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底自歐洲開會、旅遊後轉抵紐約長子潤生家。9月1日，在香港中大同事給我的傳真中，驚悉錢賓四先生於8月30日謝世了。內子元禎與我相對憮然，太息久之。從1977年以來，錢先生在我夫婦心目中，不只是一位望重士林的國學大師，更是一位言談親切、風趣可愛的長者。
錢穆9月3日，從紐約返港後，即參與中大及錢先生生前在港有關的教育文化機構籌備追悼會的事。校方決定由我與新亞書院院長林聰標教授代表香港中文大學專程到臺北參加9月26日錢先生的祭禮。香港各界並定月之30日在馬料水中大校園舉行隆重之追悼儀式。錢先生一生從事學術與教育，創建新亞也許是他所花心血最多的。錢先生擔任新亞創校校長達十五年之久，新亞創校初期，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當時無絲毫經濟憑藉，由於他與唐君毅、張丕介諸先生對中國文化理念之堅持，在「手空空，無一物」的情形下，以曾文正「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克服種種困難，終於獲得雅禮協會、哈佛燕京社等等的尊敬與支持，到1963年新亞與崇基、聯合兩書院結合成為香港中文大學。新亞自此得到了一個經濟上長遠發展的基礎，而也就在這個時刻，錢先生決定自新亞引退了。他這種「為而不有」的精神正是他所欣賞的虛雲和尚的人生態度。虛雲和尚在七十八高齡之後，每每到了一處，篳路藍縷，創新一寺，但到寺院興建完成，他卻翩然離去。錢先生雖離開新亞，新亞還是與他分不開的。我之有幸與錢先生結識，也純緣於新亞。
1977年7月，我承接新亞院長之初，曾去臺北士林素書樓拜謁賓四先生。在中學時，已讀錢先生的《國史大綱》，但從未與先生見過面，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這位久所仰慕的大學者。雖然初晤，但錢先生溫煦和藹，講話娓娓動人，令人如坐春風。錢先生不多虛語，卻甚健談。他善於講，也善於聽，始終給人充分空間，不會自說自話。告辭時，錢先生送我，一再說「一見如故」，還說我們有緣。自此之後，我每次返臺，只要時間許可，一定去素書樓，一談就至少二三小時，幾乎次次在錢府午膳，常常品嘗到錢夫人精緻的小菜。在早時錢先生體力尚好，他與夫人有幾次還陪我夫婦遊陽明山、北投諸景。錢先生喜歡風景，即使眼力不佳，也絲毫沒有減少一近山水的興頭。素書樓，有松有竹，園不算大，但自有風致，進門斜坡路上兩旁數十棵楓樹尤其搖曳多姿。園中一草一木，大都是錢先生與夫人親自選擇或種植的，他與夫人在樓廊閒話時，抬眼就可欣賞到園中的青松。今夏自素書樓搬到市區後，儘管錢夫人把客廳的一桌一椅布置得與往昔一模一樣，但新居無樓無廊，更看不到廊外那株枝幹峻拔的青鬆了。
錢先生以九十六高齡仙去，一生在學問與教育事業上有如許的大成就，可以說不虛此生。報載錢先生「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賓老離開這世界時確是平平靜靜的。我最後見他的一面是在今年6月「國是會議」後的第二天，那時他剛搬去杭州南路不久。像往時一樣，他坐在與素書樓客廳同一位置的同一張紅木椅上，面容消瘦，但那天精神比一年前所見似要好些，只是絕少開口了。記得他要了支煙，靜靜地抽著，聽到我與錢夫人提到熟悉的事，他安詳地點頭，偶爾還綻露一絲笑容。是的，近二三年來，錢先生健康明顯差了，記憶力也消退了，我已再享受不到昔日與賓老談話之樂了。倬雲兄去年在見了錢先生後跟我說：「一位歷史巨人正在隱入歷史。」誠然，賓老不死，只是隱入歷史。
賓四先生的一生，承擔是沉重的，他生在文化傾圮，國魂飄失的歷史時刻，他寫書著文有一股對抗時流的大力量在心中鼓動，他真有一份為往聖繼絕學的氣魄，他的高足餘英時先生以「一生為故國招魂」來詮釋這位史學大師的志業宏願。從結識錢先生後，我總覺得他是很寂寞的，他曾說很少有可以談話的人了。應該說自「五四」以來的學術大氣候流行後，錢先生在心靈上已是一位「流亡的文化人」了。他與當代的政治社會氣候固不相侔，與當代的學術知識氣候也有大隔，但他耐得住大寂寞，他有定力，他對自己有些著作之傳世，極有自信。他曾特別提及《先秦諸子系年》這部書。多年來，他的著作在內地受到批判，但近年，他的書一一在內地重版問世了。這一點，他是感到安慰的。賓四先生的寂寞主要靠書、靠做學問來消解，上友古人，下與來者，自然有大共鳴。有一次我問：「先秦諸子不計，如在國史中可請三位學者來與您歡聚，您請哪三位？」朱子、曾國藩，他略作思索後說，第三位是陶淵明。錢先生的心靈世界是寬闊的，他在古人的友群中，有史學的、理學的、文學的。對於中國文化的欣賞，他是言之不盡的。記得最後幾次談話中，他強調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這幾晚，在深夜，不時展讀錢先生先後寄給我的三十餘通親筆函。1977年最先兩封是毛筆寫的。錢先生的字自成一體，清逸中帶凝重，規矩中有灑脫，書趣盎然。不久之後，由於患黃斑變性症眼疾，目力大減，錢先生改用鋼筆或原子筆，到了後來，目力又弱，所書常是一字疊在另一字上，而封面則由錢夫人代寫。錢先生一生多在讀書寫書中度過，晚年眼疾，既不能讀，又苦於寫，一定給他許多痛苦。我知最後幾年他寫文章全憑記憶，而錢夫人胡美琦女士則成為他唯一的依靠。為了整理賓四先生的舊稿，胡女士需一字字誦讀，錢先生則一邊聽，一邊逐字修改。一遍之後，復又一遍，如是者再，可謂字字辛苦，得來不易，而數百萬言的書稿就是這樣整理完成的。識者都了解，沒有錢夫人，錢先生不可能享此高壽，更不要說他離開新亞之後，還有這麼多著作與世人見面了。故我一談到錢夫人，錢先生的門生沒有不油然生尊敬感激之心的，而錢先生在內地的幾位子女對錢夫人的由衷敬愛，我是目見的，胡美琦女士是錢先生的真正知己，也是真正在錢先生大寂寞中生大共鳴者。
餘英時十三年來，在與錢先生的交往中，有太多可以懷憶的事。我始終視錢先生為前輩長者，由於我無緣跟他讀過書，故他一直以朋友之義待我，與我成為了忘年之交。一次錢先生問內子本姓與祖籍，元禎告以姓陶，祖籍無錫，錢先生笑說：「那我們是一家人呀！在無錫，錢陶是一家，錢陶是不通婚的。」他曾嘗過元禎烹調的無錫肉骨頭，居然大加誇獎，說是有家鄉味。元禎絕少參與我的事，即使我在新亞主辦的幾個講座，她也鮮少參與，唯一的例外是錢先生在「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中的六次講演，總題是「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她次次都在座，並且聽得津津有味。的確，錢先生的演講是名副其實地又演又講，並且深入淺出，曲曲傳神。他自己講得投入，聽眾也投入，無怪乎當年他在北大成為最受歡迎的教授之一，而有北胡（胡適）南錢之說（當然這不僅僅是指二位的演講出色而已）。不過，錢先生的口音卻只有江浙人才能心領神會，廣東籍學生就聽上三數個月，也只能「見木不見林」（只能聽懂人名地名，但掌握不到整個演講的內容）的。錢先生倒不覺得他的話不標準，在講座開講前，他的新亞老學生問他要不要提供翻譯，意指譯為粵語，錢先生似明不明地反問：「需要譯成英語嗎？中國人怎麼聽不懂中國話呢？」
新亞的「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每年邀請國際上卓有成就的中外學者演講，英國的李約瑟博士與內地的朱光潛先生擔任講座時，錢先生特地來港晤聚。前者是彼此相慕已久，東西學術巨子的見面；後者是四十年不見的老朋友的重晤，當時在香港文化界都成為盛事與佳話。新亞有幾個講座與學人訪問計劃，當我告訴錢先生新亞有意邀請內地學人交流訪問的構想時，錢先生是最支持這一想法的。他認為中國只有一個，學術文化在政治之上之外，香港在內地與臺灣的學術文化交流上應該有重要作為，錢先生對學術文化的交流有獨特的看法，他說學術思想是「文化財」，文化財的交流是，你有了，我也不會少，彼此都有益，彼此都會富有些。錢先生對於中國文化之存於天地之間的信念，絲毫不懷疑，他對1978年後內地的改革寄以希望。由於客觀的政治環境，賓四先生自1949年南來香港後，再未曾踏上內地一步，但他對神州故土之懷念是無時不在的。當我1985年去內地前，錢先生知我要去無錫、蘇州，特別高興，說我一定會欣賞無錫的太湖景色，並且囑我一遊蘇州拙政、網師諸名園之外的耦園，耦園是他念念不忘的當年著述遊息之處。賓四先生對於故裡的情懷，溢於言表。
燈下，寫此短文時，賓四先生生前種種情景，一一重來眼前，他在我夫婦心目中，一直是一位言談親切、風趣可愛的長者。現在長者已去，他已隱入歷史之中，後之來者，只有在歷史中尋覓他的聲音容貌了！
1990年9月14日深夜
本文摘自《有緣有幸同斯世》，金耀基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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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 錢穆,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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