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衛藝術家草間彌生:藝術讓我明白了生死與眾生

[摘要]「我如今的創作熱情比此生任何時候都強烈。通過藝術我明白了生死，以及這個世界上綿延存活的眾生；通過創作，我不斷學習愛與和平的真諦，宇宙萬物的奧秘，我迫不及待要把這些都展現在畫布上。」

草間彌生，日本國寶級藝術家，1929年出生於長野縣松本市，1960年代在紐約成名。1973年回到日本，因患精神病住進了清和精神病院，後來就住在那裡了。如今的她是在世藝術家中身價最高之一，仍在持續創作。她還是個優秀的作家，著有《曼哈頓企圖自殺慣犯》《克裡斯多夫男娼窟》《如此之憂》，以及自傳《無限的網》等。

草間彌生在《我喜歡的地方》中寫道：我是一個求道的人後來人 再等等我喲在歷史的長河裡希望你們留意我的光輝人生在橫亙千年的時空中懷抱著永恆的愛 我要跨越世紀宇宙萬物 再等等我喲 我要讓你們看到我戰鬥的身姿

「若不是為了藝術，我應該很早就自殺了。」

85歲的草間彌生，過著精神療養院和工作室之間兩點一線的生活。她入住的醫院就在工作室對馬路，步行僅5分鐘。醫院生活相當規律，早上起來7點檢查體溫，晚上9點就寢。她早上9點半到工作室開始創作，午飯5分鐘完成，然後接著畫，直到傍晚7點。

緊握畫筆的草間彌生，仿佛在跟時間搏鬥，像草一樣頑強生長。

這個瘦小的日本老太太，套一件寬鬆鮮麗的長袍，上面綴滿她那些標誌性的波爾卡圓點。

若是出席公眾活動，她會戴一頂亮粉色假髮套，吩咐助手，「把我的『帽子』拿來。」

面對鏡頭，她佝僂著背，嘟著小嘴，瞪著一雙大圓眼，煤精般的眸子幾乎不怎麼轉動；她自顧自囁嚅著塗鴉著，根本沒心思搭理問話的人。

圓點和她的精神病一樣，成為草間彌生身上最深的印記。藝術天后、精神病患者、圓點女王、日本怪婆婆等諸多標籤加在一起，都不足以概括她複雜多變的一生。

1960年代，亞洲女子草間彌生是紐約前衛藝術的先鋒人物，影響力堪與波普藝術領袖安迪•沃霍爾匹敵。40年前，她回到東京，住進精神療養院，銷聲匿跡。1993 年，她獨自代表日本參加威尼斯雙年展，重出江湖，確立了自己在國際藝術界的地位。

國際上對草間彌生作品的認定——涵蓋五十多年來的水彩、拼貼、繪畫、雕塑、裝置及行為藝術——是最近幾年當代藝術史上的事情。在長期被認作精神異常的放逐者之後，草間彌生如今被視作日本現存的國寶級藝術家。她用半個多世紀的創作不斷證明自己，和小野洋子等人共同見證了當代藝術史，並被選入全球百大藝術家（亞洲僅兩位入選）。

2009年6月底，英國《泰晤士報》公布20世紀最偉大的200 名藝術家調查結果。畢卡索、塞尚名列第一、第二，中國無人入選，日本有4 位藝術家上榜：草間彌生、村上隆、杉本博司和野口勇。相比村上隆等人，「怪婆婆」草間彌生比他們提前了整整三四十年，用她自己的話說，「我比村上隆好多了，壓倒性勝利！」

去年年底，上海當代藝術館帶來草間彌生在中國的首次大型個展「草間彌生——我的一個夢」，開幕當天館外就排起長龍，展覽火爆至今，每次都要排隊兩三小時才能進館，但絲毫沒有消磨粉絲的熱情。經典的南瓜雕塑將藝術館裡外布置得豔麗時尚；巨大的、重複的、紅白相間的圓點，在展廳各個角落蔓延。一百多件展品中，包括極具視覺衝擊力的大尺幅裝置、繪畫、雕塑和視頻，讓觀眾不知不覺中掉入草間彌生創造的神秘幻境中。

「活到如今，我愈發感到沒時間攀登各個藝術領域的高峰了，我現在不能浪費哪怕一分鐘。」因忙於創作，草間彌生本人沒有親臨上海展覽現場，回答本刊記者書面專訪時，她解釋道：「我如今的創作熱情比此生任何時候都強烈。通過藝術我明白了生死，以及這個世界上綿延存活的眾生；作為人類，通過創作，我不斷學習愛與和平的真諦，宇宙萬物的奧秘，我迫不及待要把這些都展現在畫布上，可以說，我每天都冒著生命危險在創作。」

花朵、圓點、南瓜，沒人看見草瘋長

草間彌生1929 年生於日本長野縣松本市一戶富裕家庭，家族經營種子生意一百多年。「當時溫室還很稀有，但我們家就有6間，常常會有學校帶學生來參觀。我家算是資產階級，會贊助當地畫家，可是一旦我想要成為畫家，那又另當別論。」

10歲那年，她用鉛筆畫了一個安靜、憂鬱的小女孩，這是她的童年寫照。

「我很小的時候，經常帶著素描本跑去家裡的採種場玩。那裡有一大片槿花，我會坐在花圃裡胡思亂想。某一天，一朵朵槿花像人一樣擺出不同表情開始和我說話，它們的聲音越來越大，大到我的耳朵開始痛。」

為了抵抗幻覺帶來的驚恐，她拿起了畫筆，畫了許多張牙舞爪類似花朵的植物，後來做得越來越龐大。植物主題在她的創作中延續，反映的就是她對童年的回憶。

然而，她的精神疾病和對繪畫的興趣，遭到母親的無視和嘲諷。在母親看來，草間彌生所謂的幻覺都是胡說八道，畫畫更不是富家女應該做的事，她毀掉了草間彌生的畫布，罰她和工人一起幹活，還經常把她關起來打罵。「母親常跟我說，沒生你就好了，還打到我幾乎失聰。我經常離家出走，晚上站在街頭希望過往的車輛結束我的生命，我曾企圖臥軌自殺，但那時的我太小太輕，風太大，我的身子飄了起來。」

草間彌生的父親是入贅到她母親家的，他的放蕩生活導致妻子歇斯底裡。「每次父親出去找情人，母親都叫我去跟蹤，我在冬天的寒風中流鼻水，一邊發抖一邊走，由於年紀小，我一下就被父親甩掉了，結果回到家，母親又對我大發雷霆。在這慘澹的家庭裡生活，只有畫畫能讓我清醒。」

1941年，積年累月的戰爭擴大演變至太平洋戰爭階段，大約這時候，草間彌生患上了神經性視聽障礙，她經常出現幻覺，看到的世界仿佛隔著一層斑點狀的網，「身邊出現薄紗一樣的灰色帳幕將我蓋住」。強烈的恐怖感讓她的精神接近崩潰，於是她開始畫這些斑點，自那以後，圓點成了她作品中的標誌性圖案，她把它們看成來自宇宙和自然的信號，「地球也不過只是百萬個圓點中的一個。」

1948年，19歲的草間彌生進入京都市立美術工藝學校。「我一點都不喜歡古板且保守的學校。老師什麼也不教，只要我們拼命把圖畫得精細，我實在受不了，大部分時間都在逃課自己作畫。而且，我也很討厭京都那種給畫家排名，或者是搞師徒關係之類的麻煩事。」

逃課期間，她住進山裡打坐冥想，畫了不少「和人頭一樣大」的南瓜，「日本人用『唐南瓜小子』來批評長得很醜的男人，或者用『南瓜長眼鼻』形容人又矮又胖，感覺南瓜的形象並不太好，但南瓜的外型實在太可愛了，我完全無法抗拒。南瓜這種形狀，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脂粉未施的大肚子，還有它強大的精神安定感。我和南瓜對坐著，就像達摩面壁10年那樣，我可以花一整個月畫一個南瓜，甚而廢寢忘食。」

由於逃學過多，京都的美術學校準備將她開除，於是她返回長野老家，「當時我非常清楚，如果想在藝術上走得更遠，必須逃離日本這個封閉的地方。我必須越過家鄉這座高山，才能觸摸到外面的世界。」

1955年，26歲的草間彌生在舊書店發現了美國女畫家喬治亞•歐姬芙的作品。在一位懂英文的堂兄幫助下，她寫信給歐姬芙尋求幫助。「雖然我在遠方，我在藝術道路上才剛起步，我還是懇請您為我指路……」深受感動的女畫家給她回了信，表示願意在美國推薦她的作品。兩年後，她拿到了前往美國的籤證，離開之前，母親給了她100 萬日元，告訴她永遠不要踏入家門。「我到美國後，即使窮到快要餓死，也沒有再去求她。」

臨走時，草間彌生在家外河堤上毀掉了數千件畫作，「我一把火全燒了，就是想和當下生活告別，並且激勵自己，一定要畫出更好的作品，我就是抱著這個覺悟前往美國的。」

無限的網，陽具挺立「千船會」

1957年11月28日，草間彌生帶著60件和服與2000件畫作前往美國。「當時攜帶外匯出國有很多限制，我把那100萬日元換成了美金，把這些錢縫進洋裝、塞入鞋尖，我還想著賣掉那些畫能夠換錢過活。」

剛到紐約時，她住在一個禪僧經營的留學生宿舍，3個月後搬入一個閣樓。

「紐約的生活太恐怖了！專注的學習生活一天天過去，口袋裡的美金一天天用光，最後，我陷入了貧窮的谷底。每天要找東西吃，想辦法對付畫布、畫具的帳單，解決移民局的護照問題，工作室的窗戶隨它去破，撿了一塊壞掉的門板當床睡，毯子也就一條，每晚冷到肚子痛，完全睡不著，只好爬起來繼續畫畫。」

她在工作室立起巨大的黑色畫布，大到不踏上梯子就夠不著邊，她在上面用纖細的筆觸畫滿數百萬個圓點，完全不留空隙地編織起一面白色之網。「惠特尼美術館舉辦徵選那天，我背了這張比自己還要高的畫，沿著紐約市中心大馬路走過44個街區。惠特尼美術館現在很前衛，不過那時風氣還很保守，像美術館館長那種沒用的傢伙怎可能了解我的作品？結果正如我所料，我落選了。我又得背著那個榻榻米一樣大的畫作，走過44條馬路回去。」

1959年10月，草間彌生攜這幅黑底白面的《無限的網》等5件作品，參加下城區第10街布拉塔畫廊「純色執念」年輕藝術家群展，她的圓點受到紐約知名評論家的注意，唐納德•賈德成為第一位買她作品的人，並在《藝術新聞》中給予高度評價：「草間彌生是一位極具原創性的畫家，這5件白色巨幅作品，無論概念還是形式上都是前衛而有力的。」

《紐約時報》評價：「她的作品完全排除個人情緒，以一種偏執的重複令人感到迷惑。」

重複性的圓點對於草間彌生而言，既是她與世界溝通的途徑，也是一種治療。這些視覺特色都來自她的幻覺，她認為這些點組成一張無限的網，讓她「從自己的位置，度量宇宙的無限」。「我的生命也是一個點，是億萬粒子中的一點。斑點和網眼的詛咒，拉上魔法的簾幕， 用一種肉眼看不見的神秘力量將我包圍，我把一切都押在圓點上，想要跟歷史造反。」

由於精神疾病的影響，草間彌生將極度重複擴展到雕塑和裝置藝術領域。有趣的是，這竟引領了未來美國波普藝術的潮流。「1961年左右，畫布上的那張網越來越大，最後湧出畫布，蔓延到桌椅、地板和牆上……」 1962年10月，草間彌生在格林畫廊的聯展上首次發布軟雕塑作品：一張刷白的扶手椅和一張八角長椅，上面覆滿陽具型的突起物。那次聯展後，這間開張才一年的畫廊成了紐約舉世聞名的波普藝術發源地。

「如果有人問我，為何一開始創作軟雕塑會做成陽具的形狀，那是因為我對其恐懼。我非常害怕性行為和男性生殖器，怕到要躲進壁櫥裡發抖。所以我要拼命製造這些形狀，讓自己處於慌亂的核心，把驚惶變成熟悉，以此進行自我治療。」

1963年年底，草間彌生舉辦了「千船會」個展，展廳內，密密麻麻的白色陽具突起物爬滿一艘真實比例、全長10公尺的小船，周遭所有牆壁和天花板則封上999張這件作品的單色印刷海報。站在陽具挺立的「千船會」展廳，人們淹沒其中，暈眩出神。

安迪•沃霍爾來到展覽現場，驚叫道：「哇！彌生，這，是什麼東西？簡直太棒啦！」安迪•沃霍爾類似形式的展覽「牛首交錯」出現於1966年，草間彌生多次指出，「這明顯就是在重複或者模仿我當年『千船會』的創作手法。」

「自戀庭院」，裸體乍現

「大部分美國人認為日本女人就像溫室裡的花朵，所以當我看到草間彌生的作品時，真是耳目一新！她強悍有力，簡直就像一臺創作能量和藝術成就的發動機！」紐約評論家、《藝術之聲》總編戈登•布朗曾將草間彌生比作「執念藝術的領航者」。

1965年，草間彌生受邀前往歐洲，她一身猩皮黑衣，豔紅緊身褲搭配靴子，奇裝異服的打扮奪走了所有人的目光。這年年底至1966年，她留在米蘭，籌備威尼斯雙年展作品。為回報一位朋友幫她在米蘭設立工作室，她送給對方「一個長滿陰莖的行李箱」。

1966年6月，草間彌生「非法」參加了第33屆威尼斯雙年展。那件名為《自戀庭院》的環境裝置，用1500個塑膠製的鏡球，鋪滿展館前的綠色草坪。「當時我以一顆球1200裡拉（約兩美元）的價格在現場出售，想要批判藝術界太過商業化，可是這種和觀眾互動的表演，震驚了威尼斯雙年展的策展單位，他們以『藝術品不該像熱狗或冰激淋那樣叫賣』的理由禁止我的行為。」在被雙年展組委會請出去後，她穿著金色和服攤開雙臂躺在1500個鏡球中間，風頭超過了所有參展藝術家。

近30年後，草間彌生獨自代表日本參加1993年威尼斯雙年展，日本政府為她專設主題館，以此向這位前衛女王致敬，她在國際上的藝術地位得以重新確立。

儘管當年「千船會」展覽轟動一時，但那時的草間彌生未被紐約主流藝術圈認可，財務上仍深陷困境。1967 年，當得知無法獲得預期的展出機會，她開始自己演出，那標誌性的圓點蔓延到千奇百怪的物體表面之後，又鋪展到現場行為表演的裸體之上。

「在華爾街的紐約證交所旁，4個裸女正隨著鼓手敲出來的節奏扭動著，草間彌生在律師的陪同下，正向她們裸露的身體上噴著藍色的波爾卡圓點。警察迅速驅散了他們。」1968 年，草間彌生瘋狂組織裸體集會，她化著濃妝，穿著自己改制的怪異服裝，依傍「自由女神」像，或在中央公園，帶著一群男女浩浩蕩蕩脫光，然後在他們身上畫畫。每個觀眾需付兩美元「門票」。藉此行為藝術，她迅速成為美國媒體追逐的對象，「猛烈」、「神秘」、「嬉皮女王」、「全能創作者」……各種名號紛至沓來。

「我的出現每次都違反10到15條美國法律。在大眾面前做愛、燃燒國旗這種事，說嚴重很嚴重，可這種思考方式本身就是一種刻板印象，雖然我去的地方一定有警察跟去，但我還和往常一樣平靜，我身旁總是跟著一大群嬉皮給我當保鏢，同時還有五六位法律顧問。」

草間彌生在美國的十幾年，正值波普藝術興盛期。多年後，當評論家們重新梳理她的創作歷程時，把草間彌生式的瘋狂歸位於複雜的社會環境：「那是一個『嬉皮』橫行的時代，草間彌生很快意識到這個國家正在流行什麼，他們抗議越戰、吸食毒品、崇尚性解放、追逐東方神秘，尋求外來宗教的庇護。很多人開始以打破常規為生，一些人因此變得富有、出名。」

在格林威治村，安迪•沃霍爾和草間彌生兩間工作室離得很近，因為非主流的公眾形象差不多，兩間工作室在紐約分庭抗禮，吳越同舟。「我在自己的工作室是女王蜂，身邊聚集的全是長得好看的男同性戀，安迪那裡也聚集了一大堆漂亮的女模特，我們彼此互相競爭，看對方到底可以聚集多少俊男靚女。安迪是個好對手，我和他很熟，他剛起步還沒成名時就給我打過電話：『我想用你身上畫有圓點、臥姿全裸的那張照片來做絲網印刷，你覺得怎樣？』」

我已到達天堂

在紐約期間，美國藝術家約瑟夫•柯內爾的出現給草間彌生的人生增添了浪漫色彩。

柯內爾是美國著名藝術家、雕塑家和實驗電影先鋒人物。「第一次見到他時，他穿著一件奇怪的外套，我被嚇壞了，以為自己見到的是一個幽靈。」

兩人相識於1962年，根據草間彌生的描述，他們「在毫無概念的狀況下相遇」。

那天，草間彌生的經理人來找她，讓她穿得漂亮點，去見個奇人。「根據她的說法，那是個超級怪人，平日不和人來往，過著隱士般的生活。無論藝術經理人多想要他的作品，他都不賣，除非他們帶著漂亮的女生去見他。」

草間彌生披上和服，系上銀帶，和她的經理人一起拜訪柯內爾，這個「東方超級美少女」的到場立刻吸引了柯內爾的注意。「他每天給我寫信，打無數個電話，以至於別人打不進來，總問我電話是不是壞掉了。」草間彌生後來回憶，柯內爾有天竟然給她寫了14封信。

「我的愛人死前告訴我，死亡並不可怕，就像從這個房間去到另一個房間那麼簡單。」自上世紀60 年代認識後，兩人一直相伴，直至1972 年柯內爾去世。愛人的去世給草間彌生以沉重打擊，她的精神問題愈發嚴重。1973 年，柯內爾去世後第二年，她從紐約回到日本，離開藝術家與評論家，逃出媒體視野，獨自一人在精神療養院生活，在助手攙扶下創作至今。

「在我抵達日本當天，車站階梯上的人潮就讓人感覺非常不舒服，我發覺大家的表情、服裝都毫無個性，和我想像中的日本人簡直有天壤之別，偶爾發現有亮眼的人，但其實對方也只是在模仿美國和法國的時尚雜誌。走在路上，毫無個性的醜陋建築全部擠在一起，泛濫的外文和進口的舶來品多到令人生厭，日本失去了傳統的美感，所謂的現代化，讓人民的心和自然環境都被公害和噪音擾亂了，這種現象還以暴力的方式不斷擴大。面對17年不見的日本、東京和故鄉，我真感到徹底失望。日本的體制和成規太過堅固，團體虛偽的人性、對於政治的不信任、戰爭導致的人性喪失與混亂、大眾媒體的暴力……如此種種都讓我痛苦。」

「在日本生活很難，除了在精神療養院。」回國後，草間彌生在療養院旁買下一棟樓做工作室，「那是我一生最大一筆開銷。」白天，她到附近的工作室「上班」，晚上又回到療養院。她極少外出，也避免會客，不逛商店，不會使用電腦和手機，過著與世隔絕的日子。

在精神療養院裡，草間彌生有間私人臥室。即便在深夜，從工作室回來後，她仍然可以在這裡工作：寫小說、寫詩，或者作一些小畫。蔡康永在為她的小說《克裡斯多夫男娼窟》中文版作序言時，表達了他對這位傳奇藝術家的認識：「草間彌生不知是在哪面牆上鑽了一個洞，窺知了造物者的某個手勢或背影，她從此寄居這面牆上，在兩個世界間來回顧盼。」

這位85歲的老太太，有的是一顆8歲女孩的心，常稱自己是「現代版的愛麗斯」。她那些極具裝飾性的南瓜系列已成為經典。她的圓點圖案備受頂級奢侈品牌的青睞，印有波爾卡圓點的手袋、服飾都在商場大賣，昔日紐約轟轟烈烈的「前衛女王」至今依然引領時尚。

「時尚反映了穿著這些衣服的人的思想和個性，是一種純粹的語言，是日常生活的反映，它體現人的尊嚴和深度，我覺得這是值得珍惜的，生命富於創造力，時尚則是一座路標。」

幾十年在療養院生活，草間彌生的創作再次回歸架上繪畫和雕塑。「過去我的創作主題多聚焦『生與死』，現在我更關注的主題是對宇宙神秘性的敬畏，幸福社會、愛與和平的願望。這裡面還包含著對於人類使命、對愛的認識，我經歷了一個經過光、爬上樓梯、進入宇宙的過程，我多年來的痛苦和辛苦都在這一刻得到解脫。中文成語『生老病死』是我喜歡的詞，我一直在想自己的生命會以怎樣的形式結束，希望上天看我，是完美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