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公益性是彩票最大的遺傳基因
我國發行彩票的直接目的是為社會福利、公益事業籌集資金。近年來，社會公益事業的快速發展，是國家領導人持續關注民生問題的結果，不僅體現了我國政府對人民群眾生活的關懷與幫助，還體現著社會制度的優越性。可以說，公益性是彩票最大的遺傳基因。
遺傳基因原本是生物科學裡的一個名詞，它的最大特點，就是能忠實地複製自己，以保持生物的基本特徵。同樣，彩票的公益性就像細胞一樣一代代被複製，一點點地遺傳下來。
彩票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特殊商品，它是由政府主導發行的有獎彩票所募集的社會閒散資金，集中投向福利、體育等領域發展社會公益事業，是國家政策賦予彩票的公益屬性。儘管發行彩票能夠將大量閒錢從社會個體集中到特定社會部門，但彩票本身並不能像社會生產過程一樣創造價值。以經濟眼光考量，發行銷售彩票只不過起到了加速閒散資金向彩票發行機構匯集的作用，宏觀上看是提振消費，推動了資本的資金流動。
時任國務總理溫家寶曾在某次談話中輕誦「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裡如聞飢凍聲」的古典名句，再次證明了我國歷來就有關注民生的傳統。屈原在《離騷》中「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的詠嘆，範仲淹藉助《嶽陽樓記》抒發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胸懷，無不延承著一種關注民生疾苦的歷史傳統與文化底蘊。
縱觀彩票在世界上的發展史，也不難發現公益性是彩票最大的遺傳基因。
18世紀前的歐美世界，正經歷著人類歷史從大航海時代到文藝復興，再到以科學技術為生產力的工業時代的轉變。當一個個作坊、工廠、銀行這些新事物不斷興起，生產力的不斷提高，生產力與社會文明歷史不斷產生碰撞，各種社會問題凸顯，國家在進行社會改革的同時，一些社會服務卻不能滿足發展需要，種種問題得不到解決。於是，彩票就應運而生了。
與最早荷蘭國家銀行發行股票的動機一樣，一些國家的政府意識到，發行彩票可以盈利，可以彌補政府財政不足，可以將盈利的錢用來修鐵路、橋梁，興辦教育事業，援助貧困階層。所以一些國家的政府決定將彩票業合法化。1776年，美國發行了4種彩票，於是就有了聞名世界的哈佛、耶魯等世界名校，當然這些世界名校都是政府通過發行彩票籌集到的公益金而資助下興辦的。
我國的彩票最初興起於民間。王小波《紅拂夜奔》裡有一段對初唐酒肆娛樂活動的藝術描寫，直到宋代，茶坊裡才出現了小型的摸彩活動，到明代出現了與現代的摸彩活動極其相似。清朝光緒年間，杭州劉學詢在北京會試時發行的「闈姓」，將應試者每個人的姓印在紙上定價出售，由購者選填中榜者的姓，發榜時按猜中的多少分獎。後來這種形式的活動迅速風行，清政府曾將「闈姓」活動的贏利所得捐助軍餉，用於軍費開支。
到了近代，我國地方政府發行的彩票也逐漸嶄露頭角，如「湖北籤捐票」，民國初期各地督軍以「善後」、「濟實」、「慈善」為名發售的彩票，以及蔣家王朝國民政府發行過「黃河彩票」，「西湖傳覽會有獎遊」，「珠寶獎券」、「房屋獎券」等，都先後不同對黃河災區和貧困地區進行過捐助。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人生活中沒有「彩票」的含義。直到1987年，新中國發行了第一張彩票問世，當時叫中國社會福利有獎募捐券，標誌著我國彩票業開闢了新紀元。之後，以「團結各界熱心社會福利事業的人士，發揚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精神，籌集社會福利資金，興辦殘疾人、老年人、孤兒福利事業和幫助有困難的人」、即「扶老助殘，濟困救孤」為宗旨的中國福利彩票誕生了。
中國福利彩票的發展，除了為國家籌集公益資金外，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拉動了印刷業、計算機系統以及廣告等產業的發展，增加了就業崗位，而中獎者交納的個人所得稅也大大增加了我國的稅收。
通過簡單了解國際、國內彩票發展史，我們不難看出，不論什麼年代、什麼國家，發行彩票的根本動機就是為了社會福利慈善事業籌集更多的社會公益金。彩票這個名詞從誕生那天起就種下了「公益」的基因，不論是在什麼歷史形式、政治形態下都共有的特質。
不可否認，由於彩票本身難以摒除的博彩性質，彩票發行致使社會浮躁、不勞而獲心理滋生蕞延，引發了一些社會矛盾。但彩票特有的公益屬性，確是全世界共有的屬性，公益性是彩票最大的遺傳基因。作為以有獎為手段募集資金的彩票，具有顯著的精神消費功能，以娛樂方式參與購彩，在欣賞和享受遊戲過程中得到精神滿足和身心怡樂，是彩票與生俱來的功能。
在等待中懷著希望，在希望中享受驚喜，在購彩中奉獻愛心，這是彩民心態的真實寫照，也是彩票最大的遺傳基因——公益性的完美體現。彩票公益性將購彩者的精神寄託升華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豐富和拓展了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內涵。
（文章來源：西寧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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