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粉絲為偶像「打投」「控評」「輪博」「反黑」「接機」「探班」等舉動源於認同，「飯圈」權力來自於「認同的力量」。個人由路人轉為粉絲，是在自我投射、自我移情和自我補償三種心理機制下實現了從偶像認同到自我認同；由solo粉到進入飯圈，是在尊重和自我實現的心理需求下完成了從自我認同到群體認同的過程。「飯圈」是一種後致型社會認同，雖然源於個人的自主自願，但也容易產生認同流轉。「飯圈」「養成偶像」的一系列操作，既滿足了成員在認知、情感和行動等三個層面的認同需求，又使靜態的「想像的共同體」轉變為動態的「互動的共同體」，最終達到了強化群體認同、增強凝聚力的效果。
【關鍵詞】飯圈 社會認同 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19.002
英尼斯在《帝國與傳播》中指出：媒介決定權力關係、權力結構、權力形態。在大眾散落世界角落又難於迅即動員的過去，「權力是王儲、寡頭政治與統治精英的囊中物」[1]，群體只是權力的基礎[2]；但在大眾散落全球各地卻繫於網際網路的今天，「人多勢眾」的群體本身成為一種重要的權力。這種群體權力典型地體現在「養成系偶像」之上：「飯圈」[3]幾乎是成為流量明星的決定性因素。[4]
雖然《超級女聲》火爆螢屏的2005年被認為是「飯圈」元年，但作為一座亞文化的「冰山」，「飯圈」溢出粉絲圈邊界進入普羅大眾視野與2019年的兩次網絡大戰有關：7月中旬，兩位明星的粉絲為各自「愛豆」[5]在微博超話的排名而掀起「流量大戰」；8月中旬，中國藝人們的粉絲因聲援表達支持香港警察而遭到香港激進分子辱罵的「愛豆」，迅速團結一致將中國看作共同的「愛豆」而集結到境外社交平臺展開「衛國聖戰」。至此，人們認識到了「認同的力量」：認同不僅是人們獲得生活意義的來源，[6]更是人們行動的原因。「打投」「控評」「輪博」「反黑」「接機」「探班」，粉絲為「愛豆」心甘情願地付出寶貴的時間、金錢、精力的這些所作所為，便是源於認同。那麼，認同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力量？「飯圈」的認同邏輯是怎樣的？
路轉粉：從他者認同到自我認同
認同，英文為identity，源於拉丁文表示「同一事物、同一特性」（the same）的詞根idem，指在所有時間、所有場合，人或物都保持同一性。[7]因此，其含義包括兩個層面：一是鑑別、辨認，從眾人或眾物中辨認出某人或某物，即尋找差異；二是相同、同一性，[8]除了兼有「相似」（similarity）與「差別」（difference）雙重內涵之外[9]，認同還有認可、承認之意，「我的認同是由承諾（commitments）和自我確認（identifications）所規定」。[10]
由於認同都是在社會情境中形成的，因此， 所有的人類認同都是社會認同。[11]根據發生的場景是人際關係還是群際關係，認同可分為個人認同和群體認同，前者依據個人獨特素質而建構，後者則依據群體成員資格而形成。[12]無論是個人認同還是群體認同，都包含內在與外在兩個面向。內在的個人認同指個人的自我認同，外在的個人認同是社會對個人的分類。內在的群體認同指成員的群體歸屬感，外在的群體認同是社會對成員的群體歸類。[13]這說明認同不僅包括自我認同，還包括他者認同。一切偶像崇拜都是一種他者認同，如某男明星的一位粉絲因將他定義為溫潤如玉又有男子漢氣概的人而認可他。[14]美國學者稱受眾對電影明星的崇拜為「愛慕式認同」，對電視名流的喜愛為「同情式認同」，對流行歌手的欣賞為「聯想式認同」。[15]
通過對認同危機的探討，尤其是吉登斯對現代性影響自我認同的探討發現，人或物的「同一性」會隨著時間的變遷而淡化、改變，「在現代性的情境下，變化的自我作為聯結個人改變和社會變遷的反思過程的一部分，被探索和建構」。「自我認同並不是個體所擁有的特質，或一種特質的組合。它是個人依據其個人經歷所形成的，作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16]這導致認同不再強調「同一性」，而更為注重「認可、贊同」。查爾斯·泰勒認為，認同實質上是一種道德認同，因為它關注「什麼是好的」（what is good to be），而非「什麼是對的」（what is right to do）。[17]這說明認同主要包括認知（即辨別獨特素質）與認可。
「飯圈」作為一種共同體，其形成首先源於「飯」們對「愛豆」身體（body）或/和心靈（mind）的認知與贊同，包括外貌氣質、情商智商、價值觀念、敬業精神、奮鬥經歷、公共意識、工作成就等。有調查顯示，敬業精神是粉絲們最為看重的品質。[18]在這些對偶像的他者認同中，有的摻雜著自我認同，即粉絲在偶像身上發現與自己有共同之處，也就是在某一方面將偶像看作自己或想要成為的自己，形成一種自我投射，如某明星出身農民家庭、只念完初中、做過縫紉女工和餐廳服務員，許多粉絲從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生活的艱辛才「飯」她，又如有些粉絲認為某位明星和自己一樣是「草根族」[19]；有的只是情感捲入，並未在偶像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因此，前者可稱為自我投射式的偶像認同，後者則可稱為情感捲入式的偶像認同。自我投射式的偶像認同含有情感捲入，但情感捲入式的偶像認同不含有自我投射。針對自我投射式的偶像認同，有的「飯」先有自我投射，再有情感捲入；有的則先有情感捲入，再有自我投射。
偶像認同只是個人成為「飯」的奠基石，完成「自己是某某粉絲」這一身份的自我認可才是成為「飯」的關鍵，即個人成為「飯」須經歷他者認同到自我認同的過程，「我那個時候還不是純粹的粉絲心態，我當時就想再多看他一眼……他在節目中的一句話讓我決定正式粉他」。「喜歡他以後經過一段時間才決定成為他的粉絲……喜歡，是指你看到這個人有好感，我一般只關注他的工作結果或者成果，成為粉絲，關注的是過程，他怎麼努力的，有時候結果反而不是那麼重要。」[20]從對偶像的他者認同到對粉絲身份的自我認同，一般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心理需求，大致可分類為「投射」「移情」「補償」。投射指個體在偶像身上看到自己已有或想要擁有的素質、特徵等，將偶像作為「奮鬥目標」「學習榜樣」「理想自我」「人生動力和精神支柱」都屬此類，有調查顯示，這些類型偶像崇拜所佔粉絲比例分別是：37.8%、34.1%、22.8%、19.3%。[21]事實上，「奮鬥目標」「學習榜樣」「人生動力和精神支柱」都是「理想自我」的實現方式，「理想自我」是自我認同的核心。[22]移情指個人將自己對父母、兄弟姐妹、配偶等的情感和態度轉移到偶像身上，情感投射和關係幻想即屬此類，如韓國12人男子流行演唱團體（簡稱EXO）的百度帖吧的標題即為「自家的孩子自己疼，EXO只剩下我們」，其中更是直指：「EXO想要的獎盃，誰可以給他們？就只有我們EXO-L了。我們就是EXO的衣食父母。」調查顯示，它們在粉絲中的佔比分別是19%、18.8%。[23]補償指個人在心靈空虛、情感焦慮與缺失時用偶像來填補、麻痺、宣洩，粉絲將偶像崇拜當作娛樂社交即屬此類。心理學家羅洛·梅指出，空虛和焦慮是現代人的主要心理問題。調查顯示，39%的大學生有中度、重度空虛感，[24]粉絲的娛樂社交心理佔34.2%。[25]因此，粉絲對自己作為「飯」的身份及其原因的認可是一種自我確認。
普通的偶像認同都會促成粉絲產生一種好感，但這種好感一般停留在淺層次；但當偶像認同轉變成對粉絲身份的自我認同後，個人對偶像的情感黏度大為上升，喜歡升華為依戀。建立在因投射心理機制產生的自我認同之上的依戀為「認同式依戀」，指希望成為該偶像那樣的人物，即偶像是自己的「理想自我」。建立在因移情產生的自我認同基礎上的依戀包括：「戀人式依戀」，即把偶像當作自己的戀人，「女友粉」「男友粉」是為此類；「親人式依戀」，即把偶像當作自己的孩子、弟弟、妹妹等，「媽媽粉」「姐姐粉」「哥哥粉」屬於此類；「朋友式依戀」，即把偶像當作自己的朋友、夥伴，「夥伴粉」「朋友粉」是也。因移情而產生的依戀可合稱為「戀人／親朋式依戀」。建立在因補償心理形成的自我認同基礎上的依戀可稱為「替代品式依戀」，即將偶像當作自己所缺失部分的替代品。除此之外，因投射、移情、補償而產生的自我認同都可能會促成少數個人對偶像產生一種「毒品式依戀」，即許多粉絲在自己和偶像的關係中捲入太深導致病態式追星。總之，個人成為「飯」的邏輯如圖1所示。
飯入圈：由自我認同到群體認同
不可否認，當個人對自己的粉絲身份認同之後，有一部分滿足於單獨追星（即solo粉、散粉）狀態，但大多數自我身份認同程度較高的粉絲會在社會性、歸屬感、情感交流、信息了解以及幫助「愛豆」等各種需求的推動下組成或尋找同好群體，形成或加入「飯圈」。同時，同好群體也能強化自我認同，因為個人的自我認同，如果找不到同好、形成不了規模，很容易被當作異類而不被社會認同，這無疑會動搖自我認同。組建或加入同好群體，異類感、羞恥感會很快消失，這是越小眾的愛好者越需要群體的機理。飯圈群體中的個體常常在很多方面存在差異，譬如，國籍、種族、工作、經歷等，甚至「飯」同一「愛豆」的原因也千差萬別，但卻具有同一性，即喜愛同一偶像。每個「飯圈」都有一條無形的群體邊界，如韓國、日本、中國的「飯圈」都有嚴苛的粉絲入會制度，這不但能保證同好的質量，保持群體的邊界，而且能強化獲取群體成員資格的個人的群體認同感。因此，成功入圈之後，個人的自我認同常會無縫地轉變為群體認同。
情感和歸屬需求滿足之後，人們就會為滿足更高層級的尊重和自我實現需求而努力。當粉絲的自我認同建立在偶像認同基礎之上時，相應地，他的尊重和自我實現的需求也就建立在偶像的尊重與自我實現的基礎之上。當粉絲將自我投射到偶像上時，偶像的目標實現會激勵自我目標的達成，偶像的更大成功會激發自己追求更大進步；當粉絲將自我移情到偶像上時，偶像的每一個進步、每上一級臺階，都像自己的親朋好友獲得成功一樣，自己也獲得了榮耀；當粉絲在偶像身上尋求缺憾補償時，偶像的每一次喜悅、每一次成功，無疑一次次填補了自己的空虛，使自己一次次獲得了快樂。因此，偶像事業的攀升和與同仁競爭中的勝出，既是他自己也是粉絲獲取尊重、快樂和自我實現的來源。
當個人被歸屬於群體後，其尊重（包括自我尊重和他人尊重）和自我實現的滿足取決於群體之間比較的有利結果（即成為優勢群體）。這樣「飯圈」的尊重和自我實現又變成了「偶像」在各項競爭中拔得頭籌、奪取冠軍、佔領C位、獲得代言等。因而，於公於私，「愛豆」在競爭活動和資源爭奪中的勝利，既事關「飯圈」整個群體的榮辱，又關乎每個粉絲的自尊。[26]因此，個人在某方面的自我價值感，源自其獲得的因這方面而組建的群體資格以及社會對此群體的積極評價，如在中國，一個就讀於北京大學或清華大學的學生，其學習能力方面的自我價值感，無疑來源於他的北大或清華的學生資格。基於此，群體認同被界定為：個人對他/她從屬於特定社會群體的認知，且群體成員資格對他/她具有情感和價值意義。[27]
由於「養成式偶像」並非完全依靠名氣、才華，而多是仰賴於人氣、流量來取得勝利，這就導致了粉絲為了自己的「愛豆」瘋狂「氪金」，瘋狂「製造數據」。偶像的尊重和理想實現與粉絲、「飯圈」的榮譽、快樂、自我實現緊緊捆綁，因此，粉絲們「打投」「控評」「輪博」「反黑」「接機」「探班」既能提高偶像的排名和自尊，又能提高自己的自豪感。「愛豆」在粉絲幫助下從普通的「素人」到璀璨的「偶像」，也能讓粉絲獲得極大的自豪感和認同感。
人們建立群體認同，就是為了透過認同群體來提高自尊。[28]因此，當群體認同受到挑戰、威脅時，群體成員會採用各種策略來保衛群體認同以保留自尊。這便是為什麼有人在豆瓣上發表「某明星微博數據那麼差，為什麼演唱會門票還難買？」的帖子後成功挑起了其粉絲群的「保衛」「反擊」之戰；「飯圈」為贏得自尊，由網絡罵戰而改為經常組織公益接力、馬拉松接力等健康活動，就連現場應援的鮮花也常被換成大米。[29]由此可見，在認同機制下，只要是存在活動競爭和資源爭奪，群體間就容易互相敵對，群體內則易於同仇敵愾。「養成式偶像」的這種成名機制讓「飯圈」具有很強的話語權，「愛豆」的事業和自己的名譽都掌握在自己手中，這極大地促發了粉絲的參與意願、參與熱情，因此，粉絲為追星花費時間、精力、金錢也就順理成章。尤其當偶像在自己的支持下佔據微博超話第一名，奪取各種競爭的冠軍，拿下各種商業活動的代言，這讓粉絲深刻、真切地體會到了「自我實現」以及主體性得到充分展示的快感。如果說以往追逐「崇拜式偶像」通過在偶像上自我投射、自我移情、自我補償所獲得的自尊與自我實現感多少帶點虛幻成分，那現在追逐「養成式偶像」通過自己的真金白銀投票將偶像送上獲獎平臺，看到競爭對手的粉絲失望、落寞的表情，由此產生的自豪感和自我實現感卻是不折不扣、百分百的真實體驗。
有文章指出，「飯圈」最核心的因素是情感，忽視情感因素單用社會學原理對其進行分析會有所偏頗。[30]實質上，情感只是形成偶像認同的第一步，是「追星大廈」的地基；「飯圈」最核心的因素是認同，它是追星大廈的「設計圖紙」，它控制著粉絲的情感與行動。沒有認同，情感很快就會隨風而去，「認同，亦即行動者對自身獨特品質或特徵積極的認知與評價、情感體驗和行動承諾」。[31]因此，正是認同促成了「飯圈」組織的強大號召力和調動力，為了送某參賽選手「C位出道」，粉絲在選秀節目期間集資超過1200萬元人民幣就是典型案例。綜上所述，作為個人的粉絲入坑成為「飯圈」一員，其認同邏輯如圖2所示。
靜變動：「想像的共同體」到「互動的共同體」
加入「飯圈」是粉絲根據自己需求、意願進行自主選擇的結果，這是一種後致型社會認同。但有些社會認同建立在先天賦予的特徵或群體成員資格基礎之上，如種族、性別、國籍等，個人既無法選擇，也無法控制，甚至無法解構，只能被動認可，這被稱為先賦型社會認同。
社會認同建構一直與社會地位（status）、社會角色（role）、社會身份緊密相聯[32]，尤其與社會身份不可分割，這從identity既被譯為「認同」，又被譯為「身份」，可見一斑。可以說，社會認同就是對社會身份的認可、贊同。大多先天賦予的身份，人們除了認可外，無力變更，但後致型身份卻可以轉變。雖然「人人生而平等」，但群體間會因為社會結構的原因，在資源分配、權力大小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異，從而分為優勢群體和弱勢群體。擁有較大權力和較多資源的優勢群體，其社會地位一般較高，能夠更好地滿足群體成員的尊重需求，因此，個人往往奮力以獲得具有較高地位的優勢群體成員資格，即「人往高處走」。儘管所有認同都建立在身份之上，但並非所有身份都能被自我認同，因為認同雖可由支配製度產生，但只有個人將之內化，且將其行動意義圍繞著這內化過程建構時，它才會成為認同。[33]
不被認同的身份既包括一些先賦型身份，如變性人基本是對自己先天的性別不認同才會通過手術改變，不少移民者因對自己出生時的國家不認同才會選擇移居；也包括一些後致型身份，如自己就讀的大學、工作的單位等，這種不被認同的後致型身份如同先賦型，通常也源於被迫選擇或權宜之計。如前所述，認同包括三個層面：認知、情感、行動。這種被迫選擇或權宜之計的社會身份之所以未形成認同，通常是認知、情感、行動三者之間產生了矛盾，從而形成認同危機、認同焦慮。如果群體邊界具有可滲透性、流動性強，時過境遷，哪怕社會認同程度會降低或消失，因有退出不認同群體和加入嚮往群體的機制，個體的認同危機、認同焦慮也會因退出、加入而消失，其自尊也由此得以維護。「飯圈」中的「爬牆」「回踩」便是擺脫認同危機的行為。如果社會固化嚴重，群體邊界滲透性弱，弱勢群體會通過各種方式與優勢群體進行對抗，其認同反而會得到強化。
社會身份的被動接受並不意味著反對、抗拒，也可能是欣喜、慶幸，因此，先賦型和部分被迫選擇的後致型社會身份也會帶來社會認同，如人們為自己是中國人而感到驕傲，因而才有前文所述的「飯圈」為「阿中哥哥」出徵的事件。不僅如此，如果先賦型或被迫選擇的後致型社會身份完全無法變更，建立在這種身份之上的認同反而非常強烈。因此，在某種情境下，沒有選擇往往是塑造忠心的最好策略。社會認同可分為主動與被動兩種建構邏輯（如圖3）。
無論是先賦型還是後致型，無論是主動建構還是被動建構的社會認同，群體及其邊界雖然存在，但如果沒有互動場域，沒有事件參與，群體對於普通成員來說只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是一種靜態的存在。群體如果只是靜態地存在於想像中，其成員往往會像一盤散沙，這無疑會影響成員對群體的正面認知、正面情感，也會影響成員做出利於群體的行為。「飯圈」為「養成偶像」而實施的一系列操作策略主要是為調動粉絲積極參與各種活動，召喚偶像與粉絲、粉絲與粉絲之間進行互動，在客觀上促成成員認同度的提高、團體凝聚力的增強。這些策略對在後現代和「娛樂至死」的時代建構各個層面的群體認同（包括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深具借鑑意義，可大致總結如下。
第一，將每位成員鑲嵌於群體之網，讓每位成員都有機會、渠道「觸摸」其他成員，並與他們進行互動。飯圈組織與傳播渠道實現矩陣化、立體化、全覆蓋——從超話、貼吧的公共廣播，到QQ群、微信群的私人連接；從線上虛擬交往空間，到線下真實相處場所。這不僅把每位粉絲編織進群體網絡，而且增加了粉絲之間、粉絲與偶像之間、粉絲對群體的黏性。偶像與粉絲的溝通固然是興奮劑，能增強群體的認同感；[34]群體成員之間的互動與友誼也是增強群體凝聚力的重要因素。正是這種互動與友誼使粉絲成為信息的「消費的生產者」。「我們的感情如此深厚，是一種緣分，也是大家努力得來的，我們的庚飯圈是一種非常穩定、親密的、隊友般的存在。」[35]許多粉絲都稱呼自己的「飯圈」為「大家庭」。「家庭」成員的互動導致「飯圈」中傳播的信息很大一部分都是粉絲對偶像信息的「盜獵」而進行的二次創作。
第二，將群體形象個人化、擬人化為有顏值、有擔當、可親可愛甚至撒嬌賣萌的「偶像」。在後現代、扁平化、娛樂化的三重影響下，人們習慣於在嬉笑、戲謔中從事嚴肅的事情，習慣於在平視而不是仰視中崇拜偶像、權威。以前的崇拜是將偶像神聖化，現在的崇拜是將偶像世俗化。2019年中國「小粉紅」將莊嚴、神聖的中國稱為親切、平輩的「阿中哥哥」，並為他集體出徵聲討香港暴徒是其典型表現。這種與偶像平視的心理需求還體現在粉絲將偶像更新後臺的工作狀態看作是「福利」，更對偶像更新的日常生活狀態津津樂道，如某明星就因他日常照顧寵物貓的視頻而圈粉不少。消費偶像日常工作、生活的信息成為粉絲的一種習慣、一種陪伴，在其濡化下粉絲的情感捲入和自我投射愈來愈多。
第三，將偶像或群體目標分級進階，讓群體目標像偶像事業一樣，成為一級級臺階，讓群體全員參與打造數據，使成員成為活動的「觀看的參與者」，如同「養成系偶像」，群體的成長也由成員所「撫養」。成員為群體成長付出的時間、金錢越多，群體成績就會融入越多的粉絲自我實現感，群體認同感也就越強，如同人們養育孩子，投入時間精力越多，對孩子情感也越深厚。「怎樣留住粉絲，最重要的其實是參與感」，而參與「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花錢」。[36]調遣全體成員參與群體目標的實現能讓粉絲產生強烈的成就感，「TA的每一點成就，都包含我的付出」。[37]
第四，利用偶像或群體所面臨的挑戰、困境、打擊、劣勢來進行動員、強化成員認同。粉絲為保持偶像和自己的尊嚴通常有「偶像越被虐待就越支持Ta」的舉動。因此，偶像或群體被「虐」時，粉絲會挺身而出。尤其認同感強或不具流動性的群體成員更會竭盡全力捍衛自己處於劣勢的群體利益。遭遇困境或不公平對待有助於強化認同這一現象，這一點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了充分體現：美國對中國抗擊疫情的各種指責與甩鍋行為，反而激發中國人對中國的認同感，德國民調機構Dalia Research公布的最新全球輿情報告顯示：「中國有95%的民眾認為，本國政府在應對疫情中做的很好或比較好；只有11%認為美國做得更好。」[38]
第五，藉助偶像、群體的一些特殊時刻，如偶像的生日、偶像獲得晉升，利用已有或建造新的奇觀，舉行儀式，在人們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增加一些儀式成分和儀式感，捕捉平凡中的意義，以促成、強化人們的參與積極性，增加互動，增強認同感。如2018年某明星18歲生日，粉絲給他舉行了一個盛大的燈光秀成年禮：G20峰會地標杭州錢江新城34幢大樓全部亮起燈光，閃爍著他的名字、照片和口號，絢爛的燈光綿延2.3公裡。[39]
一言蔽之，「飯圈」的種種操作包括兩個功能：首先是搭建平臺促成群體，其次是動員群體中的全體粉絲參與各種活動，強化群體認同。群體內各個層面、各種場景的互動，將不在場的、靜態的、成員「原子式」存在的「想像的共同體」轉變為或虛擬或具身在場的、動態的、成員緊密相連與聚合的「互動的共同體」（見圖4）。在「想像的共同體」中，雖然由於全體成員存在同一性，存在著潛在的意義與情感共享、潛在的共同行動，但由於他們之間缺乏互動，未形成真實的群體興奮和集體記憶，成員的群體認同感淡薄。但在「互動的共同體」中，粉絲們通過符號的書寫、情感的刺激、行動的策劃，達成真實的意義與情感共享，行動統一，繼而形成群體興奮、集體記憶，群體團結、群體認同因得到強化而愈加強烈。總之，在日常活動的應援和特殊時刻的儀式的雙重互動召喚下，群體成員所形成的傾向於群體和偶像的認知、情感和行動被相互強化、相互反哺。
結論
「飯圈」常常出現一些異於常人的行為舉動，如「明明窮得月月吃土，為了愛豆砸錢搬磚打榜買周邊，明明學校八百米都跑不下來，為了接機應援三個小時八百米衝刺」。[40]這些行為往往不被理解，甚至被汙名化。但如果父母為自己孩子做出這般行為，人們一般不會視之為瘋狂的舉動。在這種認知的影響下，粉絲將自己看作「愛豆」的「媽媽」「爸爸」，其如此行為的瘋狂性便被合理化，或被解構了。因此，「認同所建立的是意義」，是「為社會行動者為其行動的目的所做的象徵的確認」。[41]雖然認同始於認知，但它一旦形成，就決定著人們的認知框架、情感態度與行為表現。
人的一生會受到多種社會認同的雕琢、重構，有的貫穿始終，有的變更流轉，因此，站在時間的任何一點，此人既是此人又是非此人。這就導致人在解構一個社會認同之後，往往就像外人一樣難以理解自己前一個階段的言行，正如有位粉絲回顧自己追星時的行動時所言：「其實當我跳脫出來，會覺得其實是一種很不理智的行為。」[42]認同不僅是理解「飯圈」不計名利的追星行為的關鍵，而且幾乎是理解一切非衝動行為的依據，如讓人迷惑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自證預言」現象都是認同的結果，世上的「洗腦」究其實質也是建構完全迥異的身份認同。「飯圈」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雖然歷史短暫，但它向人們展示了去中心化時代的認同建構與強化的機制，展示了認同的強大力量。
注釋
[1]［美］曼紐爾·卡斯特：《認同的力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357頁。
[2]［美］丹尼斯·朗：《權力：它的形式、基礎和作用》，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第193～220頁。
[3]飯圈意即追星群體的統稱，也是粉絲圈的簡稱，也就是迷群。飯和粉絲是追星個體的統稱，都是英語單詞fans的音譯。飯既可做名詞，表示粉絲；又可做動詞，表示迷上、崇拜。
[4]張赫、吳奇函：《粉絲不滿，藝人團隊背鍋，資方被支配，誰是受害者？》，《新京報》，2020年6月12日，B04版。
[5]愛豆，是英文單詞idol（偶像）的音譯。
[6]曼紐爾·卡斯特：《認同的力量》，第2頁。
[7]Gleason P., "Identifying Identity: A Semantic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983, 69(4), pp. 910-931.
[8]趙志裕、溫靜、譚儉邦：《社會認同的基本心理歷程——香港回歸中國的研究範例》，《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5期。
[9]Richards Jenkins, Social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Publishing Group, 1996, pp. 3-4.
[10]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7, p. 28.
[11]Richards Jenkins, Social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Publishing Group, 1996, p.7.
[12]Hogg.M.A., "Social Identity, Self-categoriz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Small Groups". 轉引自趙志裕、溫靜、譚儉邦：《社會認同的基本心理歷程——香港回歸中國的研究範例》，《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5期。
[13] Richards Jenkins, Social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Publishing Group, 1996, p. 87. 轉引自方旭光：《政治認同的基礎理論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復旦大學，2006年，第7頁。袁祖社：《人是誰？抑或我們是誰？》，《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0年第2期。
[14]張芷凡：《青年粉絲身份認同》，碩士學位論文，中國青年政治學院，2013年，第15頁。
[15]David Marshall, Celebrity and Power: Fame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p.186-197. 轉引自楊玲：《超女粉絲與當代大眾文化消費》，博士學位論文，首都師範大學，2009年。
[16]［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35、58頁。
[17]Taylor C. ,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轉引自方文：《群體資格：社會認同事件的新路徑》，《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
[18][23][25]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粉絲」群體思想觀念調查報告：他們的熱愛與關注》，《國家治理》，2019年第2期。
[19][20][35]張芷凡：《青年粉絲身份認同》，碩士學位論文，中國青年政治學院，2013年，第21、15～16、25頁。
[21]趙霞：《我國中小學生偶像崇拜調查報告》，《中國青年研究》，2013年第3期。
[22]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第75頁。
[24]李盼盼：《關於大學生空虛感的研究》，《科教導刊》，2012年3月上期。
[26]源於日語「課金」，表示徵收（電信等服務的）費用，後特指在網路遊戲中的充值行為。隨著「24K氪金狗眼」的流行，「課金」演變成「氪金」，後泛指花錢消費。
[27]Tajfel H.,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8, Chapters 1-3.
[28]張瑩瑞、佐斌：《社會認同理論及其發展》，《心理科學進展》，2006年第3期。
[29]新浪娛樂策劃組：《為鹿晗慶生，粉絲到底有多拼》，新浪微博，2015年4月20日，https://www.weibo.com/p/1001603833810646115754?wvr=6&mod=wenzhangmod。
[30] [36]董牧孜、餘雅琴：《「飯圈」文化現象觀察》，新京報網，2019年12月6日，http://www.bjnews.com.cn/feature/2019/12/06/658654.html。
[31]方文：《群體資格：社會認同事件的新路徑》，《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
[32]方文：《群體資格：社會認同事件的新路徑》，《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趙志裕、溫靜、譚儉邦：《社會認同的基本心理歷程——香港回歸中國的研究範例》，《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5期。
[33]曼紐爾·卡斯特：《認同的力量》，第3頁。
[34]艾漫數據：《2018粉絲白皮書》，2018年12月23日，http://www.199it.com/archives/811475.html。
[37]張赫、吳奇函：《集資千萬應援，幾年間粉絲話語權何以暴漲？》，《新京報》，2020年6月12日，B02版。
[38]Dalia Research, "Democracy Perception Index 2020", https://daliaresearch.com/blog/democracy-perception-index-2020/。轉引自http://www.cwzg.cn/politics/202006/58322.html。
[39]姜雯嘉：《傳播視域下的「飯圈文化」探析》，《東南傳播》，2019年第6期。
[40]匿名用戶，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02971447/answer/668761575。
[41]曼紐爾·卡斯特：《認同的力量》，第3頁。
[42]楊琳惜：《特稿：偶像工業時代的飯圈生態觀察》，碩士學位論文，浙江大學，2019年，第3頁。
The Identity Logic of the "Fans Circle": From Individuals to Community
Zeng Qingxiang
Abstract: The fans have been doing things such as "playing and voting", "controlling online comments", "re-posting", "deleting derogatory tweets", "organizing airport pick-ups" and "visiting the set" for their idols, which is attributable to recognition. The power of the "fans circle" comes from the "power of identity". When someone becomes a fan, he or she realiz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dol identification to self-identity under the thre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as self-projection, self-empathy and self-compensation; when solo fans join the fans circle, they completes the process from self-identification to group identity under the psychological needs of respect and self-realization. The "fans circle" is a kind of post social identity. Although it originates from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individuals, identity transfer is easy to be produced. A series of operations of the "fans circle" and "idol cultivation" not only meet the identification needs of the members in cognition, emotion and action, but also transform the static "imaginary community" into a dynamic "interactive community", finally achieving the effect of strengthening group identity and enhancing cohesion.
Keywords: fans circle, social identity, community
曾慶香，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傳播理論、新聞敘事、新聞話語、傳播符號、跨文化傳播。主要著作有《新聞敘事學》《群體性事件：信息傳播與政府應對》《大眾傳播符號：幻象與巫術》《新媒體語境下的新聞敘事：話語嬗變與模糊邊界》等。
責編/馬冰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