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小陳
責編：雪月
先前的流行病學研究表明，反社會行為出現的年齡和持續時間存在明顯的個體差異。有些人表現出持續的生命過程反社會行為，這種行為始於童年，一直持續到成年。而另一些人則在青春期出現反社會行為，但隨著他們的成年而停止。
2020年2月17日，來自英國倫敦大學的Essi Viding課題組在The Lancet Psychiatry上發表了題為Associations between life-course-persistent antisocial behaviour and brain structure in a population-representative longitudinal birth cohort的文章。該研究中對672名參與者的觀察性研究表示，與沒有發生反社會行為的人相比，表現出持續性反社會行為的人（如偷竊、暴力、欺凌、說謊、反覆未履行工作或學校職責等），大腦皮層較薄且表面積較小。
研究人員對672名45歲的參與者進行了MRI腦部掃描。根據他們父母、照顧者和老師的報告，及其自我報告中7至26歲之間的行為問題，將672名參與者的行為方式分為三類：12％（80人）的行為習慣在生活中表現出持續性的反社會行為，23％（151人）僅在青少年時期具有反社會行為，66％（441人）沒有反社會行為史。
通過分析大腦掃描，研究人員測量並比較了這三組參與者平均大腦皮層厚度和平均大腦皮層表面積，以及360個不同區域皮質表面積和厚度的差異。測量發現，具有終身反社會行為的人與未表現出反社會行為的人相比，大腦皮層的平均表面積較小，平均皮層厚度較低。此外，表現出具有終身反社會行為的人在360個大腦區域中，有282個區域比正常人的表面積小，有11個區域比正常人的皮層薄。但是，僅在青春期表現出反社會行為的個體中，沒有觀察到廣泛性的腦結構異常。
文章的第一作者，Christina Carlisi博士說：「我們的發現支持這樣的觀點：對於一小部分具有終身反社會行為的人，他們的大腦結構可能存在差異，這使他們難以適應和發展社交技能，也阻止了他們從事社會行為。大多數僅在青春期表現出反社會行為的人，可能是因為他們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時光，他們沒有表現出大腦結構的差異，這些人通常也有能力改變自己並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
這項研究是首次通過神經影像技術，比較了終身或僅在青春期具有反社會行為的個體和沒有反社會行為的個體的腦部結構差異。該發現提供了第一個有力的證據，表明終身反社會行為的人存在潛在的神經心理學差異。並且這對我們對待少年犯的方式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從童年開始就表現出持續性反社會行為的青少年通常被診斷為品行障礙，這些孩子在以後的生活中被監禁和出現身心健康問題的風險增加。
來自美國杜克大學的文章共同作者，Terrie Moffitt說：「對於如何處理青少年犯罪的政治方法，經常在實施懲罰性措施和給予少年犯改變空間之間來回搖擺。我們的發現支持對不同罪犯運用不同的方法。但由於對腦結構差異的理解不足以應用於個體層面，我們不建議將腦成像用於篩查罪犯。相反，我們需要認識到個體發育可能是重複犯罪的一個驅動素，但也並非所有少年犯都是這樣。」
Essi Viding承認他們研究的局限性，並說：「目前尚不清楚這些腦部差異是否為遺傳性的，且差異的形成是否早於反社會行為。或者這些腦部差異是否為混雜的危險因素（如藥物濫用、智商低下、心理健康問題等）、長期處於反社會生活方式下的結果。」
研究人員呼籲對反社會行為進行更長期的研究，包括對行為、大腦、基因和環境等多種因素進行探究，以了解終身持續反社會行為如何發展。
原文連結
https://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20-02/tl-pss021420.php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psy/article/PIIS2215-0366(20)30002-X/full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