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樹平
6月初，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基本藥物清單中，40年來首次將抗生素類藥物分類為：「可廣泛使用」「謹慎使用」及「可保留使用」三類。
「可廣泛使用」的抗生素包括用於治療各類普通感染的藥物，如治療肺炎的阿莫西林等，使用這類藥無特殊場景、時間限制；「謹慎使用」類是針對少數感染的首選或次選藥物，如常用於治療膀胱炎、細菌性鼻竇炎和細菌性支氣管炎等上呼吸道感染的環丙沙星，這類藥今後應大幅降低用量以避免增加耐藥性；「可保留使用」類包括用於治療腸胃炎的黏菌素以及頭孢菌素類藥物等，只應用於最危急的情況，如多重耐藥菌感染危及生命，其他藥物都已失效後，作為最後的治療手段。
世衛組織稱，這次對抗生素類藥物的修訂，目的在於確保患者在需要使用抗生素時有藥可用且對症下藥，以優化治療效果、減緩病菌耐藥性的發展、維持作為最後治療手段的「終極藥物」的有效性。實際上，就是在全球範圍內發起一場抗生素濫用阻擊戰。
所謂抗生素濫用，是指不依據抗菌譜、大劑量、長期、無原則使用抗生素。據世衛組織統計，每年全球約70萬人死於「超級細菌」等耐藥菌感染，23萬新生兒因此不治夭折。世衛組織紐約辦事處主任娜塔·梅納伯德曾經在記者會上表示：抗生素耐藥性不斷增加可能是當今全球醫療界面臨的最嚴重問題之一。如果不採取措施，到2050年，這一問題可能導致每年上千萬人死亡。
實際上，從2005年起，原衛生部就將二級以上醫療機構作為阻擊抗菌藥物濫用的主戰場，開始了規範抗菌藥物的臨床應用管理。2015年8月1日，衛計委又正式發布了《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管理辦法》，對醫療機構抗菌藥物使用管理作出嚴格規定，被稱為「史上最嚴」的抗菌藥物管制。然而，這場需要全社會參與的抗生素濫用阻擊戰，進展並不理想。
首先，由於我國醫藥知識普及程度不夠，國民對醫藥知識相對貧乏，即使具有相當文化水平的人士，對醫藥衛生知識也有一定局限性，易受藥商促銷廣告宣傳的影響，對處方藥和非處方藥的概念不清。加上去醫院找大夫開藥，可能費時費錢，還不如直接到藥店，找診所輸液方便。這就使抗菌藥濫用有了市場。一些患者盲目追求使用「高級」抗菌藥，甚至因為醫生不使用「高級」抗菌藥而引發醫患糾紛。因此，動員全社會力量，加強對公眾合理使用抗菌藥物的宣傳教育，糾正錯誤用藥觀念、用藥行為和用藥習慣尤為重要。
其次，抗生素藥物屬於處方藥，一般不能在社會藥店自由購買，如果需要須出具憑醫師處方和病歷卡。但在經濟利益驅使下，哪個藥店會主動將購藥者拒之門外？很多藥店為了應付檢查，會準備一些空白處方，患者購藥時由藥店店員填寫處方。到目前為止，筆者還沒有看到藥監管理和衛生行政部門聯手，將有執業醫師資格的醫師籤名在藥店進行備案。這樣如何辨別處方的真偽？如何限制抗生素的自由買賣？即使發現有假處方買藥，也難以監督查處。另外，對藥店的執法監管，CFDA是執法主體，但醫師處方權認定是衛生行政部門，對處方藥的銷售管理，兩個部門如何協調也是一個問題。筆者認為，作出社會藥店只能銷售「可廣泛使用」抗生素的規定應該不難，監管起來也容易。
第三，時下輸液是抗生素濫用的主要途徑，據2009年統計，我國醫療輸液104億瓶，相當於13億人口每人用了8瓶，遠遠高於國際上2.5～3.3瓶的水平。新頒布的《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管理辦法》第二十九條規定，「醫療機構應當制定並嚴格控制門診患者靜脈輸注使用抗菌藥物比例。村衛生室、診所和社區衛生服務站使用抗菌藥物開展靜脈輸注活動，應當經縣級衛生行政部門核准」。規定很好，問題是監督管理並沒有落實到位。
第四，養殖業大量使用抗生素問題更大。把抗生素加入到飼料和獸藥中，用於家畜、家禽、水產品，這些抗生素在動物體內無法得到降解，長期使用會形成殘留。世界衛生組織和食品法典委員會等國際組織得出的較為一致的觀點是：養殖業使用抗菌藥物有可能引起動物病原菌耐藥性的升高。儘管農業部出臺了《允許使用的飼料添加劑品種目錄》《動物源性食品中獸藥最高殘留限量》等規定，但養殖戶濫用抗生素的現象依然難以監控。除了法規不夠健全，監管人手少，而養殖者多且鬆散，難以有效監管，有關部門對每批上市的禽畜類肉產品都進行抗生素殘留等檢測也很難做到。即便檢查到養殖者違規使用抗生素，處罰措施一般也是批評教育和罰款，威懾力度不夠。
綜上，抗生素濫用阻擊戰，需要全社會的參與，才能築起阻擊抗生素濫用的穩固防線。
《中國科學報》 (2017-06-23 第8版 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