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遠徵，中銀國際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銀行原首席經濟學家
以下觀點整理自曹遠徵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2020-2021）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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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F 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報告》（2020-2021）（後稱《報告》）提出了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是中國短期宏觀經濟表現，另一個是涉及長期發展的雙循環格局的形成。因此，我就從這方面來做個討論。
一、全球抗疫的不確定性及其對中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影響
《報告》的一個鮮明特點是用疫情這個線來貫穿今年和明年的宏觀經濟表現是以及宏觀經濟政策安排。這是一個區別於以往年度為主的短期宏觀經濟的分析框架，因為符合實際，所以抓住了問題的實質，其核心邏輯是疫情。今年抗疫、紓困、經濟表現反彈，明年是疫情得到控制，紓困經濟政策退出，經濟表現平穩。經濟表現和政策由此就呈現為一個相對對稱的鏡像關係。
我十分同意《報告》的分析框架，但與此同時也提出一個疑問：如果疫情持續時間超出兩年，更準確的說，即使中國疫情引領的經濟表現和政策安排呈現出上述對稱關係，但中國以外地區疫情都在持續，它會對中國經濟以及政策安排帶來什麼新的影響？
首先，從目前的情況看，全球疫情仍在發展。如果疫苗不能如期大規模接種，明年有可能仍然在疫情的籠罩之下，甚至還會持續的時間更長一點。這就需要財政貨幣政策持續寬鬆，以對衝疫情所導致的經濟衰退。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的貨幣政策設定是在2023前維持現有利率0-0.25%水平的原因，歐洲也大致是如此安排的。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中國現在疫情控制住了，經濟復甦強勁條件下，全球財政貨幣政策的分化也還會對宏觀政策的退出產生牽制。
當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續，其他國家財政勢必要繼續擴大開支，並以財政赤字貨幣化的方式進行融資。開動印鈔機的結果將使利率維持在很低的水平上，並使全球流動性過剩。受利差的吸引，會在全球頻繁流動。今年以來，由於中國的利率為正，全球資金湧入中國，人民幣因此而大幅升值，已經說明了這一點。於是，如果中國因抗疫導致的寬鬆貨幣政策過早退出，會使利差進一步擴大，招致更多的資金湧入，不僅會對中國的匯率產生重大的影響，而且也對貨幣政策安排帶來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講，報告所描述的是基於中國宏觀表現的，宏觀經濟政策，尤其貨幣政策因而需要正常化。但是，基於全球的情況，受境外疫情的牽制，現有的超常規宏觀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仍可能需要維持一段時間，避免利差繼續擴大，匯率持續高企所帶來的宏觀經濟不穩定。換言之，宏觀經濟政策退出的時機、力度等仍需慎重。
其次，隨著全球疫情的發展，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邊界開始變得更加模糊，而且引起更大的討論，也影響到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安排。
眾所周知，印鈔票支持國債、支持赤字融資，在西方變成了常態的安排。這個常態的安排使20年前開始的非主流的現代的貨幣理論（MMT）登堂入室，挑戰了過去很多的常識。比如，過去財政是量入為出，現在變成量出為入，先看要辦多大的事再去找需要投入的資金，如果市場沒有充足的資金，就去找央行透支。這改變了中央銀行的獨立地位。二戰結束以後，大家有了一個基本共識——中央銀行要有獨立性。現在如果財政直通中央銀行金庫，獨立性就不存在了，所以有人把這叫第三種貨幣政策。第一種就是在利率為正的情況下，中央銀行可以影響利率來調控經濟，這是正常的。第二種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由於利率降到0，利率工具不靈了，於是開始用央行的擴表、縮表來影響經濟。第三種就是現在央行和財政互相融合，財政政策貨幣化，貨幣政策財政化。這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在國內也有爭論。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上一期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就是討論這個問題，討論要點就在於貨幣政策依然以反通貨膨脹為目標呢，還是改弦更張以其他目標為目標？這種爭論也使央行的貨幣政策目標的選擇產生了困惑。
針對上述疑問，根據我們的研究，認為貨幣政策正常化要考慮到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的因素，保持足夠的彈性，根據境外疫情及抗疫政策的變化，擇機漸退，目標只是把超常規的抗疫下的擴張政策改為常規狀態下的擴張政策，相應地應容忍匯率的較大波動，並在此基礎上推動匯率市場化的進程，為雙循環的起步創造新的宏觀環境。換言之，宏觀經濟政策不應僅拘泥於國內經濟表現，還應充分考慮因疫情蔓延而導致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分化情況。與此同時，鑑於中國的實際情況，貨幣政策仍應以反通貨膨脹為目標，形成並保持經濟增長的良好環境。只不過這一目標應由CPI向資產價格方向延伸，並探索相應的調控工具，形成相應的調控機制。
二、提高居民收入構建內循環的主體，關鍵是城市化
2020年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個轉折點不僅有疫情的衝擊，更重要的是，中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礎上，開始面對現代化，為此國家制定了「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遠景目標。今年正好是「十三五」的結束之年，明年是「十四五」的開局之年，短期宏觀經濟政策與長期雙循環格局形成銜接，是明年宏觀經濟政策的一大挑戰。
今年宏觀經濟「三駕馬車」，指標下降最大的就是消費。儘管從三季度開始轉變成正數，但勢頭不強，還沒有達到期望的狀態，甚至還沒有回歸到去年的狀態。如果消費不能起來，內需就有困難。儘管《報告》中提到，現在外需的增長，可能會給內循環創造一個機遇。但是，本質上說，如果消費不能上去，內循環的主體地位就難以確立。
我們認為，根據過去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除經濟高速增長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居民收入的持續提高，尤其中低收入群體的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收入的持續提高才有市場的持續擴大，才能支持內循環。事實上在過去10年中，我們已經形成可靠基礎和經驗，即通過城市化來增加居民收入。10年前「十二五」的規劃要求形成擴大內需的機制，提出了「兩個提高」、「兩個同步」。一是提高工資收入的比重，工資收入的增長跟勞動生產率提高相同步。二是提高國民收入當中居民收入的比重，這個比重提高跟GDP增長相同步。所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核心指標就是2010年到2020年GDP翻一番，居民收入翻一番。《報告》預測中國今年全年經濟增長率是2.3%，我們預測是2.5%左右。如果達到2.5%，中國今年的GDP是2010年的1.97倍。在過去10年中間，中國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基本上與GDP的增速持平，而中國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是快於GDP增長的，這意味著今年中國居民收入有可能比2010年翻一番。10年中間兩個翻番導致了一組新的現象出現，我們經常講產能過剩等等，但是冰箱、電視機、洗衣機卻不怎麼過剩，都賣到農村去了，因為農民收入增長了。這個邏輯推下去，未來15年中，中國居民收入增長是至為重要的，2035年遠景規劃中特別提出2035年人均GDP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同時要讓居民收入增長跟GDP增長相匹配。形成居民收入增長的機制和體制，這是轉向雙循環的關鍵。
從過去40年的經驗來看，中低居民收入的提高措施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城市化。1978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只有18%，現在是60%。那就意味著，中間大約有6億人口是由農民轉變成城裡人的，而這個轉變的過程就是居民收入增長的過程。所以以城市化為綱，建立與城市化相適應的體制和機制，使更多的低收入階層能在城市定居，能在城市獲得收入。這樣的話，農民的土地壓力也就減小了。包括宅基地在內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獲得財產性收入連同在城裡的務工收入，會支持農民在城裡不僅生活下去，還能有較好發展，進而進入中等收入階層，成為現代化的市民。
一個基本邏輯是，中國不可能帶著8億農民進入現代化。明年是邁向2035年現代化遠景規劃的起步之年。起好頭、開好局十分重要。從而，農民工的市民化以及包括宅基地在內的農轉建設用地入市的改革實施應是明年宏觀經濟政策考慮中的重要一環。只有中國居民收入，尤其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持續提高，中國市場才會持續擴大，不僅會鞏固內循環的主體地位，而且將這一持續擴大的中國市場通過規則等制度性開放為世界所共享，中國就能擁抱並引領全球化，實現雙循環互相促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