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林院士在《遺傳》雜誌撰文探討現代醫學的發展方向
2015年年初，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國情諮文中提出了一個預算2.15億美元的「精準醫學計劃」，希望以此「引領一個醫學時代」。新聞一經發布，「精準醫學」立刻成為了媒體和百姓嘴邊的熱詞，受此影響國內亦有不少人士紛紛為美國總統的這一計劃點「贊」。有人用「醫學革命」來形容它，有人用「開創性」來抬高它，還有一個傳聞，受歐巴馬「精準醫學計劃」的影響，中國將在15年內投入600億元人民幣啟動並發展中國版的「精準醫學計劃」。對此，有人提出了質疑，美國版精準醫學計劃是否符合中國國情？是否存在「水土不服」的可能？直接套用美國總統的智慧能否解決具有中國特色的實際問題？爭論由此引發一個讓人思考的問題，究竟什麼才是現代醫學的核心？在盲目堆錢的行動前，我們確實有必要從科學和臨床應用的角度來探討和思考一下現代醫學的發展方向。
為了能「精準」地看到問題的實質，我將從當下時髦並且相關的詞彙談起，通過梳理，期待找出解決人類健康問題的真正鑰匙。
1 來勢洶洶的「精準醫學」
歐巴馬提出的「精準醫學計劃」主要涉及以下內容： 1）啟動「百萬人基因組計劃」（資助NIH 1.38億美元）。做好隊列（Cohort）及對照，建立與臨床有關的「史無前例的大數據」。2）尋找引發癌症的遺傳因素（資助NCI 78萬美元），繼續美國已經開始的癌症基因組研究計劃。3）建立評估基因檢測的新方法（資助FDA 1000萬美元），保護智慧財產權與有關版權的管理和保證精準醫學和相關創新的需求。4）制定一系列的相關標準和政策（資助ONC 500萬美元)，保護個人隱私和各種數據。5）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作）模式：企業家和非盈利組織參加。從其主導的方向看，可以簡單概括為以下3個方向：1）以科學研究為導向的百萬美國人測序與癌症基因組計劃；2）以政府功能為導向的法規標準的建立；3）以市場為導向的公私合作模式。
通常來講，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常常與「新」聯繫在一起，那麼這一「精準醫學」的提法是否是一個新的概念呢？其實不然。2013年，我作為共同主席主持了「Nature Genetics Conference」（「自然-遺傳學」大會），會議的主題為「From GWAS to Precision Medicine」，其中就已含有「精準醫學」這個概念。同年9月20日，我作為東亞遺傳協會主席出席了在哈爾濱舉辦的第十三屆東亞遺傳學會學術研討會，其主題中也有「Precision Medicine」。因此，「精準醫學」對學界而言並非一個「新」的概念。
不得不認為，歐巴馬「精準醫學計劃」的背後一定有人類基因組計劃中公認「牛人」——Francis Collins和Craig Venter——他們的貢獻。儘管後者在人類基因組計劃、人造生命、人類疾病解密（百萬人測序）等方面展示出非凡的天賦與才能，但前者有更多的說服政府的才能。因此精準地說，這一計劃距離全新概念還有較大的差距，更像是對原有計劃的疊加與重新組合。錦上添花，也許更確切些。
如果中國「引進」這一計劃，從以往的經驗斷言，將幾乎肯定形成一個包羅萬象的所謂中式版的「精準醫學」大雜燴，因為所有帶醫字頭的個體或單位都會以專家的身份出現。
什麼時候才是盲目跟從的盡頭？什麼時候我們才能真正從以往虎頭蛇尾，甚至蛇頭蛇尾大項目中得到反思和經驗教訓，規劃好我們自己要走的路？我們確實需要有個清楚的反思、總結和規劃。
2 進入新常態的「轉化醫學」
如果從1996年Lancet正式提出「轉化醫學」這一新名詞開始算起，在高調「唱」了20年左右後的今天，在徵服疾病的過程中一度看上去比精準醫學還要熱鬧許多的轉化醫學，卻很難拿出非常成功的例子。
當然，這與考評的標準有一定相關性。什麼樣的時間周期才能給民眾帶來效益？投入產出比是否要考慮？至今，除了其結果沒能給人們什麼深刻的印象外，轉化醫學的研究多少反映出了一種低效「亂象」。那麼轉化醫學究竟是什麼？自1996年這一術語正式出現以來，其內涵不斷地發展和演變。實際上，轉化醫學本身就含有「精準醫學」的成分。隨著「精準醫學」這一熱詞的出現，轉化醫學正進入一個「新的常態」，人們的熱忱隨著新熱詞的出現而降低。但根據目前的狀況，我個人認為「轉化醫學」不僅是一個口號，更是一種理念，是使人類健康得到改善的一項工作。要實現這個口號和理念及其工作目標，就要有明確的計劃、智慧的思維以及腳踏實地的行動。
3 個體化醫療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醫患關係和製藥受限問題已把個體化醫療推到歷史的頂端，我們不得不認真面對這一現狀。然而，在這些問題的處理上卻存在著東西方的顯著差異。在西方幾乎沒有一個大醫藥公司不在做個體化醫療，而在中國則是幾乎沒有一個大醫藥公司在做這件事。顯而易見，實現個體化醫療是緩解醫患關係的最佳妙方。結成聯盟的西方大醫藥公司正行進在這一徵程中。
我國僅僅是在分子診斷技術，特別是高度「受寵」的基因檢測方面開展了一些個體化診斷工作。基因測序技術主要應用於個體化用藥基因檢測與無創產前DNA檢測，這兩者形成了個體化診療的重要板塊。
個體化醫療是以個體信息為決定基礎的治療，從基因組成或表達變化的差異來把握治療效果或毒副作用等應答反應，對每個患者進行最適宜的藥物治療。因此所謂的精準醫學是個體化醫療的基本要素，個體化醫療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4 遺傳諮詢發揮核心紐帶作用
由於當年參加1%人類基因組計劃的目的很少被真正地認識到，造成對產生的大量信息和數據的使用意識欠缺，使得相當一部分時間對解決與遺傳問題相纏繞的疾病的工作停留在空白或無序階段。直到最近，人們才明白應該用遺傳諮詢的利器開展相關工作。遺傳諮詢可分為臨床遺傳諮詢和非臨床遺傳諮詢兩類，在此我們主要討論臨床遺傳諮詢。
從當前掌握的情況來看，我國目前的遺傳諮詢現狀不容樂觀。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遺傳諮詢政策缺失，專業機構缺乏。我國目前尚未制定任何正式的遺傳諮詢相關政策及指導性文件，長期以來沒有獨立的遺傳諮詢學科或科室，我國的遺傳諮詢工作主要是在具有產前診斷資質的醫院開展，而且是由普通臨床醫生兼任。通過調查，目前超過1/3的醫院沒有開展遺傳諮詢工作。2）沒有專業的遺傳諮詢師，技術人員不足。目前，我國沒有專門的機構進行遺傳諮詢師的認證、考核及遺傳諮詢資料整理工作，導致遺傳諮詢人才培養機制不健全，在遺傳及相關領域，例如癌症風險預測等，均沒有專業的遺傳諮詢師。
與美國、加拿大等這些已經建立了相對完善的遺傳諮詢體系的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遺傳諮詢工作處在了時不我待的緊迫時刻，這是因為人們看到了廣泛的市場前景。當一條基因組序列可以以千元美元的低成本完成測序的時代到來後，對測序的結果分析和解讀將可能帶回數十萬美元或更高的回報。在這一豐厚經濟效應產生過程中，遺傳諮詢無疑會發揮核心的紐帶作用。
5 「新醫學」是健康大業的主導力量
醫生每天工作時間為8~10小時以上，遠遠超負荷運轉。他們如此努力地治病，結果我國的出生缺陷率卻不降反升，更有報導稱腫瘤、高血壓、糖尿病等多種疾病的發病率均有升高趨勢。這樣的結果肯定不是醫生醫術差或者不夠努力造成的。儘管目前擁有了人類歷史上最高明的診療手段，但是在面對複雜疾病的診療上醫生依舊顯得力不從心。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無法解決和看清疾病深層的問題。在這一問題的困擾下，人類啟動了偉大的人類基因組計劃。這一計劃帶來了海量的基因組數據和信息，在遺傳諮詢的紐帶作用下與對應的臨床疾病特徵有機結合後，使人類戰勝病魔具備了可能。這就是「新醫學」要做的事。因此，新醫學的構成應該具有以下的等式關係：新醫學=老醫學+（基因）組學+遺傳諮詢。
新醫學是帶有革命性的一場醫學理念的變換。一般認為，新一輪的生命線的延長（至150歲）也將從新醫學開始。對它的正確認識將會加速我們掌握使用解決健康問題的鑰匙。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為賀林，遺傳生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發展中國家世界科學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教授，Bio-X研究院院長；復旦大學教授，生物醫學研究院院長（2007-2012）；中國科學院研究員，營養科學研究所課題負責人。首屆世界轉化醫學學會主席，東亞人類遺傳學聯盟主席。兩任國家973計劃首席科學家，兩任國家863計劃專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評委，國務院學位評定委員會成員。中國遺傳學會副理事長，遺傳諮詢分會主任委員。10多種國際科學雜誌的副主編或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