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環境下科學知識對爭議性科技態度的影響——以轉基因為例

遊淳惠，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助理教授。

金兼斌，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本文系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專項重大課題計劃「轉基因生物技術發展科普宣傳與風險交流」（2016ZX08015002）資助。

網際網路加速了科學傳播，為受眾直接參與新科技發展的討論提供了新的機會。在眾多與科技相關的公共討論中，以轉基因技術受到的爭議最為持久而激烈。

面對民眾的強烈質疑，科學家常常感嘆民眾對科學問題缺乏認知和理解，認為這是不少民眾對科技發展成果和產品產生抗拒和排斥的根本原因。

為提高科普活動效果，在進行科普宣傳時需要因人而異，在知識的側重和科普方式方法上應進行針對性的設計。在此基礎上，科普工作者更需要了解受眾在信息爆炸時代如何透過新媒體來選取信息並建構自我對轉基因的認知，進而形成對特定科技及產品的態度。

一 媒介效果的變動性

過往研究在探討公眾對轉基因的認知時，都將「媒介」視為重要的影響變量。不少研究都認為，媒體針對轉基因技術的報導框架會對公眾的態度產生影響（Augoustinos，Crabb & Shepherd，2010；Brossard & Nisbet，2007；Marks，Kalaitzandonakes，Wilkins & Zakharova，2007；Navarro，Escaler，Ponce de Leon & Tababa，2007；Ponce de Leon，Custodio & David，2019）。也有研究認為，媒體如果在報導中向公眾提供關於爭議「科學共識」類信息，並不會顯著改變他們對爭議技術的態度（Dixon & Hubner，2018）。

從大眾傳播時代的媒體報導到新媒體平臺紛繁複雜的信息流通，平臺特性、信息質量等各種因素交互作用，使得媒介使用與科學知識的話題變得更加複雜。我們有必要釐清在眾聲喧譁的網絡環境中，受眾如何利用各類新媒體（如網絡新聞平臺、微博、微信公眾號等）關注來了解轉基因事件？這些不同的新媒體渠道，又如何影響受眾的轉基因知識獲取？

過往文獻在測量媒體使用時，常以「信息使用」（informational use）與「娛樂使用」（entertainment use）這兩個維度加以區分。相關研究發現，越是以獲取信息為主要動機，態度影響也就越明顯，而休閒娛樂型網際網路使用不具有這種效果（Shad，Cho，Everland & Kwak，2005）。但是網際網路中的信息內涵過於寬泛，它與轉基因議題也並非一定相關，部分學者認為在研究設計中應把信息使用具體化為科學新聞使用（Nisbet，Scheufele，Shanahan，Moy，Brossard & Lewenstein，2002；Xiao，2017）。

除此之外，受眾對於科學的理解很多來自於社交媒體（Boyd & Ellison，2007；Boykoff，2011；Gieryn，1999；Spartz，Su，Griffin，Brossard & Dunwoody，2015）。社交媒體的參與者會運用他們的話語力量來影響議題建構（Pettenger，2007），對抗「媒體的話語霸權」（hegemonic media discourses）。國內社交媒體以微博與微信的使用者最多，兩者在信息上亦有差異。微博在議題討論上具有開放性，微信則相對封閉。微信的封閉系統體現在公眾號訂閱與朋友圈中，微信中的轉基因信息仰賴公眾主動去訂閱相關公眾號，或者朋友圈轉發的信息。這樣的封閉性有可能擴大回音壁效應，大多數受眾只關注與自己立場相近的公眾號，甚至從朋友圈所接觸的信息，多為身邊朋友篩選過的內容，或者是「過濾」過的新聞觀點，更容易出現觀點單一化。這也是為什麼很多爭議性的公共議題討論大多發生在微博平臺。微博的開放性，為受眾提供了一個能相互討論的平臺，透過微博可以看見多元的意見。

由此可知，在轉基因議題上網絡新聞、微博與微信的信息會有所差異。遵循這種思路，本研究在探討網際網路使用、科學知識與態度的多元關係時，主要關注與轉基因議題緊密相關的網絡新聞使用，以及不同社交媒體平臺上對轉基因議題的關注程度。基於以上的文獻探討，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問題1：不同新媒體渠道的轉基因信息如何影響人們的轉基因知識？進而提出以下假設：

H1a：不同新媒體渠道獲得的轉基因信息與轉基因知識有顯著差異；

H1b：受眾關注與轉基因相關的網絡新聞會對公眾的轉基因知識產生正向影響；

H1c：受眾關注微博中的轉基因信息會對公眾的轉基因知識產生正向影響；

H1d：受眾關注與轉基因相關的微信公眾號會對公眾的轉基因知識產生正向影響。

二 爭議性科學知識的複雜性

對已有爭議性科技問題的探討，主要從科學傳播（science communication）和風險傳播（risk communication）的角度切入。這兩個視角在爭議性議題上常被混為一用，或籠統地歸為科技傳播。但不同的理論和分析視角對於影響態度的各個因素在概念定義與操作定義上通常會有所差異。科學傳播與風險傳播雖都涉及科學知識與態度的關係問題，也都以切實影響受眾作為傳播之旨歸。但兩者在科學知識的定義、對知識和態度關係的解釋框架有所不同。

科學傳播以科學及為主，旨在提高受眾的「科學素養」，聚焦於如何透過各種傳播方式將知識有效地傳遞給受眾，進而改變其態度（Miller，1983）。在科學傳播研究中，Miller（1983）把科學知識作為影響受眾態度的關鍵因素，並發展出科學素養這一概念，他認為受眾的科學知識水平提升會改善其對新科技的態度。從國外的公民科學素養調查報告中，的確可以發現受眾的知識水平與對新科技的支持度有相關性（Alum，Sturgis，Tabourazi & Brunton-Smith，2008）。風險傳播則是把知識作為「風險認知」的基礎，認為個體在判斷爭議性科技對自身或社會的影響時，往往以其對相關科技的了解/知識作為參考依據，以降低認知風險，最終影響其態度（Kinsella，2007）。科學傳播與風險傳播因「科學知識」產生高度關聯。然而，有研究指出，科學知識會因「科學議題」的不同而有所差異（Alum，Sturgis，Tabourazi & Brunton-Smith，2008）。因此，不能以籠統的科學原理來解釋受眾的轉基因知識程度。

在科學傳播理論中，對知識測量討論最多的莫過於「科學素養」概念。科學素養指的是公眾對於科學的了解程度（金兼斌，2002）。在眾多科學素養量表中，影響最深遠的就是Miller（1996）所提出的科學素養量表。這一量表包括三個維度，分別是：（1）科學知識，指掌握足以閱讀媒體上不同科學觀點的詞彙和科學術語；（2）科學方法，指對科學探究過程或推理邏輯具有一定的了解；（3）科學與社會關係的理解，指個體對於科學技術對個人和社會的影響具有一定程度的認知。相較下，風險傳播中對於科學知識的測量更多關注於風險認知，並注意到不同科技的知識體系差異，因此在知識測量上大多聚集於對科學的發展現況以及對未來社會可能產生的影響（Kinsella，2007）。這與科學素養三個維度中的社會影響概念較為接近。

回顧過往有關受眾轉基因知識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96年第一個轉基因食品上市時Kamaldeen和Powell（2000）針對巴西民眾進行的調查。在國內則有Zhong等人（2003）的研究，該研究發現大多數中國民眾並不具備轉基因食品知識，甚至有超過50%城市居民沒有聽說過轉基因食品。然而，近幾年來國內外對於轉基因技術的討論逐漸增多，受眾對於轉基因的熟悉度也有所提高。在唐永金（2015）的調查中，發現有90.9%的受眾知道轉基因，即使認知程度很低，但對於轉基因技術這個科學名詞並不陌生。

整理過去國內相關文獻可以發現，「轉基因」科學知識確實會對受眾態度產生影響（劉玲玲，2010；唐永金，2015；項新華，張正，龐星火，2005）。然而，國內對轉基因知識常見的測量方式多為詢問受眾是否「知道」轉基因。如唐永金（2015）以「熟悉」「了解」「知道」和「不知道」等選項，來測試受眾對於轉基因的知識水平。劉玲玲（2010）則是詢問受眾對於「雜交育種技術」「轉基因」「農業生物技術」和「轉基因食品」等概念的了解程度。然而，「知曉」「知道」「聽過」並不能作為轉基因知識高低的判斷標準，只能說是個體自我判斷對轉基因的了解程度，而同樣的知曉程度，不同個體的自我判斷可能差別很大。

如果轉基因知識的測量僅止於詢問「知曉」，實際上很難用科學、量化的方法去推斷整體民眾的知識程度。Frewer等人（1997）和Bredahl（2001）的知識測量就提到了與轉基因直接相關的知識題，包括「所有加工食品均採用轉基因產品製成」「自然並不一定意味著健康」「沒有法律規範在食品生產中使用基因技術」等。項新華、張正和龐星火（2005）也在轉基因知識測量中新增題目「傳統大豆和轉基因大豆中，誰有基因」，回答正確率為49.3%。

綜上可以看出，科學傳播與風險傳播在科學知識研究上有所交叉。儘管二者在討論科學知識與態度的關係問題有不同的見解，但二者都承認科學知識的重要地位，皆認同科學知識是改變受眾態度不可或缺的影響變量（Brossard & Shanahan，2003；Mielby，Sandøe & Lassen，2013）。但二者對知識的概念化與操作化定義並不完全相同，也都過於簡化。再加上過往針對轉基因的科學知識測量未有完整的理論和成熟量表可以參考，因此如何建構轉基因知識量表，也成為理解有關知識和態度關係之關鍵。回顧過往科學知識的測量方法與對態度的影響，本研究進一步提出研究的核心問題：

問題2：轉基因知識（科學原理、轉基因發展、社會影響）如何對態度、行為產生影響？

三 態度模型的非線性

在眾多討論知識與態度的模型中，以心理學中的刺激-反應（S-R，stimulace-response）模型和知識-態度-行為（KAP，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模型最受關注。但KAP模型忽略了外在環境對知識與態度的影響。考慮到受眾對轉基因食品的態度會受到科學知識之外諸多因素的影響，相較之下，S-R模型更適合作為我們探究知識-態度關係的基本框架。

S-R模型長期被用來研究受眾的態度轉變，其中Woodworth和Schlossberg（1965）提出的S-O-R（stimulus-organism-response）模型應用最廣。1974年，Mehrabian與Russell又對模型進行改進，提出O-S-O-R（orientation-stimulus-orientation-response）模型。S-O-R和O-S-O-R模型認為，受眾的態度是受外在的刺激源所引發的，這種刺激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受眾的生理和心理狀態（Markus & Zajonc，1985）。面對各種因素的刺激，人們會產生特定的動機和行為意向，並做出是否購買產品的決定。

Brossard和Nisbet（2007）以O-S-O-R模型為基礎，討論影響美國公眾對農業生物技術態度的因素。研究發現，媒體使用會對受眾知識產生影響，且農業生物技術知識高低也會正向影響受眾的態度。Frewer等人（1994）的研究發現，受眾對於轉基因知識的了解有限，個人經驗與知識不足以判斷轉基因食品是否蘊含風險，所以必須依靠其他可信度較高的信源之意見。

綜上可知影響受眾態度的因素相當多元且複雜，因此不能只單一檢視特定變量之間的線性關係。在Brossard和Nisbet的研究中，透過變量間的結構關係可以更清楚了解到，除了知識變量外還需考慮外在環境對知識的建構與影響。因此，本研究參考Brossard和Nisbet研究中的O-S-O-R模型，探討影響受眾對轉基因態度和行為的複雜機制。

基於前述文獻和理論綜述，參考O-S-O-R理論模型，本研究提出探討知識影響態度的模型（見圖1）。其中，第一個O為個體的人口學變量；S即刺激源是外在媒體接觸；並影響第二個O，即轉基因知識；最後形成受眾的態度與行為。並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問題3：受眾對於不同新媒體的關注如何影響受眾對轉基因知識的了解，並透過轉基因知識來影響態度與行為？

問題4：此外，從過往模型研究發現個體差異也會影響其知識水平，因此，本研究將檢驗不同學科專業背的群體在轉基因知識水平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四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數據來自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媒介調查實驗室執行的「2016年轉基因相關技術和產品的認知、態度及行為」調查。調查採用網絡問卷形式，以定向邀請的方式，向樣本庫對應的省份用戶發送特定比例數量的問卷，邀請用戶填答問卷。調查時間從2016年3月3日到2016年3月14日止，有效問卷共1235份。通過對比中國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37次中國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網民結構，本次調查回收的樣本結構與CNNIC在性別、教育程度和地域比例大致相同。

本研究中涉及到一系列關鍵核心概念的測量方法說明如下。

（一）新媒體使用

「新媒體使用」在本研究中指受眾對於轉基因信息和內容的獲取渠道，即使用網絡媒體關注轉基因信息的情況。具體測量題目為：（1）「我一直關注網絡上有關轉基因相關技術的信息」（M=3.07，SD=1.20）；（2）「我會在微信上關注和『轉基因技術』相關的微信公眾號」（M=2.85，SD=1.27）；（3）「我會在微博上關注和『轉基因技術』相關的信息」（M=2.75，SD=1.23）。（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

（二）轉基因知識

如前文所述，本研究在綜合多個問卷的基礎上，經過專家訪談，設計出一個新的轉基因知識量表。量表分為三個維度，分別是：（1）「科學原理」，測量受眾對轉基因基本原理的了解，題目包括對雜交育種技術、轉基因、農業生物技術、轉基因食品了解程度等；（2）「轉基因發展現狀」，即對於轉基因發展現況的了解，題目包括「我國批准商業化種植的轉基因作物有哪些？」「我國是否允許轉基因糧食作物種子進口到境內種植？」「我國對市場上銷售的轉基因食品是否有強制規定必須標識轉基因」等；（3）「社會影響」，即轉基因對社會的影響、轉基因技術發展的目的，題目包括「轉基因技術可以降低農藥使用」「轉基因技術可以提高農作物營養含量」「轉基因技術可以提升農作物產量」等（遊淳惠，2016）。

（三）對轉基因的態度

在受眾態度測量上，本研究考察的是受眾對國家發展轉基因技術的態度、轉基因的商業化量產和是否支持政府將轉基因技術用於生物醫療領域，分析受眾對於轉基因技術應用的態度認同，問卷參考項新華、張正和龐星火（2005）。測量題目包括：（1）「你是否支持我國進行轉基因技術的研發」（M=3.33，SD=1.22）；（2）「你是否支持我國商業化轉基因相關產品」（M=3.12，SD=1.20）；（3）「你是否支持政府將轉基因技術用於生物醫療領域」（M=3.42，SD=1.20）。（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

（四）購買行為

對於轉基因相關產品的購買行為分析上，主要測量對於主糧小麥和水稻的相關產品，本研究基於「通過國家安全認證的轉基因技術相關產品」，不考察其他尚在研發中或未經認證許可的轉基因產品。在題目設計上參考INRA（2000）、劉玲玲（2010）、Brossard和Nisbet（2007）以及唐永金（2015）等研究問卷中的相應題項。具體測量題目為：如果以下產品通過國家安全認證上市，您是否願意購買？包括「用抗病蟲害的轉基因小麥加工的面料」（M=2.90，SD=1.23）；「用抗病蟲害的轉基因水稻生產的大米」（M=2.96，SD=1.26）；「用改善營養的轉基因水稻生產的大米」（M=3.07，SD=1.27）等。（1表示非常不願意，5表示非常願意）

五 研究發現

（一）新媒體使用與轉基因知識的差異

1.網絡新聞關注程度與轉基因知識的差異

藉由單變量方差分析得到F=9.054，p<.001，因此，可以推論一般大眾的轉基因知識會因「網絡新聞關注程度」而有所差異。研究進行事後多重比較，發現「關注越多網絡新聞」的受眾，其轉基因知識會比」較少關注網絡新聞」的受眾要高。

2.微博新聞關注程度與轉基因知識的差異

藉由單變量方差分析得到F=2.793，p<.05，因此，可以推論一般大眾的轉基因知識會因「微博新聞關注程度」而有所差異。研究進行事後多重比較，發現「關注越多微博新聞」的受眾，其轉基因知識會比「較少關注微博新聞」的受眾要高。

3.微信公眾號關注程度與轉基因知識的差異

藉由單變量方差分析得到F=13.573，p<.001，可以推論一般大眾的轉基因知識會因「微信公眾號關注程度」而有所差異。研究進行事後多重比較，發現「關注越多微信公眾號」的受眾，其轉基因知識會比「較少關注微信公眾號」的受眾要高。

（二）模型檢驗：轉基因知識對受眾態度與行為的影響

考慮到影響公眾對轉基因行為態度的因素涉及多層面這一特性，本研究採用結構方程模型加以檢驗。結構方程模型目的在於評鑑理論模式是否能解釋觀察所得的數據，或者說理論模式與觀察所得數據的差距程度（吳明隆，2009）。一般而言，結構方程模型包含了測量方程和結構方程兩部分，測量模型描述了潛變量與各指標之間的關係，結構模型則描述了不同潛變量之間的路徑關係。

在本研究中，轉基因知識、受眾態度和購買行為是模型中的潛變量（latent variable），因此，首先需要確認觀測變量與潛變量（因子）之間的關係，以開始模型的建構。本研究採取了固定載荷法（unit loading identification constraint）。模型擬合結果達到理想水平（p=.000，df=52，χ2=257.345；χ2/df=4.949，GFI=.968，AGFI=.945，RMSEA=.057），見下圖：

在刪除不顯著的路徑後，模型整體擬合程度提高。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結果表明，O-S-O-R模型可以說明影響受眾對轉基因態度與購買行為的過程。（1）從第一個O對S的影響可看出，個體的學歷高低會對網絡新聞使用、微信、微博信息關注產生正向影響，即學歷越高者，越會在網絡、微博、微信公眾號中關注轉基因相關新聞；（2）S對第二個O的影響，即關注微信公眾號對「科學原理」「轉基因發展現況」和「社會影響」產生正向影響；（3）第二個O對R的影響因轉基因知識維度不同而有不同的影響，其中「科學原理」會對購買意願產生正向影響，「轉基因發展現況」對態度產生正向影響但對購買意願卻是負向影響，「社會影響」對態度與購買意願都是正向影響；（4）關注越多微博上的轉基因信息，會直接對購買意願產生正向影響；（5）關注越多微信公眾號信息，會直接對態度產生正向影響。

（三）學科專業與轉基因知識的差異

本研究主要利用單變量方差對不同專業背被試者的轉基因知識水平進行差異分析，結果得到F=4.554，p<.05，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在95%置信程度下，不同專業背人群在轉基因知識水平上有顯著差異。通過事後多重比較，發現農、醫、生物專業的被試者，其科學素養明顯比理工專業被試者和社會科學專業的被試者高，而理工專業和社會科學專業被試者的差異不明顯。

其中，轉基因知識包含三個維度分別是：科學原理、轉基因發展和社會影響。本研究進一步比較不同專業被試者在這三個維度上的差異，得到以下發現。第一，在「科學原理」的維度上，得到F=5.351，p<.01，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在95%置信程度下，不同專業背人群在轉基因知識中的「科學原理」維度上有顯著差異。通過事後多重比較，發現農、醫、生物專業的被試者，對「科學原理」的了解明顯比理工專業和社會科學專業的被試者高，而理工專業和社會科學專業的被試者則差異不明顯。第二，在「轉基因發展」維度上則無顯著差異。第三，在「社會影響」維度上，得到F=3.054，p<.05，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在95%置信程度下，不同專業背人群在轉基因知識中的「社會影響」維度上有顯著差異。通過事後多重比較，發現農、醫、生物專業的被試者，對「社會影響」的了解明顯比理工專業的被試者高，農、醫、生物專業與社會科學專業則無顯著差異，且理工專業和社會科學專業的被試者也無顯著差異，詳見表1。

根據數據分析結果來回應本研究問題，有以下幾點總結：第一，一般大眾的轉基因知識高低會因「新媒體平臺的關注程度不同」而有所差異；第二，藉由結構方程模型檢驗知識變量與其他變量之間的關係後，研究發現網絡新聞、微信、微博對於態度的影響有不一樣的效果，其中，關注轉基因相關的微信公眾號會對態度產生直接與間接的影響；關注微博上的轉基因信息並不會透過科學知識變量影響態度，但會直接對購買行為產生影響。此外，轉基因知識維度中的「轉基因發展現況」和「社會影響」會對態度產生正向影響，而不同的知識維度對於購買意願的影響也有差異，如受眾對「科學原理」和「社會影響」的知識了解越多，越會購買轉基因產品，但了解越多的「轉基因發展現況」知識，則越有可能降低受眾的購買意願；最後，基於個體差異對知識的影響也發現，一般受眾（大學以上學歷）的轉基因知識高低確實會因「專業不同」而有所差異。

六 研究討論

根據O-S-O-R模型結果，本研究發現新媒體確實會對受眾的知識、態度產生影響，但並非所有新媒體上的轉基因資訊都有同等的影響力。以網絡新聞來說，轉基因的新聞報導無法提升受眾的轉基因知識，也無法改變態度。微信則是一個很好的傳播轉基因信息社交平臺，也反應O-S-O-R模型的核心理論，即關注微信公眾號的轉基因信息能有效提升受眾的科學知識，並且通過微信信息來刺激個體知識，進而影響其行為，此結果也呼應了前人研究（Brossard & Nisbet，2007）。微博雖然無法通過提升個體知識來影響受眾行為，但閱讀微博上的轉基因信息卻可以直接影響受眾的購買行為。

本研究在轉基因議題下討論，驗證O-S-O-R模型的適用性，並提出以下兩個主要發現：

第一，在轉基因議題中，不論是挺轉或反轉人士皆認同媒介的影響力。然而，從本研究結構方程模型結果中可以發現，社交媒體比網絡新聞更能對公眾的科學知識與行為態度產生影響，說明傳統媒體的影響力正逐漸下降。根據CNNIC第42次《中國網際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受眾對於微信的依賴程度更高，使用時間相對網絡新聞與微博更長。這也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關注微信公眾號對於公眾的轉基因科學知識會有幫助，而在微博上看到轉基因信息卻無法提高科學知識，主要原因可能是公眾在微信上的使用時間擠壓了微博的使用時間。

隨著人們對社交媒體的依賴感提高，微博和微信逐漸成為人們獲取新聞信息的主要管道，社交媒體的互動性讓公眾可以參與轉基因議題的討論，甚至建構轉基因信息。然而，因為社交媒體改變內容推送的演算法，如微博會根據用戶的搜索行為推送相關的新聞，造成媒體回音壁效果不斷加大。再者，也有研究發現基於公眾的主觀價值在搜集資訊的過程中會選擇與自己立場相近的意見，並與自己觀點相同的人展開討論，大部分民眾更願意待在同溫層的堡壘中，形成「信息繭房」（information cocoons）。這樣的情況尤其體現在微信公眾號上，不同於微博的熱點推送，微信公眾號更多的是需要仰賴民眾的主動關注，還有朋友圈的轉發，才有可能讓信息曝光，因此微信朋友圈、公眾號的信息繭房與回音壁效果比微博更加明顯。

第二，在科學傳播與風險傳播研究領域，知識與態度的關係一直是一個重要的研究問題。本研究發現，一般性科學知識並不能有效地幫助受眾在爭議科學議題上的決策。因此，科學知識的測量必須有針對性地面向轉基因技術。

在知識對態度與行為的影響方面，本研究發現轉基因科學知識量表中的「轉基因發展現況」和「社會影響」這兩個維度會直接對態度產生正向影響。這一結果呼應了前人研究，即受眾的轉基因食品知識高低會影響其態度。不過，與過往研究不同，本研究細化了轉基因科學知識變量的維度，探討三個維度對態度產生的直接影響。對比本研究的結果就可以發現轉基因科學傳播成效不彰的癥結，可能在於現今的科普重點多在轉基因的科學原理及其對社會的影響上。以轉基因為例，科學家不斷在媒體報導、科普過程中向民眾闡述轉基因技術的科學原理、基因重組技術、轉基因作物DNA性狀等。這也呼應國內大部份科學家在推動科工作中所強調的科學知識，常常側重科學原理，而忽略爭議性科技知識的「發展現況」和「社會影響」兩個層面。

但我們也應注意到，對於身處信息爆炸時代的公眾來說，難以辨偽社交媒體上的謠言與假新聞，難以全面地了解科學的事實真相。這是後真相（post-truth）及矛盾真相（competing truths）（Macdonald，2018）時代人們共同面對的困境。此外，本研究的缺陷及後續研究建議包括：第一，基於截面數據的回歸分析不可避免地面臨內生性的問題，這會造成因果推斷力的有限性。建議未來的研究採用追蹤調查數據分析，或使用工具變量等方法來解決內生性的問題，這也有助於釐清新媒體使用、科學知識與態度之間真正的因果關係。另外，在未來研究中可以加入中介變量或調節變量，檢驗知識與態度間的影響，如風險與信任等概念。第二，轉基因科學知識量表的科學可重複性和可複製性問題，研究發現爭議性科技的知識高低確實會對態度產生影響。但礙於研究經費與現實問題，本研究僅以轉基因為例，在科學知識的測量上專注於轉基因相關的知識點，考慮到不同技術背後的知識點差異甚大，建議後續研究可參考本研究量表設計的基本概念，並推演到其他爭議性科技議題上進行驗證。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20年第5期。

封面圖片來自網絡

本期執編：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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