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李子簡訊/編譯）弗蘭克•阿西恩（Frank Ahearn）在網上承接的業務非常奇葩：「消失服務」。
他的最新客戶是一個名叫提歐•布卡爾（Tio Bucard，當然是化名）的法國人。在一個普通的早上，阿西恩將布卡爾全家護送上了一輛黑色的 SUV 車，再三確認無人跟蹤之後，把車開向了機場。然後，他把 SUV 停在了機場的「長期停車」區，把一家人轉移到了另一輛以自己的名義租來的車上，開向了另一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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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布卡爾靠做私募生意掙了些大錢，但最近卻陷入了一個糟糕的交易裡，公司開始還不起錢了。其中一個放貸方不是好惹的貨，奪命連環 call 很快就發展成了生命威脅。布卡爾擔心他和他家庭的人身安全，於是在網上搜了搜「如何消失」，在一堆攻略中找到了阿西恩。
阿西恩提供的消失業務，小到幫你重建網際網路隱私、避免「人肉」，大到可以讓全家重新開始新生活，這看起來對布卡爾很有用。布卡爾的計劃是消失幾個月，讓自己的公司在期間周轉過來，把坑填上，再回歸平常。
阿西恩接了單。他用自己的名義在很遠的另外一座城市為這家人定了民宿。抵達之後，又為他們買了新電腦、新手機，並教給他們一些基本準則：用不可跟蹤的簡訊服務聯繫彼此；不要使用商業郵件服務；現金消費；以及千萬別刷 Facebook。他甚至為這家人設置了新的通訊協議，這樣布卡爾就還能與正常的商業夥伴和家庭成員通話。
安頓好布卡爾一家後，阿西恩帶著布卡爾的信用卡到了另外一個城市，按照對布卡爾這種奢侈人士生活方式的想像開始消費——漂亮的衣服，高級餐廳，娛樂場所，等等等等。「這樣刷一波，」他說，「可以說是混淆視聽的最酷方式了。」
找到人，或者消失，是同一套方法論阿西恩來自美國紐約布魯克林街區，在度過了無所事事的青春叛逆期之後，偶然做起了私人偵探的活兒，曾經假扮倉庫工人埋伏在奢侈品店抓偷商品的員工。之後，他被提拔到了辦公室，坐在一名追債人的旁邊偷師學藝。
追債，也就是如何「找人」的藝術。「有兩種追債人，一種是被動的，用資料庫和名錄找人；還有一種是主動進擊的，用社會工程學捉住獵物。」阿西恩如此解釋道。比如，假裝被追蹤目標打電話給水電氣供應商，套出電話號碼和銀行帳戶等等各種各樣的信息。他似乎找到了自己擅長的事情——於是自立門戶，做起了追債人。隨著法律法規的不斷調整，追蹤事業逐漸變得不明朗起來。而從上世紀末開始，手機、網際網路、社交網絡的接連普及，則徹底改變了這個行業。 「我可以通過各種途徑找到你，你媽的 Facebook，你三年前寫的一篇博客，或者你的領英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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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他偶然受邀寫了一篇博客，內容是反過來教人「如何從網際網路上消失」。「那真的是一篇很取巧的文章，但就火了。」阿西恩說，「世界各地的人都開始嘗試聯繫我。」在婉拒了一些處於倫理道德考量而無法提供幫助的請求之後，阿西恩接了他第一單「求消失」的客戶：一個想要徹底逃離施暴伴侶的女性。
在過去15年內，阿西恩用於消失業務的技術日臻成熟和複雜。和名譽管理、危機公關的方法論不同（這些一般都從「刪除」負面信息著手），阿西恩更喜歡用「混淆視聽」法，用當事人的信用卡在另一個地方買東西便是其中之一。「你無法徹底刪除某項信息，關鍵是操作已經有的信息。」阿西恩說。光刪東西沒用，因為一定會留下痕跡，說不定找你的人已經在你刪之前拿到手了。而你要讓那些找你的人，在真真假假的信息中迷失。
阿西恩舉了個例子。比如我拿來你的 Facebook 帳號，開始加位於雪梨的好友，或者乾脆製造一些位於雪梨的假帳號，然後與他們互加好友。然後，這些假帳號和你之間開始對話，講和你在雪梨共進晚餐，晚上出去玩了等等，製造你到過雪梨的假象。
網際網路上，我們的痕跡變得危險起來在網際網路上，你做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留下一串數字腳印，而想要抹去它們則十分艱難。
這幾乎是社交網絡發展的必然結果——我們總是欣然而毫無知覺地把我們的數據雙手奉上。2004年，扎克伯格還是哈佛大學的一名學生，做了一個讓全校男生評選女孩子的網站（對，就是 Facebook 的前身，以及它為啥叫「face」book），靠這個網站，他一口氣搞到了4000多人的電子郵件地址。他的朋友驚訝他怎麼做到的，扎克伯格說：「他們就這樣提交給我了，我也不知道為啥。大概是『相信我』吧。」
「都是蠢貨。」 扎克伯格停頓了一下說。
扎克伯格國會聽證會。圖片來源：法新社
也不僅僅是 Facebook 這麼幹。1990年代的網際網路開始於一個充滿希望的自由願景，然而卻餵食了資本巨獸，最後變成了一個通過不斷出賣個人身份而維持的虛擬經濟體。如果說谷歌搜索是網際網路的引擎，那麼個人信息就是燃油。谷歌地圖知道你走到了那兒，怎麼去的（走過去的？公交？自己開車？），呆了多久，以及你是不是第一次去。只要你登陸，谷歌便會記錄你的每一次搜索、記下你看過的所有 YouTube 視頻，而算法會從你的郵件來往裡判斷你是否懷孕、訂婚或者生病。谷歌知道你姓甚名誰，生辰八字，興趣愛好，人際關係……甚至能知道你是否抑鬱，以及抑鬱的理由（這你自己可能都不清楚）。可怕的是，就算這樣，網際網路還遠沒有到它所能及的全知全能。
而最隱蔽但又最危險的，可能還是所謂的「數據代理」（data broker）。這些代理通過以各種方式收集用戶數據、並售賣盈利。2010年就有調查發現，Facebook 的 app 會在沒獲取用戶同意的情況下，為網際網路追蹤公司收集信息——收集的對象甚至包括私密的帳戶。而最近劍橋分析等一系列事件則讓我們更為警醒：眾多第三方 app 不僅會收集你的用戶資料，還有通話記錄、簡訊和聯繫人等等非常關鍵的信息。
比如此前美國一個叫 FamilyTreeNow 的網站，通過一些公開的數據，外加網友提交的信息，能夠讓人們在上面找到和自己有親屬關係的人，並形成一個「家庭樹」。這乍看起來像一個尋親或者家譜網站，然而公布出來的信息卻讓人毛骨悚然：你和你的親屬的名字、年齡，甚至是住址或者電話號碼，或者和你「可能有聯繫的人」，這些都被放在永久且公開的連結裡。而且即使申請從這個資料庫裡退出，也並不能保證個人信息真的能被刪除。
對我們而言，網際網路提供的方便，足以讓我們忽略潛在的隱私危險。只有在威脅真正出現的時候，人們才會真切地感受到代價：想要從家暴中逃離的時候，身份被盜的時候，少年時代的黑歷史被挖從而影響前途的時候，等等。
即使沒有這些極端情況，通過一個人在社交網絡上的信息策劃犯罪，也沒有想像中的難。這是來自一個隱私服務公司的真實案例：客戶的女兒正在法國的私人別墅裡度假，她在社交網絡上曬出了自己和朋友們的照片，興奮地在此地「籤到」，而照片裡有別墅的外景，以及穿戴著昂貴珠寶的女孩兒們。照片曬出的24小時之內，她們就遭遇了入室盜竊，被盜的珠寶價值超過50萬美元。隱私服務公司只好手把手教這些人怎麼調整 Instagram 和 Facebook 上的隱私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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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的消失指南也不僅僅是前文裡布卡爾這樣有需求的「高淨值人士」會付錢做隱私保護。實際上，越來越多的普通人也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並為此尋求商業幫助。一個位於英國利物浦的公司 Reputation Defender 幾乎每天都會收到70多個請求，做過的 case 已逾百萬，團隊成員每天都要在網際網路上搜索各式各樣的個人信息，並想辦法刪除。也不僅僅是受到切實威脅的人才會前來求助，很多人只是單純想要在網際網路上重建自己的隱私而已。
刪除的其中一個途徑，就是找谷歌。2014年，歐洲法庭判決谷歌必須應要求刪除「無關」或者過時的數據。過去4年的時間內，谷歌已經接到了超過60萬個類似請求（很多也是 Reputation Defender 公司為客戶提交的），從搜索結果中移除了近240萬條信息。但也有很多時候，谷歌以「公共利益」為由拒絕移除信息。
最近也有一個叫做「刪除 Facebook」的運動引起了人們關注（雖然扎克伯格聲稱這個運動並不成功），很多人因為劍橋分析事件最終下了決心，從 Facebook 上徹底消失。然而消失是一件並不容易的事情：Facebook 給的選項一般是「凍結」（deactivate）帳號，而不是徹底刪除，以防你哪天后悔。而想要正式刪除的話，必須給 Facebook 寫請求。處理請求會花14天，在這14天之內，如果你重新登陸的話（不管是以什麼方式登陸，哪怕是手抖不小心打開了 app、或者在別的網站以第三方身份登陸），Facebook 都會將這個請求取消。
這次又是歐盟走在了世界前列。2018年5月25日，歐洲新隱私法規《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正式生效，澄清並加強了現有的個人隱私權利，例如用戶有權刪除數據，並有權要求公司提供一份個人數據的副本，讓人知道這些 IT 服務都收集了自己哪些信息。而在用戶未經允許的情況下，公司則不可以任何方式收集用戶信息。如果違反了這個條例，將會處以年收入4%、或者至少2000萬歐元的罰款。
當然，對於任何一個正常的現代人來說，完全不上網的徹底「消失」幾乎不可能。但你至少應該重新思考一下網絡隱私問題，例如儘量少地在社交網絡上暴露自己的真實信息（名字、住址、單位等等），徹底關閉掉不常用的社交帳號，並對任何第三方的程序、小應用保持警惕。如果你沒辦法徹底刪除你的存在痕跡，那麼至少可以製造一些假象，例如把生日和所在地改掉，或者用看起來不像你郵箱的電子郵件地址註冊網絡服務。
「人們總是把虛擬的數字世界當做另外一個世界，好像和現實並無關係，」阿西恩說，「但是兩者是一樣的。你會把你小孩的照片外加名字打成廣告牌，豎在你家門口的馬路邊上麼？當然不會。但人們每天都在網上做同樣的事情。當然這不是問題——直到它真正成為一個問題。」（編輯：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