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中國外交詞語3.0版
比起「新詞」來，更重要的是外交詞語背後承載的思想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張靜 | 北京報導
2013年6月7日，在安納伯格莊園舉行的「習奧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中美關係又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美國總統歐巴馬則表示：現在是個獨一無二的機會，可以把美中關係帶到一個新的高度。
會晤期間，習近平表達了中國一如既往地堅持和平發展的堅定決心，同時，他又一次在重大外交場合闡述中國夢：「中國夢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夢，與包括美國夢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的美好夢想相通。」
中國夢和世界夢相通。在與世界對話的時候，國家領導人始終貫穿著和平發展、共同進步的理念，而「和平發展、共同進步」這樣的詞彙，在世界上是「通用語言」。
「和平發展是目前我們最重要的指導思想，這個外交概念是目前在國外影響最大也是受到認同最多的詞彙。」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歸泳濤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採訪時說。
外交概念在中國外交史冊上留下各個時期的烙印。寓意深厚的原創外交詞彙更是近年來中國公共外交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這些詞彙有的獨具「中國特色」，有的是「世界語言」，它們的傳播效果各異。
隨著中國整體國力的不斷提升，中國外交該如何「說」，如何利用小小的詞彙讓世界能正確地聽懂中國、理解中國、認同中國？
1.0時代——革命
據歸泳濤解釋，外交詞彙是一種對國家外交理念和政策的高度濃縮，它反映中國外交的一種根本想法，而公共外交則是執行這種想法的手段。
「外交中值得記憶和傳播的概念，首先不是來自於創造詞語，而是來自於外交行動的創造力和外交行動背後的國際意識和戰略眼光。所謂『概念』，是在對這樣富於創造力和想像力的行動中總結出來的。」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朱鋒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外交本身為經濟建設服務，據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趙可金介紹，中國提出的概念本身和西方相比存在結構性劣勢，因為全球化整個一套話語由歐美國家主導。
趙可金將新中國成立之初到改革開放前這一段歷史時期的外交概念概括為1.0時代，它的主題是「革命」。1.0時代最有影響力的外交詞彙是「三個世界」。
1952年，法國經濟學家和人口統計學家阿爾弗雷德·索維（Alfred Sauvy）在《觀察家》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使用了「第三世界」。而真正讓「三個世界」在世界上火起來的人還是毛澤東。
毛澤東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關係的新格局提出把世界劃分為三個部分的理論。他的這一思想萌芽於上世紀40年代的中間地帶論思想，雛形於上世紀60年代的中間地帶論外交戰略，形成於上世紀70年代。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尚比亞總統卡翁達時首次公開提出這一思想。
毛澤東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儘管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受到的贊成、反對爭議和討論非常多，但中國外交概念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排名，「三個世界」概念長期位居榜首。
新中國建立後，第一代政治家們還創造了諸多氣勢恢弘、影響深遠的外交詞彙，比如「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東風壓倒西風」等，這些詞彙不僅增加了中國人民的勇氣，也提振了亞非拉第三世界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信心。
還有「桌球外交」、「小球撬動大球（地球）」等，至今聽起來也令人動容。
1.0時代的外交概念雖然在當時世界引起了不小的影響，但如今的使用頻率已然不如從前。「外交話語附著於外交事實，外交事實不存在了，外交話語肯定要跟著變。」趙可金說，「建國初期我們的外交是為了完成世界革命的事業，我們是用階級鬥爭的方式分析外交，不急於跟帝國主義國家建交，話語是對立的，所以那時候的外交話語是很容易識別的。」
2.0時代——發展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逐漸融入國際社會，國家的發展重點也從階級鬥爭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變，外交話語自然也跟著變了。趙可金將改革開放以來的2.0時代外交概念關鍵詞概括為發展。
「改革開放」、「吸引外資」、「和諧世界」等外交概念都在新時期有力地指導了我國的外交實踐。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顯著提升，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正面臨著新的更深刻的相互調適。在調適過程中，某些外交概念由於遣詞造句、轉譯等原因，傳播到西方被曲解了原意。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鄧小平基於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認識和世界局勢的全面把握，提出了「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思想。時至今日，「韜光養晦」已成為中國對外戰略方針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理解和把握中國外交政策的關鍵詞之一。
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名譽會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前副總參謀長熊光凱曾在題為《中文詞彙「韜光養晦」翻譯的外交戰略意義》文章中說：「當前，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互動日益緊密。對『韜光養晦』一詞的正確理解和準確翻譯，無疑將有助於更好地向外界介紹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促進國際社會對中國和平發展道路和傳統戰略文化的了解，維護並進一步塑造中國良好的國際形象。這也正是我們在公共外交中需要重視和解決的一個問題。」
然而，多年來不少西方人士在解讀「韜光養晦」一詞時，或多或少存在著翻譯不準確，甚至有意曲解的現象。這些錯誤的譯法和解讀又往往被一些別有用心的勢力所利用，以此來攻擊抹黑中國、鼓吹「中國威脅論」。
例如，美國國防部在2002年首次公布的《中國軍力報告》中，就專門引用並特別強調了鄧小平同志過去提出的「冷靜觀察、沉著應付、穩住陣腳、韜光養晦、決不當頭、有所作為」等戰略方針，其中「韜光養晦」所用英文直譯為「掩蓋自己的能力，等待時機東山再起」。
此後，美國政府在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和2009年等6個年度的《中國軍力報告》中都採用了同樣的英文表述。另外，國外還有一些英文書籍或文章將「韜光養晦」譯為「隱藏能力、假裝弱小」、「隱藏真實目的」、「隱藏野心、收起爪子」。解讀其中的潛臺詞無外乎：「韜光養晦」是中國在特定的內外形勢下所採取的一種權宜之計，是在「隱蔽自己的真實意圖」，「等待時機成熟再出手」。
實際上，「韜光養晦」是我國奉行的長期戰略方針，決非一時策略和權宜之計，其準確含義是保持低調、謙虛謹慎，不稱霸，不搞對抗，集中精力抓好經濟建設，一心一意謀求和平發展。江蘇行政學院某位研究公共外交視野下的漢語詞彙翻譯的學者曾建議將「韜光養晦」翻譯與西方諺語相應的「hide one’s light」(意為不露鋒芒)。
「韜光養晦是中國在特定歷史背景下使用的，上世紀90年代外交上西方國家制裁、孤立中國，通過韜光養晦政策，我們和韓國建交，邀請日本代表訪華，與東南亞一些國家建交，一系列的和平發展方式，克服了被孤立的影響。」趙可金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和平崛起」這個中國在21世紀早期開始提出的理念，也曾經因為翻譯問題造成誤解。
「和平崛起」最初由中共中央黨校的常務副校長鄭必堅在2003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上提出。後來由中國總理溫家寶在東協會議以及訪美期間重申。
這個理念是針對「中國威脅論」而作出的回應，因為一些人認為中國的發展必然會傷害美國國家安全。這個政策的實行包括與別的國家發展貿易，支持多國家組織，比如說聯合國，或用中國的國家影響力解決國外的問題，比如說朝鮮核危機。
「和平崛起」在中國人的理解上是明確的，本來覺得沒有什麼問題，最初直譯為「peaceful rise」，卻吸引了一些外國人的注意力。在世界近代史上，rise這個英文單詞對於某些國家的發展進程而言是有特殊含義的，意味著武力徵服，這些國家的霸權、擴張都是同它們的rise相連。當然，在客觀的觀察中，越來越多的外國人理解了中國的「和平崛起」與霸權、擴張之間毫無關係，但也有一些人有意曲解，藉此渲染「中國威脅論」。
直譯為「rise」，「和平崛起」一詞在世界一定範圍內的傳播被誤讀。所以在該概念正式提出後不久，有學者提出改為「和平發展」，避免為「中國威脅論」推波助瀾。因此在2004年後半年，「和平崛起」一詞在新聞、教育等宣傳中逐漸淡出，並改為更宜於理解的「和平發展」。
對內「和諧發展」，對外「和平發展」，一個「和」字，構成了以胡錦濤為核心的中國領導集體的戰略基調。
「外交概念要能在國際社會起到良好的傳播效果，就要尋找在國際上能夠共享的觀念，比如和平、發展、平等、公正等。」歸泳濤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3.0時代——聲譽
2011年中國GDP總值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到了風口浪尖上，世界話語變了，我們也要靠外交話語的創新來適應新的形勢。」趙可金說。
3.0時代的關鍵詞是聲譽。
這個時代最重要的詞彙是中國夢。
2013年3月17日，全國兩會閉幕會上，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進一步闡述了中國夢的基本內涵，提出了三個「共同享有」： 生活在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中國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
趙可金認為，中國夢在當今國際社會提出來，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其持續影響力會是巨大的：「中國夢是中國外交的核心觀念，起到統帥作用。我們講中國夢，就是要說明中國自主模式道路是有一定合法性的，我們不能完全學習別人，要靠自己。」
歸泳濤則建議，就讓世界了解和認同而言，中國夢畢竟是一個新生詞彙，隨之配套的整個理論系統還應繼續充實，比如中國夢與世界的關係。只有更加明晰地傳遞出外交詞彙背後的意義，它才能夠在國際社會上具有更強的傳播效果。
中國外交概念的傳播方式和外國略有不同。
趙可金將美國外交概念的傳播方式概括為「兩部曲」：第一步，先由民間學者的智庫提出來，然後各方進行爭論造勢。第二步，國家領導人站出來表明他支持哪一種說法。這樣在領導人出面之前，這個詞語其實已經逐漸在擴大它的影響力。
「美國許多概念在提出之初很多人並不關心。冷戰之初，『軟實力』的提出並未受到太多認可，那個時期的美國人更加重視『硬實力』。歐巴馬以來的美國政府才開始逐漸重視軟實力，約瑟夫·奈的新詞『巧實力』，將軟硬實力結合，得到了美國國務卿的支持。」趙可金說，「傳播學上有一個衝突擴散效應，有衝突才能被傳播，效果才好。而中國許多概念和新詞都要靠政府發聲，政府提出來之後，民間學者再開始討論。」
重要的是詞背後的思想
創新詞彙「重新包裝」舊政策，是美國政府的慣用手法。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教授葉海林撰文介紹，美國白宮每入住一位新總統，一定會「發明」不少新概念，凸顯和前任的不同，給世界帶來一些「新意」。
「也許我們有時會覺得美國人說一套做一套有點不夠真誠，但必須承認，美國不斷用新概念『圈住』大家是一種有效的戰術。多年來，美國人正是在自己強大硬實力的基礎上，在保持對華戰略基本面不變的前提下，利用靈活多變的外交概念調整來把住中美關係的話語權。我們可以不認同美國的對華防範心態，可以反對美國對華的很多具體政策，但卻不能忽視『概念外交』的巨大作用。」葉海林在《中國外交需要更多「造詞」》一文中寫道。
其實，概念創新原本並不是美國人的發明，自古便被所有聰明的外交家們嫻熟地運用著。17世紀法國人有對「天然疆界」的追求，19世紀英國人有對「光輝孤立」的崇拜，等等。
朱鋒則認為比起「新詞」來，更重要的是外交詞語背後承載的思想。「中國在世界話語結構中逐漸靠近核心，隨著影響力逐漸提升，話語權也在不斷攀升。中國外交該如何說得明白，讓別人聽懂、理解，前提是要有明晰的外交行動和指導思想。」
「中國外交需要在了解對方與自己的同時，提出真正有創造力和生命力的思想。思想的生命力和創造力，不單是詞句和話語，更重要的是能夠產生和引發富有效率的行動。這樣就能夠由此產生更加實實在在的影響。」朱鋒對《瞭望東方周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