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陳雲松等 定量群學
考慮到篇幅有限，本篇推送對原文進行了一定的刪減，原文請見：陳雲松,張翼,賀光燁.中國公眾的獲得感——指標構建、時空變遷和宏觀機制[J].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學報,2020,14(02):110-123.
1、導言
「獲得感」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精準把握民眾需要的時代變化與訴求，及時提出的新時代改革發展的價值目標，是新時代國家治理的良政基準和善治標尺。儘管「獲得感」這一詞彙本身近年來迅速普及，成為全社會耳熟能詳的概念，學界也圍繞這一概念進行了大量的理論探討和質性分析，但針對「獲得感」的科學量化研究、綜合機制探討和時空變化分析，還非常稀缺。重要的是，「獲得感」作為衡量社會治理有效度指標的提出，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組成部分，體現了國家建設和社會治理價值理念的躍遷，也是公共政策領域和主觀社會福利（Subjective Wellbeing，以下簡稱SWB）領域的重大理論創新。無論是從思想角度、政策解讀還是學科角度，都呼喚圍繞這一概念的量化分析和社會科學研究。
本文利用2005-2015年間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的七萬多城鄉居民樣本數據，以幸福感、階層自我定位、階層流動感等SWB三大經典指標，用潛類分析方法（Latent Class Analysis）來構建生成群眾個體「獲得感」的分級測度模型。考慮到「獲得感」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有效度的重要指標內涵，我們在對個體「獲得感」進行初步數據描述之後，集中在省域宏觀層面分析「獲得感」的主要影響因素和和時空演變模式。進行省域分析，不但可以為省級治理提供決策依據和政策參考，在社會科學意義上，還能形成面板數據進行具有因果內涵的分析判斷，較之個體層面的截面數據分析要更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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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感」的概念和理論
「獲得感」的提出
2015年2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次會議上指出：「要科學統籌各項改革任務，推出一批能叫得響、立得住、群眾認可的硬招實招，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來，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在2017年的十九大報告中，共有三處使用了「獲得感」的概念。第一處位於回顧「過去五年的工作和歷史性變革」的「人民生活不斷改善」段落之中。原文為：「深入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一大批惠民舉措落地實施，人民獲得感顯著增強。」第二處位於「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的第八點「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該處原文為「必須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在發展中補齊民生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深入開展脫貧攻堅，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第三處是在「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中，強調要「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形成有效的社會治理、良好的社會秩序，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
「獲得感」的學術內涵：
SWB新指標
從語義字面角度，「獲得感」(Sense of Gain)表示獲取一定的資源後所產生的主觀愉悅，屬於經典的社會心理學概念主觀心理福利（Subjective Wellbeing，簡稱SWB）的範疇。王浦劬、季程遠強調，獲得感與「相對剝奪感」密切相關，針對時空維度提出了橫向和縱向獲得感的重要區分，並進行了初步的量化分析。王俊秀等學者通過「民眾獲得感調查（2018）」發現，獲得感與幸福感、生活狀況、成就收穫、醫療服務等諸多方面息息相關。特別是，他們基於4000人次自由聯想實驗發現，討論「獲得感」這一概念時，人們提到的高頻詞彙主要包括 「滿足」、「幸福」、「獲得」、「開心」、「成就」等等。基於這些研究，我們不難發現，「獲得感」很明顯和主觀心理福利（SWB）領域中最常見的幸福感、滿意度、階層自我定位等等，存在緊密的內在邏輯關聯。
結合相關文獻，我們進一步將「獲得感」定義為：在一定時段內，群眾從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過程中有效獲得物質、健康或精神福利之後，進一步產生的主觀心理福利增量。這樣，「獲得感」的內涵包含三個維度：
第一，「獲得感」是一種具有高度經濟社會屬性的主觀心理福利。本文研究的獲得感，作為主觀心理福利的一個維度，主要來自宏觀社會經濟政治過程，而不是來自單純的個體生理、心理過程。比如，強勁的經濟增長帶來的收入增長、高效的社會治理所帶來的優質服務，都可以構成「獲得感」的源泉；而戀愛、運動、看一本書、聽一首歌等微觀過程所帶來的愉悅和滿足，則不在我們的關注之內。儘管在理論上，宏觀過程對於任何個體生理心理過程都可能產生潛在和微妙的影響，但我們仍然把國家建設和社會治理直接帶來的相對福利增量、宏觀經濟社會過程所帶來的直接愉悅和滿足，作為「獲得感」生成的源泉。
第二，「獲得感」是一種具有高度比較屬性的主觀心理福利。總體獲得感，必然是一種總體經濟社會地位的綜合比較。這是因為，階層化和社會網絡化是當代社會的重要特徵。當代社會個體既處在不同的經濟社會文化層級和團體之中，具有不完全相同的利益結構，又彼此連接、互動和影響。因此，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過程，或者改革的過程，必然會給不同的人群帶來不同的福利增量分布。這種福利增量的分布，也勢必體現社會階層和社會網絡的高度結構化的特徵。這種結構化特徵對於「獲得感」的生成和積累，可以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來概括：體現在時間維度上，就是自己的當下較之過去，如果在經濟社會總體地位上獲取了福利增量，則可以帶來「獲得感」；體現在在空間維度上，如果自己較之他人在經濟社會總體地位上得到了相對福利增量，則也會帶來「獲得感」。這樣，獲得感自然具有階層自我定位的比較屬性。
第三，「獲得感」是一種具有高度動態特徵的主觀心理福利。對於每一個個體，總體福利增量本身會有起伏變化，甚至降低為負。這是因為，「獲得感」的產生，依賴於對福利的「獲取」和「得到」。在中國轉型期社會再分配系統和改革探索的大背景下，無論是宏觀政策還是個體微觀要素，都可能會有巨大的調整和變化，從而影響獲得感的變化。因此，在時間維度上，個體也好，地域也好，總體「獲得感」在較長時段中未必是穩定的。對於個體而言，這就是一種對總體經濟社會地位的流動感知。而在空間維度上，考慮到中國區域之間的巨大經濟社會發展差異，我們可以預見各省份、各市之間的群眾總體獲得感也會存在一定的地域差異。
「獲得感」的指標構建：
基於HMS的潛類模型
我們知道，幸福感是人類主觀心理福利最重要和基礎的維度（Inglehart 2010; Brooks 2008; Frey and Stutzer 2002）。而階層則是對個體總體經濟社會相對地位最重要也是最集中的表徵。因此，基於前文提及的「獲得感」內涵的三大維度，我們不難推論，「獲得感」作為一種宏觀社會經濟過程結果的個體主觀心理福利，以幸福感為心理基礎，特徵化地體現個體對自身所在經濟社會總體地位的判定（自我階層定位）和相對變化的判斷（自我流動感知）。因此，從變量指標的角度分析，「獲得感」就具有兩大重要特徵：
第一、潛在性。「獲得感」概念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是一種不容易從個體直接精確測量、需要通過其它方法來加以綜合測算獲得的指標。在社會調查問卷中，被訪者一般可以直接對諸如「您對他人的總體信任程度如何？」、「您去年的生活總體滿意度如何」等提問做出清楚的回答或選擇（如：非常信任、信任，不信任；非常滿意、比較滿意、一般、不太滿意、很不滿意）。但面對「您去年的獲得感如何」這樣的提問時，由於概念本身的高度抽象性，個體要麼難以直接準確回答，要麼會在潛意識中將其轉換為接近的顯性指標諸如「幸福感」、「滿意度」等來加以回答。實際上，在結構方程模型的語言中，「獲得感」是一種典型的潛變量（Latent Variable）。相較之下，幸福感、信任等等則更可能被作為顯變量（Manifest Variable）。
第二，多維性。一個「潛變量」往往對應著多個「顯變量」（Manifest Variable）。也即，潛變量是其對應的一組顯變量的抽象和概括，顯變量則可視為潛變量在一組不同維度上但又有內在關聯的反應指標，或者說，顯變量是被潛變量所概括的一組內在相關、可被直接測量的表徵。既然如此，在指標模型的層面，我們順理成章可以將群眾「獲得感」理解為一種由個體幸福感（Happiness）、個體自我階層定位(Subjective Social Status)、個體階層流動變化感知(Perceived Mobility)等三個顯變量所對應的潛變量。其中，幸福感（H）是「獲得感」在心理基礎維度上的表徵，自我階層定位（S）是其在經濟社會基準（靜態）維度的表徵，而流動感知 (M)則是其在經濟社會維度相對（動態）維度的表徵。此外，幸福感、階層自我定位和流動感知之間本身有著緊密的關聯。這恰恰符合「獲得感」作為外顯變量的要求：既代表不同維度，卻又彼此相關。
基於「獲得感」指標的潛在性和綜合性，從數理統計的角度，我們可以通過標準的社會綜合調查數據（如CGSS或者CSS）獲得大量的個體幸福感、階層自我定位和階層流動感知，然後利用經典的潛類分析方法（Latent Class Analysis）生成 「獲得感」這一「潛變量」的量化指標。潛類分析方法由拉扎斯菲爾德等提出，其基本思路是通過潛在類別變量（如「獲得感」）來解釋外顯指標間的關聯（也即H-M-S之間的關聯），使外顯指標間的關聯通過潛在類別變量來估計，進而維持其局部獨立性的統計方法。其基本假設是，外顯變量各種反應的概率分布（不同個體對幸福感、自我階層、流動感知的不同選擇）可以由少數互斥的潛在類別變量（也即「獲得感」的不同等級）來解釋。取三大顯變量的關鍵詞英文首字母，我們可以把這個潛類模型稱之為「獲得感」指標構建的H-M-S模型。
基於幸福感、階層自我定位和階層流動感知的H-M-S模型，是否能夠體現權威文本中「獲得感」提出的本意初衷？我們發現，H-M-S三個維度能夠很好地涵蓋相關文本中提升「獲得感」路徑的諸多工作維度：教育、就業、收入、養老、社保、醫療、住房、脫貧及穩定。實際上，這些工作所涉及的個體經濟社會結果，諸如經濟收入、教育獲得、職業狀況和社會保障等等，正是決定個體的階層地位和自我階層定位的最核心要素。這一點，國際國內經典文獻已經有相當多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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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變量和分析策略
利用H-M-S模型來構建「獲得感」指標，並進行描述和機制分析，需要調查樣本的幸福感，階層自我定位和階層流動感知數據。本文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GSS）2005、2006、2008、2010、2011、2012、2013、2015八期數據近8萬人的大樣本。儘管數據跨度達10年，但各期中關於幸福感、階層自我定位、階層流動感知的問題均一致或兼容可以進行統一編碼，這確保了合併數據的可信度。由於在原始樣本中城市居民過度抽樣，且各年份樣本量結構和十年中人口變化情況不一致，因此我們對每一期數據均參照當年中國人口統計年鑑，進行了基於年份人口、當年城鄉人口結構和家庭戶比例的三重加權處理。
我們提出用H-M-S模型來構建「獲得感」指標，也即，利用SWB三大指標的多元虛擬變量（多級量表）特徵，以潛類分析方法（LCA）生成一個「獲得感」的多元虛擬變量。潛類分析是識別類型學和對觀測對象類別化的理想選擇，根據潛類分析模型的邏輯，當顯變量的應答者歸入某一潛類後，彼此間相互獨立，那麼我們就可以依據給定的顯著性水平對潛類數進行分組。譬如，如果潛類分析接受α=0.05 顯著水平上的4分類模型，那麼「獲得感」強度可以據此分為4級。基於潛類分析LCA對關係強度進行分類測量以科學統計統計量為基礎，可以進行探索性潛類分析（Exploratory LCA）以判斷和數據擬合最好的分級模型。
10年共8期CGSS的原始樣本合計78,099人，其中同時回答了幸福感、流動感知和主觀階層的合計71025人（損耗率9%）。在運用LCA方法為每個樣本生成「獲得感」變量之後，我們進行基於全國和分省的基本「獲得感」總體描述。考慮到「獲得感」是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總書記多次強調的社會治理總目標，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衡量標尺，因此我們進行基於行政區劃宏觀層面的省域分析。除了政策意涵之外，進行省域宏觀分析的另外一個優勢在於，我們可以通過計算省域的個人經濟社會指標均值，和來自統計年鑑的省級指標相匹配，從而獲得面板數據，進行宏觀定量社會學分析。面板數據無論是在回歸效力還是因果推斷方面，顯然都更具優勢。在基於省級面板數據的模型回歸中，我們以省級人均「獲得感」為被解釋變量，以來自中國統計年鑑的相應年份省份經濟社會數據為解釋變量，生成一個8期面板數據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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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獲得感」總覽
根據我們提出的H-M-S模型，決定了「獲得感」的三大SWB觀測指標（顯變量）。其中，幸福感和階層自我定位均為五級虛擬變量（分別是：很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非常幸福；下層，中下層，中層，中上層，上層），而階層流動感知則為三級虛擬變量（向下流動，不變，向上流動）四級量表。因此，顯變量分布在75（5×5×3）個單元格組成的交互表中（參見附錄表2）。通過潛類分析去考察三個變量的收斂程度，對「獲得感」進行分層並逐級測試相關模型擬合的統計量，就可以獲得樣本最合適的「獲得感」分級體系。在進行LCA分析時，我們使用了三重權重和基於省份簇的穩健標準誤。我們在附錄表2中報告了採用LCA模型對關係強度不同分類方案的擬合度和相關貝葉斯信息指數等指標。其中，五級分類方案擬合程度最佳。換句話說，我們採用LCA方法，對基於H-M-S模型也即幸福感、階層自我定位和階層流動感知生成的「獲得感」，獲得了「五級量表」的最佳分級分類方案。
表1 潛變量「獲得感」條件概率及潛類規模 （N=71,025）
我們在表1中報告了「獲得感」各個潛類的條件概率和相對規模。其中，條件概率大於30%的用灰色網格標註。基於此，我們為每位被訪者「分配」生成一個「獲得感」強度屬性值。如表1所示，潛類分析得到的「獲得感」分層為5層。其中，約有55%的樣本落在了潛類5和4中。這兩個類型的概率特徵是幸福感較高（如對於潛類5，感覺非常幸福的概率達到69%），自我定位中層較多，向上流動或者地位不變較多，因此可以分別定義為高度獲得感、中高獲得感。約有11%的樣本落在潛類3，從概率特徵角度，他們幸福感不錯，但以中下層自我定位居多，大多覺得未曾獲流動，相對而言，可以定位為中度獲得感。而潛類2和潛類1合計約有33%。其特點是幸福感多為一般，而自我定位則以下層和中下為主，更多地感到自己經歷了向下流動，其獲得感可以說是中低和低度獲得感。這樣，總體上中國公眾的獲得感呈「沙漏」狀分布，既不同於自我階層定位的保齡球型，也不同於幸福感的倒置保齡球型。
圖1 中國公眾SWB三大指標和獲得感結構（2005-2015）N=71,025
基於以上分類，我們把7萬樣本中的SWB三大指標以及由此生成的獲得感按照五級結構展示在圖1中。總體上，中高和高度獲得感人群超過一半，中低和低度獲得感的，約佔三分之一。考慮到時間跨度長達10年，我們將十年間平均幸福感、自我階層定位、自我流動感知和幸福感的全國均值標準化之後進行平滑曲線展示（圖2）。總體上，獲得感從2005年到2006年出現了下滑，但很快回升企穩。十年間，獲得感呈波浪式前進並平緩上升。
圖3進一步將25個省份的十年獲得感趨勢利用雷達圖進行對比。總體上各省份呈現出高度的一致的時間趨勢，也即雷達線呈同心狀態：其中，2006年，2010年和2012年為獲得感的普遍低點。2012年之後，逐步開始平緩回升。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天津、上海的平均獲得感較低，處於雷達圖內緣。而雲南、甘肅、浙江、福建等地獲得感較高，處於雷達圖外緣。這意味著，省級層面的群眾 「獲得感」，並非簡單地與經濟發達程度相關。只有通過回歸分析，我們才能進一步釐清「獲得感」的影響因素，究竟有哪些。
圖2 中國公眾SWB三大指標和獲得感十年趨勢
（2005-2015）
圖3 各省群眾獲得感十年趨勢比較
（200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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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感」的宏觀機制分析
我們使用的描述性樣本來自8期31個省級行政區域（直轄市、自治區）。為對省級獲得感的宏觀機制進行分析，我們使用歷年省均群眾「獲得感」作為因變量，使用對應年份的省級經濟社會文化等主要指標作為自變量。由於內蒙、海南、西藏、青海、寧夏和新疆六省區有部分年份的CGSS調查未涵蓋，故此我們的8期面板數據實際涵蓋25個省份。在穩健性測試裡，我們還會進一步把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CGSS和中國社會調查數據CSS結合起來，並採用插值法對年份缺少不多的省份數據（即，內蒙、青海、寧夏和新疆）進行補充（海南和西藏僅有一期數據），然後對29省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以驗證分析結論的可靠性。
01
主要解釋變量
我們的「獲得感」指標，由SWB三大經典指標幸福感、階層自我定位、階層流動感知生成。因此，理論上，對這三者在微觀或宏觀層面存在影響的各類因素都可以考慮在內。結合三大經典指標的相關文獻，我們將自變量分為如下幾個大類，相關統計量參見表2：
宏觀經濟指標包括：1）省份人均GDP增加值（以2005年可比價計算實際GDP）；2）省份人均GDP年增幅。相關數據來自對應年份的《中國經濟統計年鑑》。3）省份家庭收入基尼係數，由CGSS個體家庭收入數據計算生成（均值為0.46，和國家統計局官方數據較為接近，敏感性測試中我們還利用其他來源的基尼係數進行分析比對以確保回歸結果的可靠性）
個體加總指標包括：1）省份人均家庭年收入；2）省份人均教育年限；3）省份人均自評健康情況（樣本個體自評健康為五級指標）。相關指標均通過對CGSS的8期數據的個體加總求均值計算得出。
社會轉型指標：1）各省的市場化指數；2）各省城鎮化率（城鎮居民人口與總人口之比）。相關數據來自2011和2016年的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報告和2006至2016年的《中國經濟統計年鑑》。
社會發展指標：1）教育：每十萬人大學生佔比；2）醫療：省份人均病床床位數；3）安全：每萬人年災害事故數量；4）社團：每萬人非政府社團組織數量；5）文化：每萬人文化場所密度。相關數據來自對應年份的《中國經濟統計年鑑》。
其他指標：1）滯後因變量。考慮到獲得感可能具有路徑依賴效應，也即上年的獲得感對下年的獲得感具有重要影響，因此我們在自變量中加入上個年度的省份群眾獲得感，構成面板數據；2）年份固定效應，用以消除當年的政策或者特殊時間效應；3）省份固定效應，用以控制省份不隨時間變量的內生特徵。
考慮到指標較多，我們進行了膨脹系統檢驗，確保不出現共線性從而影響估算結果。為方便顯示，部分指標乘以或除以萬、千等單位後取自然對數。限於篇幅，不一一贅述。
表2 中國省份「獲得感」
和相關經濟社會文化指標對數 (2005-2015)
動態面板模型
02
對於一般的靜態面板數據，我們可以利用差分或者消去均值的方式，從模型裡消除不隨時間變化的幹擾項也即省份固定效應，以增加模型的識別效力。不過，當我們在面板數據中引入了滯後因變量也即進行動態面板分析時，原有的靜態固定效應估算方法就會有偏。在動態面板結構下，一般使用廣義矩方法（GM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來解決估算偏誤問題。具體而言，GMM有兩種實現形式。一是差分GMM方法(DGMM), 即對面板數據通過差分方式排出省份和年份固定效應，然後用因變量和有關自變量的滯後量作為內部工具變量來解決估算偏誤問題。二是系統GMM 方法(SGMM)，該方法則在DGMM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在差分方程基礎上引入原水平值方程構成方程系統，並以相關變量的一階差分作為原水平值方程的工具變量，以解決可能的弱工具變量和測量誤差放大問題。
我們的研究同時使用DGMM和SGMM方法，並和混合OLS模型、靜態固定效應模型的結果進行對比。在此前，儘管數據期數不長，僅為8，我們還是對所有變量進行面板數據單位根檢驗（即費雪式檢驗和LLC檢驗，檢驗結果顯示，去除時間趨勢後所有變量均為平穩序列）。同時還進行二階自回歸檢查，檢測相關幹擾下是否序列相關。最後我們還進行Sargan 過度識別檢驗，以分析工具變量的合法性，相關檢測統計量見表3。水平方程可以寫作：
其中，
表示省份固定效應，
是年份固定效應，
是誤差項。
03
回歸結果
對8期25省份的短面板數據，我們分別採用混合最小二乘法、靜態雙向固定效應法、差分廣義矩法和系統廣義矩法分別進行模型擬合。其中，DGMM和SGMM的內部工具變量設置取滯後因變量2階。從表3來看，四個擬合模型基於不同的假設和方法，所獲得的結論是比較一致的。根據Bond的研究，動態面板模型中，混合OLS方法會高估滯後因變量（也即上年的獲得感）的影響效應，而靜態固定效應FE模型會低估，因此設置合理的GMM動態面板模型所獲得的滯後因變量係數應該落在OLS和FE模型的滯後因變量係數之間（也即在-0.081到-0.072之間）。顯然，系統廣義矩模型SGMM的結果應該更加可靠。
從表3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幾個方面的結論：
第一，省份「獲得感」具有重要的路徑依賴特徵。當年的人均獲得感和上年的人均獲得感之間在統計上呈現顯著負相關。由於時間序列均取了對數，因此，-0.08的係數意味著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上年獲得感每高出1%，則下年的獲得感則會低出0.08%。這充分體現了獲得感的動態和縱向比較特徵：上年獲得感較高的情況下，後一年獲得感會因相對比較而有下降。該結果實際上是之前描述部分的直觀印證。當獲得感的變化趨勢存在波動性時，必然存在負向的滯後效應。不過，波動所帶來的負效應是暫時的。從長期來看，從 2005年至今的群眾獲得感呈現平緩上升趨勢（見圖2）。
第二，收入、健康和安全等民生指標能有效拉動省份「獲得感」。省份人均家庭收入顯然可以起到提高「獲得感」的作用。同樣有拉動作用的有省份的人均自評健康。而省份災害事故指標則和「獲得感」存在負向關聯。結果顯示，省域平均家庭收入越高，自評健康越好，該省平均獲得感也越高。而災難事故的出現程度與獲得感成負相關。這些統計結果意味著，家庭收入、個人健康和安全感，對「獲得感」的形成和提升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這些發現，和權威政治文本中「獲得感」作為社會治理標尺的提出，具有很明顯的對應。可見，家庭收入、健康和安全感作為社會發展的客觀實踐結果和個體收益的最直接考量，其最真切地反映了利益實現對群體主觀感受的直觀影響。
第三，傳統GDP增長指標無法對「獲得感」形成拉升效應。從2005到2015的十年間，無論是人均GDP還是人均GDP增幅，在控制了其他經濟社會發展因素之後，其效應方向均是負數，且在α=0.05顯著性水平上並不顯著。這似乎意味著，這十年來，省域GDP增長過程，形成了名義增長、數據增長，但對群眾獲得感並沒有能形成有效的支撐。不過，導致GDP指標和市場化指標未呈現出預期的正向統計顯著性的原因，也可能是由於中介效應的存在。比如，一些個體加總指標和社會發展指標的提高本身也是GDP增長的產物，換句話說，傳統GDP增長指標對於獲得感的拉動，有可能被這些指標所中介或傳遞了。
為了驗證是否因中介效應的存在而掩蓋了GDP與市場化對於獲得感的正向效應，我們進一步細化了分析，結果發現：在不控制社會轉型指標、個體加總指標和社會發展指標時，GDP的增幅和人均GDP雙雙與獲得感呈現出了顯著負向相關（限於篇幅這裡不加展示）。結合表3的結果，這意味著，傳統的GDP增長指標是獲得感的雙刃劍：GDP的簡單增長，或者說低質量的粗放發展，非但不能拉升獲得感，甚至還降低了公眾的獲得感水平。只不過，增長並非一無是處，畢竟也帶動了收入、教育等個體經濟社會指標和一些社會發展指標。因此，這些指標的納入緩衝中和了粗放式發展的負面效應，使得GDP類指標的負向係數不再顯著。
第四、市場化和城鎮化等轉型指標，和「獲得感」之間缺乏正向關聯。我們發現，體現市場化水平的市場化指數，體現城鎮化水平的人口城鎮化率，和獲得感之間都缺乏統計顯著的關聯。為謹慎起見，我們同樣測試了市場化的中介效應。在不控制宏觀經濟指標、個體加總指標和社會發展指標時，我們發現市場化指數與獲得感之間仍然不存在顯著關聯，且係數為負。結合表3的結果，我們可以推測，和粗放式的GDP增長一樣，市場化進程確實沒有對獲得感的提升提供支撐和拉動作用。
表3 省份「獲得感」的宏觀影響因素模型回歸
註：i) 標準誤均為基於省份的簇穩健計算獲得; ii) p<0.1+ p<.05* p<0.01** p<0.001***; iii) 參照組為2005年、北京市; iv) AR(2)為Arellano-Bond 二階誤差項的自回歸檢驗，Hansen Sargen為過度識別檢驗。
而對於城鎮化，無論是基於表3的結果還是單獨控制轉型指標的情況下，其對於獲得感都呈現高度顯著的負向效應。這隱含著兩種可能：第一，城鄉居民的獲得感存在重大差異，且城鎮居民獲得感明顯低於農村居民。第二，城鎮化進程本身給公眾獲得感直接帶來了負向影響，或者說城鎮化進程形成了一種負面印象。為進一步分析，我們分別對43134位城鎮居民和27891位農村居民的獲得感進行了比較。我們發現：兩者之間非但沒有大的差異。而且城鎮居民獲得感略高於農村居民：前者的獲得感均值為3.267，標準差為1.239；後者的獲得感均值為3.224，標準差為1.240。這意味著，第一種詮釋並不成立。換句話說，粗放式城鎮化進程本身給觀眾獲得感的提高帶來了負面作用。
此外，我們發現部分社會發展指標尚未形成對「獲得感」的提拉作用。除了傳統經濟增長指標和轉型指標之外，我們還發現，高等教育、文化設施、醫療衛生設施和社會組織建設等方面的民生指標，也都和「獲得感」缺乏關聯，有的甚至呈負向相關。這意味著，2005-2015十年間，社會民生的硬體設施建設和社會組織建設，尚未發揮出提升群眾獲得感的功能。一個可以理解的詮釋就是，當教育、醫療、衛生等等的設施建設都無法為廣大老百姓分享、無法為群眾提供真正的服務時，這些指標自然也不會對獲得感產生拉動作用。最後，省域收入不平指標未對「獲得感」帶來負面影響。收入不平等可能是引發獲得感降低的重要因素。但在省域層面，我們發現家庭收入基尼係數和獲得感之間不存在統計顯著的正向關聯。不過需注意的是，國際上通用的基尼係數通常是基於收入測量的。然而在中國的特殊情境下，更嚴重的問題可能在於資產差距的日益擴大。考慮到金融資產和房地產資產具有隱秘性，在實際中評估存在困難，因此文中基尼係數的效應僅僅是對分配不平等狀況的保守估計。
穩健性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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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上文進行的分析不會因為數據覆蓋範圍以及對獲得感指標生成過程的具體設置不同而出現大的差異，我們進行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穩健性檢驗。第一，將中國社會調查（CSS）的2006、2008、2011、2013和2015的五期41225個樣本與上文使用的八期CGSS數據合併，對寧夏和青海的缺失一期數據進行插值計算，這樣我們獲得了29個省份的8期數據，省份覆蓋面更廣。CGSS和CSS是不同的調查，不同的樣本框設計，但其在SWB三大指標以及相關變量的問題基本一致或兼容，因此為穩健性檢驗提供了可能。第二，在CGSS和CSS合併數據的基礎上，仍然僅對25省進行分析，以和表3的結果進行比對。第三，仍然使用上文的CGSS調查的25省數據，但在利用LCA方法生成獲得感指標時，不考慮樣本的權重。也即，生成新的五級獲得感指標。第四，仍然使用CGSS調查的25省數據，採用LCA方法生成的四級獲得感指標。
我們以上四個穩健性檢驗的SGMM模型的分析結果展示在表4中。不難看出，儘管樣本容量不同，獲得感生成方法不同，模型結果基本和表3中保持一致。這意味著，我們的分析是穩健可靠的。
表4 穩健性檢驗：省份「獲得感」的
宏觀影響因素模型(SGMM)
註：i) 標準誤均為基於省份的簇穩健計算獲得; ii) p<0.1+ p<.05* p<0.01** p<0.001***; iii) 參照組為2005年、北京市; iv) AR(2)為Arellano-Bond 二階誤差項的自回歸檢驗，Hansen Sargen為過度識別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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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和結語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基本實現了從貧窮到溫飽，再到整體小康的跨越式轉變。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也由從前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這種美好生活本身所體現的不僅僅是群眾身處的客觀生活條件，更是一種主觀評價與建構，反映了一種在物質生活豐裕之後所呈現的對生活質量、自身權益等方面的追求，其大部分經由主觀社會心態而呈現。近年來，儘管與社會心態相關的學術論文不斷增加，「獲得感」 作為與美好生活直接相聯的心態維度，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民生標尺，有關其發展趨勢，形成機制的研究卻十分稀缺。
「獲得感」尤指群眾從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過程中有效獲得物質、健康或精神福利之後，進一步產生的主觀心理福利增量，恰好映現了群眾物質精神生活需求與社會發展間的這種相對狀態。在發展中增進群眾獲得感有助於形成有效的社會治理，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鑑於獲得感的現實意義，本文從宏觀省域層面考察了獲得感的影響因素。依據獲得感的提出背景和使用情境，本文以幸福感、階層自我定位、階層流動感SWB三大經典指標通過潛類分析構建了獲得感的HMS模型，提出「獲得感」的社會科學工作定義，並利用2005-2015年省級面板數據對「獲得感」的影響機制進行了探討分析。這是首次利用中國社會的大規模調查數據進行的「獲得感」的綜合量化圖譜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在2005-2015十年期間，我國具有中高或高度獲得感的民眾已經超過一半，獲得感為中低或低度的群體也不佔少數，約為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各省群眾「獲得感」均值差異較大，但總體上均呈現隨年平緩上升的趨勢。基於動態面板模型，我們進一步發現，在省域層面，家庭收入、健康、教育等指標對獲得感有明顯的支撐作用，而災難事故對獲得感具有顯著的削弱作用。「獲得感」是社會發展中民眾需求變化的直接映射，而收入、健康、教育、安全感作為社會發展中群眾現實利益的最直接體現，其對群體主觀感受的影響不容忽視。此外，我們還發現傳統增長指標（人均GDP、GDP增幅）和轉型指標（市場化指數、城鎮化率）並未能起到應有的拉升效用。而社會發展指標諸如文化設施、醫療設施、和社會建設等一些指標和獲得感直接也缺乏正向聯繫。這意味著，善治的道路任重而道遠。
40年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催生了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新需要。「在一個劇烈變動的社會中，社會心態既是社會變遷的表達和展示，也是社會建構的一個無法忽視的社會心理資源與條件。」正因為如此，在現階段研究獲得感，這種與民生密切相關，兼具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的感知極具實踐意義。一方面，其有助於我們了解民生的變化趨勢，直面民生發展短板；另一方面，其可以幫助廣大學者、政策研究者認識和發掘提升民生的動力。從政策角度，本文的主要發現有三個方面的意涵：
第一，從2005-2015的十年經驗看，增加老百姓收入是有效拉動「獲得感」的重要途徑。特別是，農村地區居民的獲得感總體低於城鎮居民的現象要引起足夠重視。此外，要注意到，城鄉居民收入的提高並不僅僅意味著絕對數量意義上的增收：錢袋子鼓起來固然是一個方面，但同時還必須考慮到公眾在基本生活消費、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剛性開支的增幅。因此，要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分配製度方面進行有益探索，特別是在推動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的同時，在新的全球經濟和大國博弈格局下，讓中國公眾的收入增長跑贏CPI、跑贏基本生活剛性開支的投入增幅。
第二，從2005-2015的十年經驗來看，提高健康水平和社會安全保障對於提升「獲得感」也具有重要的影響。隨著人們的年齡增長，進入中老年後會出現自然規律性的衰老。而隨著中國社會的進一步老齡化，可以預期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段內，健康水平對於中國公眾獲得感的影響會愈來愈重要。一方面，健康水平可以直接影響人的主觀感受；另一方面，對疾病和保健的投入，特別是大病治療投入，往往會同時造成病患家庭相對收入的大幅下降，間接影響獲得感。因此，我們既要提高醫療衛生行業的專業防治水準，讓群眾獲得更高質量的精準醫療服務，還要進一步加大對醫療行業過度市場化、醫療廣告混亂等現象的規範打擊力度。要讓公立醫院明確其首要宗旨是服務群眾、讓群眾獲得更實惠的醫療條件。在公共安全建設方面，應該把把運用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等高新安全技術，與提升公共安全工作者隊伍能力和影響力結合起來，從生產安全、治安安全、交通安全等方方面面的細節入手，實現「沉邊蓋底」無死角無空隙的全覆蓋服務，以此不斷提升群眾的獲得感。
第三，從2005-2015的十年經驗看，簡單粗放的GDP增長，不計代價和後果的市場化與城鎮化，要麼無助於提高群眾的獲得感，要麼對於獲得感提高存在負面的影響。實際上，只著眼於GDP數據的粗放型增長，已經不止一次地被證明和幸福感、生活滿意度等傳統SWB指標無關，甚至有負向作用。金山銀山不如綠水青山，這句話在本文對獲得感的分析中已經得到充分印證。此外，如何推進富有新時代中國特色的市場化和城鎮化進程，解決以往市場化和城鎮化進程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都是需要社會治理主體加以思考和決策。我們認為，對於基層政府的業績考核，要全面加大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權重；對於不應推向市場的國有教育、醫療等部門，應該堅決把穩方向；對以往市場化進程中過於激進的措施以及所帶來的問題，要及時進行有效調整和解決；對以往粗放式人口城鎮化進程所帶來的社會融合問題、農村空心化問題，要花時間花力氣來化解；對逆城鎮化現象更要未雨綢繆，適應新常態下國內勞動力流動的格局變化，迎接其對社會治理和城鎮化所帶來的新機遇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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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中國公眾的獲得感——指標構建、時空變遷和宏觀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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