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掌故︱磁器口的名字從何而來?絕非浪得虛名!

2021-01-09 上遊新聞

▲磁器口古鎮一角

導讀:重慶市沙坪垻區的磁器口,是重慶母城僅存的傳統街區之一,有較為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1]磁器口原名白崖鎮、龍隱鎮、磁器鎮,因為銷售、轉運附近青草坡燒制的瓷器而聲名遠播,得名「磁器鎮」(「磁」通「瓷」,「磁器口」是鄉人的俗稱)已有兩百餘年的歷史了。古鎮磁器口的發展與繁榮,同瓷器的生產與營銷相始終;瓷器深入影響到磁器口的商業貿易,街道格局,生活習俗及意識形態各個領域。公眾與學者對磁器口的歷史、街鎮建築、名特產品及風土人情有較為廣泛的了解或深入的研究,然而,對磁器口最具特色的歷史文化載體——瓷器,卻涉獵甚少,下面僅就沙坪窯的生產基地青草坡,創立沙坪窯的江氏家族,沙坪窯的特色以及對磁器口的主要影響進行探討。

一.沙坪窯的興起與發展

磁器口的瓷器,主要是指清代位於該鎮西北歌樂山麓青草坡生產的瓷器。依據考古學對古代陶瓷窯遺址的命名原則,我們可以把分布在今沙坪垻區境內,以青草坡為地理中心,廣泛分布於沙坪垻、紅槽坊、重慶城區及北碚、璧山、武隆、貴州等地,以閩籍江氏家族為代表(包括周圍相關的陶瓷窯),用傳統工藝生產並有較大的獨特性,延續時間跨度達三百餘年,影響範圍廣及西南數省區,產、運、銷從業人員上千人,對磁器口乃至重慶地區產生了重大影響的民用陶瓷窯統稱為「沙坪窯」。

1.沙坪窯產生的歷史背景、自然條件

明末戰亂,四川人口銳減。當時的重慶府巴縣西裡所屬二郎、白崖一帶成為戰場,屍藉遍野,白崖鎮也毀之殆盡。到清朝初年,地廣人稀的四川,土地、物產亟待開發。當政者施以獎賞和優惠的措施,鼓勵百姓自遷自選,分流入蜀。[2]休養生息的政策,對民眾移居四川,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3]這樣就形成了頗具規模的「人口大遷移」,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湖廣填四川」。

清朝初年,移民的來源地較廣,除兩湖、兩廣外,還涉及江蘇、浙江、安徽、河南、江西、山東、福建、陝西、雲南和貴州等地。移民的主體是平民百姓,沙坪窯的創立者——江氏家族,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移民的。康熙元、二年(1662、1663年),祖籍福建汀州連城縣孝感鄉的江氏家族江生禮、江生鮮、江生鮑昆仲三人,帶著父親江世藩的殖骨,偕同老母,隨著移民群落來到了當時的四川,他們在重慶巴縣白崖鎮青草坡定居落了戶。

歌樂山脈東麓下的單向山坡青草坡,坡頂海拔高440米,與嘉陵江畔的磁器口同屬於川東褶皺區,歌樂山背斜形成了該區域最顯著的地形。歌樂山背斜軸向北微有八十度的傾斜,坡陡石堅,地面除生長有松樹和羊齒蕨科短草類植物外,因土壤侵蝕強烈,大多為土壤瘠薄、種植性能較弱的荒地,無法耕種,居民極少。青草坡的土壤以砂巖風化而成的、石灰性已較弱的灰化黃壤,巖石風化為土壤過程中的巖石碎屑粗粒混雜其間的殘積土為主。青草坡與磁器口之間,尚有「磐溪次背斜」的餘脈分布,形成地面起伏几十米的淺丘地形。

青草坡(現為沙坪垻區石井坡街道轄區),位於磁器口北偏西四公裡許,因原為一片荒無人煙、長滿茂密青草的坡地而得名;又是附近居民的墳墓地,有「青草坡,死人多」的俗稱。[4]無名小溪的溪水,從青草坡南緣的滾柴坡幾十米高的崖壁上流下,形成蔚為壯觀的瀑布,蘊積了一定的水力資源。這裡地質、地理條件雖然惡劣,礦產蘊藏卻頗為豐富。埋藏有石英石、白雲石、石灰石、矽石、白礬土、白泡石、黃色粘土;巖層中還夾雜著劣質的薄煤層,西靠的歌樂山山上有可觀的薪柴,均可作燒制陶瓷器的燃料。民國國立中央大學的楊紉章在他的《重慶西郊小區域地理研究》記載道:「(磁器口以北歌樂山下,)只有一些簡陋用土法開採的煤洞、石灰窯和陶器窯分布於小河溝裡排列成線,構成一道特殊景色。」[5]同處於歌樂山東麓坡地,青草坡附近從南向北有含煤量較低、儲量有限的渣滓洞(又稱「抓子洞」,創辦於1920年,礦主程爾昌,因渣多煤少得名)、青草坡天升(礦主董進盛)、石堰溝道生等小煤礦(當時俗稱「煤窯」或「碳廠」),開採含硫量高、發熱量卻偏低的煙煤;在歌樂山東麓坡地及小河溝的煤炭露頭處,民國時還建有不少石灰窯,如魏仲權的同益石灰廠等。由於該區域有獨特的礦藏資源,重慶耐火材料總廠、重慶鋼鐵集團特殊鋼公司(現「東華」特鋼公司)耐火材料分廠、沙坪垻石英砂廠以及若干家生產工業陶瓷的小型企業,至今還在開採、利用。

2.沙坪窯發展簡史

福建是我國制瓷業發達的地區之一,以建窯和德化窯聞名於世。江氏家族世代以開設瓷廠為業,擁有較為嫻熟的福建德化窯白瓷和青花瓷傳統工藝。江氏家族之所以選擇在青草坡落戶,是因為看準了這裡具備獨特的制瓷條件。

青草坡江氏家族既是沙坪窯的創立者,又是沙坪窯的代表。青草坡江氏制瓷業,以家庭手工業作坊的形式存在,由江氏家族成員自主經營,實行家族內部分工管理,基本上是父終子承的家族傳統格局,以單線、複線等形式延伸、發展。為敘述方便,暫且以江氏家族輩分的延續為基本線索來概括沙坪窯發展的歷史。

(1)青草坡江氏制瓷業的第一代:

江家在青草坡落戶後,三兄弟中的老二江生鮮重操福建的舊業,在青草坡的滾柴坡上,設置窯場作坊,順應社會對瓷碗的大量需求,開設碗廠,燒制民間生活用瓷器。生產之初,在工藝上要求較嚴,製作精細,很快得到附近百姓的認可,逐漸形成三十餘名工作人員的規模。江生鮮共執掌碗廠十八、九年,此為沙坪窯制瓷業的開始。

與此同時,江生鮮的大哥江生禮在璧山接龍鄉陰陽溝(現璧山區大路鎮保家轄)設置窯場作坊,開設碗廠;三弟江生鮑在北碚區東陽鎮設置窯場作坊,開設碗廠,都從事制瓷業的經營。

(2)青草坡江氏制瓷業的第二代:

江生鮮次子江採州於康熙二十年(1681年)繼承父親在青草坡的產業和滾柴坡的窯場作坊,掌管碗廠,繼續從事制瓷業。康熙後期,因山澗無名小溪的水量小了,衝轉不動粉碎瓷土的木碓,碗廠就往北遷約一公裡到石堰溝[6],利用那裡的溪水,繼續生產。

江生鮮有子七人,均從事制瓷業。其中,四子在貴州一個名叫青巖的地方設置窯場作坊,開設碗廠;另有一子在璧山丁家坳(今璧山區丁家鎮)一個名叫天福的地方設置窯場作坊,開設碗廠……

(3)青草坡江氏制瓷業的第三代:

江採州有天治、天保兩個兒子。江採州長子江天治,承襲青草坡的祖業,繼續燒制民間生活用瓷器。雍正、乾隆之際,山澗溪水又小了,再搬到石嶺的唐家溝(今石井坡街道轄區,在鄉人俗稱「軍械庫」的原解放軍某後勤部物質供應站營區內);以後又搬回青草坡,並進一步擴大了窯場作坊的規模。窯場雖有遷移,但一直是以青草坡為主要的生產基地,並且始終未離開歌樂山東麓。

由於地理及氣候等原因,山澗小溪水源有限,水量變化較大,導致江家窯場遷來遷去。六、七十年代,筆者親見青草坡的石英砂廠還利用溪水的自然衝力,衝擊木製的碓,粉碎石英石,製造石英砂;可見當時溪水的衝力,還能夠衝碓碎石。

(4)青草坡江氏制瓷業的第四代:

江天治有三個兒子,其中長子江大貴,繼承了青草坡碗廠的祖產。為了更好地擴大知名度,江大貴將他的碗廠取名為「裕興鎰碗廠」。

(5)青草坡江氏制瓷業的第五代:

江大貴有長子江祥吉、次子江祥麟、么兒江祥壽。這三人都在青草坡一帶開碗廠。此時,江家在青草坡已開設了六家碗廠,作坊規模進一步擴大,僅以江祥壽的碗廠為例,他的碗廠有40來個工人,九副碗車[7],一口窯爐,一年能燒制出40多窯碗。

▲青草坡窯爐

江祥壽又名江松亭,是一個精明能幹的人,他除了開設碗廠外,還大力拓展其它經營範圍,販賣鹽巴,開鹽店,自己當外管事;在嘉陵江放木排,搞木材經營;開設金廠,在朝天門上面的長江岸邊淘金,傭工多達數百人;這又是江家涉足制瓷業以外的其它行業的開始。江祥壽當時在社會上的名氣較大,他在光緒十六年(1890年)去世時,連當時的巴縣知縣周兆慶[8]也前來祭奠。江氏家族的家業在江祥壽時期最為興盛。

(6)青草坡江氏制瓷業的第六代:

江祥壽去世時,才十六歲的次子江瑞鏞便接替江祥壽,在青草坡耗兒洞繼續設置窯場作坊,開設碗廠。「裕興鎰碗廠」當時的規模是,一口窯爐,每窯每次可燒1500副碗具,每月可以燒四窯左右,一年大概能出五十窯碗;一副碗按十個一套計算,每年總共能燒七、八萬副,約七、八十萬個碗。後來,「裕興鎰碗廠」由江祥壽的長子江益山接管經營。

江瑞鏞,又名江鵬程,江么公,與其父親江祥壽的勤勉完全兩樣,是一個懶散人,他成天坐茶館,打麻將,吹牛;前半生靠父親江祥壽,中年靠哥哥江益山,後半生靠四個兒子。他還在江湖上「嗨袍哥」,混至當地「仁字號」的大爺,長江、嘉陵江、渠江、涪江、南充保寧河一帶都有一定名氣。民國27年(1938年)5月18日死於磁器口金蓉正街的高石坎家中,時年64歲。

(7)青草坡江氏制瓷業的第七代:

江瑞鏞有四個兒子,除次子江百高(有女江澤瑤)在重慶城華盛百貨商行當店員,三子江百良在重慶城督郵街義和永綢緞鋪當帳房先生外;長子江百昌生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1919年接替「裕興鎰碗廠」,繼續在耗兒洞開設碗廠,他當過保長,經營又有方,家境富裕,有大、小老婆數人;四子江百祿生於1911年,1931年開始設置窯場作坊,開設碗廠。

1938年,青草坡有八家碗廠,共有工人200餘名。除一家碗廠是異姓開的外,其餘都是江家開的。八家碗廠分別是,碗廠坡:江明揚(學名江瑞舉)的「明揚碗廠」,江澤俊爺爺的「中廠」,保長吳質彬的「德和碗廠」以及「志林碗廠」,「泰康碗廠」,「義和碗廠」;碗廠坡坎下:「下廠」;耗兒洞:江百昌的「裕興鎰碗廠」。同時,不少江家子弟還紛紛前往武隆、貴州等地,開辦碗廠。

(8)青草坡江氏制瓷業的第八代:

江雨若是江明揚的第九個兒子,他與江百昌則是遠房叔伯兄弟。江雨若繼承父親江明揚的「明揚碗廠」後,與妻子鄭天均共同經營,把「明揚碗廠」進一步發揚光大。江雨若聰明,勤勉,又有文化,不僅善於翻制模型,在瓷胎上描繪各種精美的圖案、花紋,還能調配對技術要求很高的紅、綠、藍色釉。「明揚碗廠」當時規模最大,有工人100多人,碾房較大。燒制的產品種類很多,隨著新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出現,除了傳統的日用瓷外,還生產新式抽水馬桶,電爐盤,電磁瓶等。江雨若、鄭天均夫婦的「明揚碗廠」成為江氏制瓷業第八代的佼佼者。直到一九五二、五三年,公私合營,江雨若把碗廠交給工人後,因管理不善而倒閉、廢止。建國初期,江雨若的成分被劃為工商業者;他及妻子鄭天均有子女七、八人,兒子江澤仁,女兒江澤科。

到抗戰陪都時期,青草坡的瓷器還很受歡迎。1949年,江氏家族在青草坡一帶共開設有碗廠十二、三家;除江氏家族外,還有其他人家在青草坡也辦有一些陶瓷廠[9]。

二.沙坪窯的特色

1.沙坪窯的生產及工藝

沙坪窯的產品可分為兩個系列。一為瓷器系列,此為主流,基本上是江氏家族的龍頭產品;一為陶器系列,此為輔助產品,是在青草坡江氏家族制瓷業的帶動下,後來才由其他姓氏發展出來的產業。

(1)瓷器系列

 沙坪窯的瓷器產品,選料精細,工藝較為複雜,質量較高。整個工序過程有:挖掘、粉碎、澄漿、成型、烘烤、描繪上釉、燒制、搬運、銷售等。瓷器產品又細分為粗瓷,細瓷,改良瓷等類別。

▲青草坡石車盤

首先,在青草坡山上碗廠坡、耗兒洞、江家山開洞挖掘石質疏鬆的白泡石[10]作為瓷胎的原料;利用山澗溪水的自然衝力(舂搗石質碓窩)、以及畜力(以牛拉磨)、人力(木椎捶細)等方式,加工、粉碎瓷土;把粉碎後的瓷土放在溪邊的漿池(俗稱「漿塘子」)中用水澄清,涼幹至料漿開裂,才形成胎料;其次,利用石質輪盤(俗稱「車盤」)輪制和手工製作相結合成型瓷胚;用木質擱板墊放剛成型的瓷胎,用青草坡當地開採或從其它地方購買的煤炭初步烘烤瓷胚至基本固化;然後用從外地購買來的釉料(青草坡不出產釉料)經瓷臼碾磨後,用以描繪花紋圖案,著色,施釉;最後入窯,用青草坡乃至歌樂山上的長一尺有餘的松木劈柴為燃料(不能用煤炭),經過兩、三個日日夜夜的燒制而最後完成。這是粗瓷的生產過程。

▲青草坡石臼

細瓷的生產,是在粉碎瓷土後,增加篩的工序,用細篩子人工反覆篩幾次(粗瓷不再細篩),這樣的瓷土更為精細。

改良瓷的生產,是用白色的礫石(即「鵝卵石」)作為瓷胎的原料,粉碎、澄漿後,運用當時較為先進的其它工藝進行生產。

▲青草坡印花杯

沙坪窯的瓷器產品主要是民間生活用瓷器,後期也生產部分生產用瓷。產品以碗為主,兼燒其它日用品,產品主要有:紅花碗、藍釉碗,青花碗、青花雙魚大碗、青花彩釉碗,五彩花鳥罐,青花雙喜壇,青花筆筒,紅、藍彩釉的仿古青花器皿,大湯盤、小湯盤,碟、勺,小缸、盞,盅、酒瓶、花瓶、青花蘭花紋酒壺、青花菊花紋茶壺、夜壺、醬釉溫壺、酒壺、帽筒、茶杯、燈盞、象棋、菸嘴、算盤子、青花牡丹紋缸、青花山水紋瓷臼、裝燒用青花墊具、兒童玩具、裝飾用小擺件塔等,小方磚(用石料燒制而成,較現代青磚略小),還有新式抽水馬桶、雙層套用保溫茶桶、電爐盤、電磁瓶等。瓷器瓷質細膩白淨,工藝精美,鄉人美稱為「土白玉」,通稱為「土瓷」;尤以帶釉彩的青花瓷碗最為出名。「(磁器口江氏家族)所產之青花碗,施彩釉,鄉民樂用,遠近馳名。」[11]

▲青草坡五彩罐

瓷窯以松木為主要燃料,煤炭僅為輔助燃料。因此,燒一爐窯,需要大量的松木劈柴,每家碗廠,必須要有大面積的松樹林為基礎;江氏家族佔有青草坡大部分的山林、坡地,仍嫌不夠,歷年還需輪流租用其它山林作為補充。

(2)陶器系列

沙坪窯的陶器產品,鄉人俗稱為「窯罐」,生產陶器的廠家也就叫做「窯罐廠」。「窯罐廠」主要分布於青草坡西北緣的緩坡上,因為大量生產「窯罐」,又有窯罐廠坡的得名。陶器質量比之瓷器較為粗糙,工藝也簡單得多。整個工序過程有:挖掘、粉碎、成型、上釉、燒制、搬運、銷售等。

陶器的胎料主要來自青草坡江家山的灰黃色粘土,不澄漿,用輪制和手工成型,不烘烤,只施黃膽釉,不描繪花紋圖案,也不著色。一口窯,要先燒一天一夜的煤,再燒一天多的柴,總共需三天左右的時間才能完成。一般一個窯爐有七、八個拱,一次可以燒近兩千件(如一個大缸計為五件,八個小罐計為一件)。

沙坪窯的陶器產品主要是民間生活用的粗大、耐用器皿。產品主要有:榨菜罈、泡菜罈、大平底敞口器蓋、罐、缸、缽、壺等。

▲青草坡青花牡丹紋缸

▲青草坡青花山水紋壺

抗戰前夕,趙青雲、陳素華夫婦在磁器口下河口街開有「順和窯罐鋪」,專買青草坡生產的窯罐,主要從乾親家羅炳雲的窯罐廠進貨;趙家在羅炳雲的窯罐廠中也有一部分股份。

當時,在青草坡之窯罐廠坡燒制窯罐的窯罐廠共有四家,陸續有段應亭,洪海清,羅炳雲,趙青雲。羅長壽是羅炳雲的兒子,在抗戰期間接管窯罐廠。羅長壽經營窯罐廠大約一年左右的時間,因經營不力,由趙青雲一家接下該窯罐廠,取名為「順和窯罐廠」,繼續經營十幾年,規模一度達到有瓦泥工二人,平工近三十人。到建國初期的一九五二、五三年,公私合營,把窯罐廠交給工人,不久,因各方面的原因,如管理不善,技術力量不夠,煤炭實行統購統銷,燃料短缺,江家山的黃泥挖掘殆盡等而倒閉、廢止。

2.沙坪窯產品送往磁器口的運輸

青草坡本為荒野之地,到磁器口無所謂大道。磁器口以北和青草坡以東,有一條大致呈南北向,寬近兩米的古老石板路,它由磁器口經大河溝、井口、至金剛坡,是重慶去陝西的僻北驛道之一段,時稱正北路[12]。另有無名小溪從西順青草坡山澗而下,向東流約700米再折向北,與詹家溪交匯,最後往東南方向流入嘉陵江。

青草坡的陶瓷器,需要僱請當地的村民,以扁擔、繩子、籮筐、背篼等簡單工具,用男挑女背的人力方式,運到磁器口街上鋪面或磁器口的嘉陵江河邊裝船外運,陶瓷器的搬運,沒有固定的勞力組織形式,多為自由的承僱方式。傳說江氏家制定了「下雨打爛碗要賠,天晴打爛碗不賠」的「運瓷行規」,並一直沿用下來。這樣的「運瓷行規」違反常理,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提高傭工自覺性,減少不必要的損耗,可以理解為:晴天正是搬運瓷碗效率最高的時候,即時有所損耗也在所難免,雨天搬運瓷碗本應該小心,如有損壞,定須賠償方能服眾。

▲沙坪窯瓷器運輸道路

青草坡的陶器、瓷器產品,到磁器口的運輸通道路線共有三條:

其一,瓷器運輸道路:從青草坡的碗廠坡或耗兒洞起,往南經江家山,穿枇杷林,向東南翻過馬桑嵐埡,到大河溝上正北路,最後抵達磁器口。這條道路共分為兩段。第一段是一條土路,從青草坡到大河溝,兩旁樹木密布,雜草叢生,地勢時有起伏,長約1900米;第二段為較寬敞的石板路,即驛道正北路,從大河溝一直到磁器口,其間略有緩坡,長約2200米;該道路總共長約4100米。

其二,陶器運輸道路:該道路也可分為兩段。第一段是一條土路,從青草坡的窯罐廠坡起,順無名小溪北岸下行,往東約600米,再穿過該溪流,轉而向南,約行2100米在大河溝接正北路,長約2700米;其第二段與瓷器運送道路的第二段相同,長約2200米;該道路總共長約4900米。

其三,陶瓷器運輸道路:該道路仍可分為兩段。第一段是一條土路,從青草坡的碗廠坡或耗兒洞以及窯罐廠坡起,順無名小溪北岸東行,順該溪流轉而向北,向東橫跨正北路,再向東南沿詹家溪而行,到達嘉陵江河邊;第二段是一條沙泥路,沿嘉陵江右岸往南抵達磁器口;該道路總共長約6500米。

三條運送通道,以瓷器道最為便捷,陶器道最為平緩,陶瓷道最為勞苦。前兩條道路,對運輸既沉重,又易碎的陶器、瓷器來說,很是便利。

三十年代末起,由於軍政部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廠(後為重慶鋼鐵集團特殊鋼公司,破產後改制為「東華」特鋼公司)的建設投產,以及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BIS)與美國海軍部共同建立軍事情報業務組織——「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而在這一帶實施圈地,瓷器道和陶器道均被封鎖而不能通行(只有「德和碗廠」的瓷器憑吳質彬保長的條子,可以特許由老瓷器道通行),這給青草坡陶器、瓷器的運輸造成了一定負面影響。陶瓷道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才形成的,因為勞動強度大,一般一天只可能搬運一個來回。

3.沙坪窯的考古學考察

文物工作者對沙坪窯的專門考古學考察,共進行過三次,第一次是在1987年末的全國性文物普查工作中,沙坪垻區文物管理所對沙坪窯的青草坡窯址進行了實地普查,把青草坡窯址編號為14-A1,並作了《沙坪垻區文物調查一覽表》及《沙坪垻區文物調查一覽表》的文字記錄,還採集標本30餘件。[13]由於當時的工作屬於普查性質,深入不夠,了解有限。第二次是在1999年12月初,由筆者對沙坪窯的青草坡窯址進行了針對性的實地大規模考古學專題調查,收穫頗大。第三次是2005年5月,由筆者帶領重慶市文物考古所考古隊伍對青草坡窯址進行了定點調查。

▲青草坡民房版築土牆中包含的大量沙坪窯陶瓷片

實地考察青草坡發現,在碗廠坡、窯罐廠坡上萬平方米的地表、崖壁、屋角、草叢中,到處都是陶瓷碎片及窯具,有的陶瓷碎片及窯具層厚達數米之深;窯罐廠坡廢棄的紅釉及旋紋陶碎片,大大小小有透氣孔的窯具,粘連的次品等堆積如山;原「順和窯罐廠」廠主陳素華現在居住的房屋就完全建築在窯罐廠坡陶碎片堆積層上;碗廠坡往江家山的瓷器道上,瓷片俯拾皆是。在碗廠坡,「明揚碗廠」的廠房舊址(青草坡98號),溪流邊的石砌漿池,仍歷歷在目;坡地到處殘留著開挖「碗砂」後形成的大小不一的孔洞遺留。

▲青草坡民房版築土牆中包含的大量沙坪窯陶瓷片(大樣)

從現存的一座掩映於草叢中的「明揚碗廠」瓷窯遺址判斷,沙坪窯燒制瓷器的窯爐,一般建造在坡地上,為五級梯式龍窯,寬二米有餘,長十餘米。前面部分為爐膛,有窯箅,燃燒室,窯爐前有十餘孔柴道便於添柴,左側面有五個窯門,用於產品的進出(燒窯時封閉),窯爐旁有大量紅燒土及其它燒結痕跡。燒制陶器的窯爐,為七級梯式龍窯,形體較瓷窯為大。

▲青草坡青花喜字罐

▲青草坡青花菊花紋壺

從採集的標本分析:瓷器胎質細膩,胎面略顯粗糙;胎色以白色為主,少量白中泛黃;施滿釉,青花釉色黯淡,釉面氣泡偏多,僅見畫花而未見刻花;器型以圈足澀圈敞口碗為主,不少瓷碗的澀圈底部,常見方形或多角形的青花押印。可辨器物有青花雲紋雙喜壇、青花人物碗、青花花鳥碗、盞、勺、碟、小方磚、新式抽水馬桶及碩大的外圓內方餅形輪盤;其紋飾主要有纏枝紋、弦紋、菊花紋、「Ⅲ」字紋,以及雙魚、雙喜紋樣。陶器胎質粗糙,夾雜不少石英顆粒;胎色以紅色為主,少量紅中泛黃;輪制的旋紋十分明顯;施半釉。可辨器物有榨菜罈、泡菜罈、大平底蓋、單耳罐、罐、缸、缽、單扳帶流小罐、單扳壺及大量窯具等。可以判斷沙坪窯屬於清代至民國時期典型的地方民窯,工藝技術處於中等水平。

▲青草坡青花雙魚碗

▲青草坡青花鳥紋碗

▲青草坡青花小碟

瓷碗是民間生活用瓷的大宗,使用頻率高,易於損耗,需求量較大。清代至民國初年,川東及重慶地區,還流行用瓷碗與石灰粘合作為墓槨的「碗槨墓」的殯葬習俗。一座「碗墓」動輒用瓷碗成百上千件。1987年11月,青草坡下的重慶特殊鋼廠(即重慶鋼鐵集團特殊鋼公司)廠區內建設坡發現一座古代墓葬,經重慶市博物館發掘清理,認定為清代「碗槨墓」,外槨全部用瓷碗與石灰粘合緊扣砌成。經判斷,該墓所用瓷碗就是沙坪窯的產品(筆者作為重慶市博物館當時的考古專業人員,親自處理當時的現場。[14]

▲青草坡青花壽紋大盤

▲青草坡青花盂

除青草坡中心窯場以外,另有若干與之相關聯的窯場:

武隆陶瓷業始於明末清初,到清末,尚有萬峰鄉(今屬重慶市武隆區火爐鎮轄)打牌嶺碗廠,所產碗、壇、罐、酒杯等均自銷本地。民國2年(1913年),江德山從重慶到打牌嶺碗廠做工,傳入陶瓷生產新工藝,生產深統上瓷碗,著『漁、樵、耕、讀』五彩紅花圖案。民國25年(1936年)江德山接辦碗廠,並在青岡鄉(今屬重慶市武隆區巷口鎮轄)山王坳開辦分廠,僱工24人,年產碗15窯,除本地銷售外,還銷貴州。到解放初期,萬峰打牌嶺陶瓷廠成為武隆縣較具規模的土陶生產廠家之一。1960年,打牌嶺陶瓷廠併入勝利陶瓷廠。[15]

原嘉陵小學校長範仲琳,時年89歲,曾提供紅槽坊一帶有兩個窯罐廠窯爐遺留的線索,可能與沙坪窯有關,惜湮滅無存。

北碚水土鎮也曾有過江家沱碗廠。

▲翁家溝青花喜字罐

2004年1月,重慶市文物考古所在北碚區東陽鎮東陽村馬頸子一帶小河中發現了大量的瓷碗殘片,殘片是由上遊戴家溝衝下來的。為查明情況,2004年5月29日,重慶市文物考古所考古隊由筆者帶隊到戴家溝進行了考古專題調查。在北碚區天府鎮桂花村四社翁家溝上碗廠和下碗廠一帶發現清代制瓷窯址,當地人稱之為翁家溝碗廠。在上碗廠一帶,地面堆積大量的瓷片及窯具,堆積層度在1米左右,分布面積約300平方米。使用龍窯,以木柴燒造瓷碗。青花瓷片中可辯器物有:碗、勺、碟、罐、缽等類。其紋飾主要有纏枝紋、弦紋、菊花紋、「Ⅲ」字紋,以及雙子、雙喜紋樣。翁家溝碗廠由當地翁氏家族成員自主經營,實行家族內部分工管理。在清代,翁家祖先即在翁家溝一帶,建窯燒瓷。到民國時期有7、8個窯爐,一個窯爐就分設一個碗廠。其產品主要在重慶銷售,部分產品遠銷至遂寧、射洪等地。碗廠工人除翁家親戚外,還對外招收工人。調查時獲知,使用的技工就有來自青草坡的。民國時期的工人現在世的有唐雲民、鄧成雙、翁文玉、吳安普(畫工)等人。建國後碗廠公私合營,因經營不善,現已經倒閉。其文化內涵以及與沙坪窯的關係尚待進一步研究,上碗廠窯址擬適時作考古發掘。

沙坪窯的興起,是湖廣填四川的直接結果之一,與遷移到此地的福建江氏家族有關;另外,也和歌樂山東麓豐富的瓷土資源,重慶陶瓷業固有的根基密不可分。民間日用陶瓷器皿的生產,在重慶有較為悠久的歷史。1998年夏,重慶市博物館在磁器口的嘉陵江斜對岸石馬河,發掘出一座東漢時期的窯爐,這是當時重慶城區發現最早的窯爐。以南岸黃桷埡為中心分布的塗山窯,與沙坪窯一樣,也是燒造民間日用瓷的窯場,制瓷工藝亦仿福建建窯。不過,瓷釉以黑色為主;中心窯場規模更大,面積達兩平方公裡以上;延續時間從宋代到元代數百年;產品銷售地域廣達西南數省,這有大量的出土文物可以映證。重建於清代的寶輪寺屋頂上的脊瓦,據福建匠人說,有福建陶瓷的特點,這也許與江氏家族的陶瓷業有一定的關係。

▲翁家溝青花壺

沙坪窯的創立者江生鮮,抓住社會對瓷碗大量需求的挈機,主要生產瓷碗,在制瓷工藝上精益求精,貿易數量急劇上升,很快就佔領了市場,打開了局面。隨著青草坡碗廠數量的增加,陶瓷窯規模的進一步擴大,還開發出多規格、質量上乘的系列碗具,如湯碗、菜碗、飯碗及冥用碗具等,以滿足不同需求。在江氏家族制瓷工藝的影響、帶動下,其他百姓也竟相仿效燒造,形成了產、運、銷一條龍的陶瓷產業;這裡遂成為川東民間生活用瓷器的重要出產地。

江氏家族在為社會提供優良產品的同時,也為他們創造了財富,奠定了江氏家族數百年富裕生活的基業。他們設置窯場作坊的「滾柴坡」也得名為「碗廠坡」。民國·《巴縣誌》記載:「土瓷以龍隱鄉為著,磁器口碗廠坡並以此得名。其質視江西瓷為粗,近亦略施紅、藍彩釉,尤為鄉民樂用,遠道來此販鬻者,往往不絕也。」隨著江氏家族人口數量的增加,其居住地有青草坡的碗廠坡,耗兒洞,江家山;甚至連大河溝與和平山之間的江家灣,詹家溪畔的江家院也因為江氏家族聚居而得名。這一帶聚居的江氏居民大部分都是江生鮮昆仲的後裔,每逢「清明會」,常常還要相聚,會餐;現尚在的江氏青壯年,其輩分多為「澤」字輩。三十年代末,江氏族人江亮疇曾任當時的金沙街、童家橋、磁器口三鎮之一的磁器口鎮鎮長。

三.沙坪窯對磁器口的影響

1.磁器口是重要的商埠

龍隱鎮,因傳說明代建文皇帝曾隱居於此而得名。龍隱鎮本是行政域名,因為沙坪窯瓷器的銷售和出口,又獲有「磁器口」這個通俗而又特指的地名(「磁器口」,字面意義就是「瓷器的銷售口岸」)。民國《巴縣誌》記載「龍隱、石壁二山之間為龍隱鎮,水陸交會,極便舟車。」它位於青蔥蓊鬱的歌樂山以東,嘉陵江下遊西岸,有江流水運的便利。龍隱鎮是嘉、涪、渠三江流域及嘉陵江下遊最重要的物資集散地和經濟市場,竹木、陶瓷、鐵貨堆棧發達,有商號、店鋪、貨棧上千家,是巴縣西裡交易最為興旺的市場,僅次於重慶城的水碼頭。其顯著標誌就是以瓷器的轉口貿易而聞名川東各縣。

磁器口,裝卸、水運業非常發達,檣帆林立,經常停靠在碼頭的各種船只有二、三百隻,尤以裝載陶瓷的舟船最多;民間有「白日裡千日拱手,入夜後萬盞明燈」的讚譽。意即:白天舟船往來,進港停靠,上千的船工划動橈櫓作「拱手作揖」狀;夜晚臨河街道萬戶千窗透射出的燈光和河邊舟船中的點點漁火交相輝映,猶如燦爛星河。每當農曆八月到次年四月的枯水季節,碼頭河壩就搭建起臨時街道,形成季節性的下河口街,其中,有專業性的木竹行、鐵貨行、陶瓷街、米糧市等,十分繁榮。

2.磁器口是沙坪窯重要的銷售口岸

以青草坡瓷窯為代表的沙坪窯,把磁器口當作重要的銷售和中轉口岸,全部產品通過磁器口裝船外運,遠銷各地,北至陝西、川北、南充、遂寧,西至宜賓,向東經萬縣(今重慶市萬州區)出川到湖北等地,供不應求。為便於直接銷售,每家瓷廠、窯罐廠在磁器口都至少有一家自己的鋪面,例如「裕興鎰碗廠」在磁器口就有「裕興鎰碗鋪」,「順和窯罐廠」在磁器口就有「順和窯罐鋪」。磁器口出口物品的大宗是瓷器,因為沙坪窯源源不斷的貨源,商品集散作用日益明顯,規模空前,成為川東乃至更廣大地區民瓷供應重鎮,時間長達三百餘年。

3.沙坪窯是促進磁器口發展的重要因素

清朝初年至康熙前期,是工商、貿易的恢復時期,磁器口的陶瓷作坊、煤窯、土布織造、食品加工等開始興起。其中又以江氏家族的青草坡窯群最為突出。從康熙中期到乾隆晚期近百年間,是磁器口工業出現專業化特色並得以發展的時期。乾隆年間,設置窯場作坊,開設碗廠,售賣民用生活陶瓷器皿的產業,已有相當規模,從業人員較多。據《清代巴縣檔案·乾隆卷》記載,乾隆四十二年,重慶府衙門在一條告示中,第一次以官方公文的形式明確提到「磁器鎮」。從沙坪窯的創立到磁器口的得名不過百年左右,足見發展速度與影響。磁器口的興旺與沙坪窯的發展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清末民初,傳統手工業向近代機器工業發展,傳統土瓷的燒製得到改良。民國以來,不斷提高生產技藝,改進外觀,施彩釉,提升產品檔次,成為重慶一大特產。1943年出版的,由何玉昆等編著的《陪都鳥瞰》記載:「磁器口一帶,天產白泥(筆者按:此即白泡石)專制粗式碗盞,泥質漂白,足比江西瓷品。」說明從清代到民國,沙坪窯的瓷器生產是在不斷發展的。民國五年,位於牛角沱的蜀瓷公司僱傭近百名工人,用磁器口出產的粘土製造各種瓷器,諸如碟、杯、盤、瓶等,民國·《巴縣誌》記載「其出產幾與江西瓷竟美,亦能仿製日本瓷,而造佛像尤精。」

抗戰爆發,大批工廠、機關、學校內遷重慶。磁器口的人口猛增至六萬餘人,商業更加興旺發達,沙坪窯更加興盛起來。在磁器口嘉陵江邊的下河口街,有江家發售瓷貨的碗鋪十五家。磁器口的窯罐市場頗具規模,眾多的瓷器店、碗鋪分布於大街小巷。1928年任龍隱鎮鎮長和巴縣第一區區長之職的實業家程爾昌(即前文提到的渣滓洞煤礦礦主),在磁器口正街大碼頭也開設有碗鋪,經銷陶瓷器。

1936年,在磁器口馬鞍山北側的蔡家灣創建有利群瓷廠,共投資1.7萬元,僱傭工人98人,生產各類瓷具,並在傳統土瓷基礎上進行改良,生產精細的改良陶瓷,月產量計碗具2750副,其它器具價值1.8萬元。1939年春,由杜重遠、康心之、盧作孚、周見三等企業家投資兩萬元,在磁器口抓子洞(即今渣滓洞)創辦重慶華光瓷廠,5月初燒制出第一窯瓷器。是月,「軍統」為避免影響「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集中營的建設,下令關閉該廠,所有員工均撤離。「軍統」在磁器口一帶圈地,封鎖道路,對沙坪窯的產銷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四十年代,磁器口又建立了鼎新陶器廠、天台陶器廠、磚瓦瓷業生產合作社,均取青草坡一帶的白泥,粘土燒制民用和工業陶瓷。磁器口的陶瓷,不漏不「啞」(指敲擊的聲響),質量上乘,深受陶瓷商的歡迎。

由於磁器口的陶瓷業歷史悠久且負盛名,當時的重慶市陶瓷業同業公會就設在磁器口,後來為了靠近陶瓷原料產地,又遷往歌樂山,沙坪垻也有磚瓦瓷業生產合作社。1944年磁器口正街還有「合記」、「協記」、「唐利」等瓷器店。商業行會的多少是衡量商業發展程度的重要標誌。磁器口商業同業公會從1938年的10餘家,到1942年增至57個行業,1944年,同業公會會員已達1599人,其中,陶器業、磚瓦業為同業公會會員和商號店鋪較多的行業。磁器口成為重慶市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

1942年3月2日《國民公報》的《磁器口的粗線條》(呂協恭著)記載:「磁器口,顧名思義盛產磁器,然而;真正聞名不惜遠道而來買瓷器的不多。」這又成為後世研究磁器口貿易的一個課題。

1949年後,受先進工藝的影響,以手工業作坊形式生產瓷器的沙坪窯產銷量下降,市場萎縮;通過公私合營和手工業合作化,沙坪窯最終走向消亡。隨著公路,鐵路運輸業的發展,水上運輸減少,磁器口的商業地位下降,也逐漸蕭條起來。青草坡的瓷器生產最晚見於七十年代後期[16]。

公眾考古活動在青草坡

磁器口作為國務院頒布的歷史文化傳統街區,它的地位和光輝,隨著古鎮、歷史文化名街保護工作的深入已逐漸顯露。沙坪窯的陶瓷器是千年古鎮最具特色的歷史文化載體,已有不少專家、市民建議在磁器口傳統街區開設陶瓷作坊和店鋪,在沙坪窯原有工藝的基礎上,注入現代先進技術,讓這一古老的手工藝在古鎮重新煥發生機,沙坪窯的陶瓷器可能成為重慶旅遊業的拳頭產品。目前,磁器口保護開發部門正對此進行考察論證,江氏沙坪窯博物館業已開館。

考古工作者在青草坡

本文資料,除參考部分文獻資料外,主要來源於筆者1999年與2005年的兩次的考古調查和現場採訪。重要採訪對象有三:一為出生於1918年的原「明揚碗廠」廠主,居住在青草坡之碗廠坡「明揚碗廠」老屋的鄭天均老人;一為出生於1917年12月9日的原「順和窯罐廠」廠主,居住在青草坡之窯罐廠坡的陳素華老人;一為「明揚碗廠」傳人,鄭天均的兒子江澤勝先生。

本文原載重慶市沙坪垻區地方志辦公室編《古鎮磁器口》,林必忠著第三章《古鎮瓷器業之興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二十餘年來,陸續有多次、較大修訂與補充。

注  釋

[1] 民國·《巴縣誌》:「龍隱鎮……為城西重鎮,陶器甲(第一)全縣,故裡人呼曰磁器口。」

[2] 清·嘉慶《四川通志》卷六十四記載「各省貧民攜帶妻女入蜀開墾者,準其入籍。」

[3] 清·《皇朝文獻通考》卷十九「嗣後留寓之民,情願在川省墾荒居住。」

[4] 筆者自幼在距青草坡北僅數百米的石堰溝236號居家、生長,獲知鄉人很早就有這種說法。

[5] 民國·中國地理學會編《地理學報》第8卷,1941年出版。

[6] 沙坪垻區志辦編《古鎮磁器口》一書的第四章《工業經濟》中記載為「遷到井口的大堰溝」。遍查有關資料,未見「大堰溝」地名,不知資料所出何處,從地理位置來看,似近處靠井口方向的石堰溝為妥。

[7]  碗車:輪制工具,石質,俗稱「車盤」。

[8]  周兆慶:山東歷城人,光緒十四年任巴縣知縣。

[9]  參見磁器口街道辦事處楊家華主編《磁器口志》,1990年油印。

[10] 白泡石:即「瓷土」,俗稱「碗砂」。

[11] 民國·《巴縣誌》記載:「(磁器口江氏家族)所產之青花碗,施彩釉,鄉民樂用,遠近馳名。」

[12] 重慶市交通局交通史志編輯委員會編《重慶公路運輸志》,1990年;沙坪垻區交通局編《重慶市沙坪垻區交通志》,重慶大學出版社,1993年。

[13] 重慶市博物館編《重慶文物總目》,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5月。

[14] 林必忠《沙坪垻區古墓葬遺址概況》,載《重慶地方志》1992年1期。

[15]《武隆縣誌》第十八編《工業》第二章《門類》第九節《其它工業·土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6] 沙坪垻區供銷社志辦編《沙坪垻區供銷社部門志》,載《沙坪垻區志資料彙編》第四輯。

原標題:磁器口瓷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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