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娜塔莎之舞:俄國史的核心意象與研究轉向

「娜塔莎之舞」是小說《戰爭與和平》中的一幕經典場景，它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俄國人東方與西方「兩種靈魂」的撕裂。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張建華教授以這個現象為切入點，介紹了俄國史學界在語言—文化轉向背景下的改變，並為論述了該如何建立「中國的俄羅斯學」。

本文整理自張建華教授的線上講座「從娜塔莎之舞說起——俄國史研究已經轉向和如何轉向」，文稿經主講人審定。該講座系由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華東師範大學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主辦的「全球思想史2020年暑期系列講座」第七講，由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孟鍾捷教授主持。

張建華教授現任中國蘇聯東歐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中外文化交流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歐美同學會留蘇（俄）分會理事，長期以來從事俄國（蘇聯）思想文化史、俄國（蘇聯）外交史、中俄關係史與俄國漢學史、世界近現代史的研究。張建華教授曾參與許多國家社科基金的研究項目，出版過《帝國風暴：大變革前夜的俄羅斯》《思想之鏡：知識分子與蘇聯政治變遷》《俄國史》等與俄國史研究相關的著作。

張建華著《帝國風暴：大變革前夜的俄羅斯》書影這場講座涉及如下內容：第一，為什麼說「娜塔莎之舞」是俄羅斯歷史和文化的核心形象？「娜塔莎之舞」這個詞聽起來很美妙，其背後包含的歷史意義和文化意義可能更深刻。第二個問題常常被國內外學術界忽視，20世紀初，在語言學界和哲學界曾經颳起一股「語言學轉向」之風。20世紀40-50年代，這股風颳到了歷史學、社會學領域。隨後的20世紀80-90年代又出現了「文化轉向」，它是在哲學界、語言學界、歷史學界同時進行的。它們也被合稱為「語言—文化轉向」。雖然這個詞常常與美國的哲學家、語言學家們，以及英、法、德等其他國家的學者們相關聯，但蘇聯（俄國）是這場國際學術風潮中被忽視的策源地。第三，在1991年蘇聯解體後的二三十年間，國際俄國史學界究竟發生了什麼，即發生了怎樣的「轉向」？第四，在國際俄國史學界已經發生重大變化時，中國的俄國史學界又該做些什麼，以及是否可以建立「中國的俄羅斯學」這一學科？

「娜塔莎之舞」——俄羅斯歷史和文化的核心形象

《戰爭與和平》是列夫·託爾斯泰最有名的作品。託爾斯泰一生中寫了百餘部作品，類型有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童話等，內容廣泛，甚至包括他對宗教的思考以及對中國文化和漢學的論述。毫無疑問，託爾斯泰是一位偉大的作家和思想家。在託爾斯泰所有的作品中，《戰爭與和平》排在第一位。託爾斯泰用了將近六年時間完成這部作品，書中講述的是從1805年到1820年第一次「衛國戰爭」，即亞歷山大一世時期的俄國和拿破崙時期的法國進行的戰爭前後的一個故事。下圖展示了三個版本的《戰爭與和平》，這三個版本在封面的選擇上就有異曲同工之處——舞會的場景。下圖俄文版和英文版小說封面選取了列昂尼德·帕斯捷爾納克（Леонид Осип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的同一幅畫。列昂尼德·帕斯捷爾納克是著名作家帕斯捷爾納克之父，其繪畫風格受到託爾斯泰喜愛，並被後者邀請繪製小說《復活》的插圖。

不同版本的《戰爭與和平》封面《戰爭與和平》講述了四大貴族家族的故事，以安德烈為代表的保爾康斯基家族素來忠君愛國，以保家衛國為榮。以皮埃爾為代表的別祖霍夫家族則以為富不仁聞名，以發財致富為目的。皮埃爾原本是他父親的私生子，一直處於尷尬的境地。父親的突然死亡讓皮埃爾得到了繼承所有遺產的機會。因此，他一夜之間從被鄙夷的棄子變成了莫斯科上流社會的寵兒。庫拉金家族也為富不仁，並以攀援上流社會著稱。在皮埃爾飛黃騰達之後，原本看不起他的庫拉金公爵甚至把女兒海倫介紹給了他。第四個家族是羅斯託夫家族，他們中也有像安德烈那樣為國捐軀的軍人，娜塔莎就是這個家族的成員。在《戰爭與和平》中描寫了兩場舞會，其中上圖封面所繪的就是安德烈在舞會上遇到娜塔莎的場景。當安德烈從戰場上回來時，他的妻子已經去世，他心裡十分悲痛。之後，他在舞會上遇到了當時只有十五歲的娜塔莎，兩人相識相愛，後來有了婚約。雖然他們後來曾毀掉婚約，但是最終安德烈還是回到了娜塔莎身邊，那時他身負重傷，最後死在了娜塔莎懷中。他們二人相遇的那場舞會是富麗堂皇的上流社會交際場合，而小說中的另一場跳舞場面則更具有代表性：一次娜塔莎和她的兩個弟弟——別佳和尼古拉去了一個住在農村的遠房親戚家中作客，她對農村的一切都感到新鮮。當娜塔莎與叔叔談話時，突然聽到了民樂聲，這位貴族小姐就不自覺地跟著音樂跳起了舞。她的親戚——那位農村大叔也抱起吉他，彈奏了一首動聽的樂曲。娜塔莎作為一位貴族小姐，在農民的家中，和著民樂，跳起了得體的農民舞蹈。大叔的女管家阿尼西婭遞給了娜塔莎一塊手絹，娜塔莎也很自然地接過來繼續跳舞。拿著手絹跳舞在貴族的舞會上是絕對不會出現場景，但在這座農村小屋中娜塔莎如此做了。關於這段「娜塔莎之舞」的描寫，著名翻譯家草嬰是這樣翻譯的：「這個受過法籍女僑民教育的伯爵小姐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和怎樣從她呼吸的俄羅斯空氣中吸取了這種精神？……她做得恰如其分，而且是這樣準確，完全準確，以致阿尼西婭·費奧多羅夫娜立即把那條她非用不可的手絹遞給她……」

繪畫《娜塔莎之舞》託爾斯泰的著作聞名於世，羅曼·羅蘭曾說過：「《戰爭與和平》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作品，是我們時代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美麗新世界》的作者，英國著名小說家赫胥黎也曾稱讚《戰爭與和平》，他告誡人們千萬不要讀《戰爭與和平》，因為讀了之後，就不是原來的自己了。而蘇聯著名作家巴別爾在談到《戰爭與和平》的時候說過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其實人一生不需要讀太多的作品，七八本足矣。但是為了選出這七八本，需要先看三四千本書。在俄羅斯這些燦若群星的作品中，第一個應該讀的就是《戰爭與和平》。」因此可以說《戰爭與和平》是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代表著作，也是世界文學中的一塊瑰寶。

但最先把這部作品變成電影的並不是蘇聯人，而是美國的好萊塢。1956年，在美蘇關係開始緩和之後，籤訂了《美蘇文化交流協定》。在此背景下，好萊塢把《戰爭與和平》搬上了銀幕。在這部電影中，扮演娜塔莎的是奧黛麗·赫本，扮演皮埃爾的是亨利·方達，扮演安德烈的是梅爾·費勒。但是這部電影拍完後讓蘇聯人很不高興，這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蘇聯人認為自己的寶藏被搶走了；第二，赫本雖然美麗，但並不是俄國人。蘇聯人甚至挖苦這一版電影的海報並不是《戰爭與和平》，而是反映美國南北戰爭的《亂世佳人》。因此，1965年邦達爾丘克（Сергей Фёдорович Бондарчук）在蘇聯政府的支持之下，拍出了長達六個小時，共分三集的《戰爭與和平》。電影的男女主角的扮演者分別是吉洪諾夫（Вячеслав Васильевич Тихонов）和薩維裡耶娃（Людмила Михайловна Савельева）。此電影一出，便在莫斯科國際電影節上獲獎，然後英文版又被輸送到歐美地區。這兩版電影背後的故事不僅可以作為影像史學的話題，也可以作為歷史學研究的材料。

「娜塔莎之舞」揭開了俄國歷史上的一個傷痕：娜塔莎作為一位貴族小姐，應該在豪華的鏡廳、大宮廷，而不是在叔父的小木屋裡跳舞。接受過上流社會薰陶的小姐在聽到民樂後竟然後以標準的農民方式跳起了舞，也就是說，在這位貴族小姐體內，居然有著農民的熱血和愛好。而這個跳舞的場景也揭示了從18世紀初彼得一世以來推行的大規模歐化改革所帶來的俄國社會的分裂：彼得大帝在從歐洲回來之後，從「剃鬚斷袍」入手，使俄國社會開始了大規模歐化和西化的過程。改革的結果是出現了上層的歐化，包括語言和生活習俗的改變；而普通的下層百姓還是過著原來的生活，住在俄式的小屋中，留著傳統的大鬍子。當時彼得堡是歐化的代表，而莫斯科則是落後的本土俄國的象徵。彼得一世改革的一個消極結果就是撕裂了俄羅斯的社會。有很多學者、政治家都對彼得一世的改革做出了評價，比如馬克思認為彼得大帝「用野蠻徵服了俄國的野蠻」。隨後的葉卡捷琳娜二世繼續推進歐化的改革。彼得大帝更多地是把西方的先進技術引入俄國，而葉卡捷琳娜二世則在啟蒙思想的影響下，把歐洲的典章制度以及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引進俄國，這更加劇了俄國社會的分裂。

小木屋裡的娜塔莎之舞因此，19世紀初的恰達耶夫（Петр Яковлевич Чаадаев）在其《哲學書簡》中明確指出：「我們沒有繼承彼得大帝的事業，我們又回到了東方的俄國。」 1853-1856年的克裡米亞戰爭使俄國感到了困惑，因為這場戰爭本是代表歐洲人的俄國人攻打東方的異教徒奧斯曼土耳其，但之後英、法、義大利等「標準的歐洲人」卻幫助土耳其打敗了俄國。在這樣的背景下，俄國的知識分子們開始思考「我們是誰」的問題。於是達尼列夫斯基（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Данилевский）在1863年出版了其最有名的作品《俄國與歐洲》（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他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完整地提出文明史觀的學者。雖然之前的狄德羅、伏爾泰曾使用過文明史觀的概念，但是並沒有使這個概念變得豐富、完整。而在《俄國與歐洲》這本著作中，達尼列夫斯基明確指出從希臘羅馬以來，人類有八種文明。他使用的是「歷史文化類型」這一概念，並認為它如同人類的機體，有生老病死的過程。他認為，希臘羅馬文明已經衰落，伊斯蘭文明也衰落了，只有以俄羅斯為代表的斯拉夫文明正如日中天。他在書中明確表示俄國不是歐洲，俄國有自己獨特的文明和文化。而「娜塔莎之舞」撕開了自18世紀彼得一世和葉卡捷琳娜二世大規模的歐化進程以來所造成的社會裂痕。到20世紀初，對於這個問題的思考仍然沒有停止，例如高爾基提出了「兩種靈魂說」。他認為俄國人有兩種靈魂，形成東方和西方、進步和落後、白色和黑暗等對立。張建華教授認為這可能更多是從革命和激進主義角度進行的思考。

在19世紀俄國貴族的生活經驗中，的確存著這種「撕裂」。之前提到的恰達耶夫、達尼列夫斯基都是貴族，而恰恰是他們思考了「我們的根在哪裡」這樣的問題。克裡米亞戰爭之前，俄國貴族們認為自己的「根」是與歐洲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但是在這場戰爭中，歐洲人聯合異教徒對抗俄國。就是在那時，俄國的知識分子們提出了自己「無根性」的反思。他們不承認自己與農民一樣有著「東方情結」，但歐洲又不能接納他們。他們曾經對歐洲頂禮膜拜，可以流利地說法語、德語、英語等歐洲語言，對黑格爾、康德、狄德羅、伏爾泰等人哲學的理解也不遜色於德國、法國人，但卻被歐洲人視為「歐洲大門口的陌生人」。這種反思表現在《戰爭與和平》中的安德烈和娜塔莎身上，在他們的血液中有著俄羅斯人的「基因」。因此，當他們聽到農民的音樂時，會自然地手舞足蹈，回歸到俄羅斯文化、思想、性格的道路上來。

沃爾康斯基公爵（Серге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Волконский）人生的幾個階段上圖中的人物是沃爾康斯基，他是1825年12月14日十二月黨人起義中的一位領袖。當時，青年貴族軍官們趁沙皇亞歷山大一世駕崩，其弟弟尼古拉尚未繼位，在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輔發動了一場大起義。參與起義的青年貴族軍官中的部分人曾是尼古拉的好友、同學，但他們還是站到了新沙皇的對立面上。起義被鎮壓後，5位領導人被推上絞刑架，百餘位起義的主要參與者被流放至西伯利亞，流放地中包括距中國不遠的赤塔。沃爾康斯基的軍銜曾是上校，在起義失敗後，他先被流放到了赤塔，等年老體衰之後才被準許在伊爾庫茨克安家。在第一幅畫像中可以看出，沃爾康斯基年輕時代風流倜儻，可謂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特權階層後代；而在中間的照片中，沃爾康斯基已歷經流亡，飽經風霜，雖然他臉上還留有一點貴族的神氣，但更多顯現出了普通人的形象；在最後一張照片中他已是晚年安居伊爾庫茨克家中的普通老者形象。沃爾康斯基的形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最初，由於他是公爵，周圍的人會尊稱他沃爾康斯基公爵。慢慢地，他被人們稱為「農民的公爵」、「我們的公爵」，甚至是「自己的公爵」（свой князь），在俄羅斯人的交往中，「自己的」這個詞用來表示很親近的關係，這說明沃爾康斯基完全被認同了。沃爾康斯基形象轉變的過程反映了在骨子裡有真正的俄羅斯人情結但是在行為舉止上完全歐化的貴族，在其生命的最後時刻，回歸了俄羅斯性格、俄羅斯精神的本性。換言之，沃爾康斯基最初「撕裂」的「兩種靈魂」最後融合成了「一種靈魂」，他終於修煉成了一個真正的俄羅斯人。

瑪麗亞·沃爾康斯卡婭女公爵（Мария Николаевна Волконская）的不同形象上圖中的女士是沃爾康斯基的妻子，她也出身於貴族，名為瑪麗亞。在俄語中有一個詞「十二月黨人」（декабрист），此外還有一個與之相應的「女十二月黨人」（декабристка）的說法，但是在1825年參加起義的隊伍中並沒有女性。之所以有「女十二月黨人」這一稱呼，是因為這些女性是參加起義者的妻子或女友。起義失敗後，參與的貴族軍官們遭受了懲罰，或被處死，或被流放，而這些女性面臨了與前者斷絕關係或者失去貴族身份的抉擇。感人的是，這些女子中沒有一人選擇與丈夫或男友斷絕關係，她們也整理行裝，一同前往艱苦的西伯利亞流放地。瑪麗亞也隨同沃爾康斯基公爵前往西伯利亞，並在1863年8月10日去世。她去世時僅有55歲，這可能是因為在赤塔、伊爾庫茨克等地的生活條件遠不如彼得堡等大城市。在西伯利亞一切都要自食其力，瑪麗亞要教自己的孩子上學，還要給當地農民辦啟蒙學校。從上圖瑪麗亞晚年的照片中，已經很難看出她是一位貴族，而更像是一位來自「外省」，目光堅定、穿著體面的女性。在人生中的種種經歷之後，這位女貴族也完成了自己「兩種靈魂」的搏鬥，最後它們合二為一，她也變成了一個真正的俄羅斯人。

張建華教授認為，列夫·託爾斯泰的一生也是「兩種靈魂」矛盾、妥協到最後結合成一體的過程。1928年，託爾斯泰出生於一個貴族家庭，在他1歲半和9歲時，母親和父親便先後去世。但是託爾斯泰有伯爵的身份，並且繼承了亞斯納亞·波良納莊園，所以他早年的生活正如他小說中展現的貴族生活那樣，行為放蕩、始亂終棄。但託爾斯泰在結婚後，慢慢發生了轉變，尤其是1869年，託爾斯泰的人生中發生了「阿爾扎馬斯之夜」。阿爾扎馬斯是俄國南部下諾夫哥羅德附近的一座小鎮，小鎮出產大鵝。當時託爾斯泰前往那座小鎮處理田產，天色已晚，於是他在小鎮夜宿。但晚上託爾斯泰突然從睡夢中醒來，之後感到非常恐懼，似乎有聲音在提醒他，不能再像原來那樣了。這次事件後，託爾斯泰經歷了人生中的重大思想轉折。雖然託爾斯泰解放了莊園的農奴，為他們的子弟辦幼兒學校，給孩子們寫童話，甚至將自己發表作品所得稿費無償捐出，但是在晚年，他依然無法調和自己「兩個靈魂」的決鬥，最終在1910年離家出走，並在一個三等火車站去世。

列賓的《託爾斯泰在耕地》如果不特別提醒，普通人大概猜想不到上圖中這位頭戴農民的帽子，留著大鬍子，趕著兩匹馬的農民是大名鼎鼎的託爾斯泰。當時人們認為俄國有「兩個沙皇」：一個是在彼得堡的冬宮裡作威作福，讓人討厭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另一個則是「文學沙皇」託爾斯泰。正因如此，以賽亞·柏林在他的名著《俄國思想家》中提出，託爾斯泰自認為是一隻刺蝟，但實際上他是一隻狐狸。這裡借用了希臘詩人阿基洛科斯的詩句「狐狸多知，而刺蝟有一大知」來進行比喻，柏林認為，託爾斯泰認為自己是「一根筋」的刺蝟，但他的思想其實是多元的，其中包括他貴族與平民、歐洲與俄羅斯的「靈魂」的持續鬥爭。到了晚年，託爾斯泰的「兩個靈魂」終於達成妥協，使得他成為「真正的俄羅斯人」。託爾斯泰的墳墓也很簡樸，難以想像一位「文學沙皇」的墳墓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土丘」。奧地利作家茨威格1928年到蘇聯訪問，參觀亞斯納亞·波良納莊園後他非常感動，寫下了《世間最美的墳墓》，稱讚託爾斯泰的墳墓比榮軍院大理石蒼穹下拿破崙的墓穴、魏瑪公侯之墓中歌德的靈寢、西敏寺裡莎士比亞的石棺更偉大、高尚。

英國是一個史學大國，在20世紀歷史學的發展過程中，英國史家們起了重要作用。在英國的史家中，有很多學者以研究俄國史或蘇聯史起家，抑或兩者兼修，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以賽亞·柏林、《歷史是什麼？》的作者愛德華·卡爾（Edward Hallett Carr）、《當代史學主要趨勢》的作者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等。在這些歷史學家中，有一顆「冉冉上升的新星」，這就是1959年出生的奧蘭多·費吉斯（Orlando Figes）。雖然費吉斯還比較年輕，但是其學術成就已非常突出。他可以被稱為一位「現代派」的史學家，他有自己獨立的主頁，這可能是老派的史家們所沒有的。費吉斯非常勤奮，已經發表了俄國（蘇聯）史相關著作十餘種。由於其作品可讀性較強，所以很暢銷，而且已經被翻譯成70多種文字，他的《耳語者：史達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古拉格之戀：一個愛情與求生的真實故事》、《娜塔莎之舞：俄羅斯文化史》等作品也被譯成了中文。張建華教授曾為《娜塔莎之舞》一書撰寫導讀，其中談到了一個現象：這本書出版之後獲得了很多學者的稱讚，比如俄國史教授卡洛琳·布魯克（Caroline Brooke）在書評中強調：「奧蘭多·費吉斯的故事並不新穎，但它涉獵廣泛並且講得漂亮。帶著他對生動散文的精妙的目光，他描繪的世界變得栩栩如生。作為一部專門寫給普通讀者的著作，《娜塔莎之舞》可能沒有直接迎合到《革命的俄國》（Revolutionary Russia, 1891-1991: A Pelican Introduction）的讀者的品味。但閱讀這本書完全是一種享受，它也同樣值得收藏。」 但是同時，也有英國學者對費吉斯提出了批評，稱其為「歷史發明家」，認為他的著作中出現了很多瑕疵與硬傷。例如蕾切爾·波隆斯基（Rachel Polonsky）對他的寫作風格提出了疑義，認為《娜塔莎之舞》具有過多的文學性，讓人無法判斷其究竟是歷史著作還是小說，其內容究竟是史實還是虛構。張建華教授發現，費吉斯的敘史方式——史學與文學結合恰好成了他的最大優點和最大缺點。他的著作幾乎每本都獲得了廣泛的社會反響，甚至還獲得了來自文學領域的褒獎。而對他的批評也是由於其作品的文學性和史實不足。《娜塔莎之舞》的寫作風格和社會認識反映了兩大信息：第一，俄羅斯文化的本質特點是文學中心主義；第二，史學和文學相結合的新文化史書寫方式已經悄然來到俄國史學界。

俄國史研究的轉向

俄羅斯文學理論家利哈喬夫（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Лихачев）曾說：「俄羅斯文學還有一個特點——這就是『喜好文獻』，喜好事務性的散文體裁。文獻始終是編年史的組成部分……這也給編年史的風格打下了烙印：重要性使編年史的敘述變得較為華麗和崇高。」他談到一個觀點，從19世紀以來，俄羅斯的文學作品具有史學的特點。換言之，利哈喬夫認為，19世紀的俄國作家（也包括詩人、畫家、戲劇家）其實是多重身份和多重擔當聚集的形象。張建華教授舉了具體例子：託爾斯泰不僅是一位偉大的作家，還是一位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僅是心理意識流的小說，在更深層次上還表現了俄羅斯哲學與東正教神學；索忍尼辛的作品中不僅有典型人物，作品背後還有重大的歷史事件支撐，或者說，他的每部作品都反映了重大的歷史現象和問題。

談到俄羅斯文學時絕對繞不過普希金。俄羅斯人用「太陽」和「月亮」稱讚最偉大的詩人，阿赫瑪託娃被稱為「俄羅斯詩歌的月亮」，而「俄羅斯詩歌的太陽」這一稱號被送給了普希金。中國的讀者對普希金的《葉甫根尼·奧涅金》和《上尉的女兒》等作品已經耳熟能詳，但很多人並不知道，普希金在寫作《上尉的女兒》時還有一部「副產品」——《普加喬夫暴動始末》。

《上尉的女兒》講了這樣的故事：一個青年軍官要到白山要塞上任，在路途中遇到了暴風雪。在他迷失方向，饑寒交迫之際，一個哥薩克救了他。為了感謝哥薩克，青年軍官將自己的皮大衣送給了他，之後，兩人依依惜別。後來，青年軍官憑自己的聰明才智得到了白山要塞司令米羅諾夫上尉和司令夫人的喜愛，他們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了這位軍官。但好景不長，普加喬夫起義軍來到了城堡，並將其攻陷。當青年軍官和他的妻子被押送普加喬夫的面前時，軍官才發現普加喬夫就是那位哥薩克……普希金在得到特赦後，以創作《上尉的女兒》為由向尼古拉一世請假。之後，普希金來到普加喬夫起義曾經過的奧倫堡等地實地考察。在搜集好素材後，普希金創作了《普加喬夫暴動始末》和 《上尉的女兒》。《普加喬夫暴動始末》顯然是一部歷史著作，在本書的前言中，普希金寫道：「這本歷史著述是我留下的作品的一部分。它包含了政府公布的關於普加喬夫的所有資料，以及在我看來，外國作家認為可信的相關資料。我也有機會使用某些手稿、遺留和活著的見證人的證詞……未來的歷史學家們，在被允許出版普加喬夫材料的情況下，將很容易修正和補充我的工作，這個工作雖然是不完美的，但卻是認真的。」普希金以一個歷史學家的形象出現，向人們介紹自己的歷史著作，告訴人們他採用了可信的史料，並且對史學有認真的態度。

回到《戰爭與和平》，這本書中寫到了1805年-1820年的俄國歷史事件，書中前後出現了五百多個人物。但是，在著作的尾聲，安德烈、皮埃爾、娜塔莎等小說主人公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段理論論述。託爾斯泰此時已經按捺不住，要進行歷史學、哲學的論述，因此他留下了一段文字：「有些傳記史家和個別民族史的史家認為這種力量是英雄和統治者天賦的權力。按照他們讀歷史的闡釋，歷史事件的發生完全是由拿破崙之流、亞歷山大之流的意志所決定的……」這段文字討論了到底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如果不特別標註出處，它可能會被認為是某位歷史哲學家、先賢所說。但這是託爾斯泰在膾炙人口的《戰爭與和平》最後要給讀者留下的論述。這也正是文學中心主義的體現。在帝俄時代，由於沙皇政府建立了「武裝到牙齒」的書報審查制度，那些直接評論社會現實的歷史學、哲學著作可能不被允許出版，於是作家不得不採用「春秋筆法」，通過文學、詩歌甚至繪畫的形式來表現人們對社會不公正的批判和對未來社會的暢想。

接下來，張建華教授講述了新文化史對俄國史研究的意義。新文化史可以算作一個新生事物，而文化史本身其實也是「新生事物」。19世紀20年代以來，蘭克史學佔據了絕對的統治地位。正如彼得·伯克在《什麼是文化史》中所說的，文化史曾是學科叢林中被人們瞧不起的灰姑娘。提到蘭克就不應忘記蘭普萊希特（Karl Lamprecht）。他在蘭克活著的時候就不受重視，在蘭克去世後又被其弟子們排斥。蘭普萊希特在其多卷本《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中強調自己將用「文化史」來書寫作品，他想要去關注被政治史、軍事史、外交史所淹沒的「真正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歷史」。當他的《德意志史》出版之後，在德國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這部作品成了每年召開的德意志國家歷史學會的研討會上的批判對象。張建華教授認為蘭普萊希特可以說是以一人之力，面對整個德國的歷史學界。其實，蘭普萊希特的方法論也有支持者，比如德國以外的歷史學家、德國的青年歷史學家和德國的中學歷史教師們。但是這些人並不能撼動蘭克史學這棵「大樹」，於是蘭普萊希特在這場持續了十餘年的對戰中只得一再退卻，甚至可以說是身敗名裂。因此彼得·伯克把文化史比作「灰姑娘」並不誇張。

後來，形勢發生了變化。20世紀初，「語言學轉向」首先出現在了哲學界。40-50代，這場轉向進入了史學領域。1989年，以美國歷史學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編的《新文化史》為標誌，又開始了歷史學的「文化轉向」，並且出現了「新文化史」的概念。彼得·伯克在談論「新文化史」時，提到了對「新文化史」貢獻最大的四位學者。其中一位是來自法國的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他最大的貢獻是提出了三個概念：場域（field）、資本（capital）、慣習（habitus）。張建華教授認為這三個概念可以與布羅代爾的「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相結合：「場域」就是代表結構變化的「長時段」；「資本」就是代表形勢的「中時段」；「慣習」則是個人的習慣和對形勢的理解。第二位是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米歇爾·福柯，他最重要的貢獻是「知識譜系」的提出。第三位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是德國歷史學家、哲學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這本書從文化的視角對文明、教育、文化等概念做出了思考。最後一位則是米哈伊爾·巴赫金（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ахтин）。彼得·伯克在《什麼是文化史》中表示，巴赫金的貢獻在於提出了「多音性」（或譯作「復調」）、「多語性」和「雜語性」。彼得·伯克是英國的新文化史大家，他有資格談論什麼叫新文化史，也有資格評價誰對新文化史的貢獻最大。而他認為，在上述四位理論家中，蘇聯的巴赫金佔第一位。另一位學者戴維·錢尼（David Chaney）在所著的《文化轉向：當代西方文化史概覽》（英文原名為Culture Turn: Scene-setting Essays on 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y）中也認為巴赫金的貢獻是最大的。

巴赫金一直是一個想和蘇聯政權保持一致的人，但他卻始終被蘇聯政權視為「持不同政見者」。巴赫金畢業於聖彼得堡大學的歷史語文系。在1929年的一次秘密會議上，他談論了康德的作品，結果被蘇聯的內務部門視為反蘇分子逮捕，並流放到了哈薩克斯坦。流放期間，他的一條腿被打斷了，這條斷腿的後遺症伴隨了他終身。流放結束後，他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列寧格勒和莫斯科到處流浪。最後去了摩爾多瓦，並在當地的師範學院文學教研室擔任教職，直至退休。因此有學者認為巴赫金是一位「流亡者」，他的「靈魂」在國內流亡。他寫的著作和文學評論也無法以自己的名字發表，只能以化名或者好友的名字發表。1975年巴赫金去世之後，在蘇聯出現了「發現巴赫金」的熱潮。人們突然發現巴赫金是「寶藏」，但是以他自己的名字發表的作品，卻寥寥無幾。巴赫金主要研究法國作家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和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他認為小說是「復調」的，也就是主人公講的每一句話所包含的意思是多重的，主人公所代表的角色也是多重的。總之，需要從各個方面來理解一部作品和它所表達的意義。他還提出了另一個理論：小說是開放的文本。小說是作者與文中主人公的對話，而讀者除了欣賞小說之美外，也在與作者進行對話。「小說對話理論」「復調理論」「文本開放理論」「狂歡化理論」等，這些是巴赫金最主要的幾個觀點。

巴赫金在蘇聯國內雖然一直被視為不被政府所關注的人，但是20世紀50-60年代，巴赫金的名聲就已經傳到了國外。這與羅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密切相關，他的名氣遠遠大於巴赫金，他名字常常和瑞士著名語言學家索緒爾聯繫在一起。雅各布森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歷史語言系。20世紀20年代，雅各布森在莫斯科創立了「莫斯科語言學派」，即形式主義的語言學派。他與另一位形式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Виктор Борисович Шкловский）並駕齊驅。但是後來雅各布森流亡國外，去往德國、法國、美國，他的思想也從形式主義轉為了結構主義。雅各布森主要研究的是詩歌，他認為詩歌和小說不一樣，詩歌講究的是獨白，它本身就具有文學性。他提出語言在進行傳播時需要有發信者、受信者、渠道、符號、象徵、意義，即「語言六要素」。20世紀50年代末，雅各布森在與從蘇聯出來的學者進行交流時，知道了在蘇聯國內被排擠巴赫金。而且他也讀到了巴赫金的作品，感到非常驚訝，並開始在歐美各國介紹巴赫金。因此，巴赫金的名聲雖然在國內被掩埋，但卻聞名於歐美各國。

李工真教授認為20世紀出現了至少4次知識的「大離散」，而他本人研究的是「第二次大離散」。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德國大量的自然科學、工程技術、人文科學領域學者或由於猶太人身份，或由於不願與納粹同流合汙而逃往國外。他們與歐美學界進行思想交流，甚至對歐美的思想文化、科學技術發展帶來了重要影響。張建華教授認為20世紀還有幾次「大離散」：第一次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很多俄國、蘇聯的學者來到歐洲，這些人中包括雅各布森、以賽亞·伯林和科耶夫（俄文原名Александръ Владимровичъ Кожевниковъ）等；第三次則是1964年蘇聯政府批准移民以色列之後，大量蘇聯的猶太人移居以色列，其中就有許多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領域的學者，20世紀60年代也是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最激烈的時期，當蘇聯政府對其打壓之後，包括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在內的大量「持不同政見者」於70年代流亡國外。第四次是蘇聯解體之後由俄羅斯國內向歐美國家「大逃離」的知識分子流轉過程。這些事件都對歐美的思想文化和科技產生了巨大影響。巴赫金和雅各布森也生活在這一背景之下。不管是彼得·伯克還是戴維·錢尼都認為，在「語言——文化轉向」過程中，巴赫金、雅各布森等人的思想都對新文化史產生了重要影響。在俄文著作《開放的結構》（Открыт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Якобсон-Бахтин-Лотман-Гаспаров）中也強調了這些俄國（蘇聯）學者開創的風潮對新文化史產生的影響。為什麼雅各布森、巴赫金等人本身並不是歷史學家，甚至也不是文化學家，但是他們的思想能夠影響到歷史方面？張建華教授認為，其主要原因之一是20世紀上半期，學術潮流在發生分化、整合的巨大變化。另外，雅各布森和巴赫金出身與成長在文學中心主義的歷史文化背景下，他們所受的教育與此密切相關。這使得他們對哲學、語言學、文學等問題的思考能給史學以幫助和啟示。

接下來，張建華教授談到了在新文化史的背景下俄羅斯學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1991年蘇聯解體，而1993年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其《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給俄羅斯「當頭棒喝」：他認為俄羅斯民族是一個非常悲劇性的民族，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不知道自己是誰，更不知道自己往哪裡去。亨廷頓還斷言，以斯拉夫和東正教為代表的文明已經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了。在「亨廷頓之問」的背景下，俄羅斯學者迫切需要尋找出路，於是在俄羅斯出現了「文化史復興」和「文化學創立」的現象。所謂「文化史復興」，是因為之前在俄國歷史的寶庫中有過文化史這門學科，只不過在蘇聯時期文化史被視為「資產階級的學問」而打壓殆盡。「文化學創立」則是真正的新生事物，在20世紀90年代，「文化學」這一學科普遍出現在俄羅斯大學中，其研究的問題包括莊園史、知識分子思想史、風俗史、決鬥史等等。在哲學系、社會學系、政治學系中也紛紛設立文化學教研室。1996年俄羅斯教育部設立了文化學的副博士學位，而2000年設立了文化學博士學位。伴隨著文化學的出現，用文化學的理論來研究俄羅斯文化的「俄羅斯學」也誕生了。「文化史復興」與「文化學創立」是用文明史觀的理論來反擊亨廷頓，因為俄羅斯學者認為，亨廷頓不過是借鑑了湯因比的理論，而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理論源於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而後者的理論則可能繼承了達尼列夫斯基的文明史觀。

俄羅斯學界在新文化史轉向後發表了許多成果，張建華教授推薦了3本當今俄羅斯的文化史和文化學方面的代表著作：沙波瓦洛夫（Виктор Федорович Шаповалов）的《俄羅斯學》（Россиеведение）、康達科夫（Игорь Вадимович Кондаков）的《文化學：俄羅斯文化史》（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和謝緬尼科娃（Любовь Ивановна Семенникова）的《世界文明共同體中的俄羅斯》（Россия в мировом сообществе цивилизаций）。除此之外，還有一本「極端」的成果——安東·烏特金（Анто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Уткин）的《環舞》。烏特金是作家、導演，獲得了2004年的「亞斯納亞·波良納文學獎」，而其小說《環舞》獲得了2015年「全俄歷史學和社會學獎」。雖然烏特金的職業與歷史學看似無關，但他1992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歷史系文獻學教研室。2016年烏特金攜其《環舞》來到中國參加讀者見面會，談到歷史學專業對其文學創作的影響時，烏特金認為這個專業使自己有機會閱讀和研究一些常人很少能夠接觸到的史料，這對於文學創作題材的選擇很有幫助。以《環舞》為例，小說講述了19世紀俄羅斯青年軍官的故事，他曾參加許多歷史活動，包括鎮壓高加索、波蘭的反俄起義，書中談及了他對文化的感受。這是新文化史背景下當代俄羅斯史學的一個變化，而且此類變化在中國也發生了。比如，王笛的《袍哥》就獲得了2019年首屆「呂梁文學獎」非虛構類作品獎，其獲獎詞中寫道：「……是考察歷史與敘事、文學與史學關係的絕佳例子，是當代史學致敬本土史傳統的一次成功嘗試，同時為非虛構寫作提供了方法論啟示」。在其他國家也有這樣的例子，比如蒙森（Theodor Mommsen）的《羅馬史》就獲得了1902年諾貝爾文學獎。

接下來張建華教授介紹了在新文化史的衝擊下歐美學界俄國史研究中發生的變化。在蘇聯解體後，歐美學界對「預測不準」的重大失誤展開反思，因為蘇聯解體是以一種「突然死亡」的特殊方式出現的。1991年12月8日，3位斯拉夫國家領導人在白俄羅斯的別洛韋日森林突然發起「蘇聯解體」的倡議，宣布作為國際法主體的蘇聯停止存在。這種情況使得西方「嚇出了一身冷汗」，因為蘇聯是一個核大國，核武器廣泛分布在其加盟共和國的領土中，如果蘇聯發生內戰，就可能殃及整個世界。西方的戰略家、國際問題專家們對「測不準」的錯誤紛紛自責，他們的反思結果是，以前的「蘇維埃學」過於單一、功利、模型化，因此要「超越蘇維埃學」。莫蒂爾（Alexander Motyl）在其《蘇維埃學、理性、民族性：論蘇聯的民族主義》（Sovietology, Rationality, Nationality: Coming to Grips with Nationalism in the USSR）中強調，要研究蘇聯的民族主義，必須從其「民族性」著手。歐美學界反思，以往單從線性的、理性的、實例的角度研究蘇聯歷史是不夠的，有必要進行綜合性的國際研究。「國際研究轉向」因此出現，在此背景下誕生了諸如《俄羅斯思想史》（A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帝國：俄羅斯帝國及其競爭對手》（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劍橋俄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等一系列代表成果。更直接的例子來自波蘭裔澳大利亞籍的語言學家安娜·韋日比茨卡（Anna Wierzbicka），她在研究俄羅斯問題時採用了新文化史的方法——研究重要語詞背後的文化伴隨意義。在計算機的幫助下，韋日比茨卡選擇了19-20世紀俄國和蘇聯文學作品中經常出現的關鍵詞，她對其進行了篩選，從起初的1000個詞逐次減少到了最後的3個——靈魂（душа）、苦難（тоска）和命運（судьба）。她認為這三個詞最能反映俄羅斯文化的真實面貌，張建華教授贊同這種說法，並指出俄羅斯諺語也常常與這些概念相關，而且這些詞也能反映俄羅斯人的歷史文化。

張建華教授還分享了自己2016年6月2日至4日在慕尼黑大學參加為紀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舉行的學術研討會的經歷。此次研討會的主題是「俄國革命文化及其在全球的影響：語義-表現-作用」（The Cultur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Its Global Impact: Semantics – Performances – Functions），他所在小組主要談論了十月革命在東方的影響。此次會議的發言反映了在史學新潮流背景下歐美學界的變化，比如馬丁·奧斯特（Martin Aust）做了題為《俄國革命的全球化：一些史學評論》（「Globaliz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Some Remarks on Historiography」）的報告；張建華教授也在會上發表了題為《北京「老莫餐廳」的記憶：十月革命和蘇聯文化在當代中國形象的變遷》（「The Memory of Restaurant Moscow in Bejing: the Changes of Image of October Revolution and Soviet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的報告。

如何建立「中國的俄羅斯學」

李劍鳴教授2012年在《探索世界史研究的新方法——「新文化史」的方法論啟示》中曾寫道：「……新文化史在歐美史學界已經流行了二三十年，國內學術界談論這個話題也有十多年了，可是一直是說的多，做的少，至今還沒有見到有影響的新文化史著作。」張建華教授認為這些說法還沒有過時，雖然中國學界了解新文化史已經很多年了，包括海登·懷特在內的新文化史大家也曾應邀前來中國，但是有影響的著作還是寥寥無幾。對於這樣的現象，張建華教授借用19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話題「誰之罪」與「怎麼辦」進行了發問，並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中國的歷史學者可以以中國歷史為基礎，借鑑「他山之石」，建立「中國學派」的「俄羅斯學」學科。張建華教授曾就這個問題發表題為《歷史學視角：對中國俄羅斯學的戰略性思考》的文章並在其中指出，建立中國的「俄羅斯學」學科是可行的，它應當是一個多學科交叉的、綜合性的、多元化的、開放型的、宏觀視野的學科，它應該是一個以文明史觀為基礎的理論體系，用來探索不同歷史時期俄羅斯文明和俄羅斯文化的核心內容和基本特點。張建華教授認為可以以中國史學傳統，即「義理」、「辭章」、「考據」之學為基礎，借鑑「論從史出」、「史論結合」、「經世致用」、「秉筆直書」等史德，用它進行指導，再吸收國際史學界最新的成就，建立「中國學派」的「俄羅斯學」學科。

第二，從你我做起，人人都是史學潮流觀察家，人人都做歷史理論家。剛才談到，巴赫金畢業於聖彼得堡大學歷史語文系，雅各布森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歷史語文系。起初在俄國乃至德國等西方國家的大學中，歷史學不單獨設系，而往往是歷史語言系或歷史哲學系的組成部分。1934年在蘇聯才出現了獨立的歷史系，與哲學系、語言學系分家。從1755年莫斯科大學建立以來，歷史和哲學、語言一直是合二為一的。正是由於這樣的背景，學習歷史的學生不僅知道歷史上的帝王將相、歷史事件的年代，還要知道文學、藝術、哲學等等，他們接收了完整的人文知識教育。現在的歐美國家還有古典系，是「打通文史哲」的大學科。張建華教授認為，恰恰是由於巴赫金和雅各布森在大學階段接受了這種「打通式」的專業教育，才使得他們能夠在更高的高度，思考出被不同學科採納的觀點。以賽亞·伯林雖然在1918年就流亡英國，並沒有在俄國讀大學，但是他曾在俄國接受過中學教育。相似的還有科耶夫，他是哲學家、政治學家，還是歐共體的主要創建者和歐元的主要設計者。他出身於莫斯科的富商家庭，其叔叔是俄國畫家康定斯基（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андинский）。十月革命後，還是中學生的科耶夫曾因倒賣糧食被捕，之後他越獄，並於1919年離開蘇俄，前往德國。之後他在德國經商，並在萊比錫大學旁聽。他僱哲學家到自己家中授課，其中包括雅斯貝爾斯，後者成為了他的博士生導師。畢業之後科耶夫前往法國，由於沒有國籍，他不能在大學擔任教職。不過他從1933年到1939年曾在講習班中講授精神現象學，而他的聽眾中有著名的思想家拉康、雷蒙·阿隆等人。也有一些人沒有親自聽科耶夫的講座，而是間接接觸了他的思想，比如薩特和弗朗西斯·福山，後者的「歷史終結論」可能與科耶夫「歷史終結」的觀點有關。1939年科耶夫獲得法國國籍，他在戰後放棄研究投身政治，成為法國駐歐共體代表，可謂一位「奇才」。以賽亞·柏林和科耶夫都在俄國接受過中學教育。在帝俄時代，俄國有三類中學：在面向大眾的中學（школа）中進行基礎教育；在文理中學（гимназия）中主要學習語言學、演講、修辭等人文知識，在這裡只有上層子弟學習；此外還有貴族學校（лицей），這類學校也只對貴族開放，講授人文知識。以賽亞·柏林和科耶夫就曾在這些上層的中學就讀，所以他們儘管沒有在俄國的歷史哲學系接受學術訓練，但在其中學時代已經在歷史、語言、哲學等方面打下了很深的基礎。張建華教授認為中學、大學時代所受的教育促使一些學者成為了新文化史的領導者。

張建華教授認為，在中國的歷史學家中，對歷史學思潮和歷史學進程把握最好的，甚至能對歷史學進程產生影響的不是那些專門從事史學史和史學理論的學者，而是那些做斷代史、國別史或其他專題史的學者。比如中國史學界的葛兆光教授，雖然他從事中國傳統思想史研究，但是近年來他的著作已經從思考中國史學內部的問題拓展到思考長城內外的問題，從使用中國的本土文獻轉向使用域外漢字文獻。葛兆光教授在做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過程中也進行了史學思考，其成果包括了《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等。瞿林東教授雖然身為史學史家和史學理論家，但他也一直進行著隋唐史研究，並撰寫了相關論著。在世界史研究領域，張建華教授認為羅榮渠先生是用現代化的史學理論開展研究的第一人。此前羅榮渠先生也做過日本、美國、拉美地區的專題史研究，恰恰是在研究了現代化的3個最常見的具體案例之後，才提出了現代化史學的基本理論，即「一元多線」的歷史觀。而李劍鳴教授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美國史，但是他近年也寫了包括《歷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在內的許多有關史學理論、史學方法論的論著。來自臺灣地區的學者中也有類似的情況，王汎森主要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史，王明珂主要研究邊疆少數民族，但是他們在做自己專業史研究時也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並發表了許多史學相關的論著。現在的研究生從碩士階段開始就學習史學史與史學理論專業，可能缺乏國別史、斷代史或專門史的支撐，而是更多從哲學的角度思考，並沒有落實到真正的史學問題上，這可能不利於長期的學術發展。

最後，張建華教授引用了果戈裡的話作為結語。這位偉大的作家最初的職業曾是彼得堡大學烏克蘭和歐洲史專業的編外副教授（приват-доцент），這個身份可以在正式教職空缺時填補職位。果戈裡曾說：「世界史著就其確切意義而言，並不是由所有各自獨立、彼此間缺少普遍聯繫或共同目的的民族史和國家史匯集而成的，也不是由大量時常以枯燥無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事件堆積而成的……儘管世界上諸民族或者為時間、事件所分隔，或者為高山、大海所分隔，但世界史必須將所有民族的歷史集合為一體，將它們統一成一個協調勻稱的整體，並將它們譜寫成一首壯麗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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