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帶給大家的這本書叫《宅茲中國》，副標題叫做「重建關於『中國』的歷史敘述」，作者是著名的歷史學家葛兆光先生，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教授。這本書的書名「宅茲中國」，是西周一件名叫何尊的青銅器文物上的銘文。「宅」就是居住，「茲」就是這裡，「宅茲中國」就是在中國這個地方居住的意思。何尊上的銘文講的是周成王繼承周武王的遺志，在中原地區建造東都雒邑的故事。「宅茲中國」的「中國」指的是中原地區，這是歷史上對於「中國」這個詞的最早記載。
《宅茲中國》這本書是一本文集。作者曾在一次訪談當中提到其中文章的編排邏輯，這個邏輯很有意思：在平時，我們並不會在意「中國」這個詞語的含義，但是當我們對於國家命運感到焦慮的時候，就會反思「中國」究竟是什麼，這種焦慮往往來自外界給我們的壓力。在歷史上，中國曾經有三次面臨這種外界壓力，從而引發了關於「中國是什麼」的反思。一個人要不斷通過反思來獲得成長，一個族群也是如此。正是這三次反思，塑造了我們今天對於「中國」的認知：
一、作為中國人，我們對中國具有民族主義的情感，也就是把中國看成是自己的祖國，這可以追溯到宋代，當時的人們就已經具有了類似的情感。
二、我們認為中國是世界各國中的一員，這起源於明末清初。
三、我們認為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包含漢族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這種認識要到晚清民國時期才得以奠定。
今天咱們就從中國這三次反思入手，來解開「中國」這個詞背後的奧秘。
我們先來看宋代對於「中國」的討論。宋代的中國失去了世界帝國的榮光，被迫面臨東亞大陸上的多國體系。遼國、西夏、金國和蒙古都先後對宋朝虎視眈眈，這引發了宋代士人對於「中國」這個詞的關注和焦慮。
北宋時期，有兩篇文章相當引人矚目，一篇是大學者石介的《中國論》，這是古代中國歷史上第一篇專以「中國」為題的政治論文。文章中的民族情緒非常激烈，比如他說奉行禮樂的是文明的中國，披髮文身的是野蠻的夷狄，如果中國和夷狄不僅住在一起，在文化上也相互混雜，那麼中國將不再是中國，所以應當把中國和夷狄分開，其中最急迫的就是抵制外來的佛教。第二篇文章是歐陽修的《正統論》，這篇文章對宋朝以前的歷代王朝到底誰是正統、誰是異端進行了一一的辨析，實際目的是證明宋朝才是正統，而且要捍衛這個正統。
這兩篇文章只是當時社會心理的一個縮影。宋朝與唐朝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唐朝是一個世界帝國，東亞大陸上的大多數族群都對唐朝表示臣服，而宋朝卻始終生存在北方少數民族的陰影之下。面對少數民族的壓力，宋朝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民族情緒，也就是把中原漢人的傳統作為「中國」的傳統，並強調要建立以「中國」為主體的文化。這種觀念還表現在宋朝已經具備了明確的邊界意識，也就是在自己與少數民族之間劃定邊界。西方理論強調，邊界意識是民族國家觀念中特有的意識，但宋朝其實也具備了這種意識。
這裡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宋朝對於知識出口的警惕。
在唐代，唐朝人覺得中國就是天下，自己家的大門敞開著，講究海納百川。日本使臣和僧侶到中國來，總是買上一堆書，如獲至寶，帶回日本。這些書裡有儒家經典，也有佛經，甚至還有《素女經》這些和性有關、不太能登大雅之堂的東西，唐朝對此聽之任之，並不覺得這是洩露國家機密，也不覺得這有辱國家斯文，反而覺得這是「以夏變夷」，也就是用中國的文化去改造夷狄。到了宋朝，情況發生了變化。北宋的宋真宗景德三年，也就是公元1006年，朝廷下詔，住在邊境地區的百姓除了《論語》《孟子》這樣的儒家經典，不許將其他書籍帶進邊境貿易市場。而在宋徽宗大觀元年，也就是公元1107年，交趾也就是今天的越南派使臣來到宋朝，要求開放書籍的貿易，宋朝雖然許諾可以開放，但還是規定，類似兵書、地理、曆法這種涉及國家機密和技術的書，一律不得出售。宋朝的這種態度，正是邊界意識的一種體現。
宋朝的這種民族情緒在文學史中也有體現，比如三國故事大量產生於宋代，這不僅是因為宋代的民間文化發達，更是因為三國故事中隱含了一個蜀漢和曹魏誰是正統的問題。宋朝人一致肯定了蜀漢的歷史正統地位，確立了劉備、諸葛亮和關羽的正面形象，強調諸葛亮北伐中原的合法性，這其實就是在說宋朝才是正統所在，收復失地也是天經地義。這種民族情緒還體現在社會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穿衣服這樣的小事。朱熹就曾在和弟子談話的時候痛心疾首地說：現在就連穿的衣服也不是古人穿的了，而是染上了胡人的風格，甚至皇帝穿的衣服和靴子也都是少數民族的胡服。在朱熹的心中，中國文明已經被少數民族瓦解了，所以必須要重新確立華夏和夷狄之間的邊界，首先就要把古人穿的衣服都恢復起來。
從這種種現象來看，我們可以感受到宋朝人在外族壓力面前表現出的焦慮和緊張，這使他們總是在試圖證明「中國」的正統性和漢族文化的合理性。這種觀念其實已經和歐洲產生的民族主義非常相近，可以被視為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一個遙遠的源頭。我們今天對於「中國」所抱有的民族主義情感，都可以追溯到宋代。
今天的我們對於「中國」還有一個認識，那就是「中國」是世界各國中的一員。換句話說，世界是一個多國並存的體系，中國只是多國中的一個國家。但在中國歷史上，我們的祖先曾經長期認為中國就是天下，就是一個沒有邊際的世界，雖然他們也通過一些口耳相傳，對外部世界有所了解，但這並沒有影響他們對於中國的認識。那中國人是從何時開始意識到「中國」其實是多國體系中一員的呢？這要等到明末清初時期。
這個時期發生了兩件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是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帶來了關於外部世界的最新知識。
利瑪竇來華之前，中國和外界也通過貿易和出使等途徑保持著聯繫，中國人也從外國商人和旅行者那裡獲得了一些關於外部世界的信息，但這些信息被中國人整理成文字以後，總是會混雜許多主觀想像，這些想像大多來自《山海經》等古典文獻。比如元代有一本書叫《異域志》，裡面主要是記錄了外部世界的風土人情，其中就把一些旅行者的實地見聞和古典文獻中的傳說故事混雜在了一起。比如裡面有關於狗國、女人國、小人國的記載，這些顯然來自《山海經》。甚至就在利瑪竇來華前夕，明朝的著名學者王圻和他的兒子王思義編了一本名叫《三才圖會》的書，裡面照舊混進了比如君子國、長人國、小人國這樣的傳說。可見，當時中國人對於外國的了解，主要還是通過想像。對他們來說，中國就是天下這個觀念看上去仍然牢不可摧。然而，利瑪竇的來華改變了這一點，使中國人開始接受了關於「中國」的新觀念，也就是中國其實是世界中的一員。
1583年，利瑪竇進入中國，在廣東肇慶開始了他的傳教活動。1584年，利瑪竇製作並印刷發行了著名的《山海輿地全圖》，這幅圖反映的地理格局與今天的世界地圖基本相似，這對當時中國人世界觀的衝擊，可以用天崩地裂來形容。中國人第一次接觸到了近代的地理知識，這些知識在中國落地生根，不斷傳播，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傳統中國關於「天下」的觀念逐漸瓦解和崩潰，人們逐漸接受了新的世界。那些來自《山海經》的關於外國的想像和傳聞，逐漸被西洋人傳來的真實知識所代替。在今天北京的故宮博物院中，收藏著幾幅《萬國來朝圖》。在這幾幅大致繪製於乾隆年間的圖畫中，荷蘭人、英吉利人和法蘭西人的面貌已經和真實的情況較為接近了。也就是說，在利瑪竇來華以後，古代中國逐漸放棄了對於「天下」的想像，而接受了世界是一個多國體系，中國只是其中一員的事實。
在這一時期，還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清朝取代明朝，於是朝鮮和日本開始爭論「誰才是中華文化血脈」的問題，使得「天下」體系在東亞也面臨解體，中國開始成為東亞多國體系中的一員。
在17世紀中葉清朝取代明朝以後，因為東亞內部文化認同的崩潰，東亞地區已經不是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天下」，而是一個由多個國家組成的「國際」體系。雖然所謂的朝貢體系還維持著，但朝鮮、日本與中國之間實際上已經是單純的貿易關係，這種貿易已經不具備小國朝拜大國的禮節性含義。
我們先來看朝鮮的例子。明朝時期，朝鮮出使中國的使節所寫的筆記，通常叫做《朝天錄》之類的名字，也就是來朝拜天子。但清朝時期，朝鮮使節有一本日記叫做《燕行錄》，「燕行」就是去北京出個差的意思，其中的感情已經和「朝天」完全不同了。朝鮮使節對於自己仍然穿著明朝的衣冠感到特別的自豪。乾隆年間，一個朝鮮使節在筆記中留下了這麼一筆，說每次問清朝人身上穿的是什麼衣服，他們臉上都有慚愧的神色。可見，朝鮮人覺得清朝的風俗習慣已經根本不是華夏了，華夏的文化在朝鮮保存得更為純粹，這說明朝鮮才是華夏，在文化上要高於清朝。因為實力的差距而被迫前來朝貢的朝鮮人，因此在心理上獲得了補償。
我們再來看日本人的例子。17世紀以後的日本正處於德川幕府時期，德川幕府限制對外交流的政策，使日本人對中國人的了解主要通過中國人前往長崎的商船。日本人見到已經剃髮易服的中國人，第一反應是驚訝，第二反應則是輕蔑。他們覺得既然清朝人的衣冠已經喪失了華夏的傳統，日本的衣冠保留了華夏傳統，那麼豈不證明中華文化在日本，日本才是華夏？不少日本人為了證明這一點，就故意去詢問前來長崎的中國人，以此獲得心理上的滿足。比如一個叫關齡修的日本人，就拿了日本保存的東坡巾，也就是宋代文人的頭巾，跑去對一個中國船員說：我們日本人的衣冠都是根據上古的禮經製作的，宋朝的司馬光、朱熹恢復的漢人衣冠也是這個樣子，你們那裡一定也有吧？中國船員只好尷尬地承認，清朝的衣冠和以前已經不一樣了，前朝的服飾我們也不敢收藏，只是在看戲的時候才能見到。
日本人這種文化上的優越感，很快便上升為政治上的優越感。一個叫野田希一的日本人曾經和一個叫劉聖孚的中國船員聊天，他故意問道：你們清朝的太祖皇帝是哪裡人？劉聖孚撒了個小謊，說「是江南人」。野田希一絲毫不給面子，立刻戳穿：「我聽說清朝的太祖皇帝生在長白山下，不知長白山在江南的什麼地方？」這話很厲害，其實就是攻擊中國的皇帝不是漢人，中國已經淪為蠻夷國家。可見，在日本人看來，中國作為中華的歷史已經結束，中華與夷狄之間的次序已經顛倒，日本的政治地位也應高於中國。
因此，17世紀以後，東亞地區已經喪失了共同的文化認同。朝鮮和日本都以中華文化的血脈自居，在政治上也萌發了獨立自主的意識。清朝的中國不僅要正視西方傳教士帶來的多國體系，還要面對東亞也已經成為一個多國體系的事實。中國不再是「天下」，而是世界各國中一員的觀念，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這是中國第二次反思帶來的成果。
我們再來看中國的第三次反思，也就是在晚清民國時期，中國開始面臨選擇是完整保留清朝的領土，還是只在漢人居住的中國內地建設一個新的國家？與此同時，日本也開始主張將中國的疆域限定在長城以內，這其實是為日本的侵略意圖提供便利。這種外部壓力最終迫使現代中國成為一個多民族國家，「中國」這個詞語又被增添了新的含義。
對於中國邊疆領土的爭論，早在晚清時期就已經開始了。清朝官僚集團之中，李鴻章和左宗棠曾經就「海防」和「塞防」問題發生過爭論。李鴻章希望專注海防，主張撤回塞防也就是新疆的防務，甚至認為放棄新疆也並不可惜，而左宗棠則極力反對，認為祖宗基業，不能輕言放棄。這就是一個對於邊疆領土是守還是棄的判斷問題。在晚清的學界尤其是革命派當中，對於如何建立近代中國的問題，也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完整繼承清朝的疆域，認為清朝開闢了一個包括蒙古、新疆、西藏和東北的大帝國，畢竟是一個巨大的成就，不能輕易放棄，應當把這個帝國的人口與空間納入一個新的國家之中；另一派則受到反滿情緒和歐洲民族國家觀念的影響，主張在漢人居住的內地十八行省上建設新的中國，至於邊疆領土，可以任其去留。某些革命者甚至覺得為了革命成功，可以把東北、蒙古等土地統統送給日本，中國就在長城以內建國。
與此同時，日本學界卻興起了對於中國邊疆地區的研究興趣。比如，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白鳥庫吉，就自覺把中國研究的對象擴大到邊疆地區，並立志要使日本在這個領域達到甚至超過世界水平。再比如，京都帝國大學的教授內藤湖南，他對中國東北、蒙古下了很大工夫，曾經搜集到了蒙文版的著名歷史著作《蒙古源流》，還搜集了四千多張滿文老檔的照片，並根據這些資料編輯了《滿蒙叢書》。日本學界的這股浪潮一方面是出於和歐洲學界競爭的目的，日本人認為在解釋中國這件事情上，他們應當比歐洲人更具有話語權。當時歐洲人在中國邊疆地區研究上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日本人對此不服氣，希望能夠超越歐洲的研究。但這股浪潮背後更根本的，還是政治目的。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擴張欲望日益膨脹。著名政治家中野正剛曾經寫過一篇名叫《大國、大國民、大人物》的文章，明確表示「中國」只是位於長城以內、以漢族為主體的國家，東北、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區都不屬於中國，日本應當向這些地區逐步滲透，以擴大自己的生存空間。這種政治上的野心對日本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事實上，當時日本的學界和政治本就是相互糾纏的。舉一個典型例子，日本曾於1906年在中國東北設立了「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這家公司名義上是經營日本控制下的南滿鐵路，其實是日本在中國東北進行政治、經濟和軍事活動的指揮中心。1908年，在滿鐵總裁後藤新平的支持下，前面提到的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白鳥庫吉建立了「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這個機構不僅搜集了大量有關中國東北和朝鮮的文獻，建立了「白山黑水文庫」，陸續出版了《滿洲歷史地理》《朝鮮歷史地理》等書籍，還培養了一批著名學者，影響了整個日本學界的風氣。對於這種學術研究背後的政治目的，白鳥庫吉在《滿洲歷史地理》第一卷的序言中就坦率地說，在學術上提倡對於滿洲和朝鮮的研究是當前的急務，這一是因為滿洲、朝鮮與日本存在密切的關聯性，二是因為這兩個地方如今漸漸脫離中國的控制，而向日本開放，這是日本的戰略機遇。正是出於這樣的目的，他推動了日本學界對於中國東北、朝鮮和蒙古的研究。而在1915年出版的《滿蒙研究匯報》第一期的發刊辭中，白鳥庫吉說得更為清楚：滿洲和蒙古對於日本而言，是通向歐亞大陸的捷徑，日本國民怎麼可以對此加以忽視呢？
正是在日本侵略的外在壓力之下，近代中國才在繼承清朝領土和僅保留中國內地這兩個選項中選擇了前者，因為如果選擇後者，東北和蒙古恐怕就真的會輕易成為日本的囊中之物了。中國對自身的這次反思，在上世紀30年代開始發展得更為深入。日本侵略的野心和行動日益明顯，讓中國政界和學界再次感到極大震撼，人們才開始意識到，原來對於邊疆地區的關注和研究具有如此巨大的意義。
1931年，在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對於中國東北的研究興趣更加高漲。正是在這個時候，學者傅斯年專門寫了一部《東北史綱》，專門駁斥白鳥庫吉等日本學者關於東北和蒙古不是中國領土的論調。而且在這篇文章中，傅斯年堅持使用「東北」而不用「滿洲」，因為他認為這是日本為了侵略中國而生造的名詞，毫無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經濟的根據。即使是當時和傅斯年關係不太好的顧頡剛，也於1934年在地理雜誌《禹貢》的發刊辭中鄭重指出，這份關注地理的雜誌，是有現實關懷的，特別是當東邊的日本蓄意侵略我們，造了「中國本部」這樣的詞彙來稱呼內地十八省，暗示邊疆地區不是中國領土，我們這群傻子難道還要受他們的麻醉嗎？
很顯然，在討論中國邊疆地區的時候，中國和日本學者的觀點彼此嚴重衝突，這本質上是雙方在政治立場上的區別。值得深思的是，恰恰是日本給予中國的外部壓力，造成中國人的集體焦慮，才使中國人開始重新反思「中國」這個詞語的含義，關注自己的邊疆領土問題。傅斯年就曾經大聲疾呼，中國研究應當一步一步向西去，一直向中亞去。陳寅恪也表示，如果觀察世界大勢，中國將來必定追隨漢唐的足跡，全力經營西北地區，而中國對於西北地區的研究，即使當下只有一點細微的浪花，也必將發展成滔天巨浪。身處「一帶一路」逐步推進的當下，我們看到前輩們的這些觀點，或許會有別樣的感受。
其實，當時對邊疆地區產生關注的不止是學者，還包括政府和一般民眾。
南京國民政府已經具備了對於邊疆地區的主權觀念，1931年頒布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中就宣稱：中華民國領土為各省及蒙古、西藏。當時新疆、東北都是設省進行管理的，所以這句話其實就是宣示了對所有邊疆地區的主權。同時，國民黨中央還設置了蒙藏委員會，管理蒙古和西藏事務。九·一八事變以後，南京國民政府對於邊疆地區的重視程度進一步提高。蔣介石曾經於1934年10月18日到甘肅蘭州視察，在當天的日記裡記下了經營西北作為復興之基地的設想。在同一年，宋子文也視察了西北，並談論了西北建設的重要性。
居住在中國內地的老百姓迫於生計，早已開始了向邊疆地區大規模移民。對東北地區的移民也就是「闖關東」，對蒙古地區的移民也就是「走西口」，都使邊疆和內地更為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對老百姓而言，邊疆地區是否屬於中國，並不是一個需要學術討論才能弄明白的問題，而是一個明顯的事實：他們居住的邊疆地區，就是他們賴以安身立命的家園，是絕對不能丟棄的。所以，今天的我們如果重溫當年的一些歌曲，比如「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比如《黃河大合唱》中高唱的「打回老家去」，再比如漢族音樂家王洛賓在1938年改編的新疆民歌《達坂城的姑娘》，就不難體會到，邊疆地區的文化已經是整個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的中國，在當時已經成為根深蒂固的觀念，難以動搖了。
感謝你能看完我的這篇文字，你就是我在找的有識之士，點下關注對你來說是件小事，慶祝我們的緣分始於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