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張友漁與高叔康就是當時眾多受胡適影響從山西大學轉到北京大學的兩個山西人。
作者：林建剛（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1960年11月17日，身在臺灣的胡適應山西人張慶恩的邀請，與毛子水、姚從吾等人一起赴晚宴。吃飯時，胡適聊到他民國八年曾到過山西，還在那裡做過演講。
那是1919年10月，五四學生運動剛剛結束，胡適陪同自己的老師杜威來山西演講。他此行的主要任務是給自己的老師做翻譯。但是，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胡適的到來引起了山西學生的高度關注，他也被邀請做了一次演講，這就是《娘子關外的新潮流》。
在這場演講中，胡適批評了山西娘子關內的閉塞與保守，希望山西的學生起來擁護五四新思想的潮流，並提出，山西大學堂預科畢業生可不經考試 直接去北京大學念書。尤其是文、法科的學生，可直接轉學北京大學。
胡適演講之後，一時之間，形成了山西大學堂的學生去北京念書的潮流。
說到胡適在山西的這次演講，在座的張慶恩說：「山西從先生講演之後，山西大學文法科沒有學生了，後來是出錢請人來讀的。那些轉學北大畢業後，回到山西的學生，在地方上辦教育，做了不少事。都是先生的學生。」（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78頁）
張友漁與高叔康就是當時眾多受胡適影響從山西大學轉到北京大學的兩個山西人。
在山西讀書的時候，張友漁與高叔康就認識了，兩人還一起辦過雜誌。據晚年的張友漁回憶：這個時期，我還參加過一個學術界的社會主義組織，其中的成員現在還在的有鄧初民。鄧是山西法政學校的教授。他們辦了個刊物叫《新覺路》，主要成員是教授，只吸收了兩個學生參加，我是其中之一，另一個是法政學校的高叔康。（張友漁著《報人生涯三十年》重慶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80頁）
當時，兩個人都受到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對胡適充滿了崇拜之情。在這股去北京念書的潮流之中，兩人都去了北京。
一
五四之後，馬克思主義的潮流在青年中風靡一時，來到北京後的兩個人都對馬克思主義有了興趣，對蘇俄的體制充滿好感，在當時的潮流之中，兩個人都加入了國民黨。後來，隨著國民黨的「清黨」，張友漁成了國民黨的左派，後來則又成為了共產黨。而高叔康則一直是國民黨的忠實黨員。
到北京之後，張友漁憑藉自己的寫作才能，曾給很多的報紙寫過文章。1926年，在很多問題上，張友漁和胡適有共識。
那一年胡適去了蘇俄，對蘇俄的建設成就以及教育體制讚賞有加，在給徐志摩的信中，胡適提到了蘇俄的教育政策，並認定從蘇俄的教育政策出發，蘇俄完全可以從政治上「狄克推多」轉向「民治」。對胡適的言論，徐志摩並不贊同，他認為蘇俄所推行的教育是「黨化教育」，並對這種教育不以為然。
對此，張友漁站在了胡適一邊，他曾專門寫信給主編《晨報副刊》的徐志摩，為「黨化教育辯護」。信中張友漁寫道：「如果你贊成『政黨制度』，贊成凡一黨者，都應確信本黨的政策為好政策，而努力其實現，那你便不能不贊成『黨化教育』！」（韓石山主編《徐志摩散文全編》下冊，第1075頁）
針對徐志摩的「黨化教育乃是舊式愚民教育」的觀點，張友漁反駁說：「『黨化教育』卻一方著重『情意』，一方仍欲增加受教育者的知識，又其喚起人類的奮勇，以解決實際生活的問題，亦非宗教可比，這種教育，前所未有，故謂之新。」 （韓石山主編《徐志摩散文全編》下冊，第1077頁）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給徐志摩寫信的時候，張友漁所使用的名字是張象鼎。
在主張「白話文」上，張友漁也與胡適觀點相同。1934年，胡適為《大公報》策劃了《星期論文》這一欄目，其中第一期發表的是胡適的《報紙文字應該完全用白話》一文。張友漁表示高度贊同，並寫了《報紙何以不完全用白話》一文來支持胡適的主張，並進一步探討了報紙之所以不用白話的原因。
這一時期的張友漁，出於對新興的蘇俄的崇拜，不僅主張蘇俄的「黨化教育」，還主張實行蘇俄的統制經濟。受蘇俄統制經濟這個新名詞的影響，他還主張對新聞業進行改造，實行「統制新聞」。在 《論統制新聞》中，他寫道：
我相信，新聞是階級鬥爭之武器。即支配階級對於被支配階級，在暴力的統制之外，又借新聞，來實行一種思想的統制。（張友漁著《報人生涯三十年》，重慶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144頁）
關於此一時期高叔康的文獻比較少，但作為從山西走出來的學生，他和張友漁似乎都發展得不錯，都曾受到過重視鄉誼的「山西王」閻錫山的邀請。他們兩人也都接受了閻錫山的邀請。
當時，張友漁還希望利用蔣、閻之間矛盾的加劇來開展有利於黨員組織工作的活動，進而營救被捕的共產黨。而高叔康本就是國民黨，能夠得到閻錫山的賞識，自然義不容辭。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的高叔康，跟張友漁一樣，也主張推行蘇俄式的統制經濟。
1945年抗戰勝利之後，張友漁與高叔康兩位山西老鄉分屬於不同的陣營之中。在內戰期間，兩人自然也都是各為其主。 1946年，高叔康曾任國民政府經濟部參事，1948年還曾任國民政府工商部參事。同樣是在這一時期，張友漁則是《新華日報》社的社長。
二
1949年，高叔康追隨國民政府敗退到臺灣。痛定思痛，他開始重新反思國民政府十幾年來的經濟政策。最終，他否定了青年時代所主張的計劃經濟的政策，這一時期他主要在《中國文摘》上發表文章。
此時，關於自己早年對蘇俄的政治、經濟的迷思，胡適已有了反省。
高叔康的文章引起了胡適的注意，1954年3月5日，胡適在臺北自由中國雜誌社歡迎茶會上，做了《從〈到奴役之路〉說起》說起的演講，演講中，胡適對高叔康的思想轉變表示了理解與同情，演講中，胡適說道：
最近一期《中國文摘》中轉載了《中國經濟》第三十九期的一篇文章——高叔康先生所撰的《資本主義的前途》。這一篇文章中也提到海耶克及另外一位經濟學家方米塞斯（Von Mises）。這都是反對計劃經濟，都是反對社會主義的。《自由中國》，我不用替它登廣告了；我記得高叔康先生在這篇文章裡以為我們現在「對於資本主義應該有個重新估價，作為將來經濟制度應走什麼方向的一面鏡子；這應該是我們當前在精神上認識上最重大的急務。」最後，他在結論中說：「我以為資本主義不但不會崩潰，而且還有光明燦爛的前途。」
受到胡適讚賞後，高叔康給胡適郵寄了一冊由他撰寫的《經濟學新辭典》。收到辭典後，胡適給高叔康寫了回信。全信如下：
叔康先生： 四月十四日來函敬悉。 先生贈我《經濟學新辭典》一冊，也已收到，十分感謝，我近來很忙，等我稍為安定下來，很想能與先生談談。先此復謝，並祝大安。胡適（《胡適全集》第二十六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781頁）
這封信寫完不久，胡適就逝世了。兩人並沒有就這一話題展開討論。
高叔康的老鄉張友漁，在1949之後經歷了各種運動尤其是「文革」的衝擊之後，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多數時候都堅持依法治國的理念。對於早年提倡的「統制新聞」與「計劃經濟」的主張，張友漁似乎也逐漸放棄了。
從受胡適影響走出山西，到拋棄胡適的主張各奔東西，再到晚年的反思與覺悟，這兩位山西人，不論是作為國民黨的高叔康，還是作為共產黨的張友漁，在「市場經濟」與「依法治國」的理念上，他們與胡適再次達成了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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