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海牙那隻高懸已久的靴子終於落了地，這標誌著已進行數年之久的法律程序暫時告一段落。但是，所謂的仲裁併沒有產生消弭爭端的實際效果——中國政府在第一時間再次表明立場，拒絕從程序或實體的任何方面承認這份裁決；在此前後，南海上空已是戰雲密布，氣氛到了差不多千鈞一髮的程度。海牙火上澆油的表態沒有給事情劃上句點，反而不免讓人留意到關於國際法本身的有趣現象：美國要求中國在南海問題上承認仲裁，但中國和俄羅斯卻在6月25日共同發表《關於促進國際法的聲明》，重申主權平等原則及當事國合意原則，主張國際仲裁併不享有法律上的當然權威。顯然，中俄的聲明針對海牙體制。
「國際法」自己在南海打架了
。「堅決維護國際法治」——but what kind of LAW?我們知道，任何人類事件的發生都有一定的語境和背景，這次的南海仲裁案也不例外。從法理上看，它確乎是一樁技術繁雜的國際法問題，但另一方面，這個案子的發生和某種政治結構與政治動機密切相關。如果我們把時間線拉長，甚至不難得出結論，所謂南海問題其實是關乎二戰後美國秩序安排的一個歷史遺留問題，而仲裁案不過是時勢變遷的表徵罷了。
1950年代有兩個重要條約涉及南海主權，一是《舊金山和約》，二是《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1951年《舊金山和約》的第二章，也就是「領土放棄」一章規定，日本放棄南沙和西沙群島等地方的主權權利。該條約籤署於1947年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收回南海諸島之後，再參照該章對所有被日本佔據之其他國家領土的處理方式，該條約事實上並不否認中國對南海諸島的主權。然而美國與英、法、澳、新和泰國、菲律賓、巴基斯坦在1954年共同籤署的《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卻嚴重侵犯了中國主權。該條約將北緯21度30分以南的西南太平洋地區統統劃作東約軍事同盟保護範圍，這其中就包括南海大部，甚至海南島。東約組織的成立和活動不僅是美國塑造南海格局的開端，也為菲律賓和越南等國強佔島礁的行為提供了便利，從而成為今日南海領土爭議的重要根源。1956年菲律賓宣告「發現和佔領」了北子礁、太平島、中業島等9個早已劃入中國版圖的島嶼，開始在南海實行領土擴張。而南越政府也是在美國支持下，得以擴充軍力並進佔島礁。
不過時至今日，儘管中國和南海諸國長期以來有領土和海洋權益上的爭執，並與其中某些國家爆發過武裝衝突，但從總體上看，南海爭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處於可控狀態。中國政府的官方立場和外交文宣雖然一直強調自古以來的歷史性權利，可是在實際行動上，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以及友好協商長期以來都位居主流。2002年，中國和東協十國在柬埔寨籤訂《南海各方行為宣言》，2011年再於印尼落實指導方針草案。根據宣言要求，南海爭議各方應該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增加互信，由直接相關的主權國家通過友好磋商和談判，以和平方式解決主權和管轄權爭議。在今天最新的《關於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聲明》當中，中國政府這一立場也沒有根本改變。
第44屆東協外長會議尚在討論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中國堅持的主要有兩點：一是南海問題屬於雙邊問題，非直接相關的主權國家不應當插手；二是主權問題不接受國際裁判。以上兩點立場，實際上體現了一種大陸性領土國家的剛性主權觀念和聯邦主義的世界圖景，而中國早先與南海諸國的爭端之所以可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彼此之間分享著對上述秩序的相同理解：各方南海角力所競逐的，都是島礁領土主權以及附隨的礦產和漁業等資源。這些爭奪並不挑戰中國的秩序想像，從而亦不構成真正意義的危機，恰恰相反的是，南海諸國對主權這一重心的堅持反而強化了這套秩序的正當性。基於此，如果美國等方面近年來沒有竭力推動南海問題多邊化，海牙的仲裁事件可能根本就不會發生。
2011年，美國總統歐巴馬做出了一項非常重要的決策：把全球戰略的重心轉移到亞洲太平洋地區，所謂重返亞太，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隨著該項戰略的推進，南海地區的相對穩定局勢就在2011年前後開始急劇惡化，以至於變成了著名戰略學者卡普蘭口中的「亞洲火藥桶」。美國的直接參與讓東協各國看到了機會，它們開始頻頻借力打力；東協部長會議、東協首腦峰會等多邊活動的共同聲明在近年來也常常直接涉及南海問題。東協的做法無可厚非，因為區域原有格局被打破，南海重回一種準自然狀態，它們一定會抓住機會，在下一格局塵埃落定之前實現利益最大化。但是，美國的行為比較起來不是那麼簡單。美國重返亞太，首先肯定有遏制中國崛起的意圖，但如果僅僅把它理解為普通的大國角力，那麼就完全忽視了這場鬥爭背後的秩序意義和世界觀品質。
美國今天所理解的秩序是什麼樣的呢？2010年，也就是在重返亞太戰略即將全面推行之際，美國時任國務卿希拉蕊在越南河內召開的第十七屆東協區域論壇部長會議上表示，美國是南海情勢的利益攸關國，南海航行自由、亞洲公海的自由準入以及對國際法的尊重，皆關乎美國國家利益；對於南海主權爭議，美國反對任何一國單邊宣稱主權，希望能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為基礎按照多邊方式解決。她還在多個場合敦促中國遵守國際法。
美國官員的主張無疑和中國倡導的《行為宣言》精神相牴牾。美國並未視自己為域外國家，或者如歐巴馬在2011年11月在澳大利亞國會演講時所說： 「美國一再強調自己是亞太國家」；南海爭端採取何種解決方式，也是美國所關切的。這些表述背後的潛臺詞相當明顯：首先，美國的戰略利益是全球性而非領土性的，它希望在亞太地區擁有地緣利益；其次，美國的戰略利益包括國際應然秩序或者國際法秩序，它的地緣利益要靠國際法來支撐；其三，這種國際法秩序要求打破中國主張的特裡佩爾式國際/國內法二元論，從而將主權問題置於國際法的管轄之下。所以總的來說，美國的秩序想像和中國完全不同。中國堅持剛性主權，不接受領土問題司法化，美國奉行彈性主權，重在保護海洋性的貿易利益以及關鍵節點和板塊的地緣利益；中國對國際法的看法主要是二元的，美國則力圖構建作為一種全球治理規則的國際法，並掌握最高立法權。
從這種視角來看，南海爭端的激化是兩種秩序想像碰撞的外在表現；菲律賓的主動進攻只是一個搭便車行為，因為菲律賓本身並沒有創造秩序乃至提出世界觀的能力。
「控制邊緣地帶」——but why?南海為什麼是美國地緣利益的關鍵地區？
二戰以後，人們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到，對全球霸權的認識開始真切主導美國基本戰略的制定，也直接塑造了南海的格局。這種認識要溯源到古典地緣政治理論，它即是美國行為的動力學。
古典地緣政治理論產生於十九世紀末。當時可供文明國家自由殖民的「無主」土地所剩無多，於是它們彼此間的爭奪就開始白熱化。在這種背景下，以整個地球為基本思考單元的古典地緣政治理論應運而生，並在實踐中逐步演變為全球爭霸的理論。英國地理學家、國會議員麥金德和美國海軍將軍馬漢等人提出的關於陸權與海權的模型，在此間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
在二戰期間，耶魯大學教授斯皮克曼針對麥金德強調陸權的「大陸心臟地帶」理論提出了「邊緣地帶論」。他認為，在歐亞大陸心臟地帶和邊緣海之間有所謂邊緣地帶，而其水陸兩面性質是解決安全問題的關鍵。他提出的公式是：「誰能控制邊緣地帶，即能統治歐亞大陸；誰能統治歐亞大陸，即能控制世界的命運。」斯皮克曼的理論不僅助推美國在二戰時走出「孤立主義」，而且對美國戰後外交戰略產生了深遠影響。鐵幕落下後，東西方兩個意識形態陣營之間的鬥爭部分掩蓋了地緣政治考量。但是，美國駐蘇聯大使喬治﹒凱南在1946年推動實行「遏制」戰略的長電報，則被學界普遍認為與斯皮克曼和麥金德等人的地緣政治理論有著密切關係。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 「遏制」戰略的目標是要阻止大陸中心國家蘇聯的擴張，戰略手段則是控制大陸的邊緣地帶。由此，美蘇之間看似意識形態的鬥爭，最終就演變成海洋國家與大陸中心國家在陸海邊緣地帶的霸權爭奪戰。儘管美國的政策制定者並不直接使用學者的地緣政治學語言，但其思維卻受古典地緣政治思維主導。戰後美國在東亞和西太平洋地區的基本戰略愈益證明了這一點，因為它的核心目標和恆久利益就是確保對這個邊緣地帶的控制。
斯皮克曼的三大板塊：「心臟地帶」、「邊緣地帶」、「新世界」。如前所述，美國控制亞太地區大陸邊緣的戰略是以軍事同盟和前沿軍事部署為支柱構造起來的，而所謂前沿地帶就是日本—琉球群島—臺灣—菲律賓—澳大利亞這條近海島嶼鏈。冷戰結束後，美國的基本地緣戰略並沒有因東方陣營的解體而改變。儘管受菲律賓政局變動和自身財政負擔的影響，美國於1991年撤出了在菲軍事基地，但它依然堅持奉行前沿部署法則，和菲律賓也仍舊保持軍事同盟關係。1992年，美國進一步明確了自己的單極霸權戰略，提出「必須維持現有機制，以遏制潛在競爭對手去追求一個更大的區域或全球角色」。這一目標使中國這個大陸大國成了美國這個海洋霸權國家的天然對手。俄羅斯的衰落和中國的迅速發展更促使美國將戰略眼光投向中國以及南海，而此時，中國與菲、越在南海島礁上的主權爭議便成了美國展開遏制的一個切入點。2014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後，美國的地緣政治學界就更加活躍了。
「誰脫離國際規則，誰就要負責」——but who judges?如果說在地緣政治上，觀念的作用和影響還並不佔首要位置的話，那麼在國際應然秩序和國際法的層面，精神建構的意味就相當明顯了。這種對決時是靜力學層面的價值對決，亦是一種政治話語的實踐。
我們先從一個具體的例子切入。1995年2月初，中菲圍繞南海美濟礁發生爭執，菲律賓指責中國非法佔據該礁。隨後不久，美國眾議院就於3月10日通過《114號決議》，其中用「侵略」一詞來描繪中國在南海的行動，聲稱中國是在菲律賓的「領土」上建設軍事基地。《決議》還說美國應該對任何「非民主國家」在南海的權利主張表示關注；呼籲美國總統要「評估南海聲索國中民主國家的防衛需要」。美國國務院爾後於5月10日以所謂維護地區穩定的姿態發表了「美國對南沙群島和南中國海的政策」聲明。「聲明」主要表示：一、反對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二、美國在地區穩定和航行自由兩大問題上有持久的利益；三、美國對南沙島嶼主權歸屬不持立場；四、希望依據國際法解決問題。
此次國會決議和政府聲明是美國第一次以非外交方式正式介入南海問題。兩份文件事實上是一個整體，比較完整地揭示了美國派生自南海爭端的一些真實想法。其中尤為值得關注的，是美國政治家們徹底改造以國家間主權平等為基本結構的國際社會的意圖，或者更進一步說，蘊含著獨斷地建立文明與野蠻區分的意圖。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締結儀式。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成立以來，主權國家構成的國際社會一直是種具有規範性的理想圖景。在這種觀念下，大小國家都認為自己平等享有主權權利，都有權在戰爭法上被當作正當敵人來對待，不受歧視、侮辱和毀滅。因此，國家主權在這個意義上是一種規範或共同諒解，國家藉此聲索它獨立自主的權利，並承認其他國家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所具有的獨立自主權利。國家對其主權領土內的事務享有至少是法學意義上的最高決定權。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權作為一種新的規範性價值部分地穿透了主權，令它變得不再那麼堅固；也就是在福山這位通俗版黑格爾作家所謂的歷史終結時刻，自由民主不僅跑贏了冷戰，更跑贏了全部歷史，除了自由民主以外，其他任何的政治意識形態都不再具有正當性。不過事實上，美好的人權和自由民主在動搖了主權的絕對性和主權國家間的平等原則以後，並沒有想當然地讓世界變得更美好，因為被普世話語隱藏起來的那個政治性問題——誰來決斷，並不可能真正消失。於是很多原本可以平等會商的問題，變成了正義與邪惡的較量，那邪惡的一方就不再是需要平等對待的、像中世紀騎士一般的正當敵人，而是喪失了國際社會主體資格、必須在正義戰爭的隆隆炮火中被消滅的絕對敵人。近年來諸多的正義戰爭以及諸多關於正義戰爭的研究，已經不厭其煩地證明了這一點。
在這種情況下，中美在很多具體事務上的碰撞，以及圍繞國際法具體規定的詞句和文義的爭論——比如南海上的「航行和飛越自由」究竟包不包括軍事偵察行為——固然驚心動魄，但和秩序想像的對決相比，已經屬於較為微小的問題。我們更要清楚，美國曾經企圖以「民主」與否為理由，將中國排除在東亞集體安全機制之外，指責中國破壞和平穩定，不守法，要藉此排除中國聲索主權權利的資格。這實際上是在給國際秩序和國際法設定新的文明與野蠻的標準，繼而將中國劃為野蠻的一方，而文明的一方自然而然獲得了規訓對方的權利和權力；我們也更要明白，儘管美國是以軍事實力和地緣政治操作來維護它所主導的秩序的，但切不可認為這是低級的狡詐和馬基雅維利主義，因為師出總要有名，赤裸裸的權力鬥爭走不長久，秩序的生產能力才是最為關鍵的。
美國的實力並不僅僅表現為經濟和技術優勢，而且也在於對秩序和正當性的壟斷性生產。美國的這樣一種能力，也就是製造話語並迫使他國人民尊重它的能力，是一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現象。如果一個民族可以自己來規定其他民族的話語方式，甚至思維方式，規定一整套術語和概念，這無可否認是真正強大的表現。美國人自門羅總統時期就開始鍛鍊和積累的這種能力，加上天定命運般選民民族的心態，或許才是具體秩序想像背後那個難以撼動的世界觀敘事。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but how?兩種秩序想像的碰撞在什麼情況下會留出共存空間，在什麼情況下會不可避免地發生衝突？這種衝突究竟是什麼性質的？
首先來看看最近這些年發生了什麼。過去的二十多年，是中國的戰略發展機遇期，也是中國搭乘美國全球擴張的便車、迅速壯大自己的二十多年。然而這種相處模式如今已經觸到了瓶頸，因為中國崛起作為一項事實，已經讓美國對自己在未來的主導地位產生了憂慮。作為新羅馬帝國的美國，一方面要在國際上不斷界定和遏制它的蠻族，另一方面又要利用蠻族的力量以鞏固帝國的邊疆。這種心態和策略在2013年希拉蕊離任演講上表達得很充分。她首先說，「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我們」，接著她又說「如果中國選擇在該地區發揮建設性的作用，美國將繼續歡迎中國的崛起。」簡而言之，如果中國選擇繼續跟隨、承認和融入美國的秩序想像，那麼美國還是可以容忍的，不同秩序想像的碰撞就不會立即引發衝突。
中國是要繼續跟隨，還是要返回一種秩序的元敘事？
「太平洋之大，容得下中美兩國」這句話，中國國家主席在2014年訪美的時候也曾說過，但他的理解和希拉蕊的希望顯然有差距，他其實是在勸告美國，在某些事務上要保持適當距離。也就是在這一年，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逐漸清晰。2015年，「亞投行」正式宣告成立。2016年，國家主席在新年賀詞中再次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這一系列舉動或許表明，中國不僅要在區域秩序上另起爐灶，甚至有意在歷史敘事上與美國主導的歷史終結話語分道揚鑣。中美兩種秩序想像之間的競爭性格局已經初現端倪。
這種競爭乃至可能的衝突是否能夠避免呢？如果站在內外關係互動的角度上來看，應該不難得出答案。讀一讀我們的憲法序言，讀一讀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就會很快發現，中國革命和民族復興所針對的目標都是西方霸權體系，也就是在這套敘事底下，中國才開始進入西方的「世界歷史」。如果徹底改弦更張，把追隨和融入曾經從根本上反對的秩序想像視為自己的最終命運，就無異於背叛，甚至意味著文明認同本身的危機，因為所有的犧牲會變得毫無意義，而那令人慷慨赴死的原則也會失去摶結人心的威力。如果我們無法克服這一危機，後果可能是深遠的，因為中國首先不是符號想像的虛假建構，不是作為法律技術容器的國家機器，而是通過歷史和文化凝聚起來的共同體。我們是否擁有提出秩序想像和歷史敘事的能力，對每一個中國人來說，都具有生存論上的根本意義。
《海國圖志》所載荷蘭地圖。從歷史上看，我們並不缺乏這種經驗，也不缺乏這種能力。魏源和龔自珍的時代就已經是海陸關係變遷的時代，自那時起，我們就開始學習重建中國的內與外，學習重建中華作為一個文明的自我理解。在這個層面上，南海問題是文化重建進程的自然延伸和必要環節，我們沒有理由懼怕，反而應當充滿期待。如果說在現有的規則體系內用精緻的法律技藝謀求爭端解決是近憂的話，那麼能否改造規則乃至提供一套不同的秩序想像，就是遠慮了。南海問題是考場，但它更是產出另一種秩序想像和世界觀的歷史契機。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學/柏林洪堡大學法學博士候選人）(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