩個根本方面來辯證地把握人的實踐活動和社會歷史發展的。他將馬克思關於人的理解具體化為「總體的人」、「異化」和「實踐」的三位一體。其中，「總體的人」是關於人的理解的「肯定」方面。它不是一種歷史事實，而是一個觀念的總體。在他對馬克思的人道主義理解中，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學說是一種人與自然和人與社會統一的人道主義，指向「對人的生命的佔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會的存在的復歸」。基於此，列斐伏爾把「人與他自己的統一，尤其是個人與社會的統一」定義為「總體的人」，並將之設定為思想的起點，「我們的起點是一個完整的人的現象：『需要——勞動——愉悅』，『講話——做事——生活』。『現象』這個術語表明了替代哲學本體論的願望，希望不去設想通過確定人的和『世界』的本質而排除人和『世界』」。也就是說，「總體的人」並不是本質論意義上具有確定性而消除了各種可能性的理性抽象，而只是包含著各種可能性因而是現實性的抽象，是思想得以切中現實和現實得以被思想的一種指導性理念。因而，「總體的人」是開放的，是人的實踐活動和社會歷史發展的意義和方向。「人的發展和進步只能從完整的人的觀念那裡獲得它們的意義……每一個歷史時刻，貫穿於歷史走過的每一個階段，都是構成整體的一個部分」。「異化」是關於人的理解的「否定」的方面。馬克思主要是從人的活動及其結果使人喪失自身的本質這個意義上來談異化的。而列斐伏爾進一步將異化界定為「個體中的客觀化與主觀化的分裂」。在他看來，社會發展就是自我不斷實現同時異化不斷加劇的雙重過程。從原始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在人的自我實現過程中人的自我分裂和異化也在不斷加劇。在這個意義上，人的自我實現活動和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也就是人的自我分裂和異化的過程。因此，異化是標誌著人與對象化了的人的對立統一的範疇，是歷史本身的矛盾，是歷史地、社會地存在的矛盾本身。「實踐」是關於人的理解的「超越」的方面。正如馬克思把人理解為實踐的存在一般，列斐伏爾把實踐理解為人的基本規定性，「是行動，是在人和自然、意識和物……之間的辯證關係」。實踐以「感性」和「由需要刺激起來的創造性活動」為基礎，是存在於諸如工作的任何一種行動層次之中的「總體現象」。列斐伏爾強調感性和創造性是實踐的兩個基本規定性，就是在強調人在實踐活動及其自我實現過程中的超越性和開放性的維度。人在實踐活動中建立起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人與人的統一，建立起人在其中生存的感性世界，也就意味著，人在自我實現的實踐活動中，不斷超越自身的分裂和異化，不斷邁向「總體的人」。可以看出，在列斐伏爾通過「總體的人」、「異化」和「實踐」概念辯證地理解人類史和社會總體中包含著一個「肯定—否定—超越」的三重辯證圖式，分別指向未來、過去和現在。肯定的方面表示觀念上的總體，是人類誕生的歷史過程的「未來」維度；否定的方面表示現實的異化過程即歷史地和社會地存在的「矛盾」，是（包含著現在的）「過去」；超越的方面表示從異化邁向總體的人的「可能性」，是我們即將展開的行動，即批判的和革命的「現在」。列斐伏爾正是通過「總體性（總體的人）—矛盾（異化）—可能性（實踐）」的「三元辯證法」來恢復馬克思辯證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使理論成為能夠與人的行動相連的「武器的批判」。

可以說，這種三位一體的辯證圖式體現在列斐伏爾各個時期和各種主題的著作中，構成了他思想的深層結構。「日常生活」、「都市」和「空間」都是「總體性—矛盾—可能性」辯證運動的具體的總體，也正是這樣的以總體性的未來為起點和方向，回溯整個異化的歷史過程，才能在矛盾的揭示中發現變革的可能性，從而致力於改變現實。具體來說，在列斐伏爾對「日常生活」的分析中，他所理解的觀念上的日常生活是既「平庸」又「神奇」的總體。日常生活是社會生活總體的一個層次或層面，它既是以重複性和自在自發性為特徵的與每個人的日常生存息息相關的「平凡的和平庸的」層面——「日常生活不過是一個簡單的表演：工作、家庭生活、周邊關係（居住區、街區或村莊、城鎮）、休閒」，同時又是以創造性為特徵的為其他高層次的社會活動奠定基礎的個體生產和再生產的「神奇的」層面。「恰恰是在日常生活中，正是從日常生活開始，人實現真正的創造，人的這些創造產生了人，人的這些創造是人成為人的一個部分：創造性的成果。」但是日常生活從原始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一直處於異化之中，列斐伏爾尤其詳細分析了當代資本主義日常生活的異化。二戰之後，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日常生活異化為新資本主義得以確立自身的層面，呈現出同質性、碎片化和等級化的特徵，日益趨向於「零度」狀態，市民退化為用戶，在日常生活中陷入一種異常矛盾的狀態——無可否認的滿足和深深的萎靡不振。日常生活批判就是要恢復日常生活的實踐，走向既平庸又神奇的日常生活總體。在列斐伏爾的都市理論中，都市是「都市社會——異化的都市現實——都市實踐」的三位一體。都市社會就是消除了都市異化的觀念上的總體，是都市實踐的方向。列斐伏爾通過回溯異化的都市現實尤其是資本主義的都市規劃來揭示異化的都市生活及其矛盾，進而提出都市革命指出可能的都市實踐。同樣地，空間作為理解都市社會生活和人類實踐總體的一個層次，也是「空間的表象——具象的空間——空間的實踐」的三位一體。「空間的表象」是觀念上的總體，實際上就是列斐伏爾所說的物理的、社會的和精神的相統一的社會空間，具體到人類社會歷史過程之中，就是消除異化的「差異空間」。「具象的空間」就是以空間的生產表現人類社會總體和整個的自我實現同時也使自我異化的過程。列斐伏爾把原始社會的部落和城邦國家、封建的生產方式下的中世紀城鎮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生產的現代城市稱為「絕對空間」「世俗空間」和「抽象空間」，展示了空間生產的歷史，並著重分析了資本主義抽象空間的矛盾性，提出以空間的實踐走向差異空間，通過改變空間來改變日常生活和改變世界。總之，在各個階段和各種主題的批判理論中，列斐伏爾以一種整體的和具體的方式，把「總體的人」「異化」和「實踐」概念具體化，使它們歷史地、社會地並相互聯繫地呈現自身，表達既包括過去又含有未來維度的人生產自己的活動及其社會歷史現實總體，從而使思想呈現為以「改變生活」和使人生產自身的活動不斷革命化的一體化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論。

從上述分析可見，列斐伏爾思想具有整體性，是立足於「總體性（總體的人）—矛盾（異化）—可能性（實踐）」的三元辯證分析，以「改變生活」和使人生產自身的活動不斷革命化為核心和實質，以社會解放和人自身的解放為宗旨的具體地探索總體的批判理論。列斐伏爾思想之所以能夠依然置身於當代重大理論爭論和社會變革的焦點之中，絕不僅僅是因為他所得出的暫時的結論，更是因為其貫徹在不同階段、不同主題或不同論域的理論之中的自覺地以一種整體的和具體的方式探索總體的批判精神。列斐伏爾是我們的「同時代人」，並不僅僅在於全球範圍的都市化進程以及對都市現實的理論研究方興未艾所表明的他的理論的同時代性，更是在於他恢復理論的總體性特徵或要素的自覺精神應該成為我們探索和創新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論的精神內核。在日益複雜的現代性呼喚真正與當代社會現實相互作用的批判理論的當今時代，自覺地恢復理論的總體性特徵並致力於通過人類生產自己生活的具體層面不懈地探索總體的批判精神恐怕是列斐伏爾從馬克思那裡繼承下來的最寶貴的遺產，或許也是他留給後人的最寶貴的遺產。因此，要使列斐伏爾思想在當今世界和中國的社會生活實踐中繼續釋放並發揮強大的解釋力和生命力，不能僅僅理解和運用他的某些具體結論或論斷，而是要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將這種具體地探索總體的批判精神自覺地內化到對社會歷史現實的理論構造之中，努力建立解釋並改變我們自己時代的世界的與人的革命性實踐具體相連的總體性理論，這也是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題中應有之義。

（責任編輯：周文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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