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政治：領導層為什麼需要異教徒的精神氣質》
[美]羅伯特·D·卡普蘭 著；丁力 譯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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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告訴我們，一個人的最大恐懼是遭遇暴死：死在另一個人的手中。霍布斯說，這個「前理性的」恐懼是全部道德體系的基礎，因為它迫使人類進入彼此之間的「和諧」。但這是出自需求的、而不是選擇的道德體系。為了保護他們的身體，人類沒有選擇，只有屈從政府。霍布斯把政府比作「利維坦」——在《聖經•舊約•約伯記》中，耶和華說「它在驕傲的水族上作王」。
這個觀點不是完全原創的。亞裡斯多德在公元前4世紀指出，創立城邦的原因是保護生命和財產。在公元4世紀，摩爾人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把「王室權威」定義為對其他人行使「有克制的影響力」之物，因為「侵犯他人及非正義屬於人類的動物性」。霍布斯所做的是詳細論述了一個古老的思想。
建立利維坦的本意是制止人類互相殺戮，因此它成為力量的壟斷者。因此，專制可以被「理所當然地」當做事物的自然狀態。與其他政府形式相比，霍布斯更傾向君主制，因為君主制是自然界等級制度的映射。雖然民主和政權的其他先進類型是「人造的」，它們仍然有可能取得成功，但是民主等制度紮根，還需要受過教育的民眾，以及有才華的精英。
「在正義和非正義的名字佔有一席之地之前，」霍布斯寫下一句名言，「必須有某種強制力……」因為「在此前沒有契約的地方……每一個人都有權得到任何東西，沒有什麼行動是非正義的」。簡而言之，在人類的暴力世界中，只有當一個行動可能受到懲罰時，它才是不道德的。如果沒有利維坦來懲罰錯誤，人類就不可能逃脫自然狀態的混亂。
在1995和1996兩年，獅子山首都弗裡敦的居民受南非僱傭軍的保護。當僱傭軍在1997年離去的時候，獅子山發生了一起軍事政變，造成無政府狀態和嚴重的侵犯人權事件。只是在另一群僱傭軍的幫助下，平民政府才重新掌握權力，這次的僱傭軍來自英國。當這批僱傭軍又離開時，一幫十多歲濫用毒品的雜牌軍在1998年12月侵入弗裡敦，首都的秩序完全崩潰，他們屠殺、致殘、綁架了數千人。兩年後，當這隻烏合之眾的軍隊再次逼近弗裡敦的時候，國際社會派遣英國突擊隊員去保護這座首都。獅子山沒有可以運轉的機構，沒有經濟，卻有很多攜帶武器的年輕人，那裡是自然狀態的一個複製品。該國需要的不是選舉，而是一個利維坦、一個強大到足以壟斷力量的政權，從而保護居民擺脫四處劫掠、無法無天的武裝匪徒。正像專制政府一定先於自由政府，秩序也一定先於民主。因為初始形式的國家只能從自然狀態中出現。如果沒有能夠產生制止暴力的政府，海地或剛果民主共和國舉行選舉就沒有益處。
只有在確立了秩序之後，自由才成為一個議題。「我們說人的本性是尋求自由，」以賽亞•伯林說，「但即使在我們的種族（race）的漫長歷史中，也只有極少數人實際上追求過自由，而且似乎還滿足於接受別人的統治……為什麼只有對人類……的分類是根據他們的自由——最多是這裡或那裡很小的少數人群體為了其本身價值而追求、也不那麼積極為之戰鬥的東西？」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更加直截了當地說出霍布斯觀點。他在經典著作《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說：「國家間最重要的政治差別不是它們的治理形式，而是它們的治理程度。民主與專制之間的差別要小於那些政治體現了共識、共享、合法性、組織、有效性的國家和那些政治中缺少這些品質的國家之間的差別。」
霍布斯說，對暴死的恐懼（而不是對所犯罪行之懲罰的恐懼）是良心的基礎，也是宗教的基礎。對暴死的恐懼是一種深切的、有遠見的恐懼，它使得人們充分理解生命存在的悲劇。人類從這種認識中發展出某些內在信念，而這些信念又引導他們創立公民社會；而對懲罰的恐懼則是「只看到下一步的短暫恐懼」。
對暴死的恐懼是開明私利的基石。通過建立一個國家，人們用只有違法者才需要面對的恐懼取代了對暴死的恐懼——那是一種無人能夠逃脫的、彼此之間的恐懼。
城市中產階級很難領會霍布斯的概念，因為他們已經失去與人類自然狀態的接觸很久了。但是，不論一個社會在文化上和技術上多麼先進，只有當它還能夠以某種方式想像人類初始狀態的時候，才可能承受並將繼續是一個公民社會。
當然，在我們有生之年，藥物和生物技術可能改變人性本身，但是可能只在世界的先進地區。在那裡，在追求他們的私利的時候，掌握這些技術的人們將一如既往地採用崇高的原則。此外，生物技術越發達，我們對死亡的恐懼就越少；而根據霍布斯的推斷，我們可能變得更自負，並因此更無道德。隨著技術更加發展，我們的激情將變得更細膩、更有強迫性，這會增加我們對殘忍無情的癖好。我們越是認為我們遠離自然狀態，就越需要霍布斯來提醒我們它是多麼的近。
霍布斯受到科學的影響，但他的哲學植根於他對歷史的閱讀和對個人的觀察。對於公民社會基礎之下的人類動機，也許沒有其他哲學家有霍布斯那樣的洞徹把握，這可能是《聯邦黨人文集》對霍布斯做出回應的原因。麥迪遜寫道，「（人們）無法消除派系鬥爭的因，只有控制它的果來尋求緩解辦法。」他是在回應霍布斯的觀點，即人類傾向於衝突，唯一的解決辦法是樹立一個更高的、控制人們的力量。這是霍布斯的《利維坦》的要點。美國的建國者對無政府狀態懷有壓倒一切的恐懼。漢密爾頓對封建制度有陰森的描述：軟弱的治理人員導致頻繁的貴族戰爭；而麥迪遜捍衛古希臘政治家索倫採用無所顧忌的應急手段，以維持雅典的秩序。「一個沒有全國政府的國家，」漢密爾頓則寫道：「在我看來，是一個可怕的景象。」
儘管霍布斯反對民主，但他仍是一位自由主義者，他相信，政府的合法性源自被統治者的權利。這一點把他和馬基雅維裡區別開來。此外，霍布斯是一位現代化者，因為在他寫作的時期，現代化意味著建立中央權威，而中世紀秩序因此崩潰。他承認中央權威的合法性。《聯邦黨人文集》可以被定義為對霍布斯式真理的詳細論述。
美國的建國之父在霍布斯中止的地方開始（思想構建），他們指出建立秩序、取代無政府狀態、保護人們免於彼此傷害的必要性。以此為出發點，建國之父們繼續思考：如何使那種維護秩序的工具不至成為專制的工具。「設計一個政府的框架……」麥迪遜寫道：「最重大的困難在於：你必須首先使政府有能力控制被統治者；第二步還要使它承擔控制自己的責任。毫無疑問，依靠人民是控制政府的最基本方式；但是，（歷史）經驗還教給人類採用輔助預防方式的必要性。」
那些預防方式——麥迪遜稱之為「審慎的發明」 ——是（權力）制衡，把美國政府分為行政、立法和司法三部分，而立法部門又分成參議院和眾議院。
但是，雖然建國之父對無政府狀態的考慮沒有霍布斯那麼多，他們聚焦的問題仍是激情和私利如何驅使人們傷害其他人。因此有了麥迪遜充滿希望的想法：組成未來「聯合共和國」的社會將「分裂成如此眾多的部分、利益和公民階級，因此，個人權利或少數人的權利，將幾乎不會處在多數人的既得利益組合帶來的危險之中。」麥迪遜總結說，安全將由「利益的多樣化」和「派別的多樣化」來保證。
雖然美國的建國之父從霍布斯那裡遊走了很遠，但他們從來都沒有離開霍布斯的中心議題：好政府只能從對人類激情的世故的理解中產生。如麥迪遜所寫：「一個哲學家的國度就像柏拉圖希望的哲學王世系一樣，不值得期待。」
是啊，如果沒有古登堡發明的活字印刷術，美國革命就不可想像；同樣，如果沒有霍布斯和馬基雅維裡的哲學，美國革命也不可想像。馬基雅維裡認定，人類獲得物質供應的需求是所有衝突的基礎。由於未來不可預測，一個人永遠也不會知道有多少財富才是充裕的，因此不論他是否需要，他都將不停地索取。霍布斯描繪了一個公正的、監督的機構——國家——來和平地管理爭奪財產的鬥爭。作為第一個把國家從社會中完全區分出來的哲學家，霍布斯預測了現代的、官僚的權威機構。根據霍布斯和美國建國之父的觀點，設立這個機構從來不是為了尋求最高的善，而只是為了尋求共同的善。
建國之父堅持異教徒的美德觀點。他們承認，派系和鬥爭是人類狀況的基本元素，並且用政黨政治的角鬥場和市場取代了實際的戰場。就像斯巴達一樣，美國也是一個「混合政權」，政府的不同部門彼此鬥爭。但是，斯巴達致力於戰爭，而受到兩大洋保護的美國致力於和平的商業。
好政府——以及同樣的，好的外交政策——將永遠取決於我們對人類激情的理解，而激情是從我們的最基本恐懼中湧動出來的。根據霍布斯的理論，理性和道德觀都是我們對生命中面臨的各種阻礙和危險的合乎邏輯的反應。因此，哲學（理性探索）是有關力量的決斷；在外交政策中，哲學引導人們追尋秩序。
由於發展中世界有如此眾多的國家機構脆弱，因此，21世紀早期世界政治的最高問題是秩序的重建。人口壓力將加重這個霍布斯式的景象。雖然世界人口作為一個整體正在老齡化，但在下一個10年左右，已經充滿貧窮和暴力的社會將產生越來越多的青年男子，他們沒有足夠的就業機會。在約旦河西岸、加薩走廊、肯亞、尚比亞、巴基斯坦、埃及等地，這些暴增的青年人尤顯突出。這就把我們帶向了馬爾薩斯，他是與人口增長的負面後果最有關聯的哲學家。不論人們是否喜歡，在可預見的未來，許多國家的危機將是霍布斯式的或馬爾薩斯式的。
（摘自《武士政治》，山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