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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十年裡，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已經開始與遺傳學家合作，研究人類基因組的差異是如何與人的行為和社會差異聯繫在一起的。待回答的問題包括： 為什麼我們中的一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強的主觀幸福感？為什麼有些人在學校裡比其他人走得更遠？說到收入，為什麼有些人賺得多，有些人賺得少？
對於熟悉通過遺傳學研究複雜行為和結果的歷史的讀者來說，這或許令人驚訝，但這個新研究隊伍的一些傑出成員樂觀地認為，他們的工作將推進進步的政治議程。根據歐洲委員會最近一份報告的進步作者的說法，社會基因組學的見解完全符合旨在打擊不平等和擁抱多樣性的議程。
事實上，社會基因組學的研究結果與美國人認為的左傾議程是一致的，這些議程旨在與不平等現象作鬥爭。然而，它們同樣符合我們所認為的右傾議程，即接受不平等，或與之和平相處。此外，這些研究結果與「擁抱多樣性」的右傾版本和左傾版本是一致的。這應該會讓左傾的社會基因學家們抑制他們對於研究能夠推進其政治議程的樂觀情緒。
早在人們明白為什麼有些雙胞胎看起來幾乎一模一樣，而有些雙胞胎看起來並不比其他兄弟姐妹更相似之前，甚至早在人們明白基因的分子結構之前，心理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如弗朗西斯 · 高爾頓，就開始利用遺傳差異來解釋為什麼人類的行為方式不同，在社會中佔據不同的位置。正是高爾頓在1883年創造了優生學這個詞來命名健康的社會應該鼓勵那些優良種群繁殖，並且應該防止那些劣等種群繁殖。
然而，直到20世紀60年代，一群心理學家和遺傳學家，從事一個他們稱之為行為遺傳學的領域，開始系統地利用基因遺傳的基本事實，試圖解釋為什麼人類的行為不同。他們使用了簡單的研究設計，比較了同卵雙胞胎和異卵雙胞胎，或者他們的親生父母撫養的孩子和養父母撫養的孩子，並證明了基因差異為觀察到的差異提供了部分解釋。
這方面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推翻了精神分析學的觀點，即精神分裂症等疾病是由不利環境造成的，特別是由冷漠的母親造成的。這些研究人員從遺傳學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見解，以此來證明將孩子的狀況歸咎於母親(和父親)不僅殘忍，而且在科學上也是不合理的。
然而，這些相同的見解和方法被用於探索其他特徵，包括在標準化智力測試中的表現。這項研究的擁護者包括政治學家查爾斯 · 默裡(Charles Murray)和心理學家理察 · 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他們在一個最愚蠢、最種族主義的假設的影響下，於1994年寫下了《貝爾曲線》(The Bell Curve) : 隨著20世紀60年代民權法的通過，美國黑人和白人的生活環境幾乎是平等的。基於這個假設，Murray 和 Herrnstein 認為基因差異可以解釋為什麼白人考生的中位數分數高於黑人。
然而，區分默裡和赫恩斯坦的種族主義假設和他們的右傾政治信仰是很重要的。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就會清楚地看到，對種族主義進行清洗並不能清除那些持有基本右傾政治信仰的人使用種族主義的潛力。想想你會怎麼看待這些信仰，把它們看作是天生的種族主義者是一種智力上和戰術上的錯誤。
右傾的人們強烈支持穆雷現在的僱主美國企業研究所所謂的自由企業的理念。根據這個自美國建國以來就一直存在的理念，以及隨著1980年羅納德 · 裡根當選美國總統而重新獲得熱愛的理念，個人有權利利用他們的天賦或「上帝賦予的」才能取得他們應有的成就。結果上的不平等可能是不幸的，但它們並不是不公平的。在右傾的觀點中，改善生活的方法是讓政府不再礙事，讓個人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按照他們所處理的基因之手行事。
當然，林登詹森(Lyndon b Johnson)等左傾思想家持有一套完全不同的信念。詹森的「向貧困宣戰」是裡根反對的。在他們看來，正義要求政府採取措施減少社會不平等。左傾的觀點強調，我們在社會等級制度中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們的社會歷史和我們的基因彩票的結果——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們沒有資格得到我們最終的地位。按照這種觀點，社會結果的不平等不僅是不幸的，而且是不公平的。
社會基因組學研究的阿克內斯通創造了所謂的「多基因分數」。儘管匯集和分析相關基因組數據所需的計算能力大的難以理解，但其基本思想是容易理解的。首先，社會科學家和遺傳學家合作確定數百或數千個基因變異，這些變異與給定的特徵，行為或結果相關。儘管這些基因變異本身的推斷效應微乎其微。
研究人員的第二步是將這些微小的效應加起來，創建一個多基因評分。這種對未來特徵或結果進行預測的策略也是精準醫學基因組計劃的基石，該計劃旨在根據個人基因組制定醫療方案。
一些消息靈通的觀察家認為，這一新戰略只是在錯誤層面分析複雜現象的歷史上最新的一次努力。引用心理學家 Eric Turkheimer 的話，尋找基因變體來洞察複雜行為和社會結果，就像尋找巖石的化學成份來理解板塊構造。即使是那些對這些分數的最終效用最感興趣的人也清楚地意識到，之前利用分子遺傳學的洞察力所做的努力非常令人失望。
值得讚揚的是，社會基因學家們採取了前所未有的、耗費大量時間的步驟，創建了「常見問題及其回答 FAQ「，這些文件伴隨著他們的出版物，以非凡的坦率解釋了他們已經發現和尚未發現的東西，以及他們的發現意味著什麼和不意味著什麼。他們非常清楚這樣一個事實: 當他們把微小的遺傳效應加在一起時，與環境的總體效應相比，總體效應是很小的。他們無情地拒絕基因決定論，並且強烈地重申環境在解釋他們研究的結果方面起著巨大的作用。
時間將證明，懷疑論者或熱心者對這些評分的科學價值的估計是否更接近事實。然而，在這篇文章中，我關注的是如果這些發現像熱心人士預想的那樣有用，那麼這些發現將如何被應用。
心理學家凱薩琳 · 佩奇 · 哈登似乎是對這項研究中左傾政治潛力最樂觀的社會基因學家。在《紐約時報》的一篇評論文章《為什麼進步人士應該擁抱教育的遺傳學》(2018)中，哈登描述了由詹姆斯 · 李(James Lee)和他的同事進行的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社會基因組學研究，他們分析了來自110萬歐洲祖先的 DNA 樣本。更具體地說，研究人員分析了個體的基因組差異和他們完成學業的年數之間的相關性。基於這些分析，研究人員可以為每個個體的 DNA 樣本分配一個多基因評分。
這些研究人員報告說，多基因分數低的人中只有超過10% 的人完成了大學學業，而多基因分數高的人中有55% 的人完成了大學學業。像其他社會基因學家一樣，哈登了解種族主義和階級主義的歷史以及這些研究的意義。但是她也為她所看到的政治左派普遍而錯誤的觀點而苦惱，即社會基因組學對社會平等的目標是有害的。
哈登詳細說明了擁有左傾政治議程的人應該擁抱社會基因組學的兩個原因。一是控制遺傳差異將使人們更加關注「環境的因果影響」。當傳統社會科學家在改善環境幹預措施的努力中未能控制基因差異時，她為人類和經濟成本感到痛心。她希望，特別是在教育的背景下，將基因分解到他們的分析中，將使社會科學家能夠更好地改變環境，使所有的學生能夠根據他們的基因稟賦茁壯成長。
心理學家凱薩琳阿斯伯裡(Kathryn Asbury)和行為遺傳學家羅伯特普洛明(Robert Plomin)在他們2013年出版的《 G Is for Genes 》(G Is for Genes)一書中，提出了這個願景的最宏大版本。在這個版本中，我們將進行「精確教育」 ，根據兒童的基因組量身定製教育幹預。
鑑於我們目前未能為大量兒童提供任何接近適當教育環境的服務，更不用說根據他們的遺傳基因特徵進行幹預了，實施這種環境變化的政治意願從何而來並不明顯。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如果這些計劃在原則上是可行的，進步派就有理由支持它們。畢竟，在這個願景中，多基因分數只是一種新的方式，可以實現我們熟悉的目標，即調整教育幹預措施，以適應每個孩子的獨特需求和優勢。
哈登認為，進步人士之所以應該擁抱社會基因組學，更根本的原因在於，它有助於改變我們作為一個社會對公共政策的看法。具體來說，哈登認為，只要這項研究表明基因有助於解釋教育成功，只要我們沒有人值得或值得擁有我們的基因，我們就可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清楚地看到我們沒有人值得我們的成功。
因此，從基因幫助解釋觀察結果的不合理差異這一事實出發，哈登做出了慷慨而大膽的飛躍，得出了一個道德和政治上的結論。她引用了 Lee 關於學歷的研究來闡明她的觀點:
通過向我們展示基因和教育成功之間的聯繫，這項新研究提醒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分享我們國家的繁榮，不管他或她碰巧繼承了哪些遺傳變異。
我在文章開頭提到的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報告的作者在文中提出了幾乎相同的觀點(並引用了哈登的文章) : 「認識到生活中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從基因彩票中隨機抽取，這種認識可以加強支持團結和再分配的論點。」
問題在於，承認我們沒有人值得或值得擁有自己的基因——或者，就此而言，我們的家庭、社區或者我們生活的時間——與左翼和右翼傾向的政治議程完全兼容。是的，那些傾向於左派的人認為我們沒有一個人值得擁有我們的基因，因此，在一個重要的方面，我們沒有資格擁有我們所積累的東西。他們認為，由此造成的商品分配不均需要團結和再分配。
但是，傾向於右派的人也完全明白，商品分配的不平等取決於不稱職的、天生的或上帝賜予的才能。默裡在他最近出版的《人類多樣性》(2020)一書中斷言，「生活就是一場智商測試」 ，他明確表示，「價值與一個人擁有多少「一般智力」無關。
相反，他說，一個人擁有多少能在生活中表現出色的東西「是一個運氣問題」。那些向右傾斜的人認為，當我們按照基因的順序玩牌時，我們有權獲得我們所獲得的東西，因此，我們應該在社會等級中佔據一席之地。他們平靜地認為，儘管不平等的結果可能是不幸的，但這並不是不公平的。
為了了解如何利用相同的研究結果來推進左傾和右傾的政治議程，考慮一份與李和他的同事在教育成就研究中使用相同數據集的論文是有幫助的。在這篇論文中，丹尼爾 · 貝爾斯基和他的同事們研究了基因組差異和社會經濟成功水平之間的相關性。他們的創新之一是將參與者從最初的教育成就研究中分成3組: 一組是從低社會經濟地位開始的，一組是從中等的，一組是從高的開始。
下面的數字代表了這個分析的核心發現。(圖片的標題「增加健康」指的是他們為了分析而進行的五項研究中的一項)圖中的三個面板分別代表了那些從低、中、高社會經濟地位開始的人的分析。每個點代表50個人。縱軸是這些人取得多少社會經濟成就的指標，橫軸是他們多基因分數的指標。
根據研究小組對數據的分析，多基因分數越高似乎有助於解釋這三個群體的社會經濟成功。但是這個數字同樣明顯的是，那些具有相同多基因分數的人所取得的成功取決於他們所處的環境。在社會經濟地位高的環境中長大的多基因分數低的人，比在社會經濟地位低的環境中長大的分數相同的人，享有更大的社會經濟成功。
在我們的社會中，基因潛力較低的富人往往比基因潛力較高的窮人做得更好。(我把「基因潛能」這個詞放在引號中，因為它的含義是有爭議的。然而，對於左傾或右傾的觀察者來說，沒有一種簡潔的方式來討論這些數據，而不使用這個術語或「遺傳天賦」或「天生天賦」等同義詞。)
左傾的社會基因學家關注的是浪費天賦的信息，右傾的則關注天賦獎勵的信息
因此，這些數據完全符合左傾的假設，即貧窮的環境使大量的人不可能實現他們的「基因潛力」。或者，正如社會基因學家新隊列的兩位成員 Nicholas Papageorge 和 Kevin Thom 所說，這些數據表明大量的基因天賦正在被『浪費』。
問題就在這裡。擁有右傾政治議程的人可以關注同一組數據的不同特徵。具體來說，他們可以關注這些面板的水平軸上的深藍色鑽石，這表示每個 SES （社會及經濟水平）組的中位多基因得分。如果你仔細觀察，你會發現這三組人的得分分布的中位數略有不同。低 SES組患者的中位多基因分值略低於中 SES 組患者的中位多基因分值，低於高SES組患者的中位多基因分值。
當包含這個數字的論文發表後，密西根州立大學研究與創新部門前高級副總裁 Stephen Hsu 興高採烈地在 twitter 上說: 遊戲結束！高SES 家族平均有更高的多基因分數。」與左傾的社會基因學家不同，他們關注的是支持他們浪費才能的信息的數據特徵，而 Hsu 關注的是數據特徵與我們所說的才能獎勵信息的兼容性。
貝爾斯基的研究結果與這樣一個觀點一致: 平均而言，擁有更多「基因潛力」或「天賦」的人更有資格獲得更多的社會經濟成功。這些事實完全符合右傾的政治信念，即儘管基因潛能的不平等分配對於那些基因抽獎機會很少的人來說可能是不幸的，但這並不是不公平的。
除了與接受社會不平等的右翼議程相容之外，更具體地說，社會基因組學的發現還與用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報告的語言「接受多樣性」的右翼解釋相容。
要了解這些數據如何完全符合擁抱多樣性的右傾理念，沒有比穆雷最近出版的《人類多樣性》(Human Diversity)一書更好的地方了。在他的最後一章，默裡勸告讀者認識到所有人都有平等的道德價值，並接受我們都有不平等的遺傳潛力或天賦。他認為，忽視基因潛能的差異，會傷害那些被迫承擔不適合他們的社會角色的人。研究天體物理學將適合某些人的潛力，但不適合其他人，同樣適用於挖溝。在他看來，要求具有不同潛力的人接受同樣的教育是浪費和不人道的。他認為，我們不應該忽視或否認這些天生的差異，而是應該讚美它們。
他所說的一些話實際上與我們這些左傾的殘疾人權利倡導者至少40年來一直在說的話非常相似: 我們所有人都是以不同的身體化形式和不同的天賦來到這個世界上的。身心障礙研究的先驅和生物倫理學家羅斯瑪麗 · 加蘭-湯姆森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解釋說，人們可以在各種各樣的身體中蓬勃發展。或者，正如她所說的，人們可以因為各種各樣的基因組而蓬勃發展。
在哲學家伊娃 · 費德 · 基泰(Eva Feder Kittay)的文章《我們看到了變種人——他們就是我們》(2020)中，她得到了同樣的觀點: 我們都是基因「變種人」 ，但只要有適當的環境，我們都能以自己的方式繁榮發展。當然，承認這一重要的相似之處並不會減少默裡所說的擁抱多樣性與左傾傾向之間的深刻差異。
要理解默裡，在他的新書中區分兩個因素是有用的: 一個是當代環境不會傷害有色人種的種族主義假設，另一個是連貫的、右傾的信念，即政府在處理社會後果方面無能為力。(當我說穆雷在他的分析中帶有種族主義假設時，我指的是他對美國歷史的肆意愚昧的解釋，這種解釋維護了他的社會特權，卻使他人處於不利地位——尤其是黑人。請注意，我說穆雷的假設是種族主義者; 我不是說他是種族主義者。太多時候，稱他人為種族主義者是一種沉溺於幻想的方式，幻想我們——我們任何人——已經逃脫成為種族主義者。正如 Ibram x Kendi 在《如何成為一個反種族主義者》(2019)中指出的那樣，這種幻想會適得其反，而且可能是危險的。)
對於默裡來說，擁抱多樣性包括接受黑人擁有較少基因潛力的假設
默裡關於社會環境本質的種族主義假設在他和赫恩斯坦的著作《鐘形曲線》中得到了體現。正如我上面提到的，在那本書中，他們試圖解釋為什麼美國黑人和白人在受教育程度上存在差距。
早在1994年，他和赫恩斯坦就承認種族主義仍然是美國生活中的一個因素。但他們認為，「在一代以上的優惠社會政策之後」 ，以及《民權法案》(1964年)和《選舉權法案》(1965年)等聯邦立法之後，美國黑人和白人的環境足夠平等，如果有人想解釋黑人和白人之間的教育差距，知識完整性驅使人們將基因差異作為解釋的理由。貝爾曲線的政策含義是，政府需要停止投入等額資金，為具有不同遺傳潛力的人提供同樣的教育。
例如，默裡在他的新書中承認，吉姆 · 克勞法為以前被奴役的人及其後代的成功設置了障礙。他承認，在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立法之後，法外手段強制實行種族隔離——他稱之為「硬性習俗」——繼續「在一定程度上」製造障礙。他甚至允許他所說的「軟習慣」——比如工作場所的敵意——可能成為成功的障礙。好消息是，根據默裡的說法，一旦明確的種族主義法律被廢除，一旦圍繞法律隔離的硬習俗被廢除，軟習俗的敵意很快就會消失。他認為「軟習慣的半衰期通常是幾年，有時是十年左右，但很少是幾十年」。
也許你會問: 默裡是否考慮過這樣一種可能性，即黑人的當代環境受到的影響可能不僅僅是工作場所中的『溫和』敵意，他認為這種敵意可能在某些地方仍然存在？他有沒有考慮過近250年奴隸制的災難、記者尼科爾 · 漢娜-瓊斯(Nikole Hannah-Jones)所說的「被稱為吉姆 · 克勞(Jim Crow)的100年種族隔離和種族恐怖主義時期」 ，以及作家米歇爾 · 亞歷山大(Michelle Alexander)所說的大規模監禁的「新吉姆 · 克勞」(the New Jim Crow)所創造的環境？他熟悉結構性種族主義的概念嗎？
是的，他很熟悉美國黑人和白人所處的環境是不平等的。他很熟悉他所謂的「背景輻射假說」。但他認為這種說法難以置信。正如他所說: 「日常經驗表明，黑人在美國生活的不同領域所面臨的環境並不總是充滿敵意。」實際上，當談到敵意時，似乎讓他擔心的是，敵意越來越多地針對那些擁有社會經濟特權的人。他寫道: 「我通常對有關特權權力的說法持懷疑態度。在中上階層或富裕家庭長大有各種潛在的負面影響。」對於 Murray 來說，擁抱多樣性包括接受這樣一個假設: 平均來說，黑人比白人擁有更少的學歷基因潛力。
左傾的社會基因學家們可能會尋求一些安慰，因為他們注意到，當穆雷利用他們的研究結果來援引他對多樣性的接納時，他所依賴的是關於事實的一個基本的和種族主義的錯誤。畢竟，錯誤的事實可以被揭露出來，而且大概也可以被忘記。然而，這種安慰將是虛幻的。這是因為，除了種族主義和有關過去或現在的事實性錯誤之外，社會基因組學的發現還可以被那些持有右傾信念的人吸收，他們認為人類有權得到他們所得到的，而同樣深刻的信念是，政府在很大程度上無法讓這些人的生活變得更好。
默裡的個人經驗和實證研究經驗使他相信，大多數政府項目的影響很小，充其量只是暫時的。而且，唉，大多數政府的社會項目——包括曾經是反貧困戰爭中最有力的武器之一的「兒童先行」項目——似乎並沒有它們的創造者所設想的那麼大或持久的影響。對於我們這些認為不公正的結構或制度是不平等的根源的人來說，個別方案未能產生我們所希望的那樣大或持久的影響，令人深感失望，但並不令人震驚。單獨的項目不能進行結構性改革。
基因本身永遠不會告訴我們為什麼我們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或者為什麼我們會走到現在這個地步
但是對於那些傾向於右派的人來說，同樣的事實與他們的基本信念密切相關: 與其把希望寄托在聯邦政府身上，不如把希望寄托在家庭和當地社區身上。此外，這些事實完全符合基本右傾信念，即個體選擇如何操縱他們所處理的基因之手，這主要解釋了社會結果的差異。
默裡把這種信念帶到了種族主義和階級主義的地方，但是其他人沒有。強調人類能夠並且應該渴望掌控自己的生活，或者他們有權利用他們所掌握的基因之手獲得他們應得的東西，並不是天生的種族主義者或階級主義者。
哪一個政治議程可以利用這些發現來推進，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先前的哲學和政治信仰。如果我們還沒有注意到我們自己使用事實和理由來推進我們已經得出的任何結論的策略性方法，那麼有大量的社會心理學文獻記錄了這一點。
社會基因學家是第一個承認這一點的人，因為基因在無限複雜的生物心理社會系統中運作，基因本身永遠不會告訴我們為什麼我們會是這個樣子，或者為什麼我們會走到這個地步。但是對於那些有特權去尋求理解這些事情的人來說，研究基因在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複雜故事中的作用是非常有趣的。對科學自由的承諾意味著，在沒有明確和現實的社會危險的情況下，社會基因學家有合法的權利去追求他們天生感興趣的想法。
然而，區分社會基因組學的內在興趣和它的工具價值是很重要的。如果像哈登霍普(Harden hope)等左傾社會基因學家所希望的那樣，他們的研究能夠使社會科學家控制基因差異，從而進行更好的社會科學研究，導致更有效的社會項目，那就太好了。
但即使這一願景成為現實，左傾社會基因學家們也必須面對這樣一個事實: 他們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洞察力——我們的成就部分歸功於我們對基因的抽籤——很容易被右傾人士招募。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不應該對這種危險視而不見，而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應該抑制對這項研究將產生的政治效益的樂觀情緒。
全文翻譯自：https://aeon.co/essays/social-genomics-can-combat-inequality-or-be-used-to-justify-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