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緋說，講義本批註者為顧頡剛。
近日，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胡適著作《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卷中）即將面世。其中，首次公開出版的卷中是最大的亮點，這是胡適1919年在北大哲學系二、三年級講授中國哲學史中古部分時的講義。卷中雖然只有54000字左右，但是它反映了胡適當年與《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一脈相承的治學方法和治學理念。另外，卷中有大量顧頡剛的手批（還有20%的可能是胡適本人）。卷中集中講述了漢代的哲學，第二章從道家到淮南子到董仲舒到王充，在論述哲學發展的同時，也涉及對天文學與讖緯、對中醫的態度等等論述。
本書的面市，對於研究胡適學術思想，及新文化運動中的哲學史研究成果，頗具「活化石」意義，是存世的、可以見到的，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層面最後的有系統的、有思想體系的著作。可以想見，本書的面世將有力推動胡適研究的新領域。
淵源 只有上部被嘲笑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自1919年2月出版以來，以其「截斷眾流」的理論創見與學術魄力，獲得海內外學界及讀者的好評，僅在1919-1932年13年的出版周期內，就再版達15次；加上初版，共計出版16次之多。此書被譽為用現代學術方法系統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史的第一部著作，它的出版被視為中國哲學史學科成立的標誌。
然而，這部書只研究了先秦諸子時代哲學史。雖然這「半部」哲學史，也足以代表胡適在中國古代哲學史方面的治學功底與眼光，但無法「一以貫之」地梳理中國上古、中古與近世哲學變遷與發展脈絡，對後世讀者而言，始終有不能完璧、難窺全豹之憾；由於沒有「中古」部分，甚至於連一部完整的中國古代哲學史都還算不上。
對此，黃侃曾在中央大學課堂上調侃道：「昔日謝靈運為秘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矣。」學生不解其意，問他何出此言？黃侃說：「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部沒有了也。」學生這才聽明白他是諷刺胡適的著作沒有下部，遂傳為笑談。
根據現存的胡適部分日記和手稿等資料統計，他本人還的確曾在北大續寫過《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卷中」，而且還講授過這部中古哲學史的內容。（作為「卷下」的近世哲學史內容可能形成過「綱要」，但沒有明確納入過《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寫作框架之中）這部分內容形成過一個北大內部發行的「講義本」。北大教授樓宇烈在《胡適的中古思想家史研究述評》一文中曾有記述，這一冊「講義本」被認為「今已不可得」。
據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在1919年內記載：「今年在北大開的『中古哲學史』一課，編有講義。」並註明有「北大出版部鉛印本」，也就是供北大師生內部使用的這個「講義本」。這個「講義本」沒有公開出版過，只是其第七章中的一部分，後來以《王充的論衡》為題發表在《現代學生》（四卷六、八、九期）上。
尋找 得來全不費工夫
近兩三年來，四川學者肖伊緋開始著意搜集一些民國大學講義。他先是通過一些書友、書商在國內搜求，一直不見蹤跡。後來據一位杭州的書友稱，他在日本書市裡曾見到過胡適的講義本，也的確是《中國哲學史大綱》講義本。但只有「卷中」一冊，當時他以為是沒有成套的「殘本」，所以沒有購回。得知這一消息後，在肖伊緋的多次勸說之下，經過多方努力，最終促成書友重新找到日本書商，通過網絡匯款購得此書。之後，肖伊緋和這位杭州書友相約在杭州，就在弘一大師紀念館後的一所茶園裡，他第一次見到了這本夢寐以求的講義本，用一部清代刻本《桃花扇》換得。
這個講義本中，還有一些批註。肖伊緋初步考訂後認為，批註作者為顧頡剛。這齣自三個方面的參照，一是顧氏大量存世的手跡可資比勘，二是從批註內容確實體現了顧氏學術思想（皆對應於《漢代學術史略》），三是批註的細節涉及校對排版等技術環節（非胡適密友不可能如此細緻）。
先從筆跡鑑定上來看，顧氏書法有四大特徵，一是字形有略微左傾的重力感，通篇章法周正但始終能感受到這種左傾的力度；二是藏鋒多、露鋒少——比如末筆彎勾多處理為斜折不勾，末筆為捺時多處理為頓點收筆等等；三是單體連筆居多，筆速較快，通篇連貫感較強，但字與字之間很少連貫；四是偏好採用簡體，但不徹底，往往簡繁體同時使用。顧氏手跡影印出版物較多，肖伊緋及友人也收藏有顧氏手批的多種書籍，所以對鑑識顧氏手跡較有把握。
內容 核心是中古哲學史
肖伊緋稱，卷中的核心內容是中國中古哲學史。這部分內容是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同卷上研究方法相一致又更為精緻，在研究方法上是開一代風氣之先，是中西思想交融互通的學術經典之作。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有一個重要的「三段論」，即先秦時代的上古哲學史；漢唐時代的中古哲學史；清代以來的近世哲學史。《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中部分正好處於「中段」，是聯結上古與近世的重要時期，胡適的中古哲學史研究成果從某種意義上講，催生了「古史辨」學派，成為這一學派的先聲。顧頡剛《漢代學術史略》的思路可以說正肇始於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中部分。
《漢之哲學》是胡適在尚未全盤放棄中國哲學史大綱全卷寫作的前提下，存世的、可以見到的，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層面的最後的有系統的、有思想體系的著作。這樣的著作本身，具有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過渡性特徵，在研究胡適哲學史觀念方面具有裡程碑式的價值。
研究 天文學和中醫
卷中講義本第六章「迷信與科學」中出現了評述古代天文學的內容，但胡適所要探討重點乃是，古代天文學某個階段進步與變革的動力是什麼？古代天文學所代言的意識形態究竟是神權還是皇權？說到底，是為了挖掘與裁定——古代政治思想與國家意志對包括科學體系在內的各種意識形態究竟有多大的影響力；而並非就天文學論天文學，並非就科學成果談科學成果。
在肖伊緋看來，這是胡適的高明之處，也是胡適獨具一格的創見。這種創見超越了過去談學科史就只局限於某一學科之內的史料連結，在文科史範域內跨學科地引入自然科學史料，是創見，更是才性使然。當然，說即興發揮也無不可，講義本第六章「迷信與科學」本來就是胡適為北大史學二三年級準備的臨時講義，並不是胡適原定教學計劃內在北大哲學門的講義內容。這種跨學科授課方式，以及胡適帶有演講性質的授課風格，在當時的北大頗受歡迎，卷中講義本就印證著那個朝氣蓬勃的新學術時代。
卷中講義本第六章「迷信與科學」出現了評述中醫的內容，這對研究胡適早期思想相當有價值。根據肖伊緋的考證，胡適早年的確患有腎功能方面的疾病，但是否就是糖尿病還不能定論；胡適也的確是在西醫診治無效的情況下，求醫問藥於名醫陸仲安，並最終獲得治癒。這段史實，歷來眾說紛紜，又因胡適晚年的矢口否認而變得撲朔迷離。但從卷中講義本出現的胡適評述中醫章節來看，胡適早年對待中國傳統文明與文化的態度，並非是持完全反對、完全否定的態度；甚至於得出過東西方科學皆本源於「迷信」的說法；在他眼中，東西方科學（包括醫學）從發源之始並沒有孰高孰低、孰優孰劣之分，只是經過後期的發展與演進，尤其是社會政治制度及國家意志的影響之下，西方孕育出了科學精神，並進而催生出系統的、理性的科學；而東方一直停留在神秘主義階段，未能完成系統與理性的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